日德兩國雖然同是二戰的侵略國、戰敗國，共同對人類犯下了滔天罪行，但兩國政要對侵略歷史卻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態度：一個對侵略戰爭性質和罪行坦率承認、真誠反省，一個遮遮掩掩、圖謀翻案；一個編撰合格的歷史教科書對下一代進行正確的戰爭史觀教育，一個處心積慮篡改歷史教科書不讓下一代了解歷史真相；一個主動向受害國受害民族支付巨額戰爭賠款，一個百般抵賴、拒不賠償。這主要是由以下七個方面的因素綜合作用所致。

1、兩國的文化思想底蘊不同 德國是一個有著雙重性格的特殊國度：一個培育了歌德、黑格爾、馬克思等眾多文壇巨匠和思想巨子的偉大民族，卻一再挑起世界大戰、為禍人類。這完全是由戰前德國的精神世界與國家政治現實相脫節所致。當這個國家強盛之時，其思想精神總是遭受摧殘和涂炭；當這個國家瀕臨衰亡之際，其思想精神又總是大放光芒，并數度引領本民族爬出災難的深淵。換言之，因為德國是一個有著厚重文化思想底蘊的國家，德意志民族是一個富于思想、善于思辨的偉大民族，德國知識分子又較之其他國家的知識分子更能深刻地剖析本民族的劣根性和冷靜而審慎地反思本民族的心路歷程及國家的行進軌跡，因此這個曾以自己博大精深的思想睿智推動了整個人類認知世界和改造世界歷史進程的偉大民族，也一定能夠對給本民族和整個人類創下巨禍的法西斯思想及其引發的侵略戰爭進行理性的思考。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斯曾在一次演說中深刻指出：“如果沒有在深刻認識罪行的基礎上經歷一個凈化的過程，德國人就不會發現真理”。（注：潘俊峰等：《是總結，還是翻案——兼評〈大東亞戰爭的總結〉》，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19頁。）他希望德國人既要勇于正視痛苦的過去，更要正確把握民族的未來。 日本民族也是一個偉大的民族。然而，在自古積淀于大和民族心理潛層的神國觀念和天皇崇拜思想以及由此派生出來的島國集團根性和愚忠盲從心理的久遠影響下，在近代以降極端國家主義、軍國主義教育的灌輸毒化下，在當年巨額的戰爭賠款和巨大的殖民地收益大大推動了日本近代化進程這一“利益”誤區的驅動下，日本民族對戰爭是非的鑒別能力和反思水平受到了極大的限制和束縛，致使日本政要對侵略歷史的認識非常短視，缺乏應有的政治遠見。這是導致日德兩國政要對侵略歷史態度迥異的文化思想方面的原因。

2、兩國的宗教信仰不同 德國人90％以上是基督教徒。基督教的基本教義之一是“原罪——認罪——贖罪”的說教。對基督徒來說，這是一個追求理性復歸的很自然的過程。他們不但認為人生來就有可能犯罪，不但不把“認罪”視為可恥，而且要求認罪者必須真誠“謝罪”，用行動來“贖罪”。 日本民族信仰的主要是神道教。天皇是神，日本是神國，國家至上，忠君愛國，這是神道教的基本要求和主張。換言之，對神道教徒來說，天皇和國家從來都是正確的，按造天皇的意愿所作所為沒有什么錯誤和悔罪可言，所以日本人普遍視“認罪”、“謝罪”為恥辱。正因如此，戰時的部分日本國民曾盲從、協助了侵略戰爭，并以能夠為天皇的“圣戰”效死疆場而倍感“無比榮幸”；（注：大島孝一：《戰爭中的青年》，巖波書店1985年版，第118頁。）同樣因為如此，日本戰敗投降時不但有很多軍人為沒能打贏“圣戰”而紛紛剖腹自殺，以此向天皇謝罪，而且部分日本國民無論在戰爭中蒙受了多大的痛苦和犧牲，都拒絕批評“祖國”和天皇。這樣，戰后日本政要拒不承認侵略戰爭性質和罪行，拒不向被侵略國家和民族道歉、謝罪、賠償，也就不十分令人費解了。

3、兩國的侵略戰爭歷史和兩國政要的個人經歷不同 德國在20世紀上半葉曾兩次發動世界大戰，四處擴張、瘋狂侵略，其結果不但沒有給自己帶來任何戰爭利益，反而把國家和民族推向毀滅的邊緣（國家分裂、支付巨額賠款、在國際上陷于孤立）。這一殘酷的事實教育了戰后德國領導人，使他們尤為深刻地感受到了納粹統治的極端危害性，認識到靠發動侵略戰爭來確立德國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做法是代價極其昂貴的，而應該選擇另外一條道路——和平發展之路。而日本則有所不同。在明治維新以后的半個多世紀中，日本挑起了那么多次對外沖突和發動了那么多次侵略戰爭，除最后一次戰爭失敗外，其他均以日本的勝利而告終。一方面，巨額的戰爭賠款和巨大的殖民地收益，曾大大加快了日本走向近代化的步伐；另一方面，即使最后一次戰爭失敗了，日本也未受到應有的懲罰。這就使得充分嘗到了侵略戰爭甜頭而從未吃過戰敗苦頭的部分日本政要，很想重溫軍國主義老路。 就兩國政要的個人經歷來看。戰后，聯邦德國的首任總理阿登納戰時曾遭受過納粹政權的迫害；而在波蘭猶太人紀念碑前“一跪泯恩仇”的勃蘭特總理，戰時也是一位堅定的反法西斯戰士，積極從事反納粹活動，一度被希特勒政府剝奪國籍，亡命國外。即在德國，當年的法西斯戰犯已幾乎都被繩之以法，戰犯重新上臺執政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然而，在日本，由于美國的庇護和扶植，不僅戰爭根源天皇制被保留和幾乎所有的戰犯被提前釋放，而且很多戰犯竟重返政壇、軍界執掌了國家大權。像東條英機內閣商工大臣岸信介、戰時鐵道總務局長佐藤榮作、戰時內務省特高課課長奧野誠亮等軍國遺臣當上戰后首相、大臣者，司空見慣。而那些在戰后成長起來的新一代政治家的戰爭史觀所以也大成問題，同樣與其個人經歷密切相關。這些人雖然沒有親自參加過侵略戰爭，但孩提或少年時代“舉國一致”盲從、協助侵略戰爭的狂熱氣氛和“軍國青年”決心為天皇的“圣戰”效死疆場的“感人情景”，不能不對他們的幼小心靈產生強烈而恒久的震撼，不能不久遠而深刻地影響其未來的心理歸向和思想走勢；加之戰后又沒有受過全面、正確的歷史教育，其戰爭史觀又怎能不成問題呢？1996年7月29日， 時任首相的橋本龍太郎在“公職”參拜靖國神社后“不無深情地”對記者說道：“不能說當了總理大臣就讓我忘記了那些事。……五十多年前我在孩提時代時，站在歡送出征人士的隊伍里。當初人們是高呼著‘光榮回到靖國神社’的口號把他們送上了戰場的。今天我的參拜，僅僅是兌現孩提時代對那些英靈的承諾。”（注：肖季文等：《日本：一個不肯服罪的國家》，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頁。）戰后部分日本政要本身就是當年的軍國主義分子或是戰后成長起來的沒有受過正確歷史教育的新生代政治家，靠他們怎能真正反省侵略歷史呢？

4、兩國反省戰爭的群眾基礎不同 戰后，由于德國政府重視對國人特別是下一代進行正確的戰爭史觀教育，所以不論是親身經歷過戰爭的成年人還是戰后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基于對納粹罪行的深惡痛絕，他們不但主動協助政府緝拿漏網戰犯，而且不斷舉行聲勢浩大的游行集會與右翼勢力進行斗爭。據統計，1979年時明確認為當年的納粹政權是一個犯罪政權的人占國民總數的71％。在反法西斯集會上，群眾高呼口號“我們不要戰爭，永遠不讓法西斯主義復活！”“外籍工人留下來，驅逐新法西斯主義”。德國人民這一高度的政治覺悟和對新納粹勢力的不懈斗爭，就使得德國政治家在反省侵略歷史時不但沒有孤立感，而且感到有著深厚的群眾基礎。 在日本，早在戰時，部分日本國民在軍國主義教育的灌輸毒化等諸多因素作用下就盲從了統治階級發動的侵略戰爭。在此，我們僅從侵華老兵東史郎日記中的一段記述便可略見一斑：“1937年9月1日，母親和弟弟重一來與我告別……母親很冷靜，重一也很冷靜。接著，母親說：‘這是一次千金難買的出征。你高高興興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話，你就剖腹自殺！因為我有三個兒子，死你一個沒有關系’。接著，她送給我一把刻有文字的匕首。母親的話讓我多么高興啊。我覺得母親特別偉大，沒有比這時更知道母親的偉大了。于是，我在心中堅定地發誓——我要欣然赴死！”（注：王奕紅等譯：《東史郎日記》，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頁。）正是由于戰時的軍國主義毒素遠未徹底肅清和戰后學校教育的人為誤導，不僅當年盲從侵華戰爭的部分日本國民遠未走向覺醒，而且那些在戰后成長起來的日本國民特別是青少年要么對過去的侵略歷史知之甚少，要么不肯為父輩參加的那場戰爭承擔任何道義上的責任，有的甚至產生了可怕的復仇心理。例如，中小學生們在看了《山丹之塔》、《聽，冤魂的呼聲》等反戰影片后，不但不從反戰方面來欣賞和理解，反而在自己的作文中情不自禁地恨恨寫道：“此仇必報！”“下次一定要打一場必勝的戰爭！”（注：巖崎昶著，鐘理譯：《日本電影史》，中國電影出版社1981年版，第244頁。）以致使仗義執言的家永三郎、東史郎等進步人士不僅受到政府的冷遇和右翼勢力的威脅，而且還要經常忍受來自周圍不覺悟的民眾類似“賣國賊”的一些謾罵和諷刺。軍國主義思想潛存于部分民眾意識的底層和部分日本國民錯誤的戰爭史觀，是日本政要否認和美化侵略歷史的群眾基礎。

6、兩國的政權基礎不同 德國戰敗后，盟國吸取了一戰結束后戰勝國向戰敗國一味掠奪卻不去鏟除軍國主義禍根，致使德國再度為禍世界的沉痛教訓，認識到在對德國進行“非納粹化”改造之前，任何一個由德意志人自己建立起來的政府都不值得信任，于是盟國占領當局擔負起徹底清算德國納粹殘余勢力和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歷史性工作。在1945年至1949年蘇美英法分區占領期間，不僅解除了德國武裝、取締了德國全部納粹黨團，而且徹底打碎了德國原中央政府機構，由“盟國管制委員會”作為占領期間德國境內的最高權力機關行使中央政府職能。此間，盡管德國的一些舊的地方行政機關還在工作，但其原地方官多已出逃，所剩無幾。在此基礎上，1949年9月7日和10月7日分別成立了嶄新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無論聯邦德國還是民主德國，其政府官員基本上都是戰時遭受過納粹政權迫害的原抵抗運動成員、流亡民主人士等“歷史清白者”和“政治上無負擔者”，絕無舊納粹官僚置身其中，實現了新舊政權的一刀兩斷。這無疑有助于置身新政府中的德國新政要客觀審視和徹底反省前納粹政權的戰爭責任及其罪行。 反觀日本，戰后政府與戰時政府具有明顯的繼承性。日本戰敗初期，美國占領當局為了確保日本不再成為美國的威脅和促使日本最終建立一個和平的負責任的政府，曾制定并初步實施了包括解除武裝、懲辦戰犯在內的對日政策。但隨著冷戰開始，美國迅速將對日政策由“懲罰”改為“扶植”，不但重新武裝和釋放戰犯，而且幾乎原封不動地保留了日本的戰時政治體制和統治機構：（1）二戰罪魁禍首裕仁天皇和戰爭禍根天皇制被保留；（2）戰犯重返政壇、軍界掌控國家大權；（3）戰時的多數政權機關戰后未經裁撤和改造繼續統治著日本。這樣一來， 與舊政權具有明顯承繼關系的戰后日本政府，必然因其統治核心、多數官僚和多數政權機關依舊而對戰時政府的戰爭責任及其罪行的反省受到極大的限制。

7、兩國所處的國際環境不同 戰后，德國所面臨的國際政治環境對德國政要正確對待侵略歷史具有積極的影響。表現在：（1）地處歐陸中心這一地緣政治環境的影響。波蘭、法國、荷蘭、比利時等深受納粹侵略之害的鄰國因長期抱有“恐德心理”而一直在警惕地注視并不斷敲打著德國，使德國領導人深知：欲使自己在歐洲站穩腳跟，前提必須消除鄰國的“恐德心理”；而解除鄰國恐懼心理的最好辦法，就是不斷對本國的侵略歷史進行深刻反省和真誠懺悔，以表明德國不重走歷史老路和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決心。（2）盟國分區占領和鉗制的影響。戰后初期，德國被蘇美英法分割占領， 國家命運操諸于四大國手中；冷戰開始后，盡管美英的對德政策有所改變，但無論英國的“大陸均勢”政策還是美國試圖將德國重新武裝成為“遏制”蘇聯的前沿陣地的戰略構想，都無法改變蒙受過亡國恥辱的法國和飽受德國法西斯侵略之害的蘇聯削弱德國的決心和政策。正因為夙敵法國和冷戰一極蘇聯的對德削弱、分割政策，使德國在歷史認識等問題上承受著巨大的壓力。（3）冷戰格局的影響。冷戰時期處于勢不兩立的北約和華約兩大軍事集團夾縫中的德國，被一幅厚重的“鐵幕”一分為二長達40余年。兩大集團若一旦開啟戰端，兩德勢必首當其沖。尤其聯邦德國，其國土東西長不過453公里，南北寬只有83公里，幾無縱深可言。德國在戰后所面臨的這般國際政治環境，使其領導人凡事特別是在涉及鄰國民族感情的歷史認識問題上不得不謹慎處之；使之認識到惟有如此，德國才能維持民族生存并最終實現國家統一。 戰后，日本所面臨的國際政治環境與德國迥然不同：（1）相對孤立的島國地理環境造成部分日本人視野狹窄和以日本為中心的思維方式。他們只看到原子彈轟炸給日本民族造成的傷害和念念不忘本國在戰爭中死去的310萬人，卻視而不見其侵略戰爭給別國特別是中國帶來的創深痛劇的災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了島國地理環境的間接影響。（2）周邊不存在真正構成威脅的強國，客觀上為日本政要否認甚至美化侵略歷史提供了寬松的環境。從盟國方面來看，戰后的日本由美國獨占，而不像德國那樣被多國分割占領。美國出于冷戰政策的需要， 一方面在扶蔣失敗后轉而扶植日本，對日本政要歪曲侵略歷史的言行置若罔聞，甚至默許和鼓勵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另一方面，美日安保體制的建立，又使日本政要由于有了美國提供的安全保護而敢于在歷史問題上忘乎所以、大肆“翻案”。從日本的周邊國家來看，亞洲多數國家雖然對日本的侵略深惡痛絕，但由于他們正忙于內戰或民族獨立斗爭而大大降低了自己在對日問題上的發言權，因而處于不得不接受世界霸主——美國政府的意志之被動地位，根本無法影響美國的對日政策。換言之，在遠東存在著使冷戰一極的美國的全球戰略和國家利益得到不折不扣貫徹的國際環境，這與美國在德國問題上的意圖和政策備受歐洲強國牽制的情形迥然不同；與此相關聯，與德國首當其沖成為美蘇冷戰政策最大、最直接的受害者截然相反，日本事實上成為美國冷戰政策最大、最直接的受益者。周邊無強國特別是幾乎不存在強烈要求懲罰戰敗國日本的國家這一特殊的國際政治環境，一方面使日本獲得了迅速發展經濟的“天佑良機”，同時也深遠地影響了日本政要對本國侵略歷史的自覺反省。 當然，在以上七個方面的因素中，盟國對兩國的戰后處理和受害國對兩國的態度不同，特別是美國人為地保留天皇制、釋放日本戰犯、解除對軍國主義分子的“整肅”，是導致日本迄今不能像德國那樣正確對待侵略歷史最主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