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華民族凝聚力與孫中山的民族主義

佚名

民族凝聚力是社會上層建筑中的一種觀念形態(tài)，有其相對穩(wěn)定的范疇體系，又具有強烈的時代精神。中華民族是由中國各民族共同組成的，有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歷史，共同創(chuàng)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形成了多元一體和祖國統(tǒng)一的格局。中華民族的靈魂，是中華民族有強烈的民族認同感和文化認同感。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xiàn)，是中華民族的靈魂，是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和動力。

關于中華民族精神問題，近幾年來，學術界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討，取得了很多共識，但對很多問題仍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有的論者認為：中華民族牢固的穩(wěn)定性和巨大的凝聚力，扎根于傳統(tǒng)文化；民族精神是一個歷史概念，在不同的時期，有著不同的表征，它是一個民族的時代精神的積淀；民族精神必然是文化學術中的精粹思想，在歷史上曾經(jīng)為大多數(shù)人所接受和具有激勵人心，促進社會發(fā)展的作用；民族精神是民族優(yōu)秀的文化結晶，也是民族物質的生活條件和歷史發(fā)展的反映；民族精神是民族團結、統(tǒng)一思想的紐帶，又是促進民族繁榮、發(fā)展，增強民族凝聚力的動力。這些論述都是公允的。

關于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內涵，論者在表述上，既有很多共同點，又有不少差異，以下內容為較多論者的共識。如：重德精神；務實精神；自強精神——“自強不息”；寬容精神——“厚德載物”；愛國精神——“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胡喬木指出：“天下為公；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殺身成仁，舍身取義；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鞠躬盡瘁，死而后巳；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些都是永遠領導我們前進的民族精神。”［（1）］上述這些精神，無疑都是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思想文化傳統(tǒng)，長期以來，對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增強和祖國的統(tǒng)一發(fā)展起了積極的作用，是中華民族歷史上一以貫之的民族凝聚力。

對于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及其在清朝統(tǒng)治時期的狀況，郭沫若有如下的論述，他在1938年12月發(fā)表的《復興民族的真締》中認為：“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是什么？一、富于創(chuàng)造力；二、富于同化力；三、富于反侵略性。”并指出，中華民族的精神在清朝統(tǒng)治時期遭受了損失，現(xiàn)在才漸漸復蘇。這段論述表明，清朝的封建統(tǒng)治對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產(chǎn)生了消極的影響，受到了削弱。

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以后，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已不能完全沿用中國古代傳統(tǒng)的思想文化，而賦予了新的時代精神。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國近代社會發(fā)生了很多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主要有如下五個方面的變化和影響。

——資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發(fā)動了多次侵略戰(zhàn)爭，對中國虎視鷹瞵，瓜分豆剖，蠶食鯨吞，使中國一步一步地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正面臨著數(shù)千年來前所未有的社會大變動，中華民族正面臨著一場生死存亡的嚴峻考驗。在資本帝國主義瓜分統(tǒng)治世界和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條件下，中國古代以“仁”為中心的部分傳統(tǒng)思想文化，對組織動員中華民族凝聚起來反抗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已缺乏強烈的感召力和凝聚力。為了反抗外來侵略，挽救民族危亡，保衛(wèi)國家獨立，解決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這個中國近代社會的最主要矛盾，中華民族在反對外來侵略的民族斗爭中加強凝聚，表現(xiàn)了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zhàn)到底的氣概和不甘屈服于帝國主義的頑強的反抗斗爭精神。

——清朝滿洲封建貴族對外推行民族投降政策，對內推行種族歧視政策，占中國人口大多數(shù)的漢族人民和其他幾十個少數(shù)民族的廣大人民，深受滿洲封建貴族的歧視和壓迫，清朝是中華民族人民的牢獄。清朝封建政權對帝國主義妥協(xié)投降，成為“洋人的朝廷”。以滿洲封建貴族為主體的清朝封建專制統(tǒng)治，是中華民族面臨危亡的國內根源，是中華各族人民仇恨的焦點，最終成為中華民族凝聚力必須排除的障礙物。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日益尖銳，以“忠君”為“愛國”的封建精神信條被逐步破除，中華民族凝聚力在反對以滿洲封建貴族為主體的封建專制統(tǒng)治的民族民主革命斗爭中重新聚焦，出現(xiàn)了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新組合。

——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jīng)濟的逐步解體和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使國內統(tǒng)一的民族經(jīng)濟市場逐步形成，各民族之間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聯(lián)系逐步加強，新的、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質日益增強，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正逐步由自在的民族意識向自覺的民族意識轉變，中華民族正從一個自在的實體逐步向自覺的實體轉變，中華民族開始覺醒。

——中國資本主義經(jīng)濟的產(chǎn)生和中國民族資產(chǎn)階級的誕生，使中國產(chǎn)生了新的社會經(jīng)濟力量和新興的階級力量，這是當時中國新生產(chǎn)力的代表。中國民族資產(chǎn)階級開始登上政治舞臺，其思想文化理論和政治主張體現(xiàn)著中華民族的共同要求和利益，具有強烈的時代精神，成為近代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新的核心和動力。

——清朝封建政權對外屢戰(zhàn)屢敗，屈辱投降，國勢日衰，國威日下。清政府對僑居外國的廣大華僑缺乏保護力，廣大華僑在僑居國受盡盤剝、欺凌和奴役，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當他們回到祖國時，又常遭到清朝官吏和土豪地痞的勒索和迫害。清王朝已逐步失去了對海外炎黃子孫的感召力。廣大僑胞從維新派散布的“勤王”的精神和政治誤區(qū)中日漸擺脫出來，轉而支持祖國的民族、民主革命。孫中山創(chuàng)導的三民主義——首先是民族主義，日漸成為廣大愛國僑胞心目中的旗幟。

近代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內容是多方面的，除中國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思想文化外，主要有如下三種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思想文化精神。一是反對外來侵略的愛國自強精神；二是反對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的自由平等精神；三是反對封建專制統(tǒng)治的民主共和精神。這三種精神貫穿于近代社會的始終，但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側重點。這三種精神被有關的組織、團體、政黨、人物具體演繹、發(fā)展為多種具體的綱領、宗旨、口號、理論，出現(xiàn)在多種政綱、章程、檄文、詩文、演講、規(guī)約中，成為號召、團聚、激勵、規(guī)范人們的行動綱領、奮斗目標和精神武器。

鴉片戰(zhàn)爭時期，以英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的大量鴉片走私、販運，掠取了中國的大量財富，使中國民弱財盡。當中國人民憤起禁煙時，英國公然對中國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外國侵略者與中華民族的矛盾開始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抵抗外國侵略，保衛(wèi)民族獨立和國家安全，已成為中華民族的共同使命和神圣職責。中國社會思潮出現(xiàn)轉向，經(jīng)世致用之學興起，反對外來侵略的愛國自強精神成為時代的主旋律。中華民族各族軍民面對侵略者的船堅炮利，掀起了一場場不畏強敵、團結奮戰(zhàn)，英勇獻身、氣壯山河的反侵略戰(zhàn)爭，給侵略者以沉重的打擊。從林則徐的虎門銷煙到廣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爭，這一場場壯舉都是中華民族凝聚力的集中體現(xiàn)。林則徐、魏源的“民心可用”、“師夷長技以制夷”，是當時的愛國士大夫的愛國主義思想的代表。廣州三元里附近103鄉(xiāng)的人民群眾，男女老少自發(fā)地組織起來圍殲英國侵略軍，“老弱饋食，丁壯赴戰(zhàn)，一時義憤同赴，不呼而集者數(shù)萬人。”［（2）］他們表示：“惜身家亦惜土地”，“保土地即保身家”。［（3）］這種樸素的熱愛故土、熱愛家鄉(xiāng)的情懷，使他們與英國侵略者“不共戴天”，出現(xiàn)了“三元里前聲若雷，千人萬眾同時來，因義生憤憤生勇，鄉(xiāng)民合力強敵摧”［（4）］的壯舉。由此可見，“制夷”和“保土地”、“保身家”的思想，是鴉片戰(zhàn)爭時期反對外來侵略的愛國思想的具體表現(xiàn)，是當時在愛國士大夫和廣大人民群眾中起著強烈的感召作用和激勵作用的中華民族凝聚力。

鴉片戰(zhàn)爭和不平等條約的簽訂，給中國帶來深重的災難，清政府的封建腐朽統(tǒng)治和殘酷剝削，使民不聊生，被迫走上起義反抗的道路。在鴉片戰(zhàn)后十年間，漢、壯、瑤、苗、彝、回、藏等各族人民的起義反抗斗爭，全國共達一百多次。1851年爆發(fā)的太平天國起義，得到全國各族人民的響應，氣勢磅礴，迅速席卷半個中國，建立了與清朝封建政權對峙的農民革命政權長達十年之久。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農民戰(zhàn)爭是近代中華民族凝聚力的一次新聚合，其目標是太平天國：“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公平正直之世”。其思想核心是平等思想：“天下多男子，盡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是姐妹之群，何存此疆彼界之私，何起爾吞我并之念？”［（5）］“天下總一家，凡間皆兄弟。”［（6）］其團聚方式與要求是：“拜上帝”，“團營”，“循行上帝之真道，時凜天威，力遵天誡，相與淑身淑世，相與正已正人，相與作中流砥柱，相與挽已倒之狂瀾。”［（7）］

19世紀60—70年代開始的洋務運動，以“自強”為目標，提出了“求強”、“求富”的口號，創(chuàng)辦新式企業(yè)，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經(jīng)濟的發(fā)生和發(fā)展，體現(xiàn)了時代發(fā)展的要求。中國最早商辦企業(yè)的出現(xiàn)，其重要代表之一乃是華僑商人陳啟源。他于南洋經(jīng)商致富后，1872年回國投資在廣東南海簡村創(chuàng)辦繼昌隆絲廠，是為中國第一個民族資本經(jīng)營的機器繅絲廠。在繼昌隆絲廠的帶動下，廣東繅絲業(yè)迅速興起，80—90年代，順德縣興建的繅絲廠達35家。陳啟源回國投資設廠，開了華僑投資祖國辦企業(yè)的先河，此后，愛國僑胞對祖國經(jīng)濟發(fā)展和富強的關注，是近代中華民族凝聚力的一種重要的新內容和新形式。

19世紀70—90年代，中國出現(xiàn)了早期維新思想，主張向西方學習，要求進行某些政治經(jīng)濟改革，發(fā)展民族工商業(yè)，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商戰(zhàn)”，以維護中華民族的國家主權和經(jīng)濟利益。“商戰(zhàn)論”成為當時反對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愛國思想，具有時代的感召力。鄭觀應在《商戰(zhàn)》一文中寫道：“自中外通商以來，彼族動肆橫逆，我民日受欺凌，凡有血氣孰不欲結發(fā)厲戈，求與彼決一戰(zhàn)哉？于是，購鐵艦，建炮臺，造槍械，制水雷，設海軍，操陸陣，講求戰(zhàn)事不遺余力，以為而今而后庶幾水栗而陸謺乎？而彼族乃咥咥然竊笑其旁也。何則？彼之謀我噬膏血非噬皮毛，攻資財而不攻兵陣，方且以聘盟為陰謀，借和約為刀刃，迨至精華銷竭，已成枯臘，則舉之如發(fā)蒙耳。故兵之并吞，禍人易覺，商之掊克，敝國無形。我之商務一日不興，則彼之貪謀亦一日不輟。縱令猛將如云，舟師林立，而彼族談笑而來，鼓舞而去，稱心饜欲，孰得而誰何之哉？吾故得以一言斷之曰：習兵戰(zhàn)，不如習商戰(zhàn)。”［（8）］“商戰(zhàn)論”在當時及其以后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對資產(chǎn)階級的一些代表人物產(chǎn)生了深刻的思想影響，成為后來出現(xiàn)的所謂“實業(yè)救國論”的先聲。

在早期維新派中，有一位愛國華僑學者——容閎，他是近代中國留學生、華僑熱愛祖國的典型代表。容閎是廣東香山縣（今中山市）南屏鎮(zhèn)（今屬珠海市）人，1847年赴美留學，1852年加入美國籍，1854年畢業(yè)于著名的耶魯大學，是中國最早的留美畢業(yè)生。當時，“只要他樂意，他可以留在美國并找到職業(yè)”，他“受到莫大的勸誘，讓他改變終生的打算。”［（9）］但他不受勸誘，毅然歸國。他同情太平天國農民革命，曾到天京訪問并向洪仁玕提出七項建議。從1863年起到80年代，他幫助洋務派辦理洋務。1871年他提出的教育計劃經(jīng)清政府批準，分期分批選拔少年到美國留學。1872—1875年他任清政府“幼童出洋肆業(yè)局”副委員，旋任清政府駐美、西、秘三國第一任副公使。1898年他參加變法維新運動，戊戌政變后，被迫出逃上海。1900年他在上海被擁為自立會（“中國國會”）會長。自立軍“討賊勤王”起義失敗后，他出逃香港，后赴美。這一系列失敗使他的思想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從贊成維新變法、“勤王”轉為同情革命，擁護和支持孫中山的民主革命，從維新派轉為革命者。他的戰(zhàn)友和同事謝纘泰說：“容閎博士是個真正的愛國者，他深深熱愛祖國。”［（10）］他的美國朋友特韋契爾在美國的一次演講中對容閎的評論是：“他從頭到腳，身上每一根神經(jīng)纖維都是愛國的。他熱愛中國，信賴中國，確信中國會有燦爛的前程，配得上它的壯麗的山河和偉大的歷史。”［（11）］

19世紀60—80年代，中國出現(xiàn)了嚴重的邊疆危機，英、俄、日、美、法等資本帝國主義國家對我國的新疆、西藏、臺灣和西南地區(qū)進行窺伺、滲透、侵略、擴張，策動民族分裂，侵吞中國領土。中華民族各族人民紛起抗爭，抵抗外國侵略，反對民族分裂。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左宗棠出兵平定了新疆的叛亂，1884年新疆建立行省，設置州縣，進一步密切了與祖國內地各族人民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聯(lián)系，促進了維吾爾、哈薩克等民族地區(qū)的經(jīng)濟和社會發(fā)展，有利于中華民族的團結和統(tǒng)一。西藏地區(qū)的藏族等各族僧俗人員，對英軍侵略西藏，表示“誓死抵御，決無二心。”［（12）］“男丁死后，即剩女流，情愿復仇抵御，別無所思。”［（13）］終于挫敗了英、俄企圖分裂、侵吞西藏的陰謀。

中法戰(zhàn)爭時期，1885年2月，當法軍侵占鎮(zhèn)南關后，得意忘形地在關前插立的木柱上用漢字寫道：“廣西的門戶已不再存在了！”鎮(zhèn)南關的壯、漢族人民十分氣憤，也在關前樹立木柱，大書：“我們將用法國人的頭顱重建我們的門戶！”［（14）］表示了各族人民反對侵略，保衛(wèi)祖國的堅強決心。愛國將領馮子材團結帶領愛國將士，在祖國南疆的漢、壯等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團結奮戰(zhàn)，取得了威震中外的鎮(zhèn)南關大捷，打擊了法國侵略者的囂張氣焰，法國茹費理內閣倒臺。這是中國近代大規(guī)模反侵略戰(zhàn)爭史上的光輝篇章。

中法戰(zhàn)爭期間，香港同胞在愛國主義精神鼓舞下，于1884年9—10月間掀起了一場抗法、反帝、反殖民的罷工斗爭。香港華人報紙——《新華日報》、《中外新報》、《衛(wèi)生日報》、《文摘周報》等刊登了兩廣總督衙門關于抗法的幾項諭示。香港華工拒絕修理法軍侵襲福建馬尾港時被福建水師擊壞的法軍艦船，華人船民拒絕運送侵華法軍在港采購的食品，華人車夫拒載法國人，華工拒絕為法國人干活，清潔工人、木匠、碾米工人、煤業(yè)工人、轎夫、屠夫等很多行業(yè)的工人都參加了罷工，抗議法軍侵華，支援祖國的抗法斗爭。英國殖民地總督喬治·鮑恩哀嘆道：“無論是提供什么樣的獎賞，中國的手工業(yè)者、船民、苦力都不愿為法國人賣力。”［（15）］這次罷工取得了重大的勝利，表現(xiàn)了香港同胞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是中華民族凝聚力的集中體現(xiàn)。在香港的華人居民中，有很多不同的方言群體和不同的職業(yè)組織，地方觀念和行業(yè)幫會有時成為民族團結和互助合作的障礙。當法軍侵華和港英當局助法抑民時，祖國的安全和廣大華人的利益受到嚴重威脅，大敵當前，不同方言群體和不同職業(yè)的華人就自動聯(lián)合起來，舉行罷工、罷市斗爭，沉重地打擊了法國侵略者，有力地支援了祖國的抗法戰(zhàn)爭。新加坡、檳榔嶼等地港口是侵華法軍的軍艦、船只必經(jīng)之地，當?shù)厝A僑得知法軍侵犯臺灣基隆，擊毀福建水師艦船和馬尾造船廠，清政府對法宣戰(zhàn)、兩廣總督衙門發(fā)布的四項抗法諭示，以及香港同胞開展抗法罷工斗爭等消息后，群情激憤，紛起支援祖國的抗法斗爭，他們散發(fā)抗法傳單，捐款支援祖國，并利用修理法國艦船之機破壞法國艦船，放置毒藥于法軍食物中，使法軍十分驚恐。美國的華僑慷慨解囊，在兩三個月內就捐款50萬洋元，匯寄回國支援抗法。這一切充分表現(xiàn)了廣大僑胞熱愛祖國的高度民族凝聚力。

在中日甲午戰(zhàn)爭中，由于慈禧和李鴻章采取妥協(xié)退讓政策，日本氣焰十分囂張。廣大愛國將士為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浴血奮戰(zhàn)。黃海海戰(zhàn)中，“致遠”艦管帶鄧世昌率全艦二百多名官兵駛艦猛撞敵艦，擬與敵艦同歸于盡，壯烈犧牲。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的簽訂，使全國嘩然。遍及全國的廢約、遷都、再戰(zhàn)、反對割地等激揚憤慨的呼聲，是當時的愛國思潮的具體表現(xiàn)。遼東人民反對清政府割讓遼東半島，遼陽民團誓與侵略日軍決一死戰(zhàn)。臺灣人民不甘當亡國奴，紛起反對割臺，以徐驤等人為首的義軍，劉永福率領堅守臺南的軍隊，以及臺灣高山族人民，為保衛(wèi)祖國的神圣領土，與侵臺日軍展開血戰(zhàn)，大小戰(zhàn)斗達一百多次，斃傷日軍三萬兩千多人。

《馬關條約》簽訂后，出現(xiàn)了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嚴重危機，亡國滅種的威脅與日俱增，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均日益激化。中華民族進一步覺醒，全民族的愛國救亡運動在全國迅速興起。

康有為等人發(fā)動的戊戌維新運動，是一次由中國資產(chǎn)階級上層領導的政治改革運動、愛國救亡運動和思想解放運動。“救亡圖存”的愛國思想和“變法維新”的運動旗幟，是當時的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思想核心和動力。“公車上書”——由全國在京參加會試的1300多名舉人聯(lián)名上書清政府，要求“拒和、遷都、變法”，其團聚面之廣，影響力之大，在歷史上是罕見的。“百日維新”——變法維新的政治實踐，沖決封建的政治、思想羅網(wǎng)，自上而下進行政治改革，產(chǎn)生了重大的影響，具有進步意義。但是，這場維新運動以“圣君”、“明主”為中心，以“賢人”、“智士”為動力，缺乏廣大群眾的力量源泉，因而不過是曇花一現(xiàn)。

當中國剛剛步入20世紀之年時，爆發(fā)了義和團運動，這是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廣大群眾自發(fā)的反帝運動。運動以廣大群眾反對外國教會侵略，組團自衛(wèi)為先導，“自衛(wèi)身家”，“互保閭里”，進而發(fā)展為廣大義和團群眾匯集京、津，“扶清滅洋”。“扶清滅洋”的口號是當時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和動力，它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的最主要的矛盾——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十分尖銳，表現(xiàn)了廣大群眾對帝國主義企圖瓜分中國的民族義憤和“保國”的愛國精神，因而得到廣泛的群眾支持，除廣大農民、手工業(yè)者參加外，還有知識分子、中小地主和部分官員參加，聲勢浩大，舉世震驚。但是，“扶清滅洋”的口號有其時代的局限性，它將“大清”、“朝廷”與“中國”等觀念混為一談，將“扶清”與“愛國”等同齊觀，使凝聚力的核心不純不正，受騙上當。它將“外來侵略勢力”與“洋人”視為一體，盲目排外，因而使運動陷入誤區(qū)。

在反對八國聯(lián)軍侵華戰(zhàn)爭中，義和團和京、津廣大愛國軍民英勇奮戰(zhàn)，表現(xiàn)了中華民族不甘屈服于帝國主義的頑強斗爭精神。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打亂了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計劃，表現(xiàn)了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巨大威力，是“五十年后中國人民革命取得偉大勝利的奠基石之一。”

轟轟烈烈的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最后被中外反動勢力聯(lián)合絞殺了，《辛丑條約》的簽訂，使中國完全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清政府已變成了帝國主義的走狗，成了“洋人的朝廷”。內憂外患的局勢促使先進的中國人進一步覺醒，他們一方面更廣泛地向西方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另一方面對中國的傳統(tǒng)思想文化進行反思，探索中國救亡圖存、推動中國走向近代文明的精神武器。中國魂或中華民族精神問題的提出，正是在當時的社會危機和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條件下，從中國傳統(tǒng)的小農文明向近代文明轉變的產(chǎn)物。

1899年12月23日出版的《清議報》發(fā)表了梁啟超的一篇文章，題目是《中國魂安在》，在近代中國第一次提出了“中國魂”這一概念。梁啟超在文章中驚呼：“吾因之以求我所謂中國魂者，皇皇然大索于四百余州，而杳不可得。吁嗟乎傷哉，天下豈有無魂之國哉？吾為此懼。”文章指出：“今日所最要者，則制造中國魂是也。中國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為有魂之國。夫所謂愛國心與自愛心者，則兵之魂也。而將欲制造之，則不可無其藥料與機器。人民以國家為己之國家，則制造國魂之藥料也。使國家成為人民之國家，則制造國魂之機器也。”梁啟超認為，近代中國已是“無魂之國”，所以要“制造中國魂”；中國魂是“兵魂”。“愛國心與自愛心”則是“兵之魂”；而“制造國魂之藥料”，是“人民以國家為己之國家”；“制造國魂之機器”，是“使國家成為人民之國家”。這段關于中國魂的論述，既保存著中國的傳統(tǒng)思想文化——“愛國心與自愛心”，又賦予其時代精神——近代關于“人民之國家”的新觀念，實乃梁啟超重新制造的近代中華民族精神，但是，梁啟超所說的“人民之國家”，乃是維新派關于“君主立憲”的政治主張，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條件下，他想通過自上而下的變法維新來實現(xiàn)政治改革，挽救民族危亡，實乃不切實際的幻想。

20世紀初年，大批青年知識分子利用清政府開設學堂和允許留學的機會，紛紛到大城市讀書或到日本等國留學，接受西方的科學文化知識，中國出現(xiàn)了一個有別于舊式文人的新式知識分子群。他們在1903年前后興起了一個創(chuàng)辦刊物熱潮，并多以宣傳愛國思想、號召救亡圖存為中心，傳播民主革命思想。關于中國魂問題，是當時這些報刊的中心論題之一。

1903年8月出版的《江蘇》第5期發(fā)表了《國民新靈魂》一文，首先指出：“吾中國之民族，偉大之民族也；……今者世暗奴欺，時衰鬼弄，真魂失性，靈性改常。”文章認為，在外族入侵下，近代中國存在著幾種丑惡的靈魂：“外族入之，鐵鞭一擊，無敢抗者，乃為奴隸魂，為仆妾魂，為囚虜魂，為倡優(yōu)魂，為餓殍待斃一息之魂，為犬馬豢養(yǎng)搖尾乞食之魂。”文章抨擊上述六種丑惡靈魂，主張在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的基礎上，兼采他國之粹，鑄成五種新魂：“一曰山海魂。……夫氣吞云夢，口吸西江，指現(xiàn)須彌，胸蟠五岳，山海魂之謂也。吾欲以此鑄我國民之魂，……二曰軍人魂。……一切社會之組織，皆當以軍人之法律布置之；一切國防之機關，皆當以軍人之眼光建設之；一切普通歷史風俗習慣，皆當以軍人之精神貫注之，是故鐵血者神圣之所歆，劍銃者國民第二之衣食住。……其三曰游俠魂。……共和主義、革命主義、流血主義、暗殺主義，非有游俠主義不能擔負之。……其四曰社會魂。社會者何也？乃平民之代表詞也。吾欲鼓吹革命主義于名為上等社會之人，而使之翕愛，終不可行矣；吾乃轉眼而望諸平民。……其五曰魔鬼魂。……夫吾國民而不真欲驅逐異族實行革命則已，茍欲之，則一切政府重要之地，兵衛(wèi)森嚴之域，關津出入之途，軍火制造之廠，皆必有我同志之足跡也。……吾國民具此五靈魂，而后可以革命，可以流血，可以破壞，可以建設，可以殖民，可以共產(chǎn)，可以結黨，可以暗殺恐怖，可以光復漢土驅除異族！”

上文所抨擊的六種丑惡靈魂和倡導的五大新魂，反映了當時的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者在孫中山創(chuàng)導的民族主義思想影響下，對近代中國的民族精神的認識。這六種必須摒棄的丑惡靈魂，是帝國主義侵略和清朝封建統(tǒng)治下的社會惡果，是中華民族受侵略、受壓迫、受奴役的悲慘命運和精神創(chuàng)傷，其思想核心乃是奴性，對侵略者、壓迫者不敢反抗斗爭，受盡欺侮，淪入奴隸、仆妾、囚虜、餓殍、犬馬般的思想境地。他們倡導的五大新魂，具有時代精神，其思想核心乃是革命精神，要以氣吞山海之勢，軍人鐵血神圣之威，游俠豪杰之氣，寄希望于社會平民，驅除異族實行革命。他們還對中國傳統(tǒng)的“儒者”精神進行批判，認為“儒者有死容”、“尚空言”、“計禍福”、“蹈故常”，因而該文的作者呼吁：“吾先溲儒冠、裂儒服，以為國民倡，國民其肯從我游哉！”

1904年《江蘇》雜志第七、八期發(fā)表的《民族精神論》認為，中國民族自治力薄弱，公德心缺乏，共同心短少，宗教心冷淡，“此數(shù)者皆吾祖國近來腐敗之橫觀歷史也。以上數(shù)者，有一于此，不足以立國，而況乎處此生存競爭之世界，乃兼此種種亡國之劣根性，安得托跡于一方以自大而終古乎！”該文指出，民族的盛衰，皆其精神之強弱為之也，因此，必須引起國人的高度重視，早謀自立之方。

《浙江潮》在《國魂篇》中明確指出：“一民族而能立國于世界，則必有一物焉，本之于特性，養(yǎng)之以歷史，鼓之舞之以英雄，播之于種種社會。抉其無上之魔力，內之足以統(tǒng)一族力，外之足以吸入文明與異族抗。其之力臌脹也，乃能轉施世界而鼓鑄之；而不然者，則其族必亡。茲物也，吾無以名之，名之曰國魂。”［（16）］

《國民日日報》在《中國魂》這篇社論中，一方面指出，中國缺少歐美各國所具有的那種“貿易魂”、“宗教魂”、“平民魂”，因而國力不盛。另一方面指出，對中國魂不應全盤否定，中國的民族主義乃是“吾國民之特質，吾歷史之骨干”，應予珍惜和發(fā)揚。中國近代史的事實說明，《國民日日報》關于民族主義的歷史作用的評價是正確的。

19世紀末20世紀初，舉世矚目的戊戌維新運動被以那拉氏為首的滿洲貴族封建頑固派扼殺了，轟轟烈烈的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被中外反動勢力聯(lián)合絞殺了，能夠挽救中華民族危亡的政綱只有孫中山創(chuàng)導的三民主義。在三民主義政綱中，民族主義在當時的影響和作用最大，民族主義是這一時期中華民族凝聚力中作用最大的核心和動力。其故有三。

其一，民族主義是三民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孫中山領導中國民主革命最先揭橥的戰(zhàn)斗旗幟。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chǎn)階級革命派從民主愛國的立場出發(fā)，力主用革命的暴力推翻以滿洲封建貴族為主的清朝封建專制統(tǒng)治政權，把民族主義——“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列為革命的首要任務，作為民權主義——“創(chuàng)立民國”和民生主義——“平均地權”的重要前提，這一革命綱領切合當時中國的社會實際。

其二，民族主義是孫中山廣泛團結中華民族大眾，領導辛亥革命取得推翻清朝封建統(tǒng)治的偉大勝利的最有號召力的政綱和口號。民族主義是為了解決民族壓迫問題，代表了除封建頑固派以外的中華民族大眾的利益，能夠廣泛地團結一切反對滿洲封建貴族專制統(tǒng)治的各階級、各階層的人們，共同參與推翻清王朝的斗爭，促使清王朝迅速覆亡。

其三，民族主義反對帝國主義對中華民族的壓迫，是當時中華民族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愛國主義思潮的表現(xiàn)，是動員鼓舞中華民族團結反帝的精神力量。孫中山通過革命實踐和失敗教訓，在革命后期使民族主義中對外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的思想內涵日益明確，成為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的進步因素。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的思想內涵有其發(fā)展過程，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形勢的發(fā)展，孫中山能夠適時地賦予其新的因素，使其成為指導當時革命實踐和政局發(fā)展的思想理論武器，成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核心和動力。

一、“振興中華，維持國體”——集志士以興中，挽救中華民族危機。1894年11月，在孫中山領導下，興中會在檀香山正式成立，次年初設總部于香港，其成員主要是華僑資產(chǎn)階級。《興中會章程》宣告，其宗旨是：“振興中華，維持國體”。大聲疾呼：“嗚呼慘哉！方今強鄰環(huán)列，虎視鷹瞵，久垂涎我中華五金之富、物產(chǎn)之繁。蠶食鯨吞，已效尤于踵接；瓜分豆剖，實堪慮于目前，嗚呼危哉！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庶我子子孫孫，或免奴于他族。用特集志士以興中，協(xié)賢豪而共濟。仰諸同志，盍自勉旃！”［（17）］興中會的成立，使資產(chǎn)階級革命派開始有了一個組織領導核心，并以此為核心，“聯(lián)絡中華有志華人，講求富強之學，以振興中華，維護國體”。此后，資產(chǎn)階級革命派的組織日益發(fā)展壯大，“振興中華”的口號影響日益深遠，成為經(jīng)久不衰的、極富感召精神的中華民族凝聚力。

二、“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推翻以滿洲貴族為主的清朝封建統(tǒng)治，解決國內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1894年在《檀香山興中會盟書》中，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chuàng)立合眾政府”的誓詞和政綱。1905年中國同盟會成立，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chuàng)立民國，平均地權”為宗旨和政綱。民族主義的主要內容是“驅除韃虜”——“滿政府窮兇極惡，今已貫盈。義師所指，覆彼政府，還我主權。”“恢復中華”——“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治，中國人任之。驅除韃虜之后，光復我民族的國家。”［（18）］民族主義這些目標和任務，十分切合近代中國的社會實際。近代的中華民族身受雙重民族壓迫，即外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內受滿洲封建貴族的統(tǒng)治和壓迫，滿洲封建貴族已淪為帝國主義的走狗，成為國內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要挽救中華民族的危亡，拯救斯民于水火，必須首先推翻以滿洲封建貴族為主的清朝政府，解決國內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民族主義正是解決這一矛盾的重要政綱和精神武器。民族主義成為能夠最廣泛地團聚國內外一切反對滿洲封建貴族的各階級、各階層的人們起來推翻清王朝統(tǒng)治的政綱和口號。孫中山于1905年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大會的演說中指出：“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義，應而和之者特會黨耳，至于中流社會以上之人，實為寥寥。乃曾幾何時，思想進步，民族主義大有一日千里之勢，充布于各種社會之中，殆無不認革命為必要者。雖以鄙人之愚，以其曾從事于民族主義，為諸君所歡迎，此誠足為我國賀也。”［（19）］

中國同盟會成立后，資產(chǎn)階級革命派廣泛宣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革命政綱，大造革命輿論，與資產(chǎn)階級改良派展開論戰(zhàn)，批判改良思想，肅清改良思想在國內群眾和海外華僑中的惡劣影響。“《民報》出現(xiàn)，國民主義與民族主義，漸浸盈于同胞之腦海，向之與《新民叢報》有關系者，莫不倒戈相向而敵國之，……故數(shù)月以來之《新民叢報》，為梁啟超一人所作之《新民叢報》，黨派之機關雜志，忽變而為獨夫之機關雜志，此真千古未有之慘狀也。”［（20）］廣大群眾和海外僑胞從“保皇＝愛國”的政治思想誤區(qū)中逐步擺脫出來，轉而擁護資產(chǎn)階級革命派的“革命排滿”主張，贊成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辛亥革命時期，國內外同情、擁護、支持、參加推翻清朝統(tǒng)治斗爭的中華兒女中，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的贊成程度是有差別的，完全贊成“三民主義”者最次，贊成“二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者其次，贊成“一民主義”——民族主義者最多。辛亥革命迅速在全國取得勝利，民族主義政綱的作用甚大。辛亥武昌首義后，各省紛起響應，在民族主義的大旗下，很多省的舊官僚、舊將領和立憲派也紛紛宣布獨立，脫離清王朝的統(tǒng)治，各族人民的反清斗爭風起云涌，革命迅猛發(fā)展，終于推翻了以滿洲封建貴族為主的清王朝260多年的封建統(tǒng)治，建立了資產(chǎn)階級共和國。正如孫中山于1912年在武昌十三團體聯(lián)合歡迎會的演說中所說：“十余年來，各團體群趨于革命，一言排滿，舉國同聲，乃遂有今日。”［（21）］

三、“民族統(tǒng)一”、“五族共和”——處理國內民族關系和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原則。1912年1月1日，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執(zhí)掌國家政權，他在《臨時大總統(tǒng)宣言書》中提出了“五個統(tǒng)一”的施政綱領，其中第一項就是“民族之統(tǒng)一”：“國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在他主持制訂和公布實施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明確規(guī)定：“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的區(qū)別。”他主張“五族共和”，“南北統(tǒng)一，五族一家。”［（22）］這些貫穿著民族平等思想的原則和政綱，是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的發(fā)展和進步，是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建設祖國的重要原則。

1912年9月3日，孫中山在北京五族共和合進會與西北協(xié)進會的演說中指出：“大抵革命之舉，不外種族、政治兩種，而其目的，均不外求自由、平等、博愛三者而已。……我國去年之革命，是種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何則？漢、滿、蒙、回、藏五大族中，滿族獨占優(yōu)勝之地位，握無上之權力，以壓制其他四族。滿洲為主人，而他四族皆奴隸，其種族不平等，達于極點。種族不平等，自然政治亦不能平等，是以有革命。要之，異族因政治不平等，其結果惟革命，同族間政治不平等，其結果亦惟革命。革命之功用，在使不平等歸于平等。”他進而認為：“我國去年革命，影響及于全部，而僅以數(shù)月之短時期，大功告成。成功之速可云天幸。今者五族一家，立于平等地位，種族不平等之問題解決，政治之不平等問題亦同時解決，永無更起紛爭之事。所望者以后五大民族，同心協(xié)力，共策國家之進行，使中國進于世界第一文明大國，則我五大民族公同負荷之大責任也。”［（23）］

從上文可見，孫中山認為，辛亥革命勝利后，中國的種族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的問題均已解決，但這是一種脫離實際的評價。隨著孫中山被迫解除臨時大總統(tǒng)職務和北洋軍閥頭子袁世凱的繼位，孫中山締造的資產(chǎn)階級共和國只剩下一塊空招牌，“民族統(tǒng)一”、“五族共和”的民族平等原則也只是一句空泛的口號，中國陷入了封建軍閥割據(jù)、混戰(zhàn)的局面。

四、“要把中華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實行民族主義的積極目的。孫中山為了挽救資產(chǎn)階級革命，相繼發(fā)動了“二次革命”、“護國運動”和“護法運動”，但都未能成功，他的思想處在矛盾、困惑之中。在此時期，孫中山對于民族主義的解釋出現(xiàn)了一些混亂，既有進步因素，亦有消極內容。他否定“五族共和”的正確原則，主張“民族同化”，亦主張實行“民族自決”。他認為漢族光復，滿清傾覆，不過只達到民族主義之一消極目的而已。民族主義的積極目的是：“應該把我們中國所有各民族融成一個中華民族……并且要把中華民族造成一個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主義乃為完了。”［（24）］

孫中山有很強烈的民族自尊心，熱愛祖國，熱愛中華民族，他說：“中華民族者，世界最古之民族，世界最大之民族，亦世界最文明而最大同化力之民族也。”［（25）］他要把中華民族造成一個“很文明的民族”的目的是正確的、可貴的。但他主張以漢族為中心實行民族同化，實乃大漢族主義的表現(xiàn)，不利于中華民族的團結，這正是孫中山所代表的資產(chǎn)階級的局限性的反映。

五、“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中華民族團結反帝的新綱領。

在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幫助下，孫中山于1924年1月主持召開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確立了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以革命精神重新解釋三民主義，使三民主義發(fā)展到新階段。

關于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26）］第一方面的目的，是反對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武力侵略、政治壓迫和經(jīng)濟掠奪，“使中國民族得自由獨立于世界。”第二方面的目的，是解決民族問題，實行民族平等和民族自由聯(lián)合，“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

孫中山認為，近代中國處于“次殖民地”的地位，處境十分危險，要恢復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就需要“大家聯(lián)合起來，成一個大國族團體。結成了國族團體，有了四萬萬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奮斗，無論我們民族處于什么地位，都可以恢復起來。所以，能知與合群，便是恢復民族主義的方法。”［（27）］他一方面指出了民族凝聚力、團結的重要性，又進而指出，增強民族凝聚力和維持民族、國家的長治久安，一是需要有“很好的道德”，二是要恢復中華民族“固有的智能”，三是實行“濟弱扶傾”的好政策，“我們對于弱小民族要扶植他，對于世界的列強要抵抗他。如果全國人民都立定這個志愿，中國民族才可以發(fā)達。”［（28）］

孫中山主張反帝和實行民族平等的正確主張，在國共合作進行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中發(fā)揮了重大的影響。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下，中華民族進一步覺醒，中國工農群眾奮起，“打倒列強除軍閥！”掀起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第一次高潮。

由于時代和階級的局限，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并未能完全正確地解決中國的反帝和國內民族問題。但是，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在中國近代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進程中，起到了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和動力的作用，團聚和激勵中華民族進行反封建反帝斗爭，居功甚偉，應予充分肯定。

注

（1）《中國精神》一書題詞。

（2）梁廷楠：《夷氛聞紀》卷3。

（3）《廣州鄉(xiāng)民于十三行口曉諭英夷示》，《鴉片戰(zhàn)爭》第4冊，第16頁。

（4）張維屏：《三元里》。

（5）（7）洪秀全：《原道醒世訓》。

（6）洪秀全：《原道覺世訓》。

（8）《商戰(zhàn)》上，《盛世危言》卷3。

（9）（11）《西學東漸記·代跋》，第7頁、第15頁。

（10）《中華民國革命秘史》，第4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