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蘇俄及共產國際對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影響，自孫中山逝世后不久，就不斷有學者撰文論述過。（注：這方面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Tsui Shu-chin（崔書琴）：The Influence of the Canton-Moscow Entente Upon Sun Yat-sen's Revolutionary Tactics.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XX，April 1936；王德昭：《第一次聯俄聯共對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影響》，見王德昭著《從改革到革命》，中華書局，1987年版；李玉貞：《孫中山與共產國際》，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但是，新近出版的有關蘇俄及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資料表明（注：這里指的是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的《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1998年版，下文中凡注明為《檔案資料》者，即指此書。），這一論題仍有較大的闡釋空間。比如說，孫中山為什么要尋求蘇俄的援助？蘇俄又為什么要援助孫中山？各自真實的動機是什么？蘇俄及共產國際對孫中山究竟產生了什么影響？這種影響是通過什么途徑實現的？這種影響究竟有多大？它是否導致了孫中山革命理念的根本轉變？新公布的有關史料的一些細節，使我們對這些問題有一個更清楚的認識。本文即是依據這些史料及孫中山本人的言論回答上述問題的一個嘗試。

一

蘇俄與孫中山的直接交往最早可以上溯到1918年。是年夏天，孫中山致電列寧，祝賀俄國革命的成功。俄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受俄羅斯聯邦人民委員會委托，于1918年8月1日復信孫中山，向孫中山表示感謝并“吁請中國兄弟共同斗爭”；但孫中山沒有收到契切林的回信。1920年10月31日，契切林再次致信孫中山，建議恢復俄中兩國的貿易關系，并希望中國從此堅定地走上與俄國“友好的道路”。孫中山于1921年6月14日收到了契切林此信，并于同年8月28日復信契切林。孫中山在信中表示，因為地理關系，廣州政府還不可能與蘇俄發生有效的商業關系，但他本人對蘇維埃的組織、軍隊和教育極感興趣，并希望與契切林“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獲得私人的接觸”。[1]此前孫中山在上海會見了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共產國際執委遠東部書記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還于1921年4月訪問了廣州，雙方已進行了一些試探性的接觸。1921年底，孫中山在桂林與馬林多次晤談。他們討論了帝國主義的問題、俄國革命的實質、革命宣傳的意義以及工人對解放斗爭的作用等問題。會見時孫中山“毫不含糊的表示了對新俄國的強烈同情”。[2]不過此時孫中山尚無“聯俄”的思想。他認為只能與蘇俄作道義上的聯合，“一俟義師北指，直搗幽燕，再謀具體合作，未為晚也”。[3]可見，孫中山認為聯俄的時機尚未成熟。

孫中山的“聯俄”思想出現在1922年6月陳炯明事變之后，陳、孫之間的分歧主要是政見的不同。陳炯明主張聯省自治，因此熱衷于將廣東省建設成為一個“模范省”，反對孫中山用兵北伐。孫中山則認為聯邦制會導致國家分裂，因而主張先統一中國再推行以縣為基本單位的地方自治。[4]此次事變對孫中山是一次極大的打擊，它促使孫中山重新思考革命失敗的原因及革命隊伍的建設問題。事變后孫中山走避上海，他越發感到主義之統一與人心之堅定的重要性，決定改進國民黨。也就是從此開始，他對俄共的組織及軍隊建設十分向往，并認為這是俄國革命成功的根本原因，此后他在演講中都要對比中、俄革命成敗之原因，并決心引為師法。他對身邊的人說：“在這些日子里，我對中國革命的命運想了很多，我對從前所信仰的一切幾乎都失望了，而現在我深信，中國革命的唯一實際的真誠的朋友是蘇俄。”[5]另一方面，陳炯明事變使孫中山感到以廣東為根據地有一定的冒險性，前有吳佩孚，后有英國控制的香港，對廣州始終是個威脅。他開始主動尋求蘇俄的幫助。他希望俄國能夠幫助他在新疆或蒙古建立新的根據地，他建議蘇俄出兵占領新疆，為他組建軍隊開辟一塊地盤，作為回報，蘇俄可以在那里建立任何一種制度，甚至蘇維埃制度。[6]同時，他也考慮從四川經甘肅到內蒙古去，從那里發起進攻。他在給越飛的信中急切地問：“貴國政府能否通過庫倫支援我？如果能，能支持到什么程度？在哪些方面？”[7]

不過，此時蘇俄方面并不急于想援助孫中山，這一方面是因為蘇俄擔心援助孫中山會加劇俄國同西方大國，特別是和日本的緊張關系，也會使北京政府在談判承認蘇俄時采取更為強硬的立場。而且在俄方看來，支持孫中山在新疆建立根據地的計劃即使成功，將來俄國“在中國的事務中只好局限于……東土耳其斯坦”。[8]另一方面是因為蘇俄此時的外交主要還是面向吳佩孚。他們把吳佩孚看作是中國最強大和比較進步的軍事政治領導人。（注：《維連斯基—西比里亞科夫給列寧的信》（1922年3月15日）。信中寫道：“只要瀏覽附上的中國示意圖，就可以發現直隸派占有最有力的戰略地位，它幾乎統治了人口稠密，具有巨大經濟意義的整個華中和長江流域，與各競爭派別相比較而言，直隸派是最強大的，而且吳佩孚元帥作為軍事領導人所取得的成就，為他進一步擴大影響和加強實力，創造了非常有利的局面”。《檔案資料》第1輯，第74頁。）對孫中山，則“以不致影響我們對北京的政策”為前提。[9]因此，蘇俄建議孫中山與吳佩孚合作，組成一個親俄的聯合政府，俄國方面為此向孫中山保證，“這樣的政府不僅可以指望得到俄國的支持，而且還可以指望得到整個共產國際的支持”。[10]但是，這一建議遭到了吳佩孚和孫中山兩個人的拒絕。其時孫中山正準備與張作霖聯合，共同對付吳佩孚，其辦法是：孫中山自西南先發，“與敵相持”，張作霖則“迅速取北京津保，使敵失所憑依，然后出重兵以躡其后”。[11]孫、張聯合以及張勝吳敗的可能令俄國十分不安，他們擔心這一結局會導致蘇俄在蒙古問題和中東鐵路問題上陷入被動，因此，在援助孫中山的問題上顯得特別謹慎。共產國際甚至認為，“支持孫逸仙同吳佩孚作斗爭，不僅僅是支持一個反動派張作霖，而且還是支持日本帝國主義”。[12]

蘇俄及共產國際對孫中山的態度到1923年初發生了較大的轉變。是年1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終于決定棄吳援孫，制定了“全力支持國民黨”的政策，“并建議外交人民委員部和我們共產國際的代表加強這方面的工作”。[13]導致蘇俄對孫政策轉變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蘇俄在與北京政府的外交談判中進展緩慢，未能爭取到建立正式關系和解決外蒙古地位問題及中東鐵路問題；另一方面則是由于蘇俄越來越感覺到與吳佩孚的合作是不現實的，因為吳佩孚一直強調蘇俄對蒙古的占領只能保持到1923年春為止，因此，在蒙古問題上蘇俄遲早要與吳佩孚發生沖突[14]，而孫中山則明確宣布承認并維護蘇俄在蒙古和中東鐵路上的立場。[15]吳佩孚在1923年2月鎮壓京漢鐵路工人罷工后，蘇俄更堅定了支持孫中山的決心。1923年5月1日，蘇俄政府致電孫中山，內稱“我們準備向您的組織提供達200萬金盧布的款額作為籌備統一中國和爭取民族獨立的工作之用”。“我們還準備協助您利用中國北方的或中國西部的省份組建一個大的作戰單位”。（注：《蘇聯政府致孫中山電》（1923年5月1日），《檔案資料》第2輯，第414頁。不過，蘇方由于擔心中國革命出現土耳其“凱末爾式”的結局，并未完全兌現援孫的承諾。加拉罕批評那些對孫中山持懷疑態度的人，“被土耳其的牛奶燙過以后，在中國見到涼水也要吹一吹”。見《加拉罕給契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檔案資料》第1輯，第415頁。）

孫中山對俄方的表態極為高興，他表示接受俄方的“一切建議”，并將派代表去莫斯科“商討細節”。[16]終于在1923年下半年，蘇俄及共產國際與孫中山的關系邁出了新的步伐。是年7月3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以特別決議的形式采納了斯大林關于任命鮑羅廷為孫中山政治顧問的建議，并責成“鮑羅廷同志在與孫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利益，決不要迷戀于在中國培植共產主義的目標”。[7]也就是在是年8月，孫中山派蔣介石率團赴俄訪問，孫中山稱蔣介石此行的使命是“為了討論我們在那里的朋友以能夠用來幫助我在我們國內的工作的方法和手段，其中包括蔣介石將軍要同你們的政府和軍事專家討論關于我的部隊在北京的西北及其以外地區采取軍事行動的建議”。[18]代表團在蘇期間與俄共（布）及共產國際的領導人進行了多次會晤。同年11月26日，共產國際執委專門召開會議，討論國民黨問題。孫逸仙代表團參加了會議，蔣介石在會上表示，希望共產國際“派一些有影響的同志來中國”，“領導我們并就中國革命問題給我們提出建議”。而季諾維也夫也表示，“共產國際將盡可能按照這一建議去做，并向中國派一位負責的代表”。[19]這表明，蘇俄及共產國際與孫中山的合作關系建立起來了。

從蘇俄及共產國際與孫中山相互接近的過程來看，雙方都有很明顯的現實政治動機。孫中山主要是想獲得蘇俄方面的物質援助，從而擺脫政治上的不利局面，實現統一中國的理想。同時，他也是為了從蘇俄那里借鑒革命的經驗，從這個意義上說，聯俄是孫中山深謀遠慮后確定的一項基本政策，決不是一時的策略和手段。蘇俄則主要考慮到了在華的利益，特別是在蒙古和滿洲的利益，同時它也考慮到了遠東地區的安全，特別是與日本的抗衡，它希望通過援助孫中山，從而擴大在中國的影響。這是一個雙向選擇的過程，單從孫中山的角度或單從蘇俄的角度來考察孫中山的聯俄政策都是不全面的。

二

蘇俄及共產國際援助孫中山，當然不只限于現實政治的考慮，它還有一個更長遠的目標，就是希望通過援助孫中山及其領導的國民黨，在中國推進蘇式革命，實現其“東方路線”的戰略構想。（注：最初蘇俄及共產國際的注意力放在培植中國的共產主義力量，但是，一段時間過后，俄共及共產國際代表發現，中國共產主義者與中國工人運動聯系很少，真正的工人運動是在沒有共產主義小組參與下進行的。從此，俄共及共產國際對華工作方針開始改變，他們轉而支持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并認為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只有在民族主義運動內部進行才可能得到發展。《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會議速記記錄》（1922年12月29日），《檔案資料》第1輯，第182-183頁。）中國被認為是“國際沖突的焦點和國際帝國主義最薄弱的地方”，“具有很大的意義和巨大的成功機會”。[20]因此，蘇俄及共產國際總是有意識地去“影響”孫中山，極力想把國民黨變為中國的“激進革命的”、“工農的”、“雅各賓式”的政黨。孫中山對蘇俄的這種用意非常清醒[21]，但他認為，俄國革命的經驗對中國革命至關重要，中國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必須學習俄國革命的組織和方法。因此，他也是有意識、有選擇地去接受蘇俄方面的“影響”。

蘇俄及共產國際對孫中山的影響首先表現在孫中山按照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改組了國民黨。自1920年—1923年間孫中山不止一次地企圖改組國民黨，但他的這些努力無論對于國民黨自身的狀況，還是對它的政策及實際活動都未能導致任何實質性的變化。1923年10月鮑羅廷到廣州后，國民黨改組的籌備工作才開始卓有成效地開展起來。孫中山任命鮑羅廷為國民黨組織教練員，并說，“鮑君辦黨極有經驗，望各同志犧牲自己的成見，誠意去學他的方法”。[22]據鮑羅廷的札記，他到廣州后的頭兩個月的全部工作，就在于讓孫中山及其他國民黨領導人相信，“迄今為止他們所采取的斗爭方式是無益的，必須加以根本改變”。同時，鮑羅廷還向孫中山提出具體的建議，這就是“根據確切闡明的綱領和黨章來著手改組國民黨”。[23]之后，鮑羅廷參與了國民黨改組計劃的制訂和國民黨黨綱與黨章的起草工作。改組后的國民黨在黨員資格、組織機構、基層組織、紀律等方面與俄共非常相似，這不能不說是因為受了鮑羅廷的影響。

蘇俄及共產國際對孫中山的影響其次表現在孫中山對革命之主義，即三民主義的重新解釋上。這種新的解釋集中體現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以下簡稱《國民黨一大宣言》）上。該宣言對三民主義的解釋幾乎是照搬了共產國際執委1923年11月28日作出的關于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國民黨問題的決議。中華民國建立后，孫中山曾一度認為民族主義的目的已經達到，今后所要致力的是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但是，1919年五四運動之后，孫中山在他的演講著述中，重新強調民族主義為革命的重要目標。（注：王德昭先生認為，重新肯定民族主義是1919年以后孫中山思想的新要點，參見王德昭：《五四運動對于孫中山革命思想之影響》，見王德昭著《從改革到革命》，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240頁。）他認為，漢族光復，滿清傾覆，不過是達到民族主義的消極目的，今后應當致力于達到民族主義的積極目的，這就是要把漢族與滿、蒙、回、藏各民族融合成一個中華民族，“并且要把中華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主義乃為完了”。[24]在隨后的幾年間，孫中山始終堅持這樣的民族主義觀，直到1924年國民黨一大召開，孫中山才重新解釋民族主義。《國民黨一大宣言》稱，“國民黨的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族主義對于任何階級，其意義皆不外免除帝國主義之侵略……吾人欲證實民族主義實為健全之反帝國主義，則當努力于贊助國內各種平民階級之組織，以發揚國民之能力，蓋惟國民黨與民眾深切結合之后，中國民族之真正自由與獨立始有可望也”。“辛亥以后，滿洲宰制政策既已推毀無余，則國民諸民族宜可得平等之結合，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所要求者即在于此……國民黨敢鄭重宣言，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于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后，當組織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25]顯然，重新解釋后的民族主義突出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反對帝國主義；二是中國境內各民族自決。這兩點都是來自于共產國際的11月28日的決議。（注：1923年11月28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就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國民黨問題作出決議，決議認為，“民族主義的含義是，既要消滅外國帝國主義的壓迫，也要消滅本國軍閥制度的壓迫”。“國民黨只有通過增強、支持和組織國內各個勞動人民階層來放手發動全國的力量，才可以向群眾表明，這個民族主義體現的是健康的反帝運動的概念”。“這個主義的另一方面應當是，中國民族運動同受中國帝國主義壓迫的各少數民族的革命運動進行合作，……國民黨應公開提出國內各民族自決的原則，以便在反對外國帝國主義，本國封建主義和軍閥制度的中國革命取得勝利以后，這個原則能體現在由以前的中華帝國各民族組成的自由的中華聯邦共和國上”。見《檔案資料》第1輯，第342-343頁。）同樣，《國民黨一大宣言》對民權主義的重新解釋也是依據共產國際的相關決議。共產國際認為，國民黨的民權主義，“不能當作一般‘天賦人權’看待，必須看作是當前中國實行的一條革命原則”。“這里必須考慮到，在資產階級社會的條件下，民權主義可能蛻變為壓迫勞動群眾的制度和工具，因此，國民黨在向群眾灌輸民權主義的原則和解釋其含義時，應使其有利于中國勞動群眾，即只有那些真正擁護反帝斗爭綱領的分子和組織才能廣泛享有這些權利和自由，而決不使那些在中國幫助外國帝國主義者或其走狗（中國軍閥）的分子和組織享有這些自由”。[26]《國民黨一大宣言》完全是按照共產國際這一決議的精神來解釋民權主義的，宣言稱，“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者所得而私也，于此有當知者，國民黨之民權主義，與所謂‘天賦人權’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適合于現在中國革命之需要”。 [27]

至于民生主義，共產國際要求國民黨在解釋“平均地權”的原則時，“不能解釋為國家實行土地國有化，必須向渴望土地的廣大農民群眾說明，應當把土地直接分給在這塊土地上耕種的勞動者，消滅不從事耕作的大土地占有者和許多中小土地占有者的制度”。在解釋“節制資本”的原則時，則應該“解釋為把外國工廠、企業、銀行、鐵路和水路交通收歸國有，那它才會對群眾具有革命化的意義，才能在群眾中得到廣泛的影響”。[28]《國民黨一大宣言》部分吸納了共產國際的建議，指出“國民黨之民生主義，其最要之原則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權，二曰節制資本。蓋釀成經濟組織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權之為少數人所操縱，故當由國家規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價稅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價呈報政府，國家就價征稅，并于必要時依報價收買之，此則平均地權之要旨也。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29]對《國民黨一大宣言》的這一解釋，蘇俄方面認為“它也是以共產國際為依據的，但是，根據本地情況加以改頭換面，以便使它能夠為黨的右派所接受”。[30]

蘇俄及共產國際對孫中山的影響還表現在孫中山革命方略的轉變上，這就是從注重軍事工作轉而注重政治工作，特別是宣傳工作。國民黨并非不從事宣傳工作，但此前國民黨的宣傳，都是個人的宣傳，“既無組織，又無特點，故收效仍小”。[31]孫中山也并非不知道宣傳工作的重要性，他從五四運動這一事件中看到了宣傳力量之大，為此他專門致函海外國民黨員，建議設立一英文雜志，“直接參加世界輿論，將吾黨之精神義蘊宣達于外，以邀世界對于吾黨之信仰”。另外創辦最大、最新式之印刷機關，“凡關于宣傳吾黨之宗旨、主義者，如書籍、雜志等類，可自由印刷，免受他人掣肘”。[32]不過，孫中山從未放棄他的北伐計劃，他的全部活動主要集中在軍事方面，總是試圖爭得一些地盤，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政府，然后借助軍事措施實現中國的統一，直到1923年蔣介石率孫逸仙代表團訪蘇時，蔣介石的使命主要還是說服蘇俄支持孫中山的軍事計劃。蘇方對此則非常不滿，在代表團訪蘇期間，蘇方領導人多次強調，“孫逸仙和國民黨應該集中全力在中國做好政治工作，……應該首先全力搞宣傳工作”。“國民黨應當立即堅決地、急劇地改變自己的政治方向盤，目前它應該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工作上來，把軍事活動降到必要的最低限度”。[33]孫中山最終吸納了俄方的意見，表示從此要“變更奮斗的方法，注重宣傳，不注重軍事”。[34]改組后的國民黨明顯加強了宣傳工作，如刊行《國民黨周刊》、辦中國通訊社、開辦國民黨講習所，孫中山還親自演講三民主義，以作國民黨“宣傳之資”。[35]

總之，孫中山在蘇俄及共產國際的影響下，改組了國民黨，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同時調整了革命方略，而這些轉變都是建立在孫中山對中國現狀的估計及對辛亥革命失敗原因的反思之上的。

三

盡管孫中山在蘇俄及共產國際的影響下改組了國民黨，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但這并不表明孫中山的革命理念發生了根本變化。國民黨改組后孫中山的言論表明，孫中山與蘇俄及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理解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孫中山的目標是繼續完成辛亥革命未完成的事業，“徹底地”、“同時地”解決中國的民族、民權和民生問題，而蘇俄及共產國際則希望孫中山能依靠工農群眾的力量，發起一次國民革命運動，將舊的統治階級及制度從根本上推翻，重新建設新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換言之，孫中山依然繼續著他的舊式的革命理想和道路，而蘇俄及共產國際則企盼他發動一次新式的資產階級革命。

孫中山在國民黨改組后關于三民主義的講演很能真實地反映出他的政治理念。（注：孫中山自稱他的演講是為了提倡“宣傳之資”，見孫中山《民族主義·自序》，《孫中山全集》，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9卷，第183頁。有學者指出，提供宣傳之資是孫中山演講三民主義的直接表面的原因，而間接的更深層次的原因是孫中山擔心他的三民主義被人誤解，見Tsui Shu-chin:The Influence of The Canton-Moscow Entente Upon Sun Yat-sen's Revolutionary Tactics.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XX，April1936，119.）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在演講三民主義時，并沒有按照《國民黨一大宣言》中對三民主義的新解釋的精神，而是做了某種修正，或者回到了改組前的一些主張。關于民族主義，孫中山雖然也談到了反帝，但似乎有意回避了《國民黨一大宣言》中所強調的國內各民族“自決”的問題，而是強調中國要以家族觀念和宗族觀念作基礎，恢復民族主義，同時他特別指出，“新青年”們反對民族主義，提倡世界主義是錯誤的。他認為世界主義“不是受屈民族所應該講的，我們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們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復起來后，才配來講世界主義”。關于民權主義，一方面孫中山表示中國的民權與歐美的民權不同，歐洲革命是爭個人的自由和平等，中國革命是爭國家的自由和平等，“中國革命黨不主張爭平等自由，主張爭三民主義，三民主義能夠實行，便有自由平等”。另一方面孫中山強調完整的民權應包括人民方面的“四權”（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和復決權）和政府方面的“五權”（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考試權、監察權）。“用人民的四個政權來管理政府的五個治權，那才算是一個完全的民權政治機關”。[36]孫中山的這些思想，均是在聯俄之前就已經產生并反復論述過的。（注：1906年12月孫中山在東京《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就提出過“五權憲法”的主張，之后反復闡述過這一理論。1916年孫中山在上海兩度向兩院議員演講，初次談及四項直接民權問題，此后孫中山每次提及地方自治，必提四項直接民權。參見王德昭：《五四運動對孫中山革命思想之影響》見王德昭著《從改革到革命》，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243-244頁。）關于民生主義，雖然孫中山反復強調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因為二者都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目標是一致的。但同時他強調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在方法上是完全不同的。民生主義的方法就是兩條，一是平均地權；二是節制資本。平均地權“就是政府照地價收稅和照地價收買”，“以后所加之價，完全歸為公有”。節制資本就是要一方面節制私人資本，“以防備將來社會出現貧富不均的大毛病”；另一方面發達國家資本，因為“中國今日單是節制資本，仍恐不足以解決民生問題，必要加以制造國家資本，才可解決之”。孫中山還指出，從大目標來看，民生主義也是要眾人能夠共產，“不過，我們所主張的共產，是共將來，不是共現在”。[37]孫中山對民生主義的這種解釋與同盟會時期的解釋基本一致，這表明孫中山聯俄之后，在“主義”方面并未發生根本變化。針對有些人認為國民黨改組后已變為共產黨的言論，孫中山說，“此種讕言，非出諸敵人破壞之行為，即屬于毫無意識之疑慮，欲明真象，則本黨之宣言政綱具在，覆按可知，本黨之民生主義，早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兩方案著于黨綱，自始至終，未嘗增減，至若進行之有緩急，分量之有重輕，此則時勢之推遷，而非根本之改變。”[38]

孫中山在演講民生主義時，對馬克思主義多有批評，他認為馬克思把階級斗爭作為社會進化的原因是錯誤的，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是社會當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癥”。他進而指出，中國社會不存在大富的特殊階級，只有大貧與小貧的區別，也不存在大地主，只有小地主，所以，“馬克思的階級戰爭、無產專制便用不著”。[39]正因為如此，盡管蘇俄及共產國際一再敦促他以最激進的方式貫徹執行土地法令，孫中山就是拒絕執行，他反對剝奪地主的土地，主張借助稅收和贖買來消除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中的不公正現象。無論蘇俄及共產國際方面如何激烈地反對，“但孫博士堅持自己的意見，并且得到了廖仲愷省長的熱情支持”。[40]聯系到孫中山在聯俄前的言論，可以看到，孫中山一貫認為共產主義和蘇維埃制度不適合于中國，在他與越飛的聯合聲明中，他堅持寫上了“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于中國”等字樣，他也多次表示他不相信蘇俄能成功地實現社會主義。當蘇俄實行新經濟政策后，他認為這是蘇俄放棄了其政策中最激進的方面，似乎也更印證了他的觀點，所以，他堅持不能用馬克思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的問題。他說，“我們講到民生主義，雖然很崇拜馬克思的學問，但是不能用馬克思的辦法到中國來實行，這個理由很容易明白，就是俄國實行馬克思的辦法，革命以后行到今日，對于經濟問題還是要改用新經濟政策。俄國之所以要改用新經濟政策，就是由于他們的社會經濟制度還比不上英國、美國那樣發達，還是不夠實行馬克思的辦法，俄國的社會經濟程度尚且比不上英國、美國，我們中國的社會經濟程度怎么能夠比得上呢？又怎能夠實行馬克思的辦法呢？所以照馬克思的黨徒，用馬克思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是不可能的。”[41]據鄒魯回憶，鮑羅廷在聽到孫中山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后，曾對孫中山“提出了許多詢問的話”，但孫中山“對于自己的立論，卻不容易隨便放松一步”。[42]

蘇俄及共產國際對孫中山在言行上所表現出的“右傾”的反應極為復雜。一方面，他們感到孫中山的理論都是有害的“烏托邦”，而他的實踐活動是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真正的（即共產國際）的目標相抵觸的；另一方面他們又需要利用孫中山的威信和他建黨的愿望推動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發展。鮑羅廷說，“孫是個共產主義者，是國民黨左派，是國民黨中派，又是國民黨右派，有時他的言辭極端革命，比我們共產黨人還革命，有時他又忘記了所有革命詞藻而成了小資產階級的庸人，……在孫的身上充滿了對中國國民運動最有害的矛盾”。但同時他又主張“與準備領導中國獨立的國民革命運動的國家社會主義者實行妥協”，利用孫中山的“左傾”加強國民黨內的左派成份。[43]中國共產黨對孫中山的反應要激烈得多，陳獨秀認為“鮑羅廷同志上了孫中山等人的圈套”。孫中山不是“左派”，頂多是個“中派”，“國民黨目前的狀況，我們在那里只看到了右派反共分子，如果說那里有一定數量的左派，那是我們自己的同志”。他主張“對國民黨的支持不能沿用以前的形式，我們應該有選擇地采取行動，這就是說，我們不應該沒有任何條件和限制地支持國民黨，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動方式，否則我們就是在幫助我們的敵人。”[44]蘇俄、共產國際及中國共產黨對孫中山的這種看法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孫中山的原則立場。

由此可以看出，孫中山在接受蘇俄和共產國際的影響時是有選擇的，對于蘇俄革命的“經驗”，他盡量加以吸收，至于“主義”，則是有批判地吸收。反映到他的思想里就是晚年有了一些新的觀點.但他的革命理念并未發生根本的變化。這種狀況預示了大革命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