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鄧道路的優劣及前景之比較

隨著今年毛澤東110歲誕辰臨近，毛澤東熱在持續升溫。實際上，自從1990年代中國貧富分化日漸凸顯以來，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及毛澤東道路就逐漸被人們重新重視，表面上已經解決了的中左思想之爭、道路之爭，又回到桌面上來，民間學界同現毛澤東熱。

關于毛澤東其人、其思想作為，有關解說、評價很多，眾說紛壇，但筆者在這里寧愿采信以老田、李憲源為代表的新毛主義的說法。為什么?的細節具有無法確知的特性，一切歷史其實都是當代史。新毛主義對毛的解讀，關乎當前左中右三條路線之爭，是最具有現實意義的歷史詮釋方式.

剩下來就是辨析左中路線即毛澤東鄧小平道路各自的優劣和前景。歷史的演化進程是，當毛澤東終于在1976年黯然撒手人寰后不久，他生平的最后希望、也是最低要求（和平交班）終成泡影。他所選定的接班人先則互起內哄，繼而被“走資派”所取代。但是，中國并沒有如他事前預計的那樣“陷入腥風血雨”，而是很快安定下來，集中精力于建設。

當鄧小平于1970年代末實際執掌中國政權后，他面臨著一個“中國向何處去”的難題。否定文化大革命是無疑的，無論從當時個人、群體還是國家的經歷處境看，都只能這么做。不管文革的始動者其動機多么雄偉、崇高，它最終失敗是事實，它導致了社會多方面的災難困境也是事實。如果以毛澤東的條件都只能得到這么一個結局，那么在內外條件方面(個人權威、國內外形勢)都大有不如的鄧小平來說，他沒有任何理由相信自己會比毛做得更好。因此，他必須改弦易轍，走一條與毛不同的非毛化道路。

要否定和改變背負重大負面責任的文革道路，除了毛澤東個人及其思想權威外，障礙并不大，這從當時“撥亂反正”時期舉國上下的人心所向可知究竟。確實，文革中的許多錯誤和破壞，肯定并非出于毛的本意，但那卻是現實條件下毛主張所必然導致的結果。在歷史評價中，家的主觀意愿是無關緊要的，關鍵在于實際效果。不能否認，為了保證“運動的大方向”，毛默許、縱容了文革中大多數的破壞和災難。毛的本意可能是：這是必須付出的代價，大破之后才能有大立;但最終的結果基本上卻是只破不立，只付代價，不見收益.

對于毛澤東道路，網友老田先生有精典概括，那就是“三面紅旗，繼續革命”。當時否定文革(即毛道路中的“繼續革命”)，將工作重心由階級斗爭轉移到經濟建設并不太難;難的是怎么樣才能盡快經濟、實現民富國強。新毛主義在解讀這段歷史時，往往將毛的動機解釋為憂國憂民，而將鄧的動機則解讀為從少數既得利益者出發、私心自用。這種表述明顯違背了最起碼的“反思平衡”理性原則。作為國家最高領導者和有責任心的政治家，其個人最大利益除了保持權力外，就是治理國家的功效，其它一切都是次要。實際上，當時鄧小平面臨的最大思想難題是:馬克思主義經典所描述、中國共產黨人所堅持的公有制經濟道路(即毛道路中的“三面紅旗”)，是否還具有現實可行性，這條路是否還能繼續走下去?

此前，公有制道路的不容置疑性一則源于革命理想，從直觀看，這條路似乎離大多數人利益最近;二則源于經典;三則源于共產黨內尤其是毛本人的全力推行。對毛的做法，黨內從來不乏分歧。主要反對意見是操之過急，無論是從現實出來還是嚴格按照經典理論，公有制都需要有一定的經濟發達條件作為基礎、都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持這一反對意見的幾乎涵蓋了劉周鄧陳薄等建國后主持一線黨務政務的領導群體，但經過毛幾次“路線斗爭”后，大家只有噤若寒蟬。這一過程，被新毛主義定義為:黨內官僚精英為少數人私利要走精英主義道路，而毛澤東則站在“大多數人利益立場上”堅決與之斗爭。

時間到了1970年代末，當年的持不同意見者已經擁有足夠權力可以公開推行自己的主張；而新中國幾十年來的跌蕩起伏、多災多難，無疑更堅定了他們的認識，這就是聯產承包責任制在當時出臺的政治背景。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巨大成功（糧食和各類農產品產量大增、農村人均收人增長顯著）既為鄧小平本人及其路線贏得盛譽，也進一步堅定了他沿此方向走下去的認識和決心，于是“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由農村推廣到城鎮。

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在初期也進程順利，生產能力快速提升、商品物資極大豐富，一舉扭轉了計劃經濟時代“短缺經濟”局面。這種現實的變化深遠，同時影響了文革后幾代人。人們開始相信，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物質發達并非偶然，這與他們的經濟制度是密切相關的。這一切的始動者鄧小平也不例外，作為一個現實主義政治家，他服膺事實更甚于理論。他從自己親手創造的歷史中得出的結論是：社會主義理想再完善，但其公有制設想也不適合于現有經濟水平的中國；至少在今后相當長時期內，中國仍然必須走市場經濟道路。到這時，所謂“鄧小平道路”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就大致成形了，它的基本要點與東亞東南亞一些國家奉行的權威主義頗為相似：政治上集中控制，經濟上走市場化私有化之路，社會其它方面放松控制、兼容多元。與東亞東南亞各國最大的不同是，在政制框架上，鄧小平并沒有照搬西方的憲政民主制度，而是沿襲了傳統的政制框架。

新毛主義喜歡把鄧小平道路等同于右翼自由主義路線，實際上，鄧小平道路最先就是遭遇了來自右（自由主義道路）的挑戰。1980年代末發生的事，使當時的執政集團徹底認清了自己選擇的道路與右翼自由民主主張的分際，從而更加堅定了經改先行、政改緩行的決心。但是從1980年代末肇始，于1990年代凸現的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給鄧小平道路的絢爛圖景蒙上了一層灰色：“改革”不再只是玫瑰園中的春游漫步，它也有它自己的成本代價。

新毛主義者說，鄧小平走市場經濟和私有化道路是代表精英階層“賴掉毛澤東時代共產黨人對工人農民的承諾”，這顯然是不能成立的。鄧小平在1980年代初不可能預見到1990年代后期的社會分化嚴重程度，鄧的初衷，無非是想為中國選擇一條“更適合于國情”的發展道路。雖然政治家必須為自己決策所造成的一切后果負責，但把一切負面后果都說成是有意為之，就過分了；反之對毛澤東，他們就絕對不會這樣做。

當在鄧小平路線上開始顯露出貧富分化日漸嚴重、尤其是少數人生活極其艱難的負面效應之后，鄧小平道路就喪失了其早期的正當性和凝聚力，其本身就成為一個被人質疑、有待證明的事物。在鄧的晚年，權力腐敗和貧富分化已初露端倪。鄧和文革中的毛一樣，把前進道路上出現的負面效應當成了為達目標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因此，評價鄧小平道路的關鍵就在于：這一條路前景如何？它會在艱難曲折中將中國帶向民富國強，還是會象毛的文革一樣，光付“代價”、不見收益？

在此可比較一下毛鄧兩條道路的優劣。首先，從實際效果看，經濟上，除極少數人外，鄧小平時代人們普遍比之毛澤東時代擁有更充裕的物質條件；大多數人擁有更多自由空間、精神上也更為自由。但是，鄧小平時代國家不再為個人包辦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大多數人比之過去更加感覺到生活艱難；貧富懸殊的出現使社會中下層產生了不平衡心理；從幸福是個人感受的意義上說，大部分中國人可能對今天不滿意的感覺更多。即便這樣，想回到過去的中國人可能也并不占多數；更重要的是，在想回到過去的這群人中，大多數人態度并不堅定，他們的想法隨時可能改變，堅定不移者只是極少數。眾所周知，維持一種現狀只需要支持者極少的傾向性，而改變現狀則需要人們傾注極大努力和熱情。因此，在今天的民意輿情中，毛澤東道路相對于鄧小平道路至少不占優勢。

在今天真正擁有最多群眾的，是右翼自由主義主張。之所以如此，除了掌握話語權的知識分子階層與自由主義的天然接近外，更重要的是，右翼自由主義思想在客觀上有著中左二翼無可比擬的兩大優勢：

其一是自由主義在西方發達國家的成功示范。雖然自由主義主張在后發展國家屢屢失靈，但對于旁觀的中國人來說，發生在世界邊緣的事遠不如發生在世界中心的事印象深刻，畢竟西方發達國家堪稱當今唯一政治制度成功的范例。更重要的是，20世紀末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的“不戰而勝”，極大地震撼了中國人民。

其二是自由主義及其憲政民主設想從來沒有在中國得到過實踐機會，因此它沒有歷史和現實的包袱，它無須為今天任何負面的東西負責。反之，今天的一切負面性，都成為它可以利用的資源。對負面性的憤恨和不能容忍，正是一切社會變革的根本動力。無疑，相對于曾有幸參與現實運作、從而多多少少擺脫不了歷史和現實負累的左中二翼來說，自由主義在中國最為超脫、最具有道德優勢、最易于贏得對現實不滿的民眾支持(這是所有社會變革初期的主要力量)，從而最有可能掌握社會動員的主動、主導形勢。在社會動員和掌握民眾方面，自由主義有可能遇到的最大對手是民族主義。可以說，左中右三方哪一方能與民族主義真正融合，哪一方就能在未來的博弈中更占主動。本來，自由主義是與民族主義最相排斥的理論體系，但最近由郭飛熊先生首倡的“人道主義+自由主義+地緣政治的思想聯盟”，體現了自由主義陣營在這方面的覺悟。

從長遠和未來前景看，毛澤東道路的負面性主要集中在三點：1，公有制導致生產者激勵不足，從而造成長期效率的損失；2，有被孤立于國際社會的危險；3，缺乏對官僚階層的制約手段，即所謂“毛澤東難題”。由于這一條路完全依賴政權力量的整合和主導，因此官僚尤其是官僚高層一旦發生“異化”，后果就極其嚴重。所以“毛澤東難題”是毛澤東道路的致命軟肋，這一難題解決后，才可能逆向尋找前兩大難題的解法；這一難題不解決，毛澤東道路就風險莫測，不具備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