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是中國古代小說史中的一朵奇葩，歷來受到眾多研究者的重視。其中，張竹坡《金瓶梅》評點研究是《金瓶梅》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張氏的《金瓶梅》評點具有鮮明的儒家色彩。 首先，強調寓意說。明代諸多論者在論及《金瓶梅》的主題時，都認為該書的作者有很深的寓意。欣欣子在《金瓶梅詞話》序中提到:“竊謂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寄意于時俗，蓋有謂也。”東吳弄珠客序中也明確表示:“然作者自有意”，廿公的《金瓶梅詞話》跋中也認為:“金瓶梅傳，蓋有所刺也。”張竹坡的金瓶梅評點同樣強調寓意說。他在《寓意說》中認為:“稗官者，寓言也。其假捏一人，幻造一事，雖為風影之談，亦必依山點石，借海揚波。故《金瓶》一部，有名人物不下數百，為之尋端意委，大半皆屬寓言。”﹙《寓意說》﹚雖然《金瓶梅》的各家評點都主張“寓意說”，但對寓意說的內涵有不同的解釋。東吳弄主客認為是“蓋為世戒，非為世勸也。”廿公的跋認為“然曲盡人間丑態，其亦先師不刪鄭衛之旨乎?”欣欣子在《金瓶梅詞話》序中說“人有七情，憂郁為甚。上智之士，興化具生，霧散而冰裂，是故不必言矣。次焉者，亦知以理自排，不使為累，為下焉者，既不出與心胸，又無詩書道腴可以撥遣……吾友笑笑生為此，爰罄平日所蘊者，著所傳……”認為笑笑生創作《金瓶梅》是為了排遣心中的郁悶。 而張氏評點中的寓意說包含兩個方面的內涵。首先是主張泄憤說。“金瓶梅何為而有此書也哉?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于時，上不能問諸天，下不能告諸人，悲憤鳴邑，而作穢言以泄其憤也。’”“作者不幸，身遭其難，吐之不能，吞之不可，搔抓不得，悲號無益，借此以自泄，其志可悲，其心可憫矣。”并進一步解釋道:“邇來窮愁所迫，炎涼所激，于難消遣時，恨不得自撰一部世情書，一排遣悶懷。幾欲下筆，而前后結構，甚費經營，乃擱筆曰‘我且將他人炎涼之書，其所以前后經營者，細細算出，一者可以銷我悶懷，二者算出古人之書，亦算我今又經營一書……然則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何暇與人批金瓶梅也。’” ﹙《竹坡閑話》﹚這段話包含兩種含義，一、張竹坡認為《金瓶梅》的作者是泄憤著書;二、張竹坡借對《金瓶梅》的評點發泄自己心中的郁悶。“我自做我之金瓶梅”體現了批評家的主體意識向審美對象的滲透，表明張竹坡的《金瓶梅》評點中帶有張氏很強的主體參與意識。其次，苦孝說也是寓意說的重要組成部分。張竹坡認為:“故作金瓶梅者，一曰含酸，再曰‘抱阮’，結曰‘幻化’，且必曰幻化孝哥兒，作者之心，其有余痛乎?則《金瓶梅》當名之曰《奇酸志》、《苦孝說》。嗚呼!孝子，孝子，有苦如是!”﹙《苦孝說》﹚張竹坡苦孝說提出的前提是他接受了《金瓶梅》作者王世貞說。王世貞說是清朝非常流行的一種說法。王世貞借此書為其父報仇的傳說中體現的這種至孝與張竹坡的孝悌觀念一致。 張竹坡在確定了《金瓶梅》的主題是泄憤說和苦孝說的基礎上，順理成章地提出了“第一奇書非淫書論”。《金瓶梅》從它產生開始就背上了淫書的名號。東吳弄珠客在《金瓶梅詞話》序中就明確地說“金瓶梅，穢書也。”沈德符在《萬歷野獲編》的《金瓶梅》條中，也稱此書“壞人心術”，當馮夢龍勸他將此書梓行時，他卻說:“他日閻羅究詰始禍，何辭置對，吾豈以刀錐博泥犁哉。”張竹坡第一次提出了《金瓶梅》不是淫書的觀點。他在《第一奇書非淫書論》中，把《金瓶梅》置于和《詩經》同等重要的地位，稱“今夫《金瓶梅》一書作者，亦是將《鑒裳》、《風雨》、《澤兮》、《子衿》諸詩細為模仿耳，夫微言之而文人知儆，顯言之而流俗知懼。不愿世之看者，不以為懲勸之韋弦，反以為行樂之符節，所以目為淫書，不知淫者自見其淫耳。”把《金瓶梅》放到和《詩經》同樣重要的地位。認為《金瓶梅》是在勸喻世人，而只有那些淫人才只會看到此書的淫處。雖然張竹坡的“第一奇書非淫書論”是在發憤說和苦孝說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并不具備現代的科學性。但他卻第一次在《金瓶梅》的研究史上給了其一個非常公允的評介，一個合理的地位。這種評價在今天也有很高的理論價值。 張竹坡作為《金瓶梅》的評點者，他所寫下的字字句句比一般接受者有更鮮明的社會傾向性。在家族、社會道德的影響下，他的《金瓶梅》批評具有鮮明的儒家色彩。張竹坡出生在“簪纓世胄，鐘鼎名家”的彭城張氏，這個家族世世代代以宗教形式的虔誠奉行躬守著封建禮法的綱常，這對張竹坡思想的影響是很大的。根據乾隆42年刊刻的《張氏族譜》載，張竹坡的高祖張祺“天生渾穆，胸無城府，純孝性成，居家動有禮法，子弟輩相見肅衣冠出。”他的曾祖張應科也是“以孝謹稱，友于兄弟”。而他的祖父張恒是南明王朝的功臣，在平定睢州總兵許定國的叛變時，慷慨赴難。張竹坡的父輩中，他的大伯父張膽年輕時中崇禎時的武舉，后降清，官至標中軍副將，由于是降臣，致仕以后對自己的子侄管束甚嚴。二伯父張鐸，官至內翰。只有他的父親，獨自在家奉母家居，終生未仕。張竹坡的父親母親都是以孝和謹守婦道而成名于鄉里。張竹坡少賦奇才，天生聰穎，至孝行純。在他年輕的時候也過過錦衣玉食的生活，但到他的二位伯父和他的父親去世以后，他們基本上斷絕了經濟來源，生活逐漸變得落魄，想靠中舉來光耀門楣，卻久試不第。生活的落寞使他只能長期在外謀生。 張氏家族和張竹坡的經歷使他的思想在被儒家正統思想武裝的同時，又多了一些世態炎涼的無奈。于是當他看到《金瓶梅》時，就會與作者產生強烈的共鳴，對腐敗的政治和黑暗的現實進行強烈的抨擊。小說第48回寫西門慶貪贓枉法的行徑為山東巡撫曾孝序所彈劾，但參本尚未到京，西門慶已經搶先一步派家人往太師府上打點過了。結果，西門慶逍遙法外，曾御史反遭貶謫。張竹坡說，這一回“且見西門之惡，純是太師之惡也。夫太師之下，何止百千萬西門，而一西門之惡如此，其一太師之惡為何如也?”﹙48回回評﹚小說第34回，寫西門慶用金錢打開蔡京的后門，當上了提刑所的副千戶，一旦官袍加身，便胡作非為。張竹坡慨然批曰:“提刑所，朝廷設此以平天下之不平，所以重民命也。看他朝廷以之為人事送太師，太師又以之為人事送百千奔走之市井小人。而百千市井小人之中，有一市井小人之西門慶，實太師特以一提刑送諸也……是西門慶又以所提之刑為幫閑、淫婦、幸童之人事。天下事至此，尚忍言哉!”﹙34回回評﹚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張竹坡的評點與其人生經歷密切聯系在一起，而且他就是以這種倫理道德觀念來構架《金瓶梅》評點的思想系統的。 綜合以上論述，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張竹坡的《金瓶梅》評點以寓意說、發憤說、苦孝說、第一奇書非淫書論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層層遞進的結構，而以儒家倫理道德為主的批評家主體精神的灌入給這些理論帶來了靈魂，使它們構成了具有鮮明特色的張氏《金瓶梅》評點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