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
文化與營銷漫談系列二:企業經營中儒家文化的積極影響
愛民診所的生意之好,是空前的,由于他們是“專科”醫院,即只給兒童看病,名氣越來越大。但要保證能夠當天輪上,通常一大早就要排隊,有些郊縣或更遠距離的患者父母,甚至還要在前一天傍晚趕到。他們睡在車上,排隊的凳子放在診所門口,偶爾早晨才來排隊的人由于只看到凳子,就越過去,往前移,由于爭執,有時就要通過110來調解處理。相對于很多民營醫院或診所的冷清,他們家的門診業務為何這么繁忙?大家都說,他們兩口是良心醫生。與別的醫院或醫生不同的是,他們的藥價相對便宜,并且絕不過度醫療,一般的感冒發燒,幾塊錢的藥就可以解決,就決不多開藥,更不“嚇唬”家長。由于醫術高明,費用低廉,有時甚至勸家長不需要治療,回去多喝開水等等,以致感動家長,形成口碑效應,診所名聲越傳越遠,從而達到了今天火爆的程度。有一次在浙大講課時,順便去看了胡雪巖故居。胡雪巖曾在光緒四年,為胡慶余堂親筆跋文“戒欺”一匾,并高懸于廳堂,作為藥店店訓。“戒欺”匾曰:“凡百貿易均著不得欺字,藥業關系性命尤為萬不可欺。余存心濟世,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惟愿諸君心余之心。采辦務真,修制務精,不至欺予以欺世人……”。“采辦
儒家思想與高校輔導員工作創新
一、高校輔導員工作運用儒家思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 高校輔導員工作運用儒家思想的必要性 高校輔導員工作運用儒家思想的必要性是由自 身的特點決定的。年輕的高校輔導員自身的思想道 德素質是否過硬,對高校人才培養的質量將產生重 大影響。輔導員的素質主要包括政治思想素質、道 德素質、人文自然科學素質、心理素質、業務素質、作 風素質等幾方面,其中思想道德素質在諸多素質中 起著主導作用,是首要的素質[1]。儒家思想體現為 一種具有普適性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確切地講,在古 代,中國儒家思想就被理解為人類文明的核心。直 至當今中國,儒家思想仍被視為傳統文化的一個不 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普遍運用于我們的工 作與生活。 2.. 高校輔導員工作運用儒家思想的重要性 高校輔導員工作運用儒家思想的重要性是由儒 家思想本身決定的。第一,在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 看來,世事要以“治人”為中心,而高校輔導員工作 最重要的就是對大學生的管理與指導,作為輔導員, 首先,應明確學生是整個教育過程的主體,在學生管 理工作中充分尊重學生的個性和人格,關心和尊重 每一位學生個體差異及所帶來的價值理念; 鼓勵每 一位學生
試論儒家法律思想的價值及啟示
論文摘要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次重大變革時期,中國逐步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變。生產力的迅速發展促使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的活躍起來,尤其是在政治方面和法律思想方面。這一時期,形成了眾多的思想派別,如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等。各個學派都以自己獨特的思想見解影響著當時的社會和以后的歷史,而其中,影響最大的當屬儒家。儒家法律思想經過長期的發展和改造,逐步演變成為封建社會正統法律思想的核心,長期影響著封建社會與法律相關的各種活動。論文關鍵詞 儒家 政治 法律思想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任務是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在這樣一個大的時代背景下,改進和發展中國當今的法制是不可或缺的。而要完成這一目標,僅僅就事論事是不行的。必須結合實際,批判的繼承中國傳統的優秀法律思想和法律文化,尤其是影響了中國幾千年的儒家法律思想。吸收其中的優秀部分,摒棄落后的、錯誤的部分。只有從經過幾千年積淀的中國傳統法律思想,特別是儒家法律思想中吸收營養,才能真正的促進當今社會的法制建設朝著更加穩定和優秀的方向發展。一、儒家法律思想概述
試論社會性別視角下透析儒家文化對我國古代婦女思想的禁錮
論文摘要 男尊女卑的思想自古以來就存在,并且嚴重的禁錮了我國古代婦女的思想。本文通過揭示儒家文化對婦女思想禁錮的現狀,從而分析其對婦女思想的發展產生的不良影響,最后通過社會性別理論的分析來提出解放婦女思想的對策。論文關鍵詞 社會性別 儒家文化 婦女思想作為在中國運行兩千多年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最主要的部分,它既作為上層統治階級的統治工具,也作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倫理行為準則。建構在儒家思想基礎上的社會性別制度規定了套“最合法”的兩性行為模式。這套理論的推行對兩性中的女性造成了心靈和身體上的雙重創傷。了解女性在這些壓迫中的根源,才能夠為拜托這些壓迫而進行努力的抗爭。一、社會性別理論的介紹社會性別理論始于20世紀60年代,在西方的女權主義運動中涌現出來的。中國是在20世紀90年代在天津開展的“婦女與發展”的研討班,知道第四次世界婦女代表大會的召開后,社會性別理論才廣泛被為人們所接受。 性別即是男女之間的差異,分為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生理性別是與生俱來的,不因年齡、種族、財富、地域的影響而改變。而社會性別確是與生理性別
探析釋中學語文教學中儒家道德文化的滲透
【論文關鍵詞】中學語文儒家道德職業道德滲透【論文摘要】孔子關于做人的思想及其價值觀:做人要正直磊落仁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修身”“克己”的結果;做人要重視修養的全面發展誠信守正。語文教學中儒家道德思想熏陶的途徑:以自身高尚的職業道德去影響學生;以儒家經典中的語言話語引導學生;汲取其中的學習方法的精華,為我所用;以課堂為主陣地,使其成為學科知識傳遞的殿堂,更是人性養育的圣殿。 中華民族以五千年的道德文化著稱于世,儒家和諧思想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豐厚的底蘊和深刻的內涵,是中華文化的精髓,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命脈相傳的不竭資源。在今天,儒家和諧思想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 語文教學是一種具有社會性的教育活動,必須與時俱進,反思過去常規性的教學模式,改變以應試為目標的教學理論克服教學的盲目性、隨意性,建立一種具有人文性素質教育為目標的教學模式,而素質教育的目標是把人培養成有道德、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人。語文教育活動包含工具性和人文性兩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教學因素。語文作為一門傳統學科,應當主動承擔起弘揚傳統文化的重任,力求在學
關于論儒家道德思想及其當代價值
摘要:儒家道德思想是我國傳統文化的主干。它龐大的體系涵蓋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對于人與自我、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都有透徹的理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儒家道德思想是不可缺席的,它將對我國現代化過程中道德危機的緩解及新道德的重建發揮積極作用。關鍵詞:道德;儒家道德思想;道德危機;當代價值道德,是人們共同生活及其行為的準則與規范。不同時代與不同階級,其道德觀念都會有所變化。儒家道德思想發源于先秦時期,又經歷代大儒闡釋,千百年來一直是我國傳統文化的主干。從啟迪人們自覺立身做人、修身養心,到引導為人父母者積善興家、教子成材;從勸說為政者“修己治人”、“化民成俗”,到對廣大民眾“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從對全社會進行積極的道德價值導向,到向人們提出一系列相應的具體行為規范,都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民族的精神文明智慧,塑造著我們民族的道德取向,給傳統中國人提供了穩定的價值支撐和理想認同,是我們的精神寶貴財富。一、儒家道德思想的主要內容道德的根本宗旨在于引導人們正確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和人與自然的關系,以便使自己更好地適應社會,立身做人。儒家道德思
試析儒家教育思想與當代大學生加強品德思想修養的關系
【摘 要】:儒家傳統道德思想中的“修身”、“仁愛”“禮儀”、“信”、“義”、“廉恥”、“忠”、“孝”、“自省”、“慎獨”等內容。對培養當代大學生基本道德準則、養成遵守日常社會規范的習慣,仍然具有十分積極的作用。將儒家傳統道德思想與當代大學生思想道德教育有機結合。有利于充實和豐富大學生德育教育內容,提高德育工作的實效性。【關鍵詞】:儒家思想;大學生;道德中國歷史上很多論述說明了道德對做人的重要意義,如“德行者本也” [][1]認為道德是做人的根本;“德者,才之帥也”[][2],即道德統帥人的才智。1961年陳毅元帥在送兒女學習時寫了一首詩:“應知學問難,在乎點滴勤。尤其難上難,鍛煉品德純。人民培養汝,一切為人民。革命重堅定,永作座右銘。”陳毅元帥教育兒女立德為先,把鍛煉品德純看成培養兒女之根本,讓兒女“永作座右銘”。 同樣國外的思想家、教育家也很重視道德是做人的基礎。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曾說“一個人不應該被榮譽、金錢和地位誘惑——去忽視正義和其他德行。”[][3]英國哲學家羅吉爾·培根說“德行使心靈明晰,使人不僅更易了解德行,而且也更易了解科學的真理。”[
對于儒家思想在中學班級管理中的運用
論文摘要:中學生有思想,也有叛逆的性格。在學生的德育和班級管理中如果采用單純的說教效果肯定不理想,對中學生我們要采用思想管理。儒家思想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主,對穩定國家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治班如治國,我們也應該吸收儒家思想的精華,以此來管理班級。論文關鍵詞:儒家思想;中學生;班級管理自漢武帝以來,儒家思想在經過董仲舒的改良后開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并確立為中國傳統的正統思想。作為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對一個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廣泛的流傳東亞地區的日本、朝鮮(韓國)和越南等國,對近代西方也曾產生過重要影響。雖然儒家思想的消極因素也對中華民族性格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但是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方面的確有著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因此當今面對儒家思想批判地繼承傳統儒學,古為今用,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治班如治國,在管理班級中我們同樣可以利用儒家思想。一、用“大一統、民貴君輕”思想制定班級法規《公羊傳·隱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大﹐重視﹑尊重;一統﹐指天下諸侯皆統系于周天
試析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儒家傳統文化的切合點
論文摘要:馬克思主義能夠傳入中國并在中國不斷發展,進而成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指導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之間很多的切合點為其提供了適合其生長的土壤。本文相應選取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儒家文化在實踐哲學、政治思想與社會理想三方面的切合點進行相關分析。論文關鍵詞:馬克思主義;儒家;社會理想一、注重實踐的思想與崇實思想——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儒家文化在實踐哲學上的切合點實踐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石,重視實踐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性。從某種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實踐哲學。它一方面強調實踐對于人的認識的決定作用,指出實踐既是人的認識的源泉,也是檢驗認識的真理性的終極標準;另一方面強調實踐對于實現人的自由的決定作用,指出正是實踐使自在之物轉化為自我之物,使人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馬克思主義認為,重要的不在以“批判的武器”“解釋世界”,而在以“武器的批判”“改造世界”。中國傳統文化中素有注重實踐的傳統,雖然沒有明確提出實踐概念,但它所呈現出的力行意識與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品格在一定程度上有著相似之處。儒家人物大都是力行主義者或重行主義者。他
儒家八德與企業管理
儒家“八德”哲學理念應用于企業管理,有著不同意義的詮釋。孝——企業員工道德行為的基礎“百善孝為先”,中國傳統文化中把“孝”一直當成是中國人倫理道德的起點。對于何為“孝”,孔子曾說:“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意為孝不僅是人們所說的喂養,因為動物也有喂養之舉。孝更是一種敬養,是對長輩的恭敬之心。可見,儒家思想所說的 “孝”并不僅是對長輩的贍養行為,而更是衡量個人行為的心理狀態最基本的標準尺度。孝敬父母是衡量一個人是否具有愛心和有道德的最基本的衡量標準,連父母都不孝順,就連文明的生活都談不上,何談敬業愛業,何談愛護企業與同事,何談團結互助,更談不上盡忠報國的大孝。正象李光耀指出的:“孝道不受重視,生存的體系就會變得薄弱,而文明的生活方式也會因此而變得粗野。”對于企業來說,孝道文化的體現首先表現為要熱愛企業,這是作為員工的本份.一個成功的企業,需要員工對企業具有很強的歸屬感,而這種強有力的歸屬感則建立對于管理層要擁有關懷、憐愛之心,管理層的孝道文化體現在關心下屬、體恤下屬,讓員工體會到企業溫暖。而對于員工而言對上
淺議儒家傳統思想對中學思想政治教學之啟示
論文關鍵詞:儒家 思政教學 以人為本 因材施教論文摘要:儒家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集中體現了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其中蘊藏的豐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論,對當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開展具有啟迪與借鑒作用。如何從儒家傳統教育思想中汲取精華以為當前中學思想政治課提供方法論上的指導是一個亟待解決的重要命題。依據新課程標準,思想政治課是一門德智共生的課程,它由師生、教材、課堂和特定的教學內容和活動方式等諸多要素組成,并以此為依托言近旨遠地講授和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經濟學、政治學、文化學、心理學、倫理學、法學的基本觀點和方法以及我國的國情國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常識,其根本教學目的在于提高學生的思想政治、道德法律素質和培養學生良好的個性心理品質。以哲學與人文社會科學常識的為智力支撐,發揮思想教育的德育功能,是思想政治課區別于日常德育工作的內在特性。在我國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僅要求其社會成員明確政治立場、政治觀念、政治行為,還要求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儒家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集中體現了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其中蘊藏著
淺談發揚儒家德禮思想提高中學語文教學質量
論文關鍵詞:儒家德禮思想語文教學質量論文摘 要:本文介紹了儒家思想和中學語文的發展狀況,分析了儒家德禮思想與中學語文教學的內在聯系,提出了如何在中學語文教學中發揚儒家的德禮思想,提高語文的教學質量,為國家的發展培養出具有人文道德情懷的全方面共同發展的綜合性人才。引言:語文教學大綱中曾明確指出,“語文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統一,是語文課程的基本特點”,說明了語文具有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特點。人文教育包括很多方面,但是就中學生而言,語文的學習是學生進行人文精神熏陶的重要途徑和手段。所以,文以載道,語文學科不僅肩負著傳授學生知識的重擔,還要努力對學生進行道德教育。中學語文的教學不僅體現了人文教育,而且毫無疑問,在語文學習中傳統文化占據著不可替代的位置和起著不可小覷的作用。而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首推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在教育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在經歷幾代人的傳承后,儒家思想總結出了一系列的學習和教育學生的方法,對語文的學習,語文的教學,都有著極大的幫助和深遠的意義。一、儒家思想對中學語文教學的影響(一
淺談儒家經典對中學語文教育的價值分析
論文關鍵詞:儒家經典四書中學教育素質成長論文摘 要:以“四書”為代表的儒家經典,是民族文化智慧的體現,“四書”中蘊涵著有益于中學生素質養成的深刻全面的教育思想:重視倫理教育、重視高雅音樂教育、推行“知行教育論”。當前的中學語文教育中對“四書”的學習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在對上述問題分析的基礎上,我們從師資配備、教材選編和教學方式等方面對此進行了探討。《中學語文課程標準》指出:語文課程要“吸取民族文化智慧”、“吸取人類優秀文化的營養”,因此在今天的學習中,語文教育應擔負起提高中學生倫理道德的使命,幫助中學生更好地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更好地彰顯語文教育的人文關懷。中華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儒家經典亦燦爛輝煌。儒家經典中的“四書”含有有益于中學生素質養成的教育思想,是當前語文教育中豐富的課程資源,但是對“四書”的學習在中學語文教育中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在中學生中的教育和學習程度、學習方式、學習效果等,還未見深入的調查研究和關注。如何在語文教育中更好地體現“四書”為代表的儒家經典的教育價值,使其有利于中學生的全面發展,是當前語文教育探討的一個重要課題
關于論儒家民族主義:對批評的回應
十分感謝周濂、唐文明、杜楷廷(David ElstEin)和安靖如(Steve Angle)富有洞見的評論。事實上,我同意其中的大多數評議,但我要討論一個重要的爭辯焦點:民族主義的風險,以及儒家民族主義是否能在減輕那些風險上勝任其職。周、杜和安三位認為,我對儒家民族主義的解釋過弱,乃至不能抵御在中國和其他沒有自由—民主憲政框架的國家中的危險型民族主義,他們還認為,對諸如言論自由之類的自由權利,需要作出更為有力的捍衛。唐的觀點則相反,他認為中國“當下的”民族主義根本不是此類擔憂的原因,擔憂與其歸于現實,不如歸于西方對中國的誤識。唐更憂慮美國式霸權民族主義:當中國在全球舞臺變得更強大,就會以類似的方式做事,他由此建議,儒家民族主義也許更有利于挑戰中國和其他地方的民族主義形式。下面我嘗試回答這些批評,并希望能夠鍛造更大共識的“中間路線”得以出現。周濂提醒我們,儒家不能僅僅由其理想來評判,而應審核理想在歷史上是如何表明自身的。而儒家的政績離完美相去甚遠。周認識到,以儒家名義所行的,并非總能歸于儒家理想,但他也警惕這樣一種回應方式:“好的全是儒家的,不好的全是別人家的”。那是
關于從儒家拯救民族主義
我很高興以評論貝淡寧《儒家與民族主義能否相容?》一文的方式來闡述自己關于儒家與民族主義的看法。首先必須指出的是,寫作結構中“誰對誰說”的問題是我們恰當理解這篇論文的一個關鍵。貝淡寧憑他在中國生活多年的經驗,加上他那種理性而又盡可能同情理解中國的友好態度,對儒家與民族主義的關系做了一個非常卓越的研究,他得出的結論也非常值得重視。但必須明確,貝淡寧的說話對象并不是中國人,而是一些因各種原因關注或關心中國的西方人。換言之,這篇論文的問題意識來自西方,廣義上屬于“西方人如何看中國”這個話題領域。相對于不在中國生活的西方人,貝淡寧作為一個更有權威的知情者,面對他的說話對象娓娓道來,提醒他們應當充分注意中國問題中的某些特殊因素,并試圖化解他們對于中國的某些擔憂,打消他們對于中國的某些疑慮。 目前的西方人對中國的擔憂有很多,對中國民族主義的擔憂與對儒學復興的擔憂混合在一起,構成了一個對中國未來的“可怕”想象。貝淡寧所針對的就是這個關于未來中國的“可怕”想象。盡管關切的角度和焦點不同,對儒家民族主義可能主導中國的擔憂在中國國內的文化—政治討論中也是一種氤氳已久的情緒。如下直接的勾連是能夠說明問題
關于儒家與自由民族主義的張力
二、儒家民族主義與自由民族主義 白彤東在《舊邦新命》里將關于儒家與自由民主的兼容性之觀點分為四種類型。第四種類型由那些從他者角度對儒家與自由民主全都加以批評的觀點組成,目的在于通過比較和相互批評改進雙方的觀點。白彤東將自己與貝淡寧放在這個第四種類型里,所以,令人意外的發現是,貝淡寧論證儒家民族主義能夠支持自由民族主義的許多特征,盡管這是從不同的前提推論到這些政治觀點的。貝淡寧顯然沒有變成一個自由主義者,但是他正為儒家承認一些基本的自由主義自由權利進行論證,這似乎是對他早期觀點的背離。這是否代表他的視角的一種轉變,抑或可能是一種言辭上的呼吁,眾所周知,部分這些自由主義的自由權利受到當今中國許多人的重視。但是,我對于儒家民族主義是否與自由民族主義如此一致的看法有一些保留,而且我會解釋自己關于從經典儒家或者從當代大陸儒家中尋找這些自由權利的實際疑慮。貝淡寧的論證在此似乎更接近于港臺的新儒家,而新儒家有時候因為不加批判地采納西方的自由主義而遭到批評。這樣的描述也是不準確的,因為像牟宗三和徐復觀等發現了西方自由主義許多值得贊賞的地方,但他們也基于儒家價值觀對西方自由主義的各個面向作出激烈
關于儒家民族主義與混合政體
形形色色的民族主義在當今世界興盛不衰,既有積極后果,也有消極后果。貝淡寧《儒家與民族主義能否相容?》一文的核心論辯是,儒家民族主義既是可能的又是可欲的;我們確實應該“希望儒家民族主義贏得中國人民的心靈”。貝淡寧認為,儒家民族主義優于他所稱的“法家”民族主義或“怨恨式”民族主義,他還認為,信奉儒家的人選擇儒家民族主義而不是自由派民族主義,是可以據理辯護的。我大體上支持他的立場,但在本文中,我將對他的論辯提出三點修正。首先,對家、國和天下的各自承諾之間存在著關聯,但我相信,此種關系類型最好根據“平衡”與“和諧”來理解,而不是根據一方對另一方的優先性。第二,貝淡寧重要的,20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對儒家有著激烈批評,但貝淡寧對于這個問題的回應,以及對于儒家民族主義可能被濫用的擔憂所做的反駁,都顯得單薄。如果儒家民族主義要有吸引力,它必須要么被放在混合型政體,該政體納入了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強有力保護,而這些權利不是從儒家引申出來的;要么,我們需要為這些權利找到比貝淡寧已經識別的理據都更為強健的儒家基礎。 讓我們從貝淡寧一段看起來不會引起爭議的陳述開始。他說,對于儒家,“隨著從家庭延伸到國
關于自由民族主義之“薄”與儒家民族主義之“弱”
憲法愛國(民族)主義與歷史維度之間的緊張,反應在中國大陸的自由主義者身上,呈現出截然對立的兩派觀點:一派堅定地認同憲法愛國主義,主張徹底否棄歷史傳統,認為當代中國人公民意識的覺醒,已足以鍛造現代社會。另一派則愿意適當地保留歷史維度,選擇向上推,謹慎者以清帝遜位作為中國憲法傳統的淵藪,激進者則干脆由此上溯3000年到西周去尋找中國憲政的古老傳統。 前者的問題在于低估了“民族性”的意義和價值,將之斥為莫須有的想象,恰如米勒所說,這種否定國家和文化之間存在不可避免的聯系,認為國家可以僅立于民主原則的基礎之上,無需特定民族認同或文化的支持,乃是另一個神話:“這種神話使得自由主義無法理解,為什么少數民族如此執著于建立或保持一個政治實體,一個他們占多數的政治實體。” 單純主張憲法愛國主義的危險性還在于,正如德國歷史學家哈根?舒爾策所指出的,這種在民族上和情感上的“禁欲”會把民族問題留給更陰險的政治勢力。后者的問題在于,在選擇向歷史的維度尋找憲政之源時,總難免有誤讀歷史乃至歪讀歷史的危險。在一個以解構和反諷為主基調的網絡時代,任何的政治神話建構都難免遭遇支離破碎的結局。 自由民族
試析漢代法律的儒家化及其對中國政治的影響
摘要:儒家思想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是深層次的,作為中國傳統社會諸多王朝的官方意識形態,儒家思想不僅在形式上占據了社會思潮的主體地位,更在現實生活中深入了人們的內心世界,使民眾內心產生了對其的認同感、歸屬感。漢代開啟了中國法律儒家化的進程,并且經魏晉南北朝的深化,唐代的完善,最終完成了中國法律的儒家化進程。法律的儒家化表現在很多方面,并且這種傾向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漢代法制是中國法制史上的重要一環,其中漢代法律的儒家化更是對中國政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法律;儒家化;中國政治一、漢代法律儒家化的理論基礎 法律儒家化“實際上是指儒家思想的法律化,它肇始于漢初。”因此,漢代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儒家思想在律、令、比、法律注釋著作、《春秋》經等里面的反映。 漢代法律的儒家化具有以下特點: (一)立法思想的儒家化。漢朝鑒于秦“二世而亡”的教訓,建國之初采取黃老之學,與民約法三章,這種做法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對于漢初生產力的恢復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任何事情都具有兩面性,黃老之學在帶來生產力的恢復的同時,也產生了諸多消極弊端,如農民逃避賦稅導致的中央財政資金
關于儒家政治哲學的產生與發展
政”,天下必然大亂。因為,“小人”是遠離“道”的,他們的生活僅受動物性“欲望”的支配,而遺忘了對“精神性”的訴求。為了實現“道”,儒家將“禮”作為建構政治合法性的手段,認為人需以“禮”而“定命”,而“庇身”,而“定位”。儒家在對“禮”的意義闡釋中,將人之生命價值安頓在“名位”之上。由此,“正名”成為“為政”的根本。儒家“正名”的根本目的在于禮制秩序的重建,而秩序的建構必須要尊“道”、合“道”、護“道”。這既是一個嚴肅的倫理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關涉到社會秩序的建立和穩固,關涉到“治”、“亂”這個秩序的根本。在解決了政治如何才能具有合法性問題后,儒家進一步構建出自身政治哲學的本體論。儒家將政治與人性相聯系,認為政治始終是人的政治,人是什么樣的,必然決定政治是什么樣的。孔子首先提出了“仁者愛人”的類概念,并且認為“性相近,習相遠也”(《論語·陽貨》)。出于建構完整明晰的思想學說的需要,戰國時期儒家不再滿足于孔子的這一說法,他們試圖對人性的善惡做出明確的判斷,于是便出現了思孟學派的性善論和荀子的性惡論。無論是性善論者,還是性惡論者,都認為人的本性是先驗的。秦漢以后
關于周公“攝政稱王”及其與儒家政治哲學的幾個問題
說法,肯定了周公攝政稱王。但李覯同時指出,成王因周公勛勞之大,命魯公以天子之禮祭祀周公,則可;如果魯公世代都享有天子禮樂,則非。因此他批評了魯國后世僭用天子禮樂的現象。這樣看來,李覯肯定的還是《明堂位》篇所講的周公稱王的那一部分。王安石《臨川文集》中有《周公》一篇,但并未討論周公攝政稱王之事。在其他地方,我們可以看出,王安石對周公攝政還是肯定的。在《答韓求仁書》中,王安石指出:“管、蔡為亂,成王幼沖,周公作《鴟鸮》以遺王,非疾成王而刺之也,特以救亂而已,故不言刺亂也。”(注:王安石:《答韓求仁書》,《臨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二,第762頁。)《詩經?豳風?鴟鸮》孔穎達疏云:“《毛》以為武王既崩,周公攝政。管、蔡流言,以毀周公。又導武庚與淮夷叛而作亂,將危周室。周公東征而滅之,以救周室之亂也。于是之時,成王仍惑管、蔡之言,未知周公之志,疑其將篡,心益不悅。故公乃作詩,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孔疏肯定的是周公攝政之事,但對稱王與否沒有評說。王安石這里說周公作《鴟鸮》以“救亂”,也是肯定了周公攝政并平管、蔡之亂。 我們認為,王安石沒有明確肯定周公稱王,與他在北宋時期特殊的政
關于反思“國民性”:儒家政治哲學與“國民性"論題的產生
摘要:“國民性”論題本質上是對“強國之路”的設想,是以改造“國民性”的方式通達“現代強國”、擺脫民族危機的路徑規劃,因而首先是一個政治哲學命題。這種思維方式與中國儒家政治哲學有著深刻的內在關聯:可以說,正是在這一古老的思想的指引下,沿著“立人”而“立國”,“新民”而“新國”的思維定式,“國民性”論題被生產出來。認真清理“國民性”論題與中國儒家政治哲學的關系,對我們反恩百年來的“國民性”論題和理解中國現代文學史、思想史有著重要的意義。“國民性”論題是一個貫穿了百年文學史、思想史的重要命題,對這一命題的思考、反省也一直是學界重要的致思方向。但是在眾多的相關探討中,“國民性”論題的生成與中國儒家政治哲學的關系還沒有被深入而有效地清理,對二者深層次關聯的理解與辨析,卻真切地影響著對“國民性”及相關問題的思考,無論是思考深度還是判斷的有效性。一、“國民性”問題的浮現與延續戊戌變法前后,對國家積弱積貧之原因的分析開始集中到“國民性”上。1895年春,嚴復在天津《直報》上發表《原強》一文,認為“國之貧富強弱治亂者,其民智、民力、民德三者之征驗也”,直接
關于儒家政治哲學的悖論
摘要:作為“治國平天下”的學問,儒家主要是一種政治哲學,其目的在于限制王權的膨脹和保障社會的和諧。然而,此種崇高的學說由于其內在學理的悖論,從而使莢好的理想非但難以實現,而且還是專制主義的政治傳統得以長期延續的根本原因。 關鍵詞:儒家:政治哲學;悖論 儒家的創始人是孔子,但孔子的思想則主要來自周公。與其說儒家始于孔子,毋寧說儒之思想發端于周公。 從周公至現代新儒家,歷經三千余年。其間的發展與變化,現代學者或判為三期,或判為四期。愚以為,三千年的儒學,雖有階段性的變化,但其宗旨與思想模式(或曰思想語法)則是始終如一的:宗旨為”治國平天下”,思想模式則為,內圣外王”。從此意義上說,儒學本質上是一門外王之學,致思的重點在政治哲學。雖然唐宋以后有所歧出,強調心性修為,尤以陸王為甚,但儒之主脈在人世與經世,則應是不爭的歷史事實。從邏輯上看,似乎“內圣”是前提與動因,“外王”只是,內圣”的結果。殊不知,在儒家特定的思想語法中,前提與動因恰恰是“外王”,“內圣”不過是達成“外王的手段。 從世界歷史上看,其他民族在,軸心時代”所產生的哲學或宗教,如佛教,早期基督教乃至希臘哲學,皆為普世性的,
關于韓國影視中儒家思想對我國影視劇的啟示
[摘要]近年來韓國影視劇受到很多中國觀眾的青睞,原因之一是其中體現了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義、禮、智、信”。比較韓國影視,中國影視對儒家思想彰顯不足。因此,中國影視人士必須重視并繼承本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儒家思想的弘揚,使中國影視彰顯儒家思想的文化底蘊,在世界影壇上增強競爭力,在世界文化之林樹立自己東方文明古國的新形象。 [關鍵詞]韓國影視;儒家思想;中國影視;比較,啟示 韓劇流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相鄰的中國觀眾為何如此著迷?筆者認為是中韓觀眾有著相似的價值觀念和審美情趣。韓劇中反映的倫理觀念和思想內容與中華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同源性和文化根基——儒家文化。 以孔孟為代表人物的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義、禮、智、信。其中的“仁”在政治上主張以德為政,以人為本,中庸之道,民貴君輕;在社會上主張與人為善,見賢思齊,訥言敏行-在家庭中,“仁”的含義是齊家、孝悌、感恩。認為與人為善是德的一種表現,即善待自己,善待別人,對待事物要有積極樂觀的態度,遇事少說慎行,解決問題提倡“中庸之道”。 一、“仁”的體現 韓劇中到處流露“仁”的儒家思想在家庭中的體現,戀人之愛。夫妻之情在韓劇中被渲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