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法，肯定了周公攝政稱王。但李覯同時指出，成王因周公勛勞之大，命魯公以天子之禮祭祀周公，則可；如果魯公世代都享有天子禮樂，則非。因此他批評了魯國后世僭用天子禮樂的現(xiàn)象。這樣看來，李覯肯定的還是《明堂位》篇所講的周公稱王的那一部分。

王安石《臨川文集》中有《周公》一篇，但并未討論周公攝政稱王之事。在其他地方，我們可以看出，王安石對周公攝政還是肯定的。在《答韓求仁書》中，王安石指出：“管、蔡為亂，成王幼沖，周公作《鴟鸮》以遺王，非疾成王而刺之也，特以救亂而已，故不言刺亂也。”（注：王安石：《答韓求仁書》，《臨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二，第762頁。）《詩經(jīng)?豳風?鴟鸮》孔穎達疏云：“《毛》以為武王既崩，周公攝政。管、蔡流言，以毀周公。又導(dǎo)武庚與淮夷叛而作亂，將危周室。周公東征而滅之，以救周室之亂也。于是之時，成王仍惑管、蔡之言，未知周公之志，疑其將篡，心益不悅。故公乃作詩，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孔疏肯定的是周公攝政之事，但對稱王與否沒有評說。王安石這里說周公作《鴟鸮》以“救亂”，也是肯定了周公攝政并平管、蔡之亂。 我們認為，王安石沒有明確肯定周公稱王，與他在北宋時期特殊的政治地位有關(guān)。王安石與神宗君臣遇合，掀起了轟轟烈烈的變法，一時權(quán)傾朝野。但事實上，當時就已有人把王安石比作王莽。如大宦官張茂則斥責王安石的隨從時說：“相公亦人臣，豈可如此，得無為王莽者乎！”（注：《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二百四十二。又見《宋元學案》引劉元城語。參見《宋元學案》卷九十八《荊公新學略》，《黃宗羲全集》第六冊，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06頁。）神宗雖然一再遷就王安石，但同時又顧慮王安石權(quán)力過大而威脅皇權(quán)。如果王安石再對周公稱王一事持積極的肯定態(tài)度，自然會使他在政治上的反對派以及神宗產(chǎn)生更多的歷史聯(lián)想，從而對他的變法造成不利的影響。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想，王安石在理論上對周公稱王一事應(yīng)該是肯定的，只是由于現(xiàn)實政治的原因，他沒有對此作明確的說明。 與李覯等人肯定周公攝政稱王的變法派不同，反對變法的一派則否定了周公攝政稱王的傳統(tǒng)看法。舊黨黨魁司馬光指出：“堯、舜、禹、湯、文、武勞動天下，周公輔相致太平。”（注：《宋元學案》卷七《涑水學案》，《黃宗羲全集》第三冊，第347頁。）司馬光的意思很明確，周公與堯、舜、禹、湯、文、武的地位有著本質(zhì)的區(qū)別，周公只有“輔相”的功勞。程頤在與門人討論這個問題時，也明確地否定了周公稱王之事： 問：“世傳成王幼，周公攝政，荀卿亦曰：‘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周公果踐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乎？” 曰：“非也。周公位冡宰，百官總己以聽之而已，安得踐天子之位？”…… 又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 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 （注：《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二程集》，中華書局，1981年，第235頁。） 程頤與門人的這段對話，當是舊黨中否定周公稱王的一段典型的表述。此外，蘇軾也寫了一篇《周公論》，明確認為“周公未嘗踐天子之位而稱王也。”蘇軾還進而論證道，如果周公稱王，那么會使成王陷于兩難的境地：“周公稱王，則成王宜何稱，將亦稱王耶，將不稱耶？不稱，則是廢也。稱王，則是二王也。而周公將何以安之？”蘇軾認為，如果周公稱王，那么會產(chǎn)生嚴重的政治后果：“故凡以文王、周公為稱王者，皆過也。是資后世之篡君而為之藉也”。（注：蘇軾：《周公論》，《蘇軾文集》，中華書局，1986年，第86頁。） 二程門人楊時也認為，從《禮記?明堂位》可知，周公雖然曾使用過天子禮樂，但周公依然是人臣的地位，周公并未稱王。他說： 周公之所為，皆人臣之所當為也。為人臣之所當為，是盡其職而已。若人臣所不當為而為之，是過也，豈足為周公哉！使人臣皆能為眾人之所不能，即報之以眾人所不得用之禮樂，則朝廷無復(fù)有等威矣。故《記》曰：“魯之郊也，周公其衰矣。”（注：楊時：《辨一?神宗日錄辨》，《龜山集》卷六，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從這段引文可以看出，楊時不但否定周公稱王的說法，而且還對《禮記》所說的周公使用天子禮樂頗為不滿，認為這樣會使朝廷上下沒有等級尊嚴。及至南宋，胡宏因反對新法，以至對新法的理論基礎(chǔ)《三經(jīng)新義》也極力貶低，因此他力主《周禮》為王莽偽造，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之下，他自然認為周公不可能稱王并制禮作樂。胡宏說：“周公承文、武之德，相成王為太師”（注：胡宏：《極論周禮》，《胡宏集》，中華書局，1987年，第257頁。）。胡宏肯定的是周公“太師”的地位。 與楊時、胡宏等人因反對新法而極力詆毀《周禮》不同，朱熹對《周禮》的看法就顯得平實一些。朱熹指出：“看來《周禮》規(guī)模皆是周公做，但其言語是他人做。”“《周禮》畢竟出于一家。謂是周公親筆做成，固不可，然大綱卻是周公意思。某所疑者，但恐周公立下此法，卻不曾行得盡。”（注：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八十六，中華書局，1994年，第2203頁。）朱熹雖然基本肯定了周公作《周禮》的看法，但對周公稱王一事，還是不能同意的。朱熹的這個看法，是通過討論《尚書》而表達出來的： 《康誥》三篇，此是武王書無疑。其中分明說“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豈有周公方以成王之命命康叔，而遽述己意而告之乎？決不解如此。五峰、吳老才皆說是武王書，只緣誤以《洛誥》書首一段置在《康誥》之前，故敘其書于《大誥》、《微子之命》之后。 問：“如此則封康叔在武庚未叛之前矣？”曰：“想是同時。”（注：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七十九，第2054頁。） 另外，朱熹在《與孫季和書》中，也有類似的看法： 《書小序》又可考，但如《康誥》等篇，決是武王時書，卻因“周公初基”以下錯出數(shù)簡，遂誤以為成王時書。然其詞以康叔為弟而自稱寡兄，追誦文王而不及武王，其非周公、成王時語的甚（吳材老、胡明仲皆嘗言之）。至于《梓材》半篇，全是臣下告君之詞，而亦誤以為周公誥康叔而不之正也。 （注：朱熹：《與孫季和書》，《晦庵先生朱文公別集》卷三，《朱子全書》第二十五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885－4886頁。） 受朱熹思想指導(dǎo)的蔡沈《書集傳》也指出，《康誥》、《酒誥》、《梓材》三篇并非成王時書，而是武王封康叔的書。朱熹、蔡沈等人所討論的，表面上是在考訂《尚書》中一些篇章的成書時代，但其背后所關(guān)心的，依然是儒家思想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即周公是否踐阼稱王的問題。他們將《康誥》等三篇的時代定在了武王時，這樣就可以把篇中的“王若曰”的“王”解釋成武王，從而便與周公沒有什么關(guān)系了。這樣一來，周公也就不可能稱王了。 宋代這些儒家學者反對周公稱王，首先與他們尊君的主張相關(guān)（注：這也是歷代學者反對周公稱王的主要原因。如鄭玄注《尚書?大誥》“王若曰”，認為王指周公，但孔穎達《正義》則認為：“周公自稱為王則是不為臣矣，大圣作則，豈為是乎？”）。從孫復(fù)的《春秋尊王發(fā)微》開始，尊王就是北宋以來儒家的重要主張，這成為他們反對周公稱王的一個重要原因。 但是，我們還應(yīng)該看到，他們反對周公稱王，還與他們具體的政治主張是一致的。與王安石激進的變

法派相比，以二程、司馬光等為首的舊黨的政治主張是保守的。我們不必把宋代的變法派與保守派等同于漢代的今文學與古文學，但是從思想脈絡(luò)上來看，主張或支持變法的一派其實繼承了今文學社會變革的理論。王安石激進的變法主張，“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畏精神，在精神上與今文學激進的主張是暗合的。保守派反對激烈的社會變革，他們否定周公稱王，正是要斬斷周公稱王與儒家激進的社會變革（如今文學所主張的）之間的理論聯(lián)系。 以上我們以周公攝政稱王問題為線索，考察了宋代變法派與保守派之間的理論分歧。需要指出的是，我們說北宋時期反對新法的舊黨在政治上是保守的，這是相對于王安石激進的變法而言的。事實上，舊黨也主張變革。正如余英時先生所指出的，“推明治道”，建立社會秩序是宋代儒學共同的特征，在這一點上新黨、舊黨是一致的，但二者在變法的理論基礎(chǔ)、變法的方法、策略上又有一些區(qū)別。 程顥、張載等人在變法初期也是新法積極的參與者。但他們后來都成為新法的反對者，首先在于他們認為王安石的新法太激進。司馬光的說法很有代表性：“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注：《三朝名臣言行錄》卷七《司馬文正公》。）又如面對北宋政府窘迫的財政狀況，司馬光并非不懂得理財?shù)闹匾鲝垖ω斃梆B(yǎng)其本源而徐取之”（注：司馬光：《論財利疏》，《溫公集》卷二十三。）。錢穆先生指出：“惟溫公主節(jié)流，而荊公似偏主開源，此則其異。溫公亦非不知理財有開源一路，惟溫公意開源不能急迫求之，當‘養(yǎng)源而徐取’也。”（注：錢穆：《明道溫公對新法》，《中國學術(shù)思想史論叢》（五），《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0冊，聯(lián)經(jīng)，1998年，第88頁。）司馬光的這些說法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反對派的主張，他們反對劇變，主張溫和的漸變。因此，我們指出在周公攝政稱王這個問題上新舊黨的區(qū)別，只是從這一個角度指出雙方的分歧，并試圖說明舊黨諸公反對周公稱王的理論意義，而不是將雙方看出絕然對立的兩派，這一點是需要指明的。 三 儒家關(guān)于周公攝政稱王的討論，還可以反映出儒家政治哲學中的幾個重要問題。 第一，分封與郡縣的爭論。分封與郡縣是中國歷史上重要的兩種政治制度，儒家對這兩種政治體制的考量，反映出儒家政治哲學中有關(guān)政體的一些看法。 王國維《古諸侯稱王說》一文指出：“世疑文王受命稱‘王’，不知古諸侯于境內(nèi)稱‘王’與稱‘君’、‘公’無異。《詩》與《國語》、《楚辭》稱契為‘玄王’，其六世孫亦稱‘王亥’，此猶可曰后世追王也；湯伐桀誓師時已稱‘王’，《史記》又云‘湯自立為武王’，此亦可云史家追紀也。然觀古彝器銘識則稱‘王’者頗不止一二覯。”后顧頡剛又引用了更多的彝器銘文，以及《詩經(jīng)》、《左傳》等文獻，認為王國維“把彝器銘辭中的周代王臣在其國內(nèi)稱‘王’之俗的事實揭露出來，可說是一個破天荒的發(fā)見。從此可以知道周公在執(zhí)政時稱‘王’原是一件極平常的事情”。（注：顧頡剛：《周公執(zhí)政稱王——周公東征史事考證之二》，《文史》第二十三輯，第25頁。） 王國維等揭示出來的古代諸侯稱王的史實，使我們對西周封建有更加明確的認識。戰(zhàn)國至漢代的儒者肯定周公曾經(jīng)稱王，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他們所認為的“王”，其實就是如王國維、顧頡剛所指出的，王只是相當于諸侯的一個稱謂，與天子那樣的“王”的實際地位相差甚遠。在當時封建的政治結(jié)構(gòu)下，諸侯在其封國內(nèi)皆稱王，享有最高的政治地位。戰(zhàn)國至秦漢的儒家肯定周公稱王之事，其實肯定的就是西周時期這種松散的封邦建國的制度。這是戰(zhàn)國至秦漢儒家基本的政治主張，同時也表明儒家學者與現(xiàn)實政治體制的對抗。 漢代以后，雖然郡縣制已成為政治制度的主體，但分封與郡縣之爭一直還是中國政治史上的重要問題，同時也是儒家政治哲學必須面對的一個現(xiàn)實問題。唐柳宗元著名的《封建論》，是歷代討論分封與郡縣短長最為著名的一篇文字。柳宗元認為，周初的分封并非圣人之意，而是“勢”，即歷史發(fā)展的必然趨勢，從而封建為郡縣所取代，也是歷史發(fā)展之必然。這個看法成為后來學者討論這個問題的基本前提。如蘇軾說：“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圣人復(fù)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于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近世無復(fù)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fù)開之歟！”（注：蘇軾：《論封建》，《蘇軾文集》卷五，中華書局，1986年，第158頁。）宋代著名學者范祖禹也說：“三代封建，后世郡縣，時也；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古之法不可用于今，猶今之法不可用于古也。”（注：范祖禹：《唐鑒》卷四。）這都是發(fā)揮了柳宗元的看法，從歷史發(fā)展的大勢來評判封建與郡縣。 宋代理學家否定周公攝政稱王，這是從后世的角度對“王”的理解，他們已經(jīng)不完全明了古時稱王的實際含義。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他們否定周公稱王之事，其實也就是對封建制的否定，以及對郡縣制的肯定。與秦漢時期的儒家相比，宋儒的政治主張已經(jīng)有了很大的變化。 從歷史發(fā)展來看，雖然從秦開始廢除封建，實行郡縣，但歷代均有一些對宗室子弟的分封，這可以說是分封的殘余。到宋代，分封作為一種政治制度，最終廢除。馬端臨指出： 至宋則皇子之為王者，封爵僅止其身，而子孫無問嫡庶，不過承蔭入仕為環(huán)衛(wèi)官，廉車節(jié)鉞，以序而遷，如庶姓貴官蔭子入仕之例，必須歷任年深，齒德稍尊，方特封以王爵；而其祖父所受之爵，則不襲也。 （注：馬端臨：《文獻通考?封建考十八》。） 宋代“封爵僅止其身”，封爵只具有名義上的意義，且不世襲，這說明分封制徹底被廢除了。與歷史的發(fā)展相配合的是，宋代理學家關(guān)于分封與郡縣的討論，雖然也有部分學者主張恢復(fù)封建、井田（如胡宏），但大多數(shù)學者對封建與郡縣持一種歷史的態(tài)度，認為封建與郡縣各有利弊，而且郡縣取代封建是歷史發(fā)展的必然，在后世實行上古三代的分封制，既無可能，也無必要，只會徒生枝蔓。其中朱熹的看法很有代表性。朱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