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我國正處在社會發展的轉型階段，社會經濟的與國家行政倫理的發展出現了脫節，這又進一步導致了行政失范現象的出現，因此，加強行政倫理建設顯得尤為迫切。儒家傳統行政倫理歷經數千年的發展，其中的精華為我國當前行政倫理建設提供了許多可資借鑒的要素，聯系當前特殊的社會歷史背景，對其要素進行正確的價值考量，應當是一條適合我國行政倫理建設的途徑。 關鍵詞：儒家思想；行政倫理；轉型；價值考量

一般意義上，行政倫理，是指行政領域的倫理，它包括行政工作人員在行使職權、履行職務及執行政策時應當遵守的倫理道德規范，是一般社會道德在行政管理職業上的特殊表現。儒家思想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因而在中國傳統行政倫理思想中，儒家的行政倫理思想無疑是其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它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形成與發展的過程，在其不同的發展階段，都有相關的代表人物對其進行調整，也作出了不同的貢獻。 當前，我國正處在一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傳統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過渡的社會轉型期，社會經濟的發展轉型勢必要求行政倫理的同步轉型。然而，就目前的社會狀況而言，這兩者之間的脫節顯而易見，這種脫節直接體現在行政失范現象的大量出現，因此，加強行政倫理建設對于當前轉型期的中國社會顯得尤為迫切。有鑒于此，本文試從對行政倫理的認識和理解出發，簡述儒家傳統行政倫理思想的發展歷程及其主要內容，系統分析其中存在的合理因素，同時結合社會實際，以期找出一條適合轉型期我國行政倫理建設的途徑。 一、儒家傳統行政倫理的發展演變 儒家傳統行政倫理大致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先秦時期為形成階段，至兩漢得到長足發展，在唐宋時期又被進一步深化。每個時期各有引領其發展的人物與核心理念。 早在夏商時期，以維護等級制度為目的的行政倫理思想就已經出現了萌芽，周公姬旦最早提出了“惟德配天”、“敬德保民”，認為國家的安定與否取決于統治階級能否做到“敬德”。春秋戰國時期，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在總結各國興亡歷史經驗和繼承周代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克己復禮”，“為政以德”等行政倫理觀。針對當時 “禮崩樂壞” 的現象，孔子提出了要對人民講禮，把“以禮教民”放在首位，從而使人民“克己復禮”?？鬃拥牧硪恢匾枷胧且蠼y治者“為政以德”，實行德治。孟子則系統地繼承和發揮了孔子的行政倫理思想，他從性善論出發，提出了“仁政”思想。孟子認為，統治者只有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才能以德服人，獲得民心，從而平治天下。荀子提出了“以禮治國”的行政倫理主張，把禮提到至高無上的地位，把它看作是國家的根本制度和衡量治亂的標準。 至兩漢，儒家行政倫理思想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賈誼提出“仁義”與“無為”相結合的行政倫理主張。他主張制定嚴格的等級制度，以整頓上下無等、尊卑不分、散漫無紀的混亂現象，達到“上位尊”、“主位要”的目的。賈誼把仁義與禮治結合起來，在“禮”的等級名分中加入仁愛內容，從而使統治者能借助形式上的親情之愛換取百姓的忠心。董仲舒則繼續從思想上強化等級制度，他運用天意、陰陽學說系統地建立了以“三綱五常”為基本內容的封建社會倫理學體系，并把“君為臣綱”放在“三綱”之首，肯定了君臣之間的尊卑從屬關系，以加強君主的權威。此外，董仲舒更提出“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思想策略，認為國民具有統一的思想意識至關重要，因而很有必要建立起一個封建大一統的思想。 唐太宗的“德治”行政倫理思想內涵非常豐富，他充分認識到儒學加強教化和安定人心的作用，認為只要堅持不懈地宣傳三綱五常，就能收到“百姓漸知廉恥，官人奉法，盜賊日稀”的效果。其后，韓愈將仁義道德作為個人修養的中心內容和衡量尺度，同時把正心、誠意、修身、齊家的目的定位于治國平天下。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提出以圣人作為行政倫理道德修養的楷模，要用圣人的德行衡量自己，找出差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宋朝大儒朱熹繼承了董仲舒的三綱五常思想，并將之發揮到了極致，把它看作是治國安邦的根本。他說：“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蓖瑫r，他又進一步發揮孔子的德治思想，提出以德為先，輔之以刑的治國理民方法，“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效，則有以使民日遷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休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二、儒家傳統行政倫理的主要內容 （一）以民為本 以民為本的思想最早見于《尚書》，春秋戰國時期的戰亂紛爭使儒家學派的思想家進一步認識到民眾的偉大力量?？鬃又赋觯疤斓肋h，人道邇?！比碎g的事情靠人自身作主，天和鬼神都無法干預。孟子則提出了著名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得其民，斯得天下矣”等論斷，認為離開民眾，國將不國，君主也只是孤家寡人。 此后，在兩漢至唐宋時期，儒家以民為本的思想得到進一步發展。賈誼就明確提出了當權者治理政事必須“以民為本”、“以民為命”、“以民為功”、“以民為力”的主張，認為民是國之根本，是國家安危、君主榮辱、官吏貴賤之所系。他提出：“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到愚百不可欺也。故自古及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瓐?、舜、禹、湯之治天下也，所謂明君也，士民樂之，皆即位百年然后崩，士民猶以為大數也。桀紂所謂暴亂之君也，士民苦之，皆即位數十年而滅，士民猶以為太久矣。故夫諸侯者，士民皆愛之，則其國必興矣；士民皆苦之，則國必亡矣。故夫士民者，國家之所樹而諸侯之本也，不可輕也?！保ā缎聲?大政上》）民眾決定著國家的存亡命運，國家的興亡、社會的治亂、君主的強弱，都必須以民眾的利益是否得到滿足來檢驗。 （二）為政以德 早在儒家學派形成之前，周公姬旦“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的觀點明確指出了只有明德慎法才能確保社會的長治久安。儒家學派提倡效法先王，把西周以來注重道德的觀念發展為一套完整的政治路線、方針和政策，要求統治者為政以德，孔子明確提出“為政以德”的思想，“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反對單純依靠行政命令、嚴刑峻法來治理國家，認為只有把道德原則貫徹到政治生活中去，用道德手段治國安民，才能真正管理好國家。 在儒家看來，道德有著法律不可替代、無法比擬的治國安邦的作用。不管是孔子強調的德治，還是孟子倡導的仁政，或是荀子主張的禮治，都主張省刑罰、薄稅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愛民如愛己，甚至超過愛自己，認為就可以得到百姓的衷心擁戴，使民“仰之如父母”。而法律雖然靠國家的強力也能夠壓服人，但卻得不到人心，以德服人，征服的則是民眾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