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崇尚和諧是儒家思想與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共同倡導的基本精神；主張德治與法治相結合亦為二者共同倡導的治國理念；而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所倡導的“以人為本”則是對儒家民本思想的發展和升華。鑒于二者在思想內容上具有上述諸多相通之處，因此，為了切實推動當代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進程，我們應該借鑒儒家思想的普及經驗，盡可能擴大當代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范圍，重視學齡前兒童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啟蒙教育，并使得傳播內容要始終貼近廣大民眾的生活實際等。 關鍵詞：儒家思想；普及經驗；馬克思主義大眾化

黨的十七大提出“開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宣傳普及活動，推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十七大報告》）。所謂“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是指在當代中國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最新成果由抽象的理論轉化為具體生動、通俗易懂的語言，由被少數人理解掌握轉化為被普通民眾理解掌握的過程，從而使之深入廣大人民群眾的內心，成為其言行的指導思想。而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們必須要重視和加強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方式方法研究。 目前，國內學者對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方式方法研究，大體可以歸納為五個方面，即理論探索、實踐創新、工作機制、隊伍建設和經驗借鑒。而在挖掘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可資借鑒的諸多經驗中，學者們主要致力于對我黨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歷史脈絡、基本經驗等進行梳理和總結；相比之下，對于如何借鑒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的普及經驗來推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問題的研究，則很少有學者論及。換言之，現有的研究成果大多囿于對我黨自身各個歷史時期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經驗的追溯和總結，還未及跳到自身之外去探尋和借鑒我國古代社會是如何進行思想理論普及的。筆者認為，各種思想理論傳播的方式方法實質上是相通的，盡管它們在意識形態領域存在明顯差異。 儒家思想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導思想，對中國的歷史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及至近代社會則走向衰落。1917年“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它在中國現代直至當代的社會歷史發展中同樣起到了巨大的影響作用，二者在中國社會相遇的近百年中逐步融合共生，延續至今。筆者認為，儒家思想在我國傳統社會得以普及的成功經驗，在一定程度上對于推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 上個世紀90年代，國內學界經過一番討論提出了儒家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的三種關系，即對立、并存和融合；近年來，一些學者對“融合說”基本達成了共識。筆者認為，儒家思想與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在思想內容上具有諸多相通之處，從而為我們借鑒儒家思想普及經驗、推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提供了基本前提。二者間的相通之處，擇其要者，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崇尚和諧是儒家思想與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共同倡導的基本精神。眾所周知，中國歷來是愛好和平的國家，這不能不說與儒家所提出的和諧思想具有一定的關聯性。儒家主張“天人合一，萬物一體”（《論語·子路》），強調人應當順應自然，實現人與自然的合一。因此，“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便被奉為治理國家和處理各種事務的基本準則。同樣，馬克思主義理論中也包含了和諧思想，認為和諧社會是“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矛盾的真正解決”[1]81，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進而重視人際關系的和諧與社會和諧。在當代中國，我黨則吸收了上述和諧思想的精髓，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思想，旨在建設一個人與自然、人與人和諧相處的美好社會。由此可見，崇尚和諧是儒家思想與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共同倡導的基本精神。 第二，德治與法治相結合是儒家思想與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共同倡導的治國理念。儒家主張“為政以德”（《論語·為政第二》），提倡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認為這種教化方式可以滲透到人們的內心，使人有羞恥之心而變得善良，這不是法律制裁所能達到的效果。孔子所講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第二》），即體現了儒家注重德治與禮治的思想。但與此同時，儒家認為適當的法治也是必要的，并提出“先禮后法”的思想。在當代中國，我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根據我國的基本國情確立了“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治國理念，這在一定意義上是對儒家“德法兼治”、“禮法并舉”（荀子）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第三，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所倡導的“以人為本”是對儒家民本思想的發展和升華。在儒家那里，孔子提出要尊重個人的人格和個性，主張愛民、利民，即要“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荀子也曾提出：“有社稷者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己，不可得也”（《荀子·君道》），這些均體現了儒家重民、愛民、為民的民本思想。回顧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史，我們不難發現，馬克思主義亦十分重視人的價值，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社會”[2]（《〈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將人看作是最高價值和目的本身，主張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而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我黨尤其強調“以人為本”，并將其作為科學發展觀的本質和核心來看待。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3]，這是對儒家民本思想在當代中國的發展和升華。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認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所倡導的“以人為本”與儒家所主張的民本思想具有一定的相通之處。 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對中國傳統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與其多樣化的傳播方式是密不可分的。儒家通過早期的游說諸侯、著書立說，到后來借助統治者的力量頒布教化綱領、廣興學校，以及通過民間的小說戲曲、家訓家教等多種途徑將其思想植根于中國古代社會的各個層面，無論婦女和兒童都可以通過上述傳播途徑知曉儒家思想所涉及的教化內容，可以說儒家思想的普及在歷史上是成功的。因此，為了進一步推動當代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我們應當借鑒儒家思想的普及經驗（當然，還須對其進行必要的現代轉換），使馬克思主義從多層面、多角度逐漸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并以廣大民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取得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實際效果。具體而言，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第一，盡可能擴大當代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范圍。原始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首開私學，主張“有教無類”（《論語·衛靈公》），從而打破了貴族對文化教育的壟斷地位，使社會上更多的平民能夠接受儒家思想的教化，儒家思想才得以廣泛傳播。此后，這一教育思想儒家將其一以貫之。特別是在清代，社學、義學的出現對于儒家思想在鄉村的傳播發揮了重要作用。有鑒于此，筆者認為，馬克思主義若要在當代中國實現大眾化，應該首先擴大其傳播范圍——不僅在大中城市，更要在廣大農村以及邊遠地區進行廣泛傳播，使占我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能夠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普及活動的主體，這無疑會推動當代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進程。 第二，重視學齡前兒童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啟蒙教育。人所共知，儒家歷來重視對兒童的啟蒙教育，并通過大量涉及儒家思想內容的童蒙讀物對其進行長期的教化，如著名的《三字經》、《千字文》等。這些讀物運用通俗易懂、瑯瑯上口的文字，將儒家思想逐漸滲透于少兒的啟蒙教育中，從而達到預期的教化目的。當前，我國十分重視高校學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普及教育，而對少年兒童的馬克思主義啟蒙教育卻相對滯后，對學齡前兒童的啟蒙教育則是空白。因此，筆者呼吁，推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應當重視對少年兒童、乃至學齡前兒童的早期教育，使之從小能在潛移默化中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熏陶，這要比此后高校的理論灌輸具有更強的實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