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雅麗是唐代詩學中的重大理論問題之一，然而卻被人們所忽視。唐代詩學就雅麗問題產生過三種主要的詩學思潮，一是崇雅斫麗，二是離雅崇麗，三是以雅參麗，從歷時性角度看，這三種主要詩學思潮基本與唐詩發展互為伴隨。而唐代詩學領域里“雅”的概念直接淵源于《毛詩》的相關經學闡釋。 【關鍵詞】 《毛詩》經學闡釋 雅正 麗辭 雅麗

唐代詩學的雅麗這一概念是經學觀念與詩學觀念相融合的特殊概念。雅與麗的對立統一、復雜變化是唐詩紛繁多姿、氣象萬千的動態發展過程中主要文學創作思潮的理論淵源之一。雅麗概念的內涵處于復雜變化的矛盾對立統一體中，這一概念的表述在唐人那里反復出現，初唐時期如李嶠《上高長史述和詩啟》[①]表述了雅、麗對立的問題，盛唐時期如杜確《岑嘉州集序》[②]認為開元詩歌的成就在于雅、麗的統一，中唐時期如白居易《與元九書》中雅與麗又呈現為對立了。在“雅”與“麗”對立統一的復雜過程中，唐代大體上存在著崇雅斫麗、離雅崇麗和以雅參麗等三種詩學思潮。而這三種詩學思潮之間離合消長、此起彼伏的張力，往往又與不同時段唐詩創作的實踐及社會思想背景緊相聯系。雅麗觀念的實質乃在于以《毛詩》經學闡釋為主體的儒家詩教價值觀念與詩歌審美價值觀念之間矛盾的對立與統一，因而揭示“雅”的概念淵源于《毛詩》的經學闡釋便具有了重要意義，它證實著唐詩輝煌成就的理論根源之一是植根于以《毛詩》經學闡釋為主體的儒家詩教之中的。

一

唐代詩學“雅”的概念直接源于《毛詩》的經學闡釋。《毛詩》的經學闡釋對“雅”的概念闡釋比較復雜，其復雜性來自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指《毛詩序》對“雅”的解釋，第二個層面主要來自唐人孔穎達《疏》的闡釋。在第一個層面中，《毛詩序》言及“雅”者有四條：

1、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③]

2、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④]

3、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⑤]

4、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⑥]

第一條雖未界定“雅”的涵義，但卻把雅納入六義的復雜系統。第二條一是將“變風變雅”聯稱，二是提出變風變雅產生原因，由此原因而生成其內涵“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諷其上”[⑦]，可見“變風變雅”之作針對的是得失之跡、人倫之廢、刑政之苛，作者的情感態度是傷、哀，方式是吟詠，目的是諷上。第三條界定風、雅的區別與聯系，“事”的內涵被孔《疏》界定為“政事善惡”，風、雅之作針對的事的內涵相同，而區別在于風言一國之事，雅言天下之事。第四條是直接界定雅的內涵，即“言王政之所由廢興”，又區分政為小、大，故有《小雅》、《大雅》之分。這四條點出了雅的各方面特征，但最核心的是“言王政之所由廢興”。

第二個層面主要是孔穎達《疏》的闡釋，孔《疏》的釋文十分繁復，針對上引第一條，孔《疏》不厭其繁闡述了六義的定義及六義系統的復雜關系，概括出了《毛詩》經學闡釋的主要手段和終極目的，主要手段即“其實美刺俱有比興”，針對王政之善惡，風、雅、頌采用的主要手段即美刺比興，作詩的終極目的即“風、雅之詩，緣政而作”[⑧]，《毛詩》經學性質的復雜敘述被高度提絜為“緣政”二字，《毛詩》的經學闡釋手段主要被濃縮為“美刺比興”四字。在這一段闡釋中，我們注意到三種組合，一是《風》《雅》《頌》組合，二是《風》《雅》組合，三是《雅》《頌》組合，而后兩種組合則是唐代詩學常用的術語。孔《疏》[⑨]針對上引第三條的長段闡釋有三點要領，一是《雅》分美、刺，王政興則美之，王政廢則刺之；二是劃分出了小雅、大雅的題材類型；三是從樂音角度將《雅》《頌》聯稱：“雅、頌之音”“先王制雅、頌之聲”，雖未指出《雅》《頌》聯稱的意義維度和目的，但卻把《雅》《頌》組合成了一個概念。

《毛詩》經學闡釋對雅的內涵界定被唐代詩學直接移植過來而成為其重要理論標準之一。例如《文選六臣注》、《詩中密旨》、《文鏡秘府論》、《二南密旨》等著作往往把《毛詩》經學闡釋對雅的界定直接移用來建構自己的詩學構架。茲列表如下：

唐代詩學著作關于“雅”闡釋一覽表

作者 書名 篇、題名 “雅”的闡釋 資料出處 張銑 《六臣注〈文選〉》 《文選序》 六義者……政事曰雅 《四庫全書》集部類 舊題王昌齡撰 《詩中密旨》 詩有六義 雅五。雅者，正也，當正其雅，言語典切為雅也。 張伯偉撰《全唐五代詩格匯考》，鳳凰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200頁 （日）弘法大師原撰 《文鏡秘府論》地卷 六義 五曰雅。皎曰：“正四方之風謂雅。正有小大，故有大小雅焉。”王云：“雅者，正也。言其雅言典切，為之雅也。” 王利器校注《文鏡秘府論校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160頁 舊題賈島撰 《二南密旨》 論六義 ……正事曰雅……雅論五。雅者，正也，謂歌諷刺之言，而正君臣之道。法制號令，生民悅之，去其苛政。 張伯偉撰《全唐五代詩格匯考》，鳳凰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372、373頁 舊題賈島撰 《二南密旨》 論二雅大小正旨 四方之風，一人之德。民無門以頌，故謂之大雅。諸侯之政，匡救善惡，退而歌之，謂之小雅。 張伯偉撰《全唐五代詩格匯考》，鳳凰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374頁 舊題賈島撰 《二南密旨》 論變大小雅 大小雅變者，謂君不君，臣不臣，上行酷政，下進阿諛，詩人則變雅而諷刺之。 張伯偉撰《全唐五代詩格匯考》，鳳凰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374、375頁 上表所列唐代詩學著作中“雅”的概念庶幾《毛詩》經學闡釋的翻版，例如張銑的“政事曰雅”就是孔《疏》的“雅為政名”，《文鏡秘府論》的“五曰雅。皎曰：‘正四方之風謂雅。正有小大，故有大小雅焉’”，與《毛詩序》并無二致，到了《二南密旨》又增加并特別突出了雅的言王政廢興目的和美刺手段。所以，與其說唐代詩學“雅”的概念庶幾《毛詩》經學闡釋的翻版，毋寧說唐代詩學建構本身即吸納有《毛詩》經學闡釋的概念。

作者

書名

篇、題名

“雅”的闡釋

資料出處

張銑

《六臣注〈文選〉》

《文選序》

六義者……政事曰雅

《四庫全書》集部類

舊題王昌齡撰

《詩中密旨》

詩有六義

雅五。雅者，正也，當正其雅，言語典切為雅也。

張伯偉撰《全唐五代詩格匯考》，鳳凰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200頁

（日）弘法大師原撰

《文鏡秘府論》地卷

六義

五曰雅。皎曰：“正四方之風謂雅。正有小大，故有大小雅焉。”王云：“雅者，正也。言其雅言典切，為之雅也。”

王利器校注《文鏡秘府論校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160頁

舊題賈島撰

《二南密旨》

論六義

……正事曰雅……雅論五。雅者，正也，謂歌諷刺之言，而正君臣之道。法制號令，生民悅之，去其苛政。

張伯偉撰《全唐五代詩格匯考》，鳳凰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372、373頁

舊題賈島撰

《二南密旨》

論二雅大小正旨

四方之風，一人之德。民無門以頌，故謂之大雅。諸侯之政，匡救善惡，退而歌之，謂之小雅。

張伯偉撰《全唐五代詩格匯考》，鳳凰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374頁

舊題賈島撰

《二南密旨》

論變大小雅

大小雅變者，謂君不君，臣不臣，上行酷政，下進阿諛，詩人則變雅而諷刺之。

張伯偉撰《全唐五代詩格匯考》，鳳凰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374、375頁

二

在雅與麗的復雜詩學關系中，許多文獻表明，雅往往作為麗的對立面而存在。唐代傾向《風》《雅》觀念的文人作家總是把雅與麗的對立視為一種正統的標準，并標舉《雅》或者《風》《雅》、《雅》《頌》等概念的正統理論去批判 “麗”或者“淫麗”、“靡麗”等自己所認為應該批評的文學對象，這種現象貫穿于唐代文學批評發展的各個階段，值得深入探討。例如，駱賓王的批評“弘茲《雅》奏，抑彼淫哇，澄五際之源，救四始之弊。故可以用之邦國，厚此人倫”[⑩]，以《雅》來抑制淫麗就可以達到《毛詩序》所說的“用之邦國”、“厚人倫”的政教目的，而由此正可看到“《雅》”的概念內涵與《毛詩》經學闡釋的必然聯系。陳子昂的《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說“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徵者。仆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毎以永嘆，思古人，常恐邐逶頹靡，而《風》《雅》不作，以耿耿也……故感嘆《雅》制，作《修竹詩》一首”[11]，此《序》在文學批評史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以風骨、興寄概括《修竹篇序》的核心思想已是批評史界共識，然而我們認為從雅與麗對立觀念的角度還可補充一點認識。《序》中與“彩麗競繁”“邐迤頹靡”詩風相對立的主張不惟“漢魏風骨”，還有“《風》《雅》”、“《雅》制”，也就是說《修竹篇序》包含有雅與麗對立的觀念，“《風》《雅》”“《雅》制”概念明確屬《毛詩》經學闡釋概念。而且《序》起首所說的“文章道弊”之“道”，與盧藏用《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所說“于是《風》《雅》之道，掃地盡矣”[12]完全同義。有人認為“這里的‘道’，既不是指宇宙本體或宇宙萬物運動發展的總規律；也不是指封建正統的社會政治思想體系，而是指‘文章’自身的特殊本質或固有規律”[13]，顯然沒有切中肯綮。這種雅麗對立、以雅斫麗的觀念在盛唐亦有代表，例如孫逖《宰相及百官定昆明池旬宴序》“緝熙文教，以為正國風，美王化者，莫近于《詩》。微言浸遠，大義將缺，乃命革刬浮靡，導揚《雅》《頌》，斫雕為樸，取實棄華”[14]，《序》中把浮靡、雕藻、文華等麗辭列為革刬的對象，而把“導揚《雅》《頌》”作為“緝熙文教”、“正國風”、“美王化”的手段，表明了孫逖觀念里雅與麗之間的對立和崇雅一面的意識，同時又坐實了“雅”的概念就是來源于《毛詩》的經學闡釋。

中唐是排斥麗辭，推崇雅、雅正、風雅等詩學觀念最為強烈的時代，正如羅根澤先生所說：“以風雅代淫靡，真正成了當時的共同目標，選家如此，著論者亦莫不然”[15]。首先是科場如此，劉秩《選舉論》說“近之作者，先文后理，詞冶不雅，既不關于諷刺，又不足于見情，蓋失其本，又何為乎！”[16]，這是對近代舉子之文的批評，冶者，艷麗也，所謂詞冶不雅，指辭采艷麗而不雅，意謂近代舉子之文偏向麗的一端而失乎雅的本旨，故為其所不齒。選家可以元結、高仲武為代表，元結《篋中集序》說：“《風》《雅》不興，幾及千歲……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為辭，不知喪于《雅》正”[17]，所謂“聲病”、“形似”、“流易”正是唐人麗辭概念的相關特征，麗辭興而《雅》正喪，這是崇雅之人所不可接受的，元結的詩學觀念中反映出一種雅與麗尖銳對立、不可兼容的極端態度，元結選詩的標準及其詩歌創作傾向皆與此態度有關。高仲武選詩標準和兼容態度與元結出入較大，不少具有麗辭特點的詩人及其作品入選《中興間氣集》，如張眾甫詩的婉靡綺錯，于良史詩的清雅形似，鄭丹詩剪刻婉靡，李希仲詩的輕靡華麗，李嘉佑詩的綺靡婉麗，崔峒詩的文彩炳然，鄭常詩的婉靡文流[18]，但其《唐中興間氣集序》還是標榜了雅的一面：“言合典謨，則列于風雅……《英華》失于浮游，《玉臺》陷于淫靡……國風雅頌，蔚然復興，所謂文明御時，上以化下者也”[19]。

著論者以柳冕最為突出，由于他固執于“堯舜歿，《雅》《頌》作，《雅》《頌》寢，夫子作。未有不因于教化，為文章以成國風”[20]一端，其文學觀念中雅與麗形成了尖銳對立。柳冕的《與徐給事論文書》闡述了自己偏向于雅這一端的觀念[21]，柳冕正是用此種比較極端的文章概念來觀照漢唐文章，故其認為屈宋以來的文章“文有余而質不足”、“才有余而雅不足”，以致陷于“淫麗”。柳冕的文章概念本質上是經學的概念而且是比較極端的經學概念，其文章概念中《六經》文本被置于最高地位[22]，經學的經文是本，經學闡釋是末，明通《六經》之義是君子之儒，明通《六經》注疏是小人之儒，涇渭分明的褒貶表述，說明柳冕的文章概念是植根《六經》文本及經義之中的。這種極端的文章觀念反映在文學觀念層面上，形成了對“雅”的極端推崇和對“麗辭”的極端排斥，其《答楊中丞論文書》說，形似艷麗之文興，而《雅》《頌》比興之義廢，君子深以為恥[23]，麗辭不啻成為《雅》《頌》比興的詩學罪人，甚而淫麗形似之文皆亡國哀思之音[24]，麗辭被打成了歷史罪人。

晚唐推崇《雅》、《大雅》、《風》《雅》、《雅》《頌》、《國風》等的詩學思潮依然存在，如顧陶《唐詩類選序》、皮日休《正樂府十首序》、《松陵集序》、顧云《唐風集序》、吳融《禪月集序》等，無不把以《雅》、《風》《雅》等為標志的《毛詩》經學闡釋精神作為其詩學主張一面旗幟。這股詩學思潮可以胡曾為代表，其《詠史詩序》[25]中“美盛德之形容，刺衰政之荒怠”與“非徒尚綺麗瑰琦而巳”，“八病興”與“‘六義’壞”，“聲律”與“雅崩”，構成了雅與麗的全面對立，似乎只有徹底摒棄麗辭，方才可以“庶幾與《大雅》相近”，胡曾這種極端的詩學觀念沿著中唐以來的崇雅斥麗意識，發展到了試圖顛覆從初唐雅麗對立到盛唐雅麗統一局面的地步，從而使雅與麗對立統一之間的張力瀕臨破壞邊沿。

三

唐代詩學的麗辭觀念主要包括了三個方面：麗人艷歌、雕藻綺艷和對偶聲律。第一，所謂麗人艷歌，指《玉臺新詠》、《續玉臺新詠》、《花間》《香奩》一類詩歌。第二，所謂雕藻，崔氏所著的《唐朝新定詩體》有了定義：“雕藻體者，謂以凡事理而雕藻之，成于姸麗，如絲彩之錯綜，金鐵之砥煉是。詩曰：‘岸綠開河柳，池紅照海榴。’又曰：‘華志怯馳年，韶顏慘驚節。’此即是雕藻之體。”[26]意謂敘事說理，凡是采用姸麗的詞藻來作詩者皆稱為雕藻體，雕藻給人的視覺感受有如錯綜的絲彩、砥煉的金鐵一般色彩鮮明艷麗、光澤耀眼。所謂綺艷，《文鏡秘府論》說：“陳綺艷，則詩、賦表其華。詩兼聲色，賦敘物象，故言資綺靡，而文極華艷。……綺艷之失也淫。”[27]“詩、賦表其華”顯然直承曹丕《典論·論文》“詩賦欲麗”，王利器說此語為《四聲指歸》，小西甚一考其為《文筆式》[28]，說明此語為初唐或初唐以前詩格語。小字為弘法大師的注語，表明詩賦的文體特點是敘物象描聲色，故需綺靡華艷的語言以資裝飾美化。

第三是語言的聲律對偶。詩歌語言聲音韻律的和諧悅耳被視為“麗辭”的觀念是隋唐詩學界共識，例如劉善經的《四聲指歸》說：“莫不揚藻敷萼，文美名香，飏彩與錦飾爭華，發響共珠林合韻”、“聲韻抑揚，文情婉麗”、“四聲發彩，八體含章”[29]等，語言聲韻的抑揚抗墜，四聲語音律動的協調和諧，可使詩歌發出動聽悅耳的文采，使文情獲得婉麗的效果。又如佚名的《文筆式》說：“然聲之不等，義各隨焉。平聲哀而安，上聲厲而舉，去聲清而遠，入聲直而促。詞人參用，體固不恒。請試論之：筆以四句為科，其內兩句末并用平聲，則言音流利，得靡麗矣。兼用上、去、入者，則文體動發，成宏壯矣。”[30]善用平聲規律、具有流利特點的語言聲音被視為靡麗，等于說聲調流利靡麗的語言即麗辭，而按照抑揚抗墜規律精心間用上、去、入聲，則可構成宏壯。羅根澤先生說“初盛唐是講對偶的時代”[31]，而初唐詩學有關“麗辭”的概念正與對偶的語言藝術緊密地聯系著。《文鏡秘府論》說：“或曰：文詞姸麗，良由對屬之能”[32]，麗辭很大程度上仰仗于對偶語言功能的發揮，這一認識秉承并拓展了劉勰《文心雕龍·麗辭》“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為易，事對為難，反對為優，正對為劣”[33]的麗辭概念，故《文鏡秘府論》東卷《論對》主要論列二十九種對，這二十九種對包含有初唐人元兢、上官儀、崔融等的認識，可見初唐人詩學觀念中對屬的種類比劉勰要復雜豐富得多。由此可以說唐人詩學觀念中對麗辭的理解也要寬廣、深入得多。

唐人的對偶概念承傳并超越劉勰的是，對偶既包括語言意義的對偶更包括語音的互對，后者更具有創新性。正如羅根澤先生說：六朝“對偶說與聲病說各不相侔，未能打成一體（劉勰提倡自然的聲律，對八病從未提及）。至唐代才混而一之，其所謂對偶，不惟有‘義’的作用，且有‘聲’的作用。‘義’的作用是虛實自對，‘聲’的作用是平仄互對。”[34]元兢《詩髓腦》闡述調聲三術之一的“換頭”時，所舉《于蓬州野望》詩，便是平仄互對實踐及理論的典型模式：

飄飖宕渠域， 曠望蜀門隈。

平平 仄仄（去上入）

水共三巴遠， 山隨八陣聞。

仄仄（去上入）平平

橋形疑漢接， 石勢似煙迴。

平平 仄仄（去上入）

欲下他鄉淚， 猿聲幾處催。

仄仄（去上入）平平

今人分析律詩格律時稱其為四聲（平上去入）二元（平仄）化和粘對規律，若從語言聲音對屬的角度看，平平對仄仄、仄仄對平平，可謂聲音的反對，仄仄對仄仄、平平對平平，可謂聲音的正對，元兢所舉詩的雙換頭從對屬的角度看是工整的聲音對屬，故被稱之為“是最善也”。元兢又分析小有變化的情況說：“如庾信詩云：‘今日小園中，桃華數樹紅；欣君一壺酒，細酌對春風。’與‘日’與‘酌’同入聲。只如此體，詞合宮商，又復流美，惟此為佳妙。”[35]意謂此詩一至四句第二字之聲，形成了入、平、平、入的聲調平仄對屬，和諧流美，甚為佳妙，評析之中實際上透露了聲音對屬和諧流美極為悅耳的一種麗辭觀念。元兢對詩歌語言聲韻的美還有表述：“疊韻者，詩曰：看河水漠瀝，望野草蒼黃；露停君子樹，霜宿女性薑。此為美矣。”又說“疊連韻者，第四、第五與第九、第十字同韻。詩曰：羈客意盤桓，流淚下闌干；雖對琴觴樂，煩情仍未歡。此為麗也。”[36]這實際上表明了一種詩歌語言聲音的疊韻、疊連韻所構成的音韻流和、詞調清麗之美的觀念，這種具有音韻賞心悅耳之美的詩歌語言亦為麗辭。

麗辭的好尚是初唐詩學的特征之一，好尚麗辭的上層人物可以許敬宗為代表。許敬宗是太宗、高宗時重臣，自貞觀已來，朝廷所修《五代史》及《晉書》、《東殿新書》、《西域圖志》、《文思博要》、《文館詞林》、《累璧》、《瑤山玉彩》、《姓氏錄》、《新禮》，皆總知其事，“受旨草詔書，詞彩甚麗”[37]，可見其文的麗辭特征。許敬宗詩學觀念中麗辭的意識亦頗濃厚，他在太宗、高宗時期宮廷麗辭氛圍的營造過程中扮演了一位相當重要的角色。許敬宗主持編撰的《瑤山玉彩》是一部集古今英詞麗句之大成的類書，據載：“龍朔元年，命中書令、太子賓客許敬宗，侍中兼太子右庶子許圉師，中書侍郎上官儀，太子中舍人楊思儉等于文思殿博采古今文集，摘其英詞麗句，以類相從，勒成五百卷，名曰《瑤山玉彩》，表上之”[38]，反映出龍朔前后所追求的麗辭意識，許敬宗的詩學觀念和詩歌創作則是這種意識的代表之一。

如前所述，雅與麗存在一種對立，然而在一定條件下，麗與雅又可以統一。《文鏡秘府論》南卷《集論》中有一段文字，鈴木虎雄以為《芳林要覽序》[39]，此《序》較為完整地表述了許敬宗等人在宮廷需求的情況下把雅與麗相統一的詩學觀念。《序》中把詩歌文麗炳煥、聲氣俱隆的形式美提升到非有不可的地位，提升的理由取決于“功成作樂”，即取決于“《雅》《頌》”。換一句話說，《序》的作者主張，依據《雅》《頌》的功成作樂性質而寫作的詩歌，非有文麗炳煥、聲氣俱隆不可。故《芳林要覽序》評姬漢至梁隋，皆突出了歷代名家盡管各具風格但卻“莫不競宣五色，爭動八音”[40]的文采風流，但在《雅》《頌》與麗辭的關系上，《芳林要覽序》偏向了麗辭與雅頌互為依存的理論維度。葛曉音先生說：“許敬宗是瞄準了當時的政治需要而創造出這種虛夸的頌美體詩的。它適應了唐太宗后期和唐高宗好大喜功、愛聽諛詞的心理。而那種典雅富麗的風格，又理所當然地屬于正聲雅音，因此在高宗武后之世有很大的發展前途”，指出了許敬宗“典雅富麗”的所謂“頌美體”與“正聲雅音”的當然關系，并且說“按當時對‘雅音’的理解，這類頌體詩和箴規詩一樣，是已經去盡了鄭衛之音的正聲” [41]，葛曉音先生以獨具的眼光看出了麗辭與正聲雅音、頌美的聯系。我們可以更進一步說，“當時對‘雅音’的理解”，對正聲的理解，對頌美的理解，正是植根《毛詩》的經學闡釋，正是淵源于《雅》“言王政之興”與《頌》“美盛德形容”的政教文德旨意。《雅》《頌》的主要功能為頌美，而《雅》《頌》的功能定位一旦與宮廷貴族的需求愛好相吻合，宮廷詩之類的作品中，頌美統治者王政鴻業和盛德形容的內容與雍容華麗的雕藻、悅耳和諧的音調，自然容易趨向合一。

這種從《雅》《頌》的“言王政之興”、“美盛德形容”出發而追求麗辭的詩學觀念在初盛唐時期多有可見，例如張說《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又如韓休《唐金紫光祿大夫禮部尚書上柱國贈尚書右丞相許國文憲公蘇颋文集序》等。這些《序》從手段與目的角度論麗與雅的關系，皆認為欲達《雅》《頌》經學闡釋所訓誡的“美王政”、“告成功”的目的，則非“垂芳”、“作麗”、“辭彩”、“藻暢”莫屬，甚而認為非麗辭無以“懿我文德”，麗辭成為懿美文德的唯一選擇。這表明了《雅》《頌》“美王政”、“告成功”必須依賴麗辭的觀念，在一個綜合國力上升王朝和宮廷貴族需求的條件下，麗辭與雅頌的統一及其麗辭的重要性得到了突出強調。

四

雅麗合一的詩學觀念在盛唐時期尤為突出，無論是科場文詞、詩歌創作評價，或是詩文集序、選集序等，都有許多表述，從中可以看到這種詩學觀念由朝廷文場向社會文壇的擴展和變化。科場文詞如開元七年始開科考試的“文辭雅麗科”，又如唐玄宗“二十六年八月甲申，親試文詞雅麗舉人。命有司置食，勑曰：‘古者求士必擇其才，考之以文，施于有政’”[42]，此條材料表明，盛唐統治者高度重視雅麗合一的文詞，并把這種文詞之才作為施政的人才。科場的這種人才觀念和政策勢必對詩人的雅麗觀念產生重要影響，高棅所說的“蓋唐世以詩取士，士之生斯世也，孰不以詩鳴。其精深閎博、窮極興致而環奇雅麗者，往往震發散落天地間，篇什之多，莫可限量”[43]，并不是沒有道理的。盛唐朝廷的詩歌評論多見雅麗合一的表述，例如開元麗正十八學士進詩，唐玄宗總體褒美評價說：“得所進詩，甚有佳妙。《風》《雅》之道，斯焉可觀”，麗與雅兩個要素都含在評語之中，唐玄宗對十八麗正學士的分別評價更可見出雅麗合一的詩論價值取向，例如：

徐堅：校書天祿，論經上庠，英詞宛麗，雄辯抑揚。

韋述：職參山甫，業纂元成，六藝述作，四始飛英。

呂向：族茂飛熊，才高班馬，考理篇籍，抑揚風雅。

孫季良：蓬山之秀，蕓閣之英，雄詞卓杰，雅思縱橫。[44]

評徐堅“英詞宛麗”，頗富麗辭，而“論經上庠”則提絜出其經學的素養；評韋述“職參山甫”，稱其為仲山甫，山甫為《大雅·烝民》的周宣中興之臣，“四始飛英”中“四始”出自《毛詩序》“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故“四始”既可代指《毛詩》，又包含有《小雅》、《大雅》的經學闡釋內涵，“飛英”則含有英詞麗句斐然之意；評呂向的才華可與班、馬媲美，“抑揚《風》《雅》”指其詩內蘊《風》《雅》精神，呂向《美人賦》即為既有艷麗又不乏雅諷之作；評孫季良“雅思縱橫”而又雄詞卓杰英秀。這些評語頻頻使用包含雅與麗的相關概念來評價麗正學士的詩歌，表明了唐玄宗評價宮廷詩人時雅麗合一的詩學觀念。

孫逖是著名的盛唐宮廷手筆，其詩學觀念如上文所述具有以雅斫麗的一面，但由于他亦具頗厚的麗辭背景，史載其幼而英俊，文思敏速，應制登文藻宏麗科[45]，故孫逖的詩學觀念中又具有雅麗合一的意識。所以顏真卿給孫逖蓋棺定論說：“公雅思遒麗”，意謂孫逖作品具有雅麗合一的特點，顏真卿的文學觀念講求雅麗“適中”[46]，即雅與麗的合一，因而他用“雅思遒麗”評孫逖的作品特點可謂中肯之論。李泌為盛、中唐名臣，梁肅《丞相鄴侯李泌文集序》評其詩文“閎麗而合雅”，道出了其詩文具有盛唐雅麗合一的特征，而其雅的內涵則在于其詩“在王庭，則有君臣賡載之歌，或依隱以翫世，或主文以譎諫，歩驟六義，發揚時風”[47]，梁肅明確指出其詩之“雅”源于《毛詩序》“主文而譎諫”、“故詩有六義焉”，而且是當下的時代風氣，可謂頗具慧眼。賈至《工部侍郎李公集序》說李適的詩文婉麗浮艷之中而興深諷大，麗辭之中頗含《六經》奧意和《周南》《召南》之旨[48]，此《序》一方面反映了李適詩文是雅麗合一的范例，另一方面則見出盛中唐名臣賈至推崇雅麗合一的詩學觀念。

在大一統專制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牢固體制下，統治階層的思想觀念往往就是社會的思想觀念。盛唐統治階層的文藝思想觀念勢必制約和影響著社會的文藝思想觀念，朝廷廟堂的雅麗合一詩學觀念勢必制約和影響社會文壇的觀念，只不過朝廷廟堂的“雅麗”之“雅” 內容上多側重于《雅》《頌》，即側重于“王政興”“告成功”“美盛德”“頌形容”等等，其“麗”也多有雍容華麗的宮廷貴族氣派，而社會文壇的“雅麗”之“雅”，則側重于“風雅”所涉及的更為廣泛的內容，其“麗辭”的能指和所指也更為廣泛。

社會文壇的雅麗合一觀念可以兩個重要的評論家為代表，一個是杜確，一個是殷璠。杜確的《岑嘉州集序》評價開元之際的詩人群“頗能以雅參麗，以古雜今”，形成了雅麗、古今等詩歌要素和諧統一的“彬彬然燦燦然”局面[49]。從杜確的詩歌評論中，可以看到“以雅參麗”、雅麗參半、雅麗合一是開元之際詩壇繁榮鼎盛面貌的重要內涵之一。同時，開元十數輩“以雅參麗”的詩學觀念既有藝術歷史的承傳因革要素，更與“文詞雅麗”、雅麗合一的盛唐詩學觀念密切關聯，以致成為盛唐“文詞雅麗”詩學觀念的有機構成。

殷璠《河岳英靈集》及其敘、論、評等是盛唐詩學的重要資料，歷來為研究者所矚目。正如王運熙先生所說：“殷璠詩論的特點是看法比較全面和合理”，“他的這種比較全面合理的看法，不但與當時最高統治者對文風的要求相吻合，而且也反映了盛唐許多詩人在創作上兼容并包的宏偉氣魄”[50]，且王運熙先生也對殷璠的詩論進行了比較全面的闡述。我們認為還有兩點值得進一步探討，其一是雅與麗的關系問題，其二是雅跟《毛詩》及其經學闡釋的關系問題。

先談第一個問題。確如王運熙先生所說殷璠品評詩人詩作的標準之一是重雅[51]，可以再補充幾個例子，如評賀蘭進明“員外好古博雅，經籍滿腹”，評閻防“防為人好古博雅”[52]，其《敘》“南風周雅”，其《論》“雅調仍在”[53]。然而麗辭也是殷璠評論盛唐詩的又一重要標準，例如評劉眘虛詩“聲律婉態，無出其右……自永明已還，可杰立江表”，對其麗辭超越南朝以來的聲律給予突出評價；評崔顥“少年為詩，屬意浮艷，多陷輕薄”，對其麗辭過分的傾向表示不滿；評王灣“詞翰早著，為天下所稱最者，不過一二”[54]，意謂王灣的麗詞翰藻早有著名，然而為天下稱最的并不多；又其《丹陽集》評余杭尉丁仙芝詩“婉麗清新，迥出凡俗”，對其麗詞融有清新給予了不凡的稱道，評吏部常選周瑀詩“窈窕鮮潔，務為奇巧”，首肯了瑀詩的麗詞，評處士余延壽詩“婉孌艷美”[55]，流露出贊美麗辭的態度。另外，《河岳英靈集》的《敘》“聲律風骨始備矣”，把盛唐詩的聲律視為與風骨相提并論的最為成熟的兩大藝術特征之一，其《論》“寧預于詞場，不可不知音律焉”，音律是盛唐詞場的必備條件，而“論宮商則太康不逮”，則稱譽盛唐詩的聲律和諧藝術超越了唐前時代。由于聲律在唐代詩學中屬于麗辭范疇，故殷璠對盛唐詩聲律的高度評價，從詩學觀念角度說，實際上是對麗辭的充分肯定。由上可見麗辭是殷璠評論盛唐詩不可或缺的重要標準，也是《河岳英靈集》研究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問題。不惟如是，雅麗合一的問題在殷璠詩論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表述，如《河岳英靈集》評王維詩“詞秀調雅”，指秀麗與雅調的和諧；評孟浩然詩“文彩豐茸，經緯綿密，半遵雅調，全削凡體”，意謂文彩與雅調各半；評崔國輔詩“婉孌清楚，深宜諷味”[56]，指其詩婉孌清麗而又深含《風》《雅》的諷味；殷璠《丹陽集》評監察御史蔡希周“詞彩明媚，殊得風規”[57]，麗詞明媚之中頗富《風》《雅》的諷諫規勸之意。總之，《河岳英靈集》、《丹陽集》的評語既有針對每位詩人風格特征的中肯評價，又把雅麗合一的標準用來評價一些相關詩人，盡管其表述較為靈活變化但卻體現了“以雅參麗”的一種意識趨向，這種趨向與其《河岳英靈集》里《敘》“聲律風骨始備”和《論》“詞與調合”、“文質半取，《風》《騷》兩挾”等所貫穿的中和詩學意識是緊密相關的，也是盛唐詩融合前代詩歌藝術經驗而通變創新局面的詩學升華之一，同樣也是盛唐“文詞雅麗”詩學觀念的有機構成。

再談第二個問題。《河岳英靈集》詩歌批評中的“雅”與《毛詩》的經學闡釋具有直接的聯系，首先看其《敘》“開元十五年后，聲律風骨始備矣。實由主上惡華好樸，去偽從真，使海內詞場，翕然尊古，有周《風》、《雅》，再闡今日”[58]。在唐代的經學背景下，這段敘文中的“有周《風》、《雅》”無疑指《毛詩》及其經學闡釋，殷璠意謂《毛詩》及其經學闡釋的意義內涵和精神在盛唐當下詩壇上再次顯揚出來。其次，《河岳英靈集》所選二十四位詩人中二十一位明顯具有經學教育背景，而儲光羲、薛據、陶翰三人可以確定受過良好的《毛詩》及其經學闡釋教育。例如儲光羲，《河岳英靈集》評其詩“格高調逸，趣遠情深，削盡常言，挾風雅之道，得浩然之氣”[59]，所謂挾《風》《雅》之道，就是指其詩受到《毛詩》及其經學闡釋的較大影響。再次，《河岳英靈集》評閻防“為人好古博雅”，所謂“博雅”，《文鏡秘府論》說：“至如稱博雅，則頌、論為其標；頌明功業，論陳名理，體貴于弘，故事宜博，理歸于正，故言必雅之也。”[60]博雅體與《頌》有關，遍照金剛小字所注“頌明功業”即為《毛詩》經學闡釋語“頌之言容，歌成功之容狀”[61]，而“言必雅之”即指采用經學經典的典雅語言，各類實用性文體所采用的典雅語言可以涉及到多部經學經典，而詩歌采用典雅語言所涉及經學經典的面則往往較窄，主要采用《毛詩》及其經學闡釋語言。例如閻防的《百丈溪新理茅茨讀書》：

浪跡棄人世，還山自幽獨。始傍巢由蹤，吾其獲心曲。荒庭何所有，老樹半空腹。秋蜩鳴北林，暮鳥穿我屋。棲遲樂遵渚，恬曠寡所欲。開封推盈虛，散帙改節目。養閑度人事，達命知止足。不學東國儒，俟時勞伐輻。[62]

此詩寫隱居終南山讀書，其中多處摘取《毛詩》語言融入自己詩歌，以顯示人格詩意的高雅。如“秋蜩鳴北林”，“北林”語出《毛詩·秦風·晨風》“郁彼北林”；“暮鳥穿我屋”，“穿我屋”語出《毛詩·召南·行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棲遲樂遵渚”，“棲遲”出《毛詩·陳風·衡門》“衡門之下，可以棲遲”，“遵渚”出自《毛詩·豳風·九罭》，《序》“《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鴻飛遵渚”，《箋》云：“鴻，大鳥也，不宜與鳧鹥之屬飛而循渚”[63]，這里寓有高人不宜隱逸而又隱逸之義。“俟時勞伐輻”中“伐輻”出自《毛詩·魏風·伐檀》“坎坎伐輻兮，置之河之側兮”，此詩首章前三句下《傳》曰：“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箋》云：“是謂君子之人不得進仕也”[64]，閻詩摘取《魏風·伐檀》語匯并以其經學闡釋義來表達等待時機出仕之意，委婉含蓄而又不乏《風》《雅》的雅意。由此可見，殷璠用“好古博雅”評閻防的詩良有以也。綜上，可以說《河岳英靈集》詩歌批評重視以“雅”評論盛唐詩人的創作，實際上是以《毛詩》及其經學闡釋涵義為批評標準來洞察、把握和提煉盛唐詩的詩學特征的。

結論：雅麗是唐人詩學觀的重要理論范疇之一；唐人的雅麗詩學觀念中，“雅”的內涵植根于《毛詩》及其經學闡釋內涵，麗辭的概念繼承發展了前代的概念；雅、麗處于一種矛盾對立統一的張力結構狀態，無論從歷時角度或者共時角度看，這種狀態都存在；盛唐人雅麗合一的詩學觀念既是盛唐詩輝煌成就的理論根源之一，又是其創作實踐的一種理論升華。

[①]《全唐文》卷二百四十七，中華書局1987年2月版第2502－2503頁。

[②]《全唐文》卷四五九，中華書局1987年2月版第4692頁。

[③]《毛詩正義》卷第一（一之一），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11頁。

[④]《毛詩正義》卷第一（一之一），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14頁。

[⑤]《毛詩正義》卷第一（一之一），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16頁。

[⑥]《毛詩正義》卷第一（一之一），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17頁。

[⑦]《毛詩正義》卷第一（一之一），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15頁。

[⑧]《毛詩正義》卷第一（一之一），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11、12頁。

[⑨]《毛詩正義》卷第一（一之一），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17－18頁。

[⑩]《駱臨海集箋注》卷七《和道士閨情詩啟》，陳熙晉箋注，中華書局1961年10月版第223－224頁。

[11]《全唐詩》卷八十三，中華書局1985年月版第895－896頁。

[12]《全唐文》卷二三八，中華書局1987年2月版第2402頁。

[13]《中國文學理論史》（二），成復旺等著，北京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61頁。

[14]《文苑英華》卷七一0，中華書局1982年7月版第3664頁。

[15] 羅根澤著《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月版第349頁。

[16]《全唐文》卷三七二，中華書局1987年2月版第3785－3786頁。案：此條引文上接“尚文章，小仁義……誦《楚詞》《文選》之言；六經九流，時曾閱目；百家三史，罕聞于耳。撮群抄以為學，總眾詩以為資，謂善賦者廊廟之人，雕蟲者臺鼎之器”等語，故其文的概念當為雜文學概念。

[17]《全唐文》卷三八一，中華書局1987年2月版第3872－3873頁。

[18]《中興間氣集》，見傅璇琮編撰《唐人選唐詩新編》，陜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467、469、470、471、472、497、517頁。

[19]《中興間氣集》，見傅璇琮編撰《唐人選唐詩新編》，陜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456頁。

[20]《全唐文》卷五二七柳冕《答荊南裴尚書論文書》，中華書局1987年2月版第5357頁。

[21]《全唐文》卷五二七，中華書局1987年2月版第5357頁。

[22]《全唐文》卷五二七柳冕《與權侍郎書》，中華書局1987年2月版第5353頁。

[23]《全唐文》卷五二七，中華書局1987年2月版第5359頁。

[24]《全唐文》卷五二七柳冕《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中華書局1987年2月版第5356頁。

[25]《四部叢刊》三編·集部《新雕注胡曾詠史詩》，前進士胡曾著述并序，上海書店據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重印。

[26]《文鏡秘府論》地卷《十體》，（日）弘法大師原撰，王利器校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150頁。

[27]《文鏡秘府論》南卷《論體》，（日）弘法大師原撰，王利器校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333頁。

[28]《全唐五代詩格匯考》，張伯偉撰，鳳凰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79頁。

[29]《文鏡秘府論》天卷《四聲論》，（日）弘法大師原撰，王利器校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73、81、104頁。

[30]《文鏡秘府論》西卷《文筆十種得失》，（日）弘法大師原撰，王利器校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481頁。

[31] 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287頁。

[32]《文鏡秘府論》東卷《論對》，（日）弘法大師原撰，王利器校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222頁。

[33] 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卷七《麗辭第三十五》，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588頁。

[34] 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285－286頁。

[35]《文鏡秘府論》天卷《調聲》，（日）弘法大師原撰，王利器校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58頁。

[36]《文鏡秘府論》天卷《八種韻》，（日）弘法大師原撰，王利器校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68－69頁。

[37]《舊唐書》卷八十二《許敬宗傳》，中華書局1986年5月版第2764、2762頁。

[38]《舊唐書》卷八十六《孝敬皇帝弘》，中華書局1986年5月版第2828頁。

[39]《文鏡秘府論》南卷《集論》，（日）弘法大師原撰，王利器校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364頁。

[40]《文鏡秘府論》南卷《集論》，（日）弘法大師原撰，王利器校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365頁。

[41]《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30、26頁。

[42]《冊府元龜》卷六四三·貢舉部《考試》一，中華書局2003年6月版第7710頁。

[43]《唐詩品匯》附《唐詩拾遺序》，（明）高棅編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768頁。

[44] 《玉海》卷一百六十七，（宋）王應麟輯，廣陵書社2003年8月版第3062-3063頁。

[45]《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中《孫逖傳》，中華書局版第5043頁。

[46]《文苑英華》卷七百二顏真卿《刑部侍郎贈右仆射孫文公集序》，《序》中用《毛詩》經學闡釋之義和《論語》文質彬彬的理論建構了自己的“文質”、“雅麗”適中論，并以此評論孫逖，如：“古之為文者，所以導達心志，發揮性靈，本乎詠歌，中乎《雅》《頌》。帝容作而君臣動色，王澤竭而風化不行，政之興衰實系于此。然而文勝質，則繡其鞶帨，而血流漂杵；質勝文，則野于禮樂，而木訥不華；歷代相因，莫能適中。故《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此其效也。漢魏巳還，雅道微缺，梁陳斯降，宮體聿興，既馳騁于末流，遂受嗤于后學。是以沈隱侯之論謝康樂也，乃云：‘靈均已來，此秘未覩。’盧黃門之序陳拾遺也，而云：‘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若‘激昻頺波’，雖無害于過正，榷其中論，不亦傷于厚誣。何則？《雅》、《鄭》在人，理亂由俗，桑間、濮上，胡為乎綿古之時？正始、皇風，奚獨乎凡今之代？蓋不然矣。其或斌斌彪炳，郁郁相宣，膺期運以挺生，奄寰瀛而首出者，其唯仆射孫公乎！”“可謂人文之宗師，《國風》之哲匠者矣。”中華書局1982年7月版第3620頁。

[47]《文苑英華》卷七0三，中華書局1982年7月版第3624頁。

[48]《全唐文》卷第三六八，中華書局1987年2月版第3736頁。

[49]《全唐文》卷四五九，中華書局1987年2月版第4692頁。

[50]《中國文學批評通史》第三冊《隋唐五代卷》，王運熙 楊明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257頁。

[51]《中國文學批評通史》第三冊《隋唐五代卷》，王運熙 楊明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240頁。

[52]《河岳英靈集》，見《唐人選唐詩新編》，傅璇琮編撰，陜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89、203頁。

[53]《河岳英靈集》，見《唐人選唐詩新編》，傅璇琮編撰，陜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07、108頁。

[54]《河岳英靈集》，見《唐人選唐詩新編》，傅璇琮編撰，陜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33、161、193頁。

[55]《丹陽集》，見《唐人選唐詩新編》，傅璇琮編撰，陜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86、91、97頁。

[56]《河岳英靈集》，見《唐人選唐詩新編》，傅璇琮編撰，陜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28、172、175頁。

[57]《丹陽集》，見《唐人選唐詩新編》，傅璇琮編撰，陜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88頁。

[58]《文鏡秘府論校注》南卷《定位》，（日）弘法大師原撰，王利器校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347頁。案：此段文字中“有周《風》、《雅》”，王利器校注曰：“‘有周《風》、《雅》’，《汲古閣本》、《高行篤本》作‘南風周《雅》’，未可據。”（見同書第349頁）又《文苑英華》卷七一二《河岳英靈集序》作“有周風雅”（中華書局1982年7月版第3676頁）。

[59]《河岳英靈集》，見《唐人選唐詩新編》，傅璇琮編撰，陜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78頁。

[60]《文鏡秘府論校注》南卷《論體》，（日）弘法大師原撰，王利器校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333頁。

[61]《毛詩正義》卷第十九(十九之一)《周頌譜》孔疏語，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1272頁。

[62] 《河岳英靈集》，傅璇琮編撰《唐人選唐詩》，陜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204－205頁。

[63]《毛詩正義》卷第八（八之三），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532－534頁。

[64]《毛詩正義》卷第五（五之三），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36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