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傳統史學中，宋代史學以其深刻的歷史意識與史學意識，在中國古代史學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從史學思想的角度看，宋代史學表現出義理化史學和考據性史學兩個發展趨勢。這兩大趨勢之間既各有特色，又相互聯系。

一宋代理學的興起以及理學思想逐步成為宋代社會的正統思想，對中國傳統史學的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在程朱理學思想的影響下，宋代一些史家不恰當地夸大了儒家義理思想的作用，突出史學的倫理道德性質，過分強調史學懲勸資治功能，而對于史實考證不求其詳，不重其實，致使宋代史學呈現義理化發展趨勢。宋代義理派史學具有如下特征。

——榮經陋史。義理派史家欲藉儒家《春秋》學的義理思想褒貶世道風俗，宣稱史學的本質在于明道。北宋程顥與程頤曾經告訴弟子謝良佐說：學者不用儒家義理思想指導讀史，就會令人心粗；而讀史不知闡明儒家義理思想，就是玩物喪志！南宋胡寅撰《讀史管見》，極力宣揚圣人明理以為經、紀事以為史的思想，認為史學的價值在于用經義以斷往事。朱熹更明確地說：史家治史如果不用儒家義理思想作指導，即使飽讀史書，考古今治亂，研究典章制度，也會胸無尺度，無益而有害。他們把儒家經學的義理思想凌駕于史學之上，認為研究歷史無須從歷史事實中得出理論認識，而是強調依據儒家義理標準評判歷史，然后才能看出典章制度和歷史事件的價值；如果不用儒家義理觀念規范歷史研究，那么歷史上各朝代的治亂興衰只不過是一幕幕相互爭奪的鬧劇而已，看不出有什么意義！

——筆削褒貶。義理派史家把儒家義理思想奉為圭臬，撰史強調文法，使歷史事實屈從其筆削義例。歐陽修撰《新唐書·宰相表》，效法《春秋》書法，記載歷史人物薨、誅、殺、死科條既殊，紀事難免不齊。呂夏卿撰《唐書直筆》，記載內禪、立皇太子、立皇后、命將征伐等事件義例繁瑣，肆意褒貶，予奪之際，更加混亂。朱熹撰《通鑒綱目》，更是特別強調書法義例的重要性。《通鑒綱目》記載歷史人物或去其官，或削其爵，或奪其謚，以此寓含褒貶之意。然而設例愈繁，褒貶愈無定論。這類著作完全貫徹儒家義理思想，而對具體歷史事實則不甚措意，甚至為突出現實政治不惜歪曲歷史，嚴重背離了史學求真的性質，在歷史觀上是一種倒退，在歷史編纂思想上沒有價值，給史學發展造成極大混亂和危害。

——馳騁議論。義理派史家無視客觀歷史發展的社會形勢，也不考察歷史人物所處的具體環境，僅僅對歷史作出道德評價，治史馳騁議論之風大盛，不少史家逐漸脫離歷史事實而主觀褒貶歷史。歐陽修從儒家義理觀念出發，認為馮道歷事四代有虧臣節，置馮道于周世宗顯德元年二月丁卯出任周太祖山陵使、而三月乙酉周世宗親征北漢的事實于不顧，在《新五代史·馮道傳》中出現周世宗厭惡馮道諫阻攻打北漢而任命他為山陵使的記載。蘇軾評價戰國時期燕將樂毅伐齊之事，把樂毅連續征戰數年攻下齊國70余城說成破齊70余城后在莒和即墨城下屯兵數年不攻，得出樂毅以仁義感化齊人而造成失利的結論。這類議論褒貶的性質根本不是歷史評價，因為離開歷史事實而主觀臆度發表評論，那么任何人都可以盡情發揮，縱橫馳騁，沒有客觀評價標準，當然就不再屬于歷史評價的范疇。

——感悟認知。義理派史家根據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把儒家的義理思想視為永恒的真理，以為可以適應于任何歷史時代。他們按照這種指導思想研究歷史，只是根據抽象原則評論歷史人物和社會現象，而對各個歷史時代的不同特點和歷史問題缺乏具體研究。程顥和程頤認為，萬物都只是一個天理，歷史的發展變化不過是天理的自然體現。歷史發展既然由永恒天理決定，那么史家的職責就是闡明貫穿其中的儒家義理思想。朱熹繼承二程思想，進一步指出歷史演變存在天理，古今社會歷史雖然發生變化，然而天理卻亙古不變。他們的認知方法是注重整體與感悟，籠統而抽象地考察歷史，而不是運用分析和實證的治史方法，結果導致史學研究流于浮泛空疏的弊端。

二在宋代，義理派史學雖盛極一時，影響巨大，但歷史考據學在這個時期也同樣取得了顯著成就。宋代史學考據的領域相當廣泛，特別到南宋時期成就更加突出，標志著宋代考據性史學的形成。宋代考據派史學具有如下特征。

——考異糾謬。宋代不論官修史書還是私人修史，多采用在史書正文之下附錄注文以明材料取舍的方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考異著作就是北宋史家司馬光所作的《資治通鑒考異》和南宋史家范沖所作的《神宗皇帝實錄考異》。糾謬方面的代表作是北宋史家吳縝的《新唐書糾謬》和《五代史記纂誤》。吳縝把《新唐書》和《新五代史》紀、表、志、傳對比考證，揭出《新唐書》20類謬誤和8條致誤原因，臚列《新五代史》謬誤200余事，考證雖有未盡合理之處，但糾正史書記載謬誤的成績是主要的。除此之外，宋代還出現考據史學的專門著作。南宋史家李心傳所撰《舊聞證誤》、王應麟所撰《漢書藝文志考證》、宇文紹奕所撰《石林燕語考異》等，都是考史成就較高的專門考史著作。

——刊誤辨偽。宋代史家校勘前代史書，集中在宋仁宗和宋英宗兩朝，主要圍繞兩《漢書》和唐修八史。北宋史家曾鞏受詔校勘皇室藏書，撰有《戰國策目錄序》、《南齊書目錄序》、《梁書目錄序》、《陳書目錄序》等刊誤之篇。宋仁宗景二年，詔余靖校勘《漢書》，逾年撰成《漢書刊誤》。宋英宗治平年間，劉奉詔校勘《后漢書》，撰有《東漢刊誤》，又與劉敞、劉奉世合撰《三劉漢書標注》，成為宋代考據史學名著。南宋時期，吳仁杰又對三劉之書補遺，對兩《漢書》進一步校勘，撰成《兩漢刊誤補遺》。宋代史家在辨偽方面也取得很大成就。歐陽修撰《易童子問》、《毛詩本義》，不僅攻駁傳注，而且對《六經》本身提出懷疑和駁難。吳撰《書稗傳》，率先對《古文尚書》予以駁辨，啟發了后人的思想。朱熹對《六經》以及《左傳》、《國語》、《戰國策》、《世本》等史書均有考辨，成為宋代最具辨偽眼光和辨偽成就最高的史家。他們對古代傳說和古代史籍重新加以審視和清理，澄清了許多史書的謬誤。

——輯佚補缺。宋代輯佚學成就最大的當屬鄭樵和王應麟。鄭樵提出散亡之書可據現存書中稱引輯錄成帙的思想，而王應麟則創輯佚之成法，標志著傳統輯佚學的形成。宋人始有補表、補志之作。補表始于宋人熊方所撰《補后漢書年表》，補斷代史志始于宋人錢文人所撰《補漢兵志》。

——金石證史。北宋最先研究金石器物的史家是劉敞，認為金石文字對于校補古代文獻具有重要價值。收集商周銅器詳加考證，撰成《先秦古器圖》。歐陽修闡明收集金石碑刻的目的在于校補史傳缺誤，積10余年之功，集錄1000卷金石銘文，撰成《集古錄》。趙明誠認為歷代正史記載的年代、地理、官爵、世系，出于后人之手，不能無失，而金石刻詞為當時所作，可信無疑，對考史價值極大，搜羅金石銘文2000種，撰成《金石錄》。南宋洪適撰《隸釋》和《隸釋續》，也是比較重要的金石著作，歷來為考古學者所重視。宋人開創以金石刻詞與文獻記載相互印證的考據路徑，為史學研究引入了新的材料和方法，不僅在歷史考據學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而且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