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紀50年代，傅衣凌先生已經論及“俗尚奢靡”問題。他認為明代中后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江南城鎮已出現“新的萌芽”或“近代性質的萌芽”，不僅工商業者地位提高，而且新舊之間的矛盾斗爭加劇，這種“城市中社會關系的變化”，也影響到了城市風氣的轉變，即由淳樸轉為奢靡，這“正是新的社會經濟的發展反映到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的變化”，其中明代人陸揖的“崇奢黜儉”主張，就是其典型的代表。傅先生指出，陸氏關于奢侈不足以貧天下，而“其地儉，反不易為生”的主張，與后來英國古典經濟學先驅者之一的曼德維（Bernard de Mandeville）的思想相類似。從整體而言，傅先生的上述討論是其關于“資本主義萌芽”論的一部分，文中不厭其煩地摘述陸氏之論，目的正如該書《后記》所說的，“為著提供更多的史料，便于展開問題的討論”。傅先生后來在1979年赴美講學期間，也繼續留意于明代的“崇奢黜儉” 等問題。至20世紀80年代，在他的《明清社會經濟變遷論》一書中多次討論社會風氣，他指出，“象這種社會風氣從儉而奢的記載，封建上下秩序的顛倒，并不是個別現象，而是十五、六世紀以后南北各地所普遍存在的”。既承認這一“社會風氣的變化，出現一股活潑、開朗、新鮮的時代氣息”，又指出“消費和積累的不平衡”對擴大再生產的負面影響。在他主編的《中國通史參考資料》明代分冊中，專門辟出一節，揭示“嘉靖前后社會風尚的變化”。后來經他審定提綱的《明史新編》中，對有明一代社會風尚的關注也是該書的顯著特色之一。[1]

后來的研究者認為，傅先生首次在學術界引錄了陸楫的那篇后人命名為《禁奢辨》的著名文獻，可惜此后的二三十年，陸楫及其思想在大陸并未引起學者的繼續討論。[2]

不過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陸學術界圍繞著明清時期所謂的“奢靡”（或謂“奢華”、“侈靡”等等）之風的研究相當突出，再次涉及了陸楫的經濟思想問題，這一局面的出現有著深刻的學術與現實背景。

在經濟思想史領域，“黜奢崇儉”被視為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的三大教條之一，奢與儉的褒貶取舍貫穿始終，而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學術界對此問題的研究更加關注。隨著制度經濟學的勃興，拓展了人們的研究視野，更新了人們的固有觀念，深化了經濟學及其相關學科的研究，研究者不僅從成文法等正式規章制度，而且從道德倫理等非正式的規章制度方面重新審視經濟史上的各種問題，與制度、倫理有緊密聯系的“奢靡”等問題自然成為關注的對象之一。而二戰之后興起的消費經濟學也于80年代初在我國受到關注，由此也推動了對消費經濟史的探討，如消費經濟思想史學界即以奢儉論作為考察核心。在史學界，“年鑒學派”的影響日趨加深，強調長期起作用的因素、心理因素是其顯著的特點，與社會習俗、消費心理密切相關的“奢靡”問題當然需要認真考察。’在中國自身的史學研究變革中，研究的重點也由帝王將相逐漸轉向蕓蕓眾生，人們更加著眼于歷史上普通百姓的生產與生活，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層人民生活的“奢靡”現象顯然是考察對象之一，并且對以往研究中重生產、輕消費的傾向加以糾正。中國社會經濟史學派一向以利用地方資料、研究民間社會、重視基層變化、強調經濟社會發展的互動關系及其地域特色與不平衡性而著稱，時而涉及明清時期地方志、私人文集中頻頻出現的，與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頑固紛呈的民間習慣等糾纏在一起的“奢靡”問題。社會史的研究，雖然由來已久，但在新中國真正受到重視卻是近一二十年的事，古人對社會生活、社會習俗常用的奢儉評判觀念，無法逃離社會史學者的研究視野。文化史研究領域，圍繞著所謂的中國封建社會晚期是否呈現近代化的曙光的討論，也往往涉及明清時期社會風尚，包括民情世態的變化問題。至于民俗史研究領域，對該問題的探討，更是自不待言的。此外，處理好生產與消費的辯證關系，不僅是對改革開放二十余年來經驗教訓的總結與反思，也是我們今天和將來需要正確處理的問題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學術界對奢靡之風的討論并不限于明清兩代，但以對該時期的討論最為集中。清朝滅亡是20世紀的事，但由于本文是對以往研究成果的回顧，所以只好遵從研究習慣，大致以鴉片戰爭為下限。另外，國外學者對此問題也有研究，但為本人涉獵所囿，本文僅以大陸與臺灣為限。

[1] 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6—109頁，及《后記》；《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6頁；《明清社會經濟變遷論》，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5頁，第177—178頁。剪伯贊、鄭天挺主編：《中國通史參考資料》古代部分第七冊，中華書局1988年版。傅衣凌主編、楊國禎、陳支平著：《明史新編》，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另外，傅先生在對明清社會經濟的研究中，還對鄉規民約等傾注了大量精力，除上述著作外，還有：《福建佃農經濟史叢考》，協和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會，1944年版；《明清農村社會經濟》，三聯書店1961年版。

[2] 趙靖：《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名著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564頁。林麗月：《陸揖（1515—1552）崇奢思想再探——兼論近年明清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幾個問題》，載《新史學》5卷1期，1994年3月。

一、關于“奢靡”的概念及其使用

有的研究者將“奢靡”風習與高消費相聯系，甚至等同之，認為就是追求時髦與享受。[1]也有人認為，“奢靡”是一種病態的消費。[2]有的學者沒用“奢靡”等詞，只用了“消費欲膨脹”的表述。[3]

有的學者認為“奢靡”與高消費有別，只是高消費的表現形式之一。[4]

有的學者強調“奢靡”風習與封建禮法的密切聯系。[5]其中或把奢靡與逾制作為對等的概念，認為追逐時髦和違禮逾制在相當程度上是以奢靡為基礎的，奢靡往往導致違禮逾制和追逐時髦；[6]或強調兩者之間的一致性，臺灣學者即持如是看法，例如林麗月指出，探討傳統社會的禁奢政策，除了“奢”的字面意義即“奢侈”或“浪費”之外，其政治與法制上的制約意義不容忽視；邱仲麟亦從禮制與價值觀改變的角度分析明代北京的社會風氣變遷。[7]這種認識在文化史研究領域表現得更為突出。

在關于明清時期“奢靡”問題的研究中，也有個別學者討論到“奢靡”一詞的概念。余英時曾指出，英文的“luxury”固然可以翻譯為中文的“奢侈”，但兩者的涵義存在廣狹之別，所占的位置和分量也有差異，前者在西方思想傳統中的涵蓋面、指涉面遠比“奢侈”在中國為大，但中國傳統的“奢侈”含義是什么則未暇論及。[8]歐陽衛民認為，中國古代奢儉的劃分有兩種基本標準，一是是否超越自身等級的標準，二是消費品對主體是否絕對需要。[9]陳國棟定義為：在社會安定的狀態下，當平均產出超過維持生命所需時，個人所得可以去消費一些非必要的商品或勞務，這種非必要的消費即為“奢侈性”消費。[10]

[1] 朱子彥、張潔明：《明清時期烏青鎮的經濟文化與社會風尚》，載《學術月刊;1988年第12期。陳茂山：《淺談明代中后期南京社會風氣的轉變》，載《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王衛平：《明清蘇州社會風尚的變遷——吳地民風擅變研究之二》，載《歷史教學問題)1993年第4期；《清代吳地賭風述論》，載《蘇州大學學報》1993年第3期。

[2] 一李景屏：《清前期社會風氣的變化及其影響》，載朱誠如、王天有主編：《明清史論叢》第2輯，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頁。

[3] 王春瑜：《明代商業文化初探》，載《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4期；《論明代江南園林》，載《中國史研究》1987年第3期；《明朝官場吃喝風考略》，載《光明日報))1989年1月4日。唐文基：《試論明代統治集團的消費問題》，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2期。

[4] 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費風氣與消費結構描述》，載《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88年第2期。陳學文：《略論明中葉的生產觀與消費觀》，載《浙江社會科學>1994年第6期。

[5] 姜旭朝、萬安培：《近代中國關于奢儉問題的論爭及其歷史經驗》，載《東岳論叢》1986第1期。張仁善：《論清朝中期以后社會生活的反禮法趨勢》，載《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2期。

[6] 常建華：《論明代社會生活性消費風俗的變遷》，載《南開學報》1994年第4期。

[7] 林麗月：《明代禁奢令初探》，載《臺灣師范大學歷史學報》第22期，1994年6月。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社會風氣變遷——禮制與價值觀的改變》，載《大陸雜志》第88卷第3期，1994年3月。

[8] 余英時：《士商互動與儒學轉向——明清社會史與思想史之一面相》，載《近世中國之傳統與蛻變：劉廣京院士七十五歲祝壽論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98年版，第3—52頁。

[9] 歐陽衛民：《中國消費經濟思想史》，中央黨校出版社版1994年，第35頁。

[10] 陳國棟：《經濟發展、奢侈風氣與傳統手工藝的發展—以明代為中心的例證》，載曹添旺、賴景昌、楊建成主編：《經濟成長、所得分配與制度演化》，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9年8月版。 二、關于“奢靡”風習出現的時間范圍

相關的論著集中討論了三個時期：

（一）明代中、后期。社會風尚以侈奢相高。[1]

（二）明中后期至清前期。其中清初有所收斂。[2]

（三）清朝前中期。[3]

一些研究者對“奢靡”風習的出現時間及其演變進行了具體考察：

（一）明朝說。常建華認為始于成化以后。臺灣學者徐泓對明代江浙、華北地區社會風氣的研究頗見功力，他認為正統至正德的明代中期，一些地區的社會風氣漸趨奢靡，嘉靖以后更甚，不過社會風氣轉變的時間與程度是有差別的。[4]此外，還有學者認為“奢靡”風習或形成于正德；或正德、嘉靖之間；或正德、嘉靖以降；或嘉靖、萬歷時期等。[5]與以上使用中國傳統的年號紀年作為區分標志不同，有的研究者以公元紀年的形式作為劃分界限，或認為出現于十六世紀或十六世紀二十年代，或認為江南地區十五世紀五十年代已經開始。[6]

（二）清朝說。持此說的學者，或認為在康熙前期，或認為在康熙中期，或乾隆中期。[7]

與以上論著的明確劃分意見相反的是，有人主張應作模糊化處理，因為奢侈浮靡風氣的出現，有先后、程度之別，即使同一地區也因人而異；另有學者認為，不僅社會風氣的轉變可作時間的劃分，甚至其中的種類也有先后之別，例如“服飾”風氣的轉變就早于“輿馬”之類，物質上的變化也早于觀念上的變遷。[8]

[1] 湯綱、南炳文：《明史》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1—532頁。吳仁安：《明代江南社會風尚初探》，載《社會科學家》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區的商人和社會風尚》，載《歷史教學問題》1988年第5期。王興亞：《明代中后期河南社會風尚的變化》，載《中州學刊》1989年第4期。

[2] 王新：《明清時期社會風尚變革舉隅》，載《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0年第3期。朱子彥、張潔明：《明清時期烏青鎮的經濟文化與社會風尚》，載《學術月刊》1988年第12期。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費風氣與消費結構描述》，載《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88年第2期。王衛平：《明清蘇州社會風尚的變遷—吳地民風擅變研究之二》，載《歷史教學問題》1993年第4期；《清代吳地賭風述論》，載《蘇州大學學報》1993年第3期。

[3] 宋傳銀：《論清前期“奢靡”之風》，載《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5期。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風述論》，載《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會風氣的變化及其影響》，載朱誠如、王天有主編：《明清史論叢》第2輯，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頁。

[4] 徐泓：《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以江、浙地區為例》，載《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明清近代史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頁；《明代后期華北商品經濟的發展與社會風氣的變遷》，載《第二次中國近代經濟史會議論文集》，“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頁。

[5] 吳存存：《明清社會性愛風氣》，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頁。陳茂山：《淺談明代中后期南京社會風氣的轉變》，載《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暴鴻昌：《論晚明社會的奢靡之風》，載《明史研究》第3輯，黃山書社1993年版。傅衣凌主編、楊國禎、陳支平著：《明史新編》，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9頁。

[6] 劉志琴：《晚明城市風尚初探》，載《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王翔：《明清商品經濟與江南市民生活》，載《蘇州大學學報》1993年第3期。牛建強：《明代江南地區的早期社會變遷》，載《東北師范大學學報》1996第3期。

[7] 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費風氣與消費結構描述》，載《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88年第2期。李景屏：《清前期社會風氣的變化及其影響》，載朱誠如、王天有主編：《明清史論叢》第2輯，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頁。張仁善：《論清朝中期以后社會生活的反禮法趨勢》，載《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2期。

[8] 藍東興：《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風當議》，載《西南師范大學學報》1993年第2期。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社會風氣變遷—禮制與價值觀的改變》，載《大陸雜志》第88卷第3期，1994年3月

三、關于“奢靡”風習的波及范圍

學術界對此問題的討論大致從以下三個視角展開：

第一種主要是從地域上來區分的。其中，一種意見認為存在于部分地區的城鎮，特別是江南城鎮；[1]另一種意見認為在其他地區包括內陸地區，社會風尚也由儉樸向奢侈轉化，例如河南就是一例。但華北與江南程度有別。[2]進而有文章認為，奢靡之風蔓延全國，不可能只限于經濟發達地區，而是一種普遍的社會風氣。[3]

第二種主要是以階級或階層來區分的。與上述地域討論中持城鎮觀者相對應，一些文章是專門針對市民或城市中的部分人，如官僚商人等。[4]而林麗月認為，到了明末，奢僭是上下普遍的社會習尚。[5]

第三種是以地域結合階級或階層來區分的。其中一種意見認為，這種風氣僅存在于部分“點”上。湯綱、南炳文認為商賈地主奢侈腐化，經濟發達的地區尤為突出。牛建強、汪維真認為，就某一地域而言，奢侈之風起初存在于城市，后傳至城郊，由城市衣冠之家而至城市一般市民，然后再至“城郊”農民。王家范認為明清江南城市的高消費以奢侈品消費為大宗，與鄉村的低消費形成強烈的反差。[6]另一種意見是承認其普遍性。奢侈的高消費從宮廷、貴族、官僚蔓延到庶民身份的地主、商人以至一般貧民。[7]

不過，也有一些研究者更加突出奢華之風在不同方面表現出的趨同性與差異性。如馮爾康、常建華認為勞動群眾多是低消費，他們的奢華只是表現在某些方面。鈔曉鴻認為，就“陜西商人”所謂的奢靡問題而言，他們中間并非沒有衣食節儉之輩，但應該承認相對的豪華生活是陜商群體的一般特征，在婚嫁喪娶方面的某些形式與內容也會波及普通百姓。不少人則比較突出奢華在不同地域所表現出的差異性。[8]

[1] 劉志琴：《晚明城市風尚初探》，載《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吳仁安：《明代江南社會風尚初探》，載《社會科學家0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區的商人和社會風尚》，載《歷史教學問題01988年第5期。朱子彥、張潔明：《明清時期烏青鎮的經濟文化與社會風尚》，載《學術月刊》1988年第12期。

[2] 王興亞：《明代中后期河南社會風尚的變化》，載《中州學刊》1989年第4期。徐亂：《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以江、浙地區為例》，載《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明清近代史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頁；《明代后期華北商品經濟的發展與社會風氣的變遷》，載《第二次中國近代經濟史會議論文集》，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頁。

[3] 陳學文：《略論明中葉的生產觀與消費觀》，載《浙江社會科學》1994年第6期。商傳：《晚明社會轉型的畸形因子》，載（臺灣）《歷史月刊》第105期，1996年10月。

[4] 王翔：《明清商品經濟與江南市民生活》，載《蘇州大學學報》1993年第3期。王春瑜：《明代商業文化初探》，載《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4期；《論明代江南園林》，載《中國史研究》1987年第3期；《明朝官場吃喝風考略》，載《光明日報》1989年1月4日。暴鴻昌：《論晚明社會的奢靡之風》，載《明史研究》第3輯，黃山書社1993年版。高建立：《晚明人文主義思潮與社會風習的轉變》，載《學術月刊》1998年第2期。劉志琴：《商人資本與晚明社會》，載《中國史研究))1983年第2期。張民服：《明清時期商品經濟對社會生活的影響》，載《中州學刊》1991年第6期。來新夏：《清代前期的商人和社會風尚》，載《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

[5] 林麗月：《明代禁奢令初探》，載《臺灣師范大學歷史學報》第22期，1994年6月。

[6] 湯綱、南炳文：《明史》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1-532頁。牛建強、汪維真：《再論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區社會風尚的變化》，載《河南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區風尚取向的更移》，載《史學月刊》1990年5期。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費性質與消費效果解析》，載《上海社社科院學術季刊》1988年第2期。

[7] 傅衣凌主編、楊國禎、陳支平著：《明史新編》，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6頁。王衛平：《明清蘇州社會風尚的變遷—吳地民風嫂變研究之二》，載《歷史教學問題》1993年第4期；《清代吳地賭風述論》，載《蘇州大學學報》1993年第3期。藍東興：《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風當議》，載《西南師范大學學報》1993年第2期。張仁善：《論清朝中期以后社會生活的反禮法趨勢》，載《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2期。宋傳銀：《論清前期“奢靡”之風》，載《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5期。張和平：《試論價值理性視野下晚明社會的經濟人文與經濟生活》，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0年第4期。

[8] 馮爾康、常建華：《清人社會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7，222，249，239頁。鈔曉鴻：《明清時期關中經商之盛及奢靡之風》，載張炳武主編：《中國歷史社會發展探奧》，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明清時期的陜西商人資本》，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6年第1期；《傳統商人與區域社會的整合—以明清“陜西商人”與關中社會為例》，載《廈門大學學報》 2000年第1期。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風述論》，載《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會風氣的變化及其影響》，載朱誠如、王天有主編：《明清史論叢》第2輯，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頁。 四、關于“奢靡”風習的成因

一些學者著重從經濟，特別從商品經濟來分析。徐泓認為，社會風氣的轉變與社會經濟的發展是互為因果的，正是商品經濟水平的差距造就了華北與江南奢侈風氣的差異。牛建強、汪維真按照經濟發展水平將明代中后期風尚取向的變化分為三個等差及類型。還有許多學者也是從商品經濟的角度來分析的。[1]

一些學者的看法與此相反，認為對經濟的作用不宜估計過高，強調其他方面的作用。藍東興認為，是人們對享受與發展需要沒有正確認識，也與政治腐敗關系密切。李景屏認為，關鍵在于封建制度使得積累起來的社會財富很難用于擴大再生產，其中絕大部分流向消費領域。[2]

一些學者重視從制度方面來分析。在消費經濟理論方面，于光遠指出，必須重視一國的社會制度對社會消費結構和消費方式的決定作用。周紹泉曾從經濟制度方面分析明代服飾變化。暴鴻昌認為晚明奢靡風氣的根源是明代政治腐敗的產物。王家范更加強調政治制度的作用，認為在傳統社會中，所有奢侈性高消費無不依靠政治權力的支撐。林麗月認為明代中后期社會風氣的華侈相高、服飾的違制奢僭是商品經濟發展、物質生活提升的后果，而君主的違制濫賞與晚明法制的松弛更是加速了服飾禮制流于具文。[3]

一些學者注意從心理與思想等方面來分析。馮爾康、常建華認為，婚喪方面的奢侈與人們的虛榮攀比心理有密切關系。巫仁恕認為明代平民服飾風尚的轉變，不僅僅是以經濟發展作為動力的，也是一種特殊的消費心態。吳存存認為明代縱欲風氣的形成原因是復雜的，最直接的原因來自思想界的陽明心學。[4]

一些學者注重具體分析，強調時空特殊性與具體因素。如官僚貴族、外地生活方式的誘導。[5]王振忠指出，明代中葉揚州社會風尚的劇烈變化更具體更直接的原因是，成弘年間東南鹽政制度的重大改革，使得大批鹽商匯集淮、浙。陳國棟指出，達官貴人的奢侈，未必與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必然的關系。[6]

[1] 徐泓：《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以江、浙地區為例》，載《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明清近代史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頁；《明代后期華北商品經濟的發展與社會風氣的變遷》，載《第二次中國近代經濟史會議論文集》，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89年版，第 107—173頁。牛建強、汪維真：《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區風尚取向的更移》，載《史學月刊》1990年第5期；《再論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區社會風尚的變化》，載《河南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明代中后期江南周圍地區風尚取向的改變及其特征》，載《東北師范大學學報》1992年第1期。王興亞：《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以江、浙地區為例》，載《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明清近代史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頁；《明代后期華北商品經濟的發展與社會風氣的變遷》，載《第二次中國近代經濟史會議論文集》，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頁。陳學文：《略論明中葉的生產觀與消費觀》，載《浙江社會科學))1994年第6期。宋傳銀：《論清前期“奢靡”之風》，載《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5期。·張民服：《明清時期商品經濟對社會生活的影響》，載《中州學刊》1991年第6期。

[2] 藍東興：《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風當議》，載《西南師范大學學報》1993年第2期。李景屏：《清前期社會風氣的變化及其影響》，載朱誠如、王天有主編：《明清史論叢》第2輯，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頁；《清前期奢靡之風述論》，載《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

[3] 于光遠：《于光遠同志關于消費經濟理論研究的一封信》，載《求索》1982年第4期；周紹泉：《明人服飾探論》，載《史學月刊))1990年第6期。暴鴻昌：《論晚明社會的奢靡之風》，載《明史研究》第3輯，黃山書社1993年版。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費性質與消費效果解析》，載《上海社社科院學術季刊》1988年第2期；林麗月：《衣裳與風教—晚明的服飾風尚與“服妖”議論》，載《新史學》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

[4] 馮爾康、常建華：《清人社會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9，250頁。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飾的流行風尚與士大夫的反應》，載《新史學》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吳存存：《明清社會性愛風氣》，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頁。

[5] 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頁。

④傅衣凌主編、楊國禎、陳支平著：《明史新編》，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9-357頁。吳仁安：《明代江南社會風尚初探》，載《社會科學家》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區的商人和社會風尚》，載《歷史教學問題》1988年第5期。張仁善：《論清朝中期以后社會生活的反禮法趨勢》，載《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2期。暴鴻昌：《論晚明社會的奢靡之風》，載《明史研究》第3輯，黃山書社1993年版。鈔曉鴻：《明清時期關中經商之盛及奢靡之風》，載張炳武主編：《中國歷史社會發展探奧》，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明清時期的陜西商人資本》，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6年第1期；《傳統商人與區域社會的整合——以明清“陜西商人”與關中社會為例》，載《廈門大學學報》2000年第1期。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風述論》，載《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會風氣的變化及其影響》，載朱誠如、王天有主編：《明清史論叢》第2輯，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頁。

[6] 王振忠：《明代揚州鹽商社區文化及其影響》，載《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2期。陳國棟：《經濟發展、奢侈風氣與傳統手工藝的發展—以明代為中心的例證》，載曹添旺、賴景昌、楊建成主編：《經濟成長、所得分配與制度演化》，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9年8月版。

五、對“奢靡”風習的評價

學者們圍繞著各自研究的問題進行探討，從而直接或間接地涉及了對“奢靡”風習的評價，可以將其歸納為以下幾種：

一些學者明顯地對“奢靡”風習持肯定態度。認為其代表、預示著新舊交替的曙光，解決了城市人口就業問題，沖擊了封建倫理與等級觀念，是對理學家禁欲主義的批判與唾棄，反映了晚明市民階層的覺醒，推動了商品經濟生產，刺激了手工藝進步與特色產品的產生。[1]

一些學者雖然承認“奢靡”風習的負面影響，但從總體上看，還是基本肯定的。[2]值得注意的是，學術界對“奢靡”風習對等級制度的沖擊，與當時等級制度的衰退，一般均有很高或正面的評價，但也有學者對此持保留意見，例如邱仲麟認為，平民可能與上層社會的舊有生活水準接近，但上層社會某些成員的物質享受則可能更進了一步；巫仁恕則具體地論證了士大夫創新服飾以重新塑造身份。[3]

一些學者雖然承認“奢靡”風習的積極作用，但總體上看，還是基本否定的。他們認為奢侈之風造成社會貧困和混亂，隱藏著不容忽視的虛假性，不利于中國的原始資本積累。[4]

一些學者則同時指出“奢靡”風習的正、負面影響。[5]

一些學者明顯地對“奢靡”風習持否定態度。他們認為這是一種病態的高消費，只能導致商品經濟的虛假繁榮，無益于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6]

與以上總體評價不同的是，一些學者則進行了具體分析，盡管其中的某些論文并非是專論“奢靡”風習問題：

一種觀點認為，“奢靡”風習在不同地區的后果不同，可謂因地而異。其中，或認為城鄉有別，或認為在江南與其他地區的作用不同。

一種觀點認為，“奢靡”風習在不同時期的后果不同，可謂因時而異。

一種觀點對“奢靡”風習出現的時期與地區并重，就具體內容進行評價。

一種觀點認為，“奢靡”風習在各階級、階層中發揮的作用不同，在貴族官僚與庶民百姓之中有所差別。[7]

更有學者批評我們在社會風氣評價中的功利傾向，主張發掘這些變化的其他內涵，并對陸楫的經濟思想進行深人分析。[8]

筆者在作本專題的學術史回顧時發現，研究者很少對自己使用的“奢靡”概念、明清人的奢靡觀念等基本問題予以討論與界定，而且討論中很少直面地進行觀點商榷，這在大陸學界更為突出。這些均為我們今后應該注意的問題。

上述學術史回顧的部分內容，筆者曾在《中國史研究動態》上刊發過，今補充了研究背景與部分臺灣學術界研究成果，并對原有部分內容作了增刪改動，謹此作為對傅衣凌先生的紀念。

[1] 劉志琴：《晚明城市風尚初探》，載《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吳仁安：《明代江南社會風尚初探》，載《社會科學家》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區的商人和社會風尚》，載《歷史教學問題》1988年第5期。王翔：《明清商品經濟與江南市民生活》，載《蘇州大學學報》1993年第3期。王衛平：《明清蘇州社會風尚的變遷—吳地民風擅變研究之二》，載《歷史教學問題》1993年第4期；《清代吳地賭風述論》，載《蘇州大學學報》1993年第3期。陳國棟：《經濟發展、奢侈風氣與傳統手工藝的發展—以明代為中心的例證》，載曹添旺、賴景昌、楊建成主編：《經濟成長、所得分配與制度演化》，“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9年8月版。高建立：《晚明人文主義思潮與社會風習的轉變》，載《學術月刊》1998年第2期。

[2] 來新夏：《清代前期的商業讀清人筆記札記之一》，載《社會科學戰線》1983年第4期。徐私：《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以江、浙地區為例》，載《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明清近代史組》，“中央研究院”1989年6月版，第137—159頁；《明代后期華北商品經濟的發展與社會風氣的變遷》，載《第二次中國近代經濟史會議論文集》，“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頁。王新：《明清時期社會風尚變革舉隅》，載《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0年第3期。宋傳銀：《論清前期“奢靡”之風》，載《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5期。張仁善：《論清朝中期以后社會生活的反禮法趨勢》，載《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2期。

[3] 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社會風氣變遷—禮制與價值觀的改變》，載《大陸雜志》第88卷第3期，1994年3月。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飾的流行風尚與士大夫的反應》，載《新史學》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

[4] 陳茂山：《淺談明代中后期南京社會風氣的轉變》，載《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王春瑜：《明代商業文化初探》，載《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4期；《論明代江南園林》，載《中國史研究))1987年第3期；《明朝官場吃喝風考略》，載《光明日報》1989年1月4日。張和平：《試論價值理性視野下晚明社會的經濟人文與經濟生活》，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0年第4期。

[5] 歐陽衛民：《中國消費經濟思想史》，中央黨校出版社版1994年，第354，363頁。馮爾康、常建華：《清人社會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7頁。商傳：《晚明社會轉型的畸形因子》，載（臺灣）《歷史月刊》第105期，1996年10月。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風述論》，載《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會風氣的變化及其影響》，載朱誠如、王天有主編：《明清史論叢》第2輯，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頁。張民服：《明清時期商品經濟對社會生活的影響》，載《中州學刊》1991年第6期。胡一雅：《中國封建社會各階級等級的消費》，《中國史研究》1991年第4期，方行：《略論中國地主制經濟》，《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3期。

[6] 蕭國亮：《清代兩淮鹽商的奢侈性消費及其經濟影響》，載《歷史研究》1982年第4期。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費風氣與消費結構描述》，載《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88年第2期。王振忠：《明代揚州鹽商社區文化及其影響》，載《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2期。暴鴻昌：《論晚明社會的奢靡之風》，載《明史研究》第3輯，黃山書社1993年版。藍東興：《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風當議》，載《西南師范大學學報》1993年第2期。

[7] 牛建強、汪維真：《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區風尚取向的更移》，載《史學月刊》1990年第5期；《再論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區社會風尚的變化》，載《河南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明代中后期江南周圍地區風尚取向的改變及其特征》，載《東北師范大學學報》1992年第1期。張仁善：《論清朝中期以后社會生活的反禮法趨勢》，載《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2期。宋傳銀：《論清前期“奢靡”之風》，載《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5期。王衛平：《明清蘇州社會風尚的變遷—吳地民風擅變研究之二》，載《歷史教學問題》1993年第4期；《清代吳地賭風述論》，載《蘇州大學學報》1993年第3期。鈔曉鴻：《明清時期關中經商之盛及奢靡之風》，載張炳武主編：《中國歷史社會發展探奧》，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明清時期的陜西商人資本》，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6年第1期；《傳統商人與區域社會的整合—以明清“陜西商人”與關中社會為例》，載《廈門大學學報》2000年第1期。傅衣凌主編、楊國禎、陳支平著：《明史新編》，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7頁。

[8] 林麗月：《衣裳與風教—晚明的服飾風尚與“服妖”議論》，載《新史學》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陸揖（1515—1552）崇奢思想再探—兼論近年明清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幾個問題》，載《新史學》 5卷1期，1994年3月；《晚明“祟奢”思想隅論》，載《臺灣師范大學歷史學報》第19期，1991年6月。陳國棟：《有關陸揖＜禁奢辨＞之研究所涉及的學理問題—跨學門的意見》，《新史學》5卷2期， 199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