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史
關于明代白銀貨幣化
摘要:明朝白銀化在中國發展史乃至世界歷史上都是一件大事。美洲白銀的發現使得歐洲進入現代,而中國明朝白銀化的發展卻使得中國錯過了進入發展現代經濟的機會。從這個角度來看,研究明朝白銀化對中國近代發展的討論有重要意義。關鍵詞:白銀化;現代經濟;中國歷史中國近代發展一般我們都從金融上討論白銀化,但其實還有財政的問題。明朝萬歷年間的財政非常有意思,其國庫保留了會計記錄,方便了我們了解當時的政府狀況。筆者最近在讀顧準關于希臘和西方世界興起的研究,其中涉及到政府的一些問題。為什么我們政府和西方政府的狀況不一樣,或許可以從明朝白銀化中找到一些線索。所以,對它的討論無論是從學術發展還是現實研究方面看,都是很有意義的。明代后期有大量白銀流入,對于這個現象,外國學者的研究比較多,因為主要資料在西方。其實,“為什么大量白銀流入中國”這個問題非常值得探討,但這方面的研究不是很多。而在經濟史方面,則很早就有專門從錢幣或者貨幣角度進行的研究。比如20世紀30年代以后,梁方仲先生和日本、英國的一些學者從貨幣制度和國際貿易角度進行了研究,而彭信威先生、楊聯升先生、日本的加
引領科舉文化分析熱潮展示明代文學分析新貌
2008年1月11日至15日,由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中國明代文學學會(籌)、武漢大學文學院、黃岡師范學院文學院、武漢大學出版社聯合主辦的“明代文學與科舉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武漢大學隆重召開。來自中國內地和香港、臺灣地區及日本、韓國、加拿大、美國等海內外近80所高校200余位學者與會,大會收到會議論文共計170余篇。武漢大學校長顧海良教授、日本神奈川大學校長輔佐(助理)鈴木陽一教授、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馮天瑜教授、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黃霖教授等應邀出席開幕式并發表致辭。研討會開幕式由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文新先生主持。會議先后共安排了兩次大會發言和15場分組討論,均是采用先主題發言后評議的方式進行。會議包括八個主要議題:明代詩詞、散文、小說、戲曲等個體文學研究;明代文學理論、文學批評研究;明代作家生平、交游研究;明代地域文學研究;明代中外文化交流與文學關系研究;明代文學與科舉文化之關系研究;科舉文化視野下的明人別集整理與研究;文學視角下的明代科舉文獻整理與研究。200余位與會學者圍繞會議主題進行了深
關于明代唐汝諤及其《古詩解》的文獻學價值芻議
摘要:本文不僅簡要介紹了明代鮮為人知的學者唐汝諤及其古詩選本《古詩解》,并且闡述了《古詩解》的選錄詩歌標準,介紹了《古詩解》的文獻學價值,為學界研究明代詩學批評理論提供了新的視角。關鍵詞:唐汝諤;《古詩解》;古詩選本唐汝諤,字士雅,明末松江府華亭人。華亭又名華亭谷,在今上海松江縣西。其弟唐汝詢著有《唐詩解》五十卷,暢行于世,唐汝諤繼作《古詩解》二十四卷。又有《詩經微言合參》八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著述《古詩解》:“其兄汝詢有《唐詩解》,故此以古詩配之。其注釋體例略同。惟《唐詩解》以五七言分古近體,此則分為五類:曰古歌謠辭、曰古逸雜篇、曰漢歌謠辭、曰樂府、曰詩。其訓詁字義頗為簡略,所發明作意亦皆敷衍。又樂府之類聲詞合寫者,汝諤不究其源,一一強為之說,尤多牽強。”機山錢龍錫在《古詩解敘》中說:“吾鄉士雅唐君,少為諸生即博雅嗜古,與其弟仲言裒采漢唐諸詩而分解之。仲言《唐詩解》先成梓以行世,士雅方婆娑帖括,未遑竣業。及以明經振鐸海虞,始出生平所著述詮次之,得若干卷,為歌謠樂府者十之五,為五言古詩者十之四,為四言、雜言、七言者十之一,總名《古詩解》。”</
明代版畫插圖題材與內容的分析
摘要:明代是我國版畫欣欣向榮,大放異彩的鼎盛時期,出現了大量的優秀作品,并呈現了一種“百花齊放”的局面,各種流派的藝術風格和藝術思潮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這時期版畫插圖達到了高峰,其技術水平比起前代來更精細、更高超、內容題材也更加豐富多樣,其中明代末年又以插圖作家陳洪綬的《九哥圖》、《水滸葉子》為代表,《水滸傳》、《金瓶梅》、《三國演義》等長篇小說巨著的題材,更是多次被藝術家所引用,創造了自己獨具特色的藝術形式和藝術言語。這一時期佳作如雪,不勝枚舉。 關鍵詞:明代版畫;插圖;研究中國版畫藝術步入到明代,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城市工商業日漸發展繁榮,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帶動了手工業的發展。這些都成了帶動版畫藝術發展的推動器,使得版畫在明代時期得到了空前的繁榮發展,影響之深遠。而在這時期的版畫插圖,不僅對后世產生了空前絕后的影響。而它所產生的藝術價值更是值得我們去研究、去探討、去學習。 一、版畫插圖在明代的發展期 版畫插圖在明代得到了高度發展,在繼承宋元版畫傳統的基礎之上,不管是在藝術風格和藝術技巧上都有明顯的飛躍,真所謂是長江后浪推前浪。萬歷年間,隨著以城市手工業為主
說說明代的長篇小說
明代小說是明代文學成就的主要代表形式,其文學史地位重要,與唐詩、宋詞、元曲并稱。明代長篇小說,按題材內容一般分為四大類。第一類是講史小說,包括歷史演義和英雄傳奇兩種,都是宋元講史的發展。歷史演義,是以歷史事實和野史、傳說為基礎,經文人加工而成,基本上是“七分事實,三分虛構”。羅貫中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后經清人毛宗崗加工改題《三國演義》)可為代表。羅貫中以宋元話本《三國志平話》為基礎,參酌正史,兼采傳說,完成長篇。小說描寫了魏、蜀、吳三國的興衰始末,形象地表現了封建社會及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斗爭生活。它所描繪的軍事、政治、外交以及它們穿插、結合的斗爭,為后人留下豐富的經驗;小說有鮮明的“擁劉反曹”傾向。英雄傳奇,雖屬講史,但不拘牽于史實,主要是描寫英雄人物,以《水滸傳》為代表。《水滸傳》在宋元話本《大宋宣和遺事》基礎上,大力增刪、改創,通過以宋江為首的梁山泊一百零八位英雄起義的發生、發展到招安、失敗這一全過程的描寫,揭示了“亂由上作”、“官逼民反”這一客觀真理;在揭露上起朝廷權臣勢要、下至州府貪官污吏和土豪惡霸、吏卒爪牙的罪惡同時,熱情歌頌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德和反抗
淺析明代史學轉型的原因
明代史學,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覺得沒什么成績可言,其實明代史學著作的數量是驚人的,其質量也是不可輕忽的。到了嘉靖以后的晚期,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勢,本文將在綜述明代史學發展歷程基礎上對這一現象出現的原因作一些探討。一、 明代史學發展的歷程從14世紀70年代至17世紀70年代,這300多年的史學研究史,是明代史學發展的時期。那么。對于明代史學的發展時期如何分段,史學界有不同的分法。在本文中,我將把洪武元年至正德末年作為前期,嘉靖元年至萬歷二十一年為中期,明末清初為后期。[1]這種分段法突出了明代史學由理學化走向非理學化這一漸變的歷程。(一) 理學影響下的明初史學明代初期的史學有兩個特點:第一:多是直錄當時的政事。這包括兩種途徑,即官方記錄和民間個人記述。明初政府繼承了我國歷代重視修史的傳統,沿襲前朝舊制,設翰林院,置史官掌修國史。老皇帝死后,新即位的皇帝即詔修前一代實錄,以勛臣為監修官,閣臣充總裁官。土木之變之前,明朝政府共修出了實錄四部。明朝中期和后期繼續實行這一制度。從太祖到熹宗共十五朝,先后修成十三部,共2925
試論明代士人“狂怪之風與文學創作
論文摘要:明代中后期,士人出現了一股新的動向,即普遍存于這一時期的狂怪之風。這些狂怪之人在文學創作上又形成了一種獨特的風格,并且在題材的選擇傾向上又顯得別具一格;這群狂怪之人在創作作品的同時,由于他們自身獨特的行為表現,又進入了3"-時其他文學家的創作視野,納入了不同的文學體裁,形成了新的文學形象論文關鍵詞:明代;士人;狂怪;文學創作狂傲,是中國歷代士人的一個重要特質。迨至明代中后期,士人階層出現了一股新的動向,即大量狂傲士人的涌現,這些士人除一貫的狂傲風氣外,還與怪誕的習氣相結合,形成一股獨特的狂怪之風。明代士人的狂怪習氣,在當時的各種文獻都有記載,這些人要么直接被稱為“狂人”,要么被指出具有濃厚的狂怪習氣。如李紹文的《皇明世說新語》卷七的“簡傲”條,專門記載明代士人的狂怪習氣;馮夢龍的《古今譚概》專列“怪誕”部,以記時人的狂怪之風;錢謙益在《列朝詩集小傳》一書中,也羅列了大量的狂怪之人,如程漢“生性簡傲”豐坊“為人狂誕傲僻”;張獻翼“刺取古人越禮任誕之事,排日分類,仿而行之”;岳岱“性狷介”;臧懋循“風流任誕’’黃甲“為人傲兀使氣”杜大成“自號為山
淺析明代廣西作家張鳴鳳的文學創作
[論文摘要]張嗚鳳是明代重要的廣西籍作家,他一生游歷頗廣,勤于筆耕,著述頗豐,僅留存者,依然有《羽王先生集》《桂勝》和《桂政》等。張鳴鳳的詩、文反映了他的生活情趣和人生歷程,取得了較高的文學成就,得到了王世貞、吳國倫等的肯定,在廣西籍作家中非常難得,為廣西在我國文學史上贏得了一席之地。[論文關鍵詞]廣西文學史 張嗚鳳文學創作廣西文學的發展,大概經歷了從無到有,從中原到廣西,從流寓作家到本土作家,從接受到逐漸繁榮并走出廣西的過程。這一過程中,雖然明代以前廣西本土作家已有些許,但論及文學成就最高、最早令天下人矚目者,非明代后期桂林張鳴鳳莫屬。后七子領袖王世貞有詩《嶺右張羽王明府邀合郡諸名勝會餞虎丘時江右龍司理亦集輒成二章為謝》句“桂林初見一枝來”,就恰如其分地說出了張鳴鳳在廣西文學發展中的這一先驅地位。張鳴鳳字羽王,號漓山人,或號陽海山人、陽海居士等,廣西桂林人。據《廣西通志》卷七十三《選舉》,知其為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壬子科舉人,張鳴鳳詩《見牡丹再開喜索酒》:“可知六十三年老,肯對芳樽惜病軀”(注:本文所引張嗚鳳詩、文除標明者外,皆出
淺談明代中前期程朱理學、八股文與文學創作的關系
【論文關鍵詞】程朱理學;八股丈;丈學創作【論文摘要】八股文是明代統治者向天下士人灌精程朱理學的主要工具?其對文學創作的影響表現為滲透式影響及戲曲、小說等弱勢文體向強勢文體的主動靠攏與吸收?在這一過程中起決定作用的是明代的官方愈識形態—程朱理學。三者交互作用最終構成了明代文學發展特定的歷史背景及文化生態。八股文作為明代最重要的科舉考試文體,對明代文學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這己成為學術界的共識。但這只是歷史實存呈現出的表象,實質上,在其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是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程朱理學。雖然考試文體對其他文體產生滲透與影響是文學史上常見的現象,如唐代行卷對傳奇的影響,宋代經義策論對宋詩的影響等,但是,像八股文這樣與官方意識形態結為一體,作用巨大,涉及極廣的文體影響卻僅明代文學一例。一、程朱理學與八股文的關系(一)明代中前期,程朱理學與八股文是八股其形、理學其實、互為表里的一體關系。八股文是作為統治者向天下士人灌輸程朱理學的主要載體而登上歷史舞臺的。明永樂十二年(1414年),明成祖下詔修《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
談明代藏書樓建筑的文獻保護功能
[摘要]本文介紹了以皇史宬和天一閣為代表的明代藏書樓在文獻保護方面的設計,探討了明代藏書樓建筑對清朝及民國的影響,認為基于文獻保護的明代藏書樓建筑設計在今天仍有借鑒意義,提出今天的圖書館建設應學習明代的經驗,并加以改造和發展。[關鍵詞]文獻保護;藏書樓建筑;明代文獻的損毀現象自古有之。文獻遭受損毀,主要有兩種原因,一為水濕、火燒、蟲蛀、鼠咬、霉爛等自然侵蝕,一為政治、兵燹等人為災害。中國古代的藏書家嗜書成癖、愛書如命,他們對文獻的保護十分重視,采取種種措施來應對書厄。如,從文獻保護的角度進行藏書樓建筑設計;采用書帙、函套、夾板、書匣等護書用品來保護文獻不受塵土蟲霉的滋擾;采用涂有防蟲藥物的護葉;書籍包角;制定嚴格的日常管理與維護制度;曝書;施藥等等。這些措施盡可能地預防了書厄的發生或將災害的損失降至最低。經歷時間的更迭,今天,我們回顧歷史,就會發現積累和傳承下來的文獻保護經驗對我們今天的工作仍有諸多的借鑒意義。本文將從藏書樓建筑的角度來談明代的文獻保護,冀望能使今人更多地認識到藏書樓建筑對文獻保護的重要意義,能未雨綢繆,將文獻保護從搶救性修復的被動局面
明代酒窖之爭,五糧液品牌價值損失了?
五糧液曾宣稱品牌價值高達400多億元,這16口明代酒窖對于五糧液品牌資產的貢獻確實很大,增值不少。現在有了爭端,是否會對其品牌價值產生影響?贏道顧問總策劃鄧超明認為就目前而言,不管過程如何,結果肯定是五糧液擁有所有權和使用權。在這樣的前提下,五糧液的品牌價值只會小幅度的變化,長遠來看不會減少。有以下幾個原因:一是品牌的價值判定主要來自消費者的評價和市場的銷售情況。消費者對某一產品由買到棄,一般是質量出現問題,或者對這家企業的某些東西極為反感。但這兩個因素對五糧液都不存在,所以市場銷量不會出現什么問題。而且,這件事還沒有定論,部分媒體的評價也不會影響其購買抉擇,品牌價值影響不大。二是在一些媒體偏向性報道下,會使一些年輕人,尤其是網民憤憤不平。但這部分人基本不是五糧液的消費人群。他們的反感對五糧液的市場銷售不會起到什么沖擊,只是快活快活嘴皮子。三是五糧液不說這事,也不能說它不誠信。因為,在租用過程中,五糧液有使用權,包括宣傳。而且,目前這件事還沒有定論,一些媒體給出的“以大欺小”的定性,會誤導一些公眾,從而對五糧液產生負面印象,繼而會在客觀上
試析明代杜詩詩史說分析
論文關鍵詞:明代 杜詩 詩史論文摘要:明代詩論家對杜詩詩史說的闡釋有著獨特的視點,楊慎首發其論,駁斥詩史合稱,認為詩不可兼史;而許學夷等依據杜詩本身特色,雖在理論上同意楊說,但對杜詩詩藝的評價從另一角度肯定了杜詩詩史說;王文祿則從杜甫本人人手,揭示出詩史產生最根本的原因。他們推動了杜詩詩史說的發展。自孟綮《本事詩·高逸第三》以詩史之稱評價杜詩后,這一說法便成為后代詩論家考評杜詩的重要層面。觀孟綮所論,“畢陳”、“推見”、“殆無”表明敘事詳盡,而“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指明所敘事類,由此而論,詩史意應為杜詩詳盡地記述了自己的生活事實,接近似《史記》列傳體的詩。晚唐時,李肇的《唐國史補》,鄭處誨的《明皇雜錄》,康駢《劇談錄》等書多引杜詩以證史事,如《悲陳陶》、《悲青坂》、觀水漲》、《草堂》等。及至宋代,宋祁《新唐書·杜甫傳贊》云:“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陳巖肖《庚溪詩話》卷上云:“杜少陵子美詩,多紀當時事,皆有依據,古號詩史。”以時事來申述孟綮語“祿山之難”“流離隴蜀”,已將杜甫個人的歷史置換為當時的社會歷史,依據是杜詩多處
關于云南大理明代王氏墓和韓政墓陶塑藝術辨析
論文關鍵詞: 陶俑 本土 文化特征論文摘要:云南大理明代王氏墓和韓政墓陶塑出土的使女俑及騎士俑,無論在工藝或是造型的手段上都可以說是傳統雕塑中上乘之作,而這種生動的形式已經超出陶瓷藝術自身審美的范圍,具有中國多民族文化的包容、和諧、獨立、共榮這一特征。云南省大理古城博物館里明代大理三月街出土的王氏墓陶俑及韓政墓明器陶俑共 36件,牽馬俑 4件、武士俑 11件、仆人及女俑、樂俑2l件。大理三月街出土王氏墓及韓政墓主人屬夫妻并葬墓。韓政生于明景泰庚午年 (公元 1450年),死于公元 1521年,享年七十一歲。祖籍廬州府,六安州 (今安徽六安),官至衛后所付千戶。王氏祖籍江西吉水,四代 以前就遷居云南大理,祖敬仲、戍大理衛左前所,生于正統十四年 (公元1449年),死于嘉靖十三年 (公元 1534年)王氏基本上應是云南人了。出土陶俑均系低溫燒制,其中施黃綠釉的馭馬武士俑為三彩(唐三彩系)。大理地區出土的陶俑數量很多,其中包括一部分動物俑 (十二屬相)屬灰陶。(還原焰燒制故可稱之為瓦器) 大理三月街王氏墓和韓政墓陶俑燒成溫度約在 800度左右,高嶺土。基本形
班駁陸離的明代社會風情圖——兼論《金瓶梅》的現實主義
[論文關鍵詞]明代 《金瓶梅》 現實主義[論文摘要]《金瓶梅》是出現在中國十七世紀的一部杰出的古典現實主義作品,全書在全部赤裸和真實中再現了明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萌芽時期的歷史。依據這部現實主義作品,我們可以去了解、去研究那個時代的政治經濟史、時代風俗史和人的風貌史。《金瓶梅》是出現在中國十七世紀的一部杰出的古典現實主義作品,全書以極其細膩人微的藝術表現手法 ,在全部赤裸和真實中再現了中國十六世紀的社會生活和風俗。美國大百科全書對《金瓶梅》的現實主義成就作過高度的評價,稱它為“中國第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小說”。《金瓶梅》杰出的寫實成就,對后來描寫現實的古典小說產生了巨大影響。被稱為我國現實主義高峰的古典小說《紅樓夢》,便正是在借鑒《金瓶梅》藝術經驗的基礎上而出現的又一部文學名著。今天,《金瓶梅》已被中外學者公認為一部突出的古典現實主義杰作,《金瓶梅》自然是名副其實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的第一原則,是它的真實性。這里所講的真實性,借用張德林先生在《關于現實主義創作美學特征的思考》一文中的話講,就是指“體現在這類作品密切反映社會生活、時代精神、人生
論明代北京治安管理制度的特點
[論文關鍵詞]:明代 北京 治安管理 制度 特點[論文摘要]:明代北京的治安管理制度以以保衛皇權為中心,維護封建專制體系為目的,在治安實施原則、治安主體及治安過程中體現出明代治安管理方面的許多特點。古代治安管理作為一個長期性的社會工作,一直以來備受統治者的重視。由于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和古代封建專制的社會特色,使得這種統治板塊一直沉浮于其他行政、軍事的職能之中,而相比之下,現代治安管理制度的研究進展卻是非常迅速,為此,研究古代社會的治安管理制度無疑有現實性的意義。在明代中后期社會環境的影響下,在這種結合體系中,治安職能與治安實踐產生了明顯的差距,治安主體之間由于職能相同也會相形悖逆,許多治安職能出現了空白區域。北京治安管理制度也表現出許多新的特點。一、治安的實施原則與治安的實踐結果產生了明顯的距離此差距有兩層含義,一則為:不能按法律的原則實施治安的職能,或嚴刑酷法或藐視枉法;一則為:治安懲罰條文繁多,而實踐中卻不能按其原則實施從而漏洞百出。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不能按法律的原則實施治安的職能。背離法律原則一
論明代國內市場和商人資本(二)
(三)絲和絲織品的運銷織品的產地多在絲產區,但也因土地、技術等關系,有作為原料的絲的運銷;尤其經絲,要求質量高,遠銷最多。明代的商品絲主要是浙江湖州府的湖絲,其次是四川保寧府的閬絲。有人說,“東南之機,三吳、閩、越最多夥,取給于湖繭;西北之機,〔山西〕潞〔安〕最工,取給于閬繭。”[78]①湖州絲的貿易中心在歸安縣的菱湖鎮,鎮臨苕溪,隆、萬時,“四、五月間,豀上鄉人貨絲船排比而泊”[79]②。從這里南下杭州,北走蘇州;銷福建者,則多系閩商由蘇州運去。湖州鄰府嘉興也是個絲產區,其貿易中心在石門,地臨南運河,“四方大賈歲以五月來貿絲,積金如丘山。”[80]③其絲也走蘇、杭。其實,蘇、杭也都產絲,購湖絲多用于經絲。福建雖不產絲,也不專用湖絲。蘇州絲還銷往廣東。廣東也產絲,但要織精細的粵緞,則要用蘇州運來的好絲。[81]④閬絲是四川寧府諸州所產,不限于閬中。閬絲也不止販運到山西潞安,也販運到江、浙絲產區,千里迢迢,主要也是因為它質量好,可能生產成本也較低。閬絲中有稱水絲者,“精細光潤,不減胡(湖)絲,……吳越人鬻之以作改機綾絹,歲夏,
論明代國內市場和商人資本(一)
市場源于分工。但市場一詞,因所論目的的不同而有不同概念。本文目的在探討十五世紀以來我國國內市場變化對于資本主義發生和的作用。因而可定義為:商品流通形成市場。商品流通的量決定市場的大小,商品交換的決定市場的性質。馬克思說:“商品流通是資本的起點。商品生產和發達的商品流通,即貿易,是資本產生的前提。”[1]①在西歐,由于日耳曼人的征服和城市的破壞,進入封建后,商業大大衰落了,封建領地變成彼此孤立的莊園。到十六世紀以后,民族市場和世界市場形成,才成為向資本主義過渡的重要條件。在我國,由于較早地廢除了領主制割據和實現國家的統一,商業一向比較發達。但是,我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生不是較早,而是萌芽較遲、發展甚慢。這是什么原因呢?我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展遲緩,也是我國封建社會為何長期延續的問題。我認為,主要應該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上去尋找原因;另外,也有流通上的原因。在封建社會,不是所有的流通都能促進生產的發展和生產關系的變化,而是要看這種流通,能否為擴大再生產準備市場,能否為生產積累貨幣資本,在這樣的非海上貿易國家,還是看它是否有助于改變。一 我國封
論明代農民的自由化傾向及其社會意義
西歐的農奴制比較典型,由領主制向地主制的轉化和農奴制度的廢除都曾在歷史上留下過明顯的標記。中國的地主經濟出現很早而又延續時間很長,南北朝和隋唐一段時間存在的“部曲”、“田客”無疑打上了比較明顯的封建農奴的烙印。北宋仁宗天圣年間,曾下詔:凡江淮、兩浙、荊湖、福建、廣南等州軍的“客戶起移”,只須于每年“收田畢日,商量去住,各取穩便……如是主人非理攔占,許經縣論詳”①,但比此稍后的皇枯逃移法卻又規定:“凡為客戶者,許役其身。”②同時,兩宋特別是南宋和元代反映地主對佃客沿襲著傳統的人身奴役的紀錄甚多,不少地方還存在著“隨田佃客”。因此,這時農民的封建隸屬性較之隋唐以前雖有明顯的削弱,但是否存在農民自由化的社會潮流,尚屬疑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 《宋會要輯稿·食貨分之二四《農田雜錄》。② 《宋史》卷一七三《宦貨志》。元末農民大起義,對元代復活的某些奴隸制殘余進行了有力的掃蕩,對腐朽的封建統治給予了沉重的打擊。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之初,雖然基本上恢復了封建紀綱,但農民起義時期的主弱飼強的影響尚未完全消失,
明代“版畫家”劉素明
[摘 要]“能繪善刻”一詞在我國版畫史中是指明代人劉素明,意即繪和刻集一身我們所稱的版畫家,關于他的籍貫向來是版畫史家們探討的問題,本文根據現有的史料表明他實為建安刻工,并論述他雖為福建人卻往來于蘇杭等地從事繪刻版畫之原因。[關鍵詞]劉素明 版畫家我國傳統版畫亦稱古版畫,是由繪、刻、印三者分工合作的產物,這也是有別于西方版畫的不同之處。但這并不意味著在我國未有集繪、刻于一身的“版畫家”,明代后期,在江浙閩一帶活躍著一位“能繪善刻”的人物即劉素明,繪刻過大量的戲曲、小說等插圖,其版畫創作年代大約為明萬歷和天啟年間。劉素明在明萬歷年間大致繪刻有如下作品,師儉堂肖騰鴻刊本《陳眉公先生批評紅拂記》,蔡沖寰等繪;師儉堂肖騰鴻刊本《六合同春》(即《西廂記》、《琵琶記》、《紅拂記》、《玉簪記》、《幽閨記》、《繡襦記》),蔡沖寰等繪;師儉堂肖騰鴻刊本《鼎鐫西廂記》,熊蓮泉繪;《新編孔子周游列國大成麒麟記》;建陽吳觀明刊本《李卓吾先生批點三國志演義》,與吳觀明同刻;寶珠堂刊本《陳眉公先生批評丹桂記》(圖1),與蔡沖寰、陳鳳洲、陳聘洲同刻。在明
明代國家與民間資本的聯系:開中鹽糧
摘 要:明代朝廷通過開中招商政策,有效地動員、利用民間資本尤其是商人資本以解決軍需物資的轉運問題,其制度的意義則在于朝廷究竟如何確立開中則例,而開中則例的變動與米、麥、豆的折納關系變動后,其鹽糧比價關系、開中納銀制度如何確立等重大問題,否則國家的招商政策也只能是一紙空文。關鍵詞:國家經濟;民間資本;開中制度;開中納糧;開中納銀中圖分類號:K24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9864(2005)02—0003—09明代開中制度的研究,最早見于上世紀40年代日本學者中山八郎的《開中法與占窩》,就開中制度與邊境地區“詭名占窩”獲取食鹽銷售權關系問題進行研究。嗣后藤井宏的《開中的意義及其起源》,以及藤氏另兩篇力作即《明代鹽商的一考察一一邊商、內商、水商的研究》及《新安商人的研究》,則集中就開中制度與民間商人赴邊納糧中鹽的過程、原因及其商人的分化、成長等問題進行較為系統的研究,使后學者對明代開中商人經營的一般情況有大體上的了解。80年代以來,我國大陸學者薛宗正《明代鹽商的歷史演變》、香港學者李龍華的《明代的開中法》、臺灣學者的《明代前期的食鹽
墟市、宗族與地方政治——以明代至民國時期閩西四保為中心
關鍵詞 墟市 商業化 宗族 地方政治 閩西四保施堅雅(C.w.Skinner)研究中國市場體系得出的最為重要的結論之一,就是市場行為在型塑鄉村社會文化生活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他提出的模式中,地方市場體系共有三個等級,標準市場(standard markct)是其中最低的一級。①在標準市場服務的區域,不僅存在密集的經濟互動,同時也有密集的社會文化互動。結果,這一區域不僅是商業交換的基本單位,也成為“小傳統”的基本載體,是復合宗族、秘密社會、宗教組織、方言、庇護—被庇護關系、媒婆活動的基層空間。在這種意義上,這個地區構成一個“共同體”(communitY)。②毫無疑問,這個模式為我們討論傳統中國鄉村社會的結構提供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出發點。它讓我們注意到,市場行為在影響鄉村社會方面起了何種重要作用,市場因素又是經由何種方式與其他社會文化因素互相糾結在一起的。③不過,施堅雅將鄉民的——————————————① “standard market'’一詞,黃宗智譯作“基層市場”,筆者在過去論述中曾沿襲這一譯法。但考慮到這一譯法似乎與施氏原來的術語
二十世紀以來心學與明代文學思想關系研究述評
20世紀以來的明代文學研究,一般認為促使明代文學思想發生轉變的外在主要因素有3種:王朝政治的腐敗、心學派別的崛起與經濟領域中資本主義的萌芽。王朝政治的腐敗是傳統的觀點,已被學者廣為接受。資本主義萌芽是建國后長期討論的問題,并已被許多學者運用于文學研究之中,但由于資本主義之概念、內涵及使用范圍均存有較大爭議,以致令人懷疑該學術命題是否具有真實性。但自上世紀后半期,心學與明代文學思想的關系卻受到越來越多學人的關注,從而成為明代文學研究的重心之一。認真總結該命題的研究歷史與現狀,將會極大地推動明代文學思想研究的進展。一、心學與明代文學思潮的演進1、心學研究的5個階段心學與明代文學思想關系的研究一般要牽涉到哲學與文學兩個領域,而文學研究的深度又取決于哲學研究的水準。第一階段:20世紀上半期。該時期文學研究幾乎很少論及心學與文學思想的關系問題,幾部文學批評史甚至沒有提及王陽明。不過,該時期哲學領域對心學的研究,卻為以后的文學研究定下了一個基本的方向。當時對心學研究的整體思路,是建立在“五四”所奠定的反儒家禮教基礎之上的,
明代常熟的辭賦創作
摘要:明中葉的桑悅和晚明的顧大韶是明代常熟最為著名的辭賦作家。桑悅的《兩都賦》、《鼠賦》和顧大韶的《又后虱賦》在中國辭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丁奉的《尚湖賦》則是一篇具有地方特色的佳作。關鍵詞:明代;常熟;文學;辭賦到了明代,常熟文壇的繁榮與宋元時期相比有了質的變化,不僅在傳統詩文方面涌現出許多優秀作品,而且在通俗文學(如戲劇、民歌)方面也有長足的發展。尤其值得稱道的是,有些作品不僅在當時即有全國性影響,而且在中國文學史上也占有一席地位。譬如,明中葉桑悅的辭賦、詩歌,晚明徐復祚的戲劇,明末瞿式耜的詩歌、政論文。本文要評說的是明代常熟的辭賦創作。辭賦勃興于先秦,大盛于兩漢,六朝至唐、宋,辭賦因時遞變,遂有俳賦、律賦、文賦等體式產生。在明代,辭賦的地位雖不像以前那樣顯赫,但創作也相當繁榮,清陳元龍所編《歷代賦匯》,收明賦七百四十五篇,作家三百六十七人。今人馬積高等編輯《歷代辭賦總匯》,搜集到的明賦達五千余篇,作者一千一百多人。常熟的桑悅就是明代有影響的辭賦作家,在《明史·文苑傳》中,他是唯一有較詳記載的常熟籍作家。桑悅
明代文人《西廂記》重寫接受
摘要:明代文人對《西廂記》的接受中,有一種是通過對王實甫《西廂記》的再創作,有改作、續作、翻作三種形式,可統稱為對《西廂記》的重寫接受。本文將明代文人對《西廂記》的這種重寫活動作為一種帶有個人思想藝術再創造的一項活動。探討這種活動的內容、動機和意義,以期對明代文人群體對《西廂記》的接受研究有所幫助。關鍵詞:文人;西廂記;重寫;接受后人對《西廂記》的接受中。出于某種考慮,對《西廂記》進行再創作。這種再創作有三種類型:即改作、翻作和續作。這三種類型在明代都已出現,且成為一種可觀的現象,為了表述上的方便,將從《西廂記》出發的改作、翻作和續作看作是一種獨特的接受方式,稱其為“重寫”。所謂重寫。指的是在各種動機作用下,作家使用各種文體,以復述、變更原文本的題材、敘述模式、人物形象以及其關系、意境、語辭等因素為特征所進行的一種文學創作。顯然,它具有集接受、創作、傳播、闡釋與投機于一體的復雜性質。是文學文本生成、文學意義積累、文學文體轉化。以及形成文學傳統的重要途徑與方式。重寫是以個人為中心的從接受過渡到再創作的過程。直觀地看重寫就是把原文本的內容遷移到新文本的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