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絲和絲織品的運銷

織品的產地多在絲產區，但也因土地、技術等關系，有作為原料的絲的運銷；尤其經絲，要求質量高，遠銷最多。

明代的商品絲主要是浙江湖州府的湖絲，其次是四川保寧府的閬絲。有人說，“東南之機，三吳、閩、越最多夥，取給于湖繭；西北之機，〔山西〕潞〔安〕最工，取給于閬繭。”[78]①

湖州絲的貿易中心在歸安縣的菱湖鎮，鎮臨苕溪，隆、萬時，“四、五月間，豀上鄉人貨絲船排比而泊”[79]②。從這里南下杭州，北走蘇州；銷福建者，則多系閩商由蘇州運去。湖州鄰府嘉興也是個絲產區，其貿易中心在石門，地臨南運河，“四方大賈歲以五月來貿絲，積金如丘山。”[80]③其絲也走蘇、杭。其實，蘇、杭也都產絲，購湖絲多用于經絲。福建雖不產絲，也不專用湖絲。蘇州絲還銷往廣東。廣東也產絲，但要織精細的粵緞，則要用蘇州運來的好絲。[81]④

閬絲是四川寧府諸州所產，不限于閬中。閬絲也不止販運到山西潞安，也販運到江、浙絲產區，千里迢迢，主要也是因為它質量好，可能生產成本也較低。閬絲中有稱水絲者，“精細光潤，不減胡(湖)絲，……吳越人鬻之以作改機綾絹，歲夏，巴、劍、閬、通〔江〕、南〔江〕之人，聚之于蒼溪，商賈貿之，連舟載之南去。土人以此為生，牙行以此射利。”[82]⑤

蒼溪是保寧一縣，臨嘉陵江。改機是一種幅面較闊的品種，用閬絲可能因堅實。其實，潞綢也不僅用閬絲，并遠取湖絲[83]⑥。閬絲又不僅銷山西、江浙，大約也是成都著名的蜀錦的原料。[84]⑦

明代絲織業已甚發達，不產絲之地，只要有能工巧匠，如潞安、泉州、成都，也有著名的絲織品銷往各地。不過，最大的絲織品市場還是在浙江的杭、嘉、湖一帶。如前所述，這里并形成幾個絲織手鎮市。對于這些城市和鎮市的商業繁榮，史料甚多，但很少言及具體運銷路線和品種、數量，這也是我國史筆不足之處。僅見者如：“秦晉、燕周在機，不遠數千里而求羅、綺、繒、幣者，必走浙之東也”[85]①，具貿易中心則是杭州。杭州市場上的絹，“直隸、江西等省皆買之”[86]②。又湖州的包頭絹，“各直省客商云集貿販”[87]③。從這些材料可以看出，浙江絲品的主要走向也是北運。嘉靖以后，蘇、杭的官織局改為領局改為領織和市買，絲織品的北運當然更盛。不過，明代絲織品的消費已不限于宮廷和貴族，鄉紳士子和商人也多衣絲衾綢了，在北方各城市均有市場。如山東臨清，萬歷間有“緞店三十二座”[88]④；乃至北邊如宣化，亦有“南京羅緞鋪、蘇杭羅緞鋪、潞州綢鋪、澤州帕鋪”[89]⑤等。這種遠銷的大約以高檔貨為多，一般的綢和紡綢，可能還是南人習用。

潞綢原因入貢而織，系長治、高平、潞州等地民間織戶所造，但也有大量商品綢。“在昔(指明代)全盛時，……貢篚互市外，舟車輻輳者轉輸于省直，流衍于外夷，號稱利藪”[90]⑥。

這種綢大約適地北方，“是綢也，士庶皆得為衣”[91]⑦。

福建，“閩不蓄蠶”，而閩綢則頗出名，這也是因為質量好。“泉人自織絲，玄光若鏡，先朝士大人恒貴尚之，商賈貿絲者大都為海航互市。”[92]⑧“福之絲，……下吳越如流水”，并“航大海而去”外洋[93]⑨。廣東也是這樣。“廣紗甲天下”，“金陵、蘇杭皆不及”，粵緞“行于西北”，外輸“東西二洋”[94]①。

絲和絲織品與棉花、棉布不同，它們基本上是商品生產，價值較高。從上述情況還可以看出一個特點，即凡是質量好的，都能遠銷，并有出口。因而運銷繁榮，市場的擴大，對生產的作用也比較大。明代官絲織局的生產能力大約為五點七萬匹，這是按高級產品緞來。明后期，蘇、杭一帶民間機戶的織機大約為官織局的三倍，生產不限于綾、緞，產量較高。嘉靖以后，官織多改為領機和市買，歷次加派常達十萬匹，即靠民機生產。還有，農家副業的絲織品生產，主要是綢和絹，也大部分是商品性生產。這樣，粗略估計一下蘇杭一帶的上市量，即參加長距離運銷的絲織品，每年可達三十萬匹左右。按各類平均每匹一兩計，價值在三十萬兩左右。

棉布是明代新興的大宗商品，絲織品則是有悠遠的商品了。在正常情況下，工業品(包括手工業品)商品市場的擴大，常是伴隨著它價格的降低的。絲織品的貿易就反映了這種情況。據汪士信同志，絹的價格，明代平均比宋代下降了百分之六十；這里面有銀價下跌的因素，但若將絹價折米計算，明代平均也比宋代下降百分之十一。明代從永樂到嘉靖，絹的價格是上升的，但一般物價的上升更大于絹，如將絹價折米計算，仍是下降的。其情況如下：[95]②

絹每匹合銀(兩) 絹每匹合米(石)

永樂時期0.63 ?

正統時期0.50 2.00

成化時期0.73 1.27

嘉靖時期0.70 0.82

(四)其他工業品的運銷

以上，分別考察了糧食、棉花和布、絲以及絲織品的長距離販運。此外，傳統工業品中，除鹽(它的運銷只決定于人口數量)外，最重要的是鐵。明代較早地開放民間冶鐵，明后期，廣東佛山的鐵冶已有工場手工業出現。四川的鐵，經長江運到江蘇無錫[96]①；福建的延(平)鐵，經海路運到蘇州[97]②。而廣東的鐵，長途跋涉，用馱運經大庾嶺到江西[98]③，非有有利的市場是不會行銷這么遠的(這里所說的鐵，也有可能是鐵器。)

鐵器，原來是鐵匠就地鍛造，并主要是接受用戶加工。明代，開始有了小商品生產，同時也就有了商品運銷。明后期，并出現鐵器集中產區，成為有名的鐵市，如蘇州的 村市，震澤的 丘市，以及廣東的佛山市。佛山在景泰時即是“工擅爐冶之巧，四遠商販輻輳”；[99]④在天啟年間即已分為炒鐵、鑄鍋、鐵釘、鐵線、制針等行業。值得注意的是，佛山鐵器，尤其是鐵鍋，之所以行銷甚遠，主要是由于其質量好。冶家對于技藝人“必侯其工而求之，極其尊奉，……故佛山之冶遍天下。”[100]⑤在佛山鐵器鑄造業中也已有了資本主義萌芽。

江西饒州的制瓷業，是明代起來的，景德鎮之名即得之于明瓷。明后期，景德鎮的瓷器運銷已是北到燕北，南到越南，西到四川，東出海外了[101]⑥。

此外，若漳州、泉州的糖運銷江浙及海外[102]⑦，江西鉛山的紙運銷河南、安徽[103]⑧，都是明代新興的長距離販運貿易。前已屢提及，工農業產品的交換是最重要的商品交換，工業品(這時是手工業品)之陸續進入市場，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事。

四 大商人資本的興起

明代徽商和山西、陜西等大商人資本的興起，曾引起中外學者重視，不少著作。本文不擬多論，而是把它作為市場的一個因素，從他們經營的、資本組織和資本量上，來考察一下大商人資本的作用。

明代市場上最大量商品是糧食，商業資本的最大部分也于糧食運銷。但糧食的經營很分散，所在產地和銷地都有糧商；并且運銷利潤較低，明代多數販運商尚未專業化，糧食常是兼營的。因此，新興大商人資本的主營業務不是糧食，而是鹽、茶和布、絲織品、木材等。

先看徽商。安徽“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徽州)，江北則推山右。新安大賈，魚鹽為業，……山右或鹽或絲”[104]①。這里“魚鹽”是偏義復詞，實指鹽。汪道昆的《太函集》記徽商最詳，稱“吾鄉賈者首魚鹽，次布帛，販繒則中賈耳”。又“吾郡中稱閭右世家，首推東門許氏，……以鹽 賈”；“邑中世業最顯者莫如諸程，之浙賈鹽 ”；汪本人的先世也是“宗鹽 ”。[105]②就是說，微商資本最大的都是鹽商，或以鹽起家。

就徽商說，鹽以外，最大的資本是典當，徽典遍于大江南北。一家典當所需資本并不多，但典當多系聯號或聯營，故成大商人資本。典當不屬商品經營，本文不論。再其次，則當是茶和布。安徽是茶產區，茶商自多。張瀚說：“鹽、茶之利尤巨，非巨商賈不能任”[106]①。布是大宗商品，當不少經營。還有木材，也是安徽特產，尤其是婺源壽材，經營者也是大資本。在清代，對徽商習稱“鹽、典、茶、木”[107]②，是指其聲勢是顯赫者而言，不是指商品多少；在明后期，看來也是這樣。

鹽，是王朝最重要的專賣品，利潤特大；鹽商又都經營私鹽，利潤就更大[108]③。正因如此，只有大商人資本才能官府，取得鹽引，而商人只要經營鹽，就能積累更大資本。鹽商帶有官商性質，尤其是明代實行綱法，引商編入綱冊，世襲專利，其特權性質尤為顯著。并且，鹽的運銷自不是的補充，它的生產和消費決定于人口數量，無論有多在資本投入經營，對于生產和商品經濟的，并無多少作用。只不過是擴大剝削量，從而擴大貨幣資本的積累而已。

茶，在明代，除官茶、貢茶外，茶商都是引商，也屬特權商人；張瀚就說，其利潤大是因“第市法有禁”[109]④。不過，茶葉運銷的擴大對生產是有促進作用的；但江南茶產量的增長主要是在清代，明代發展有限。木材雖是一般商品，但當時大的木料主要是宮廷和官廨所用，大的木商領有官帑，替官采辦，因致大富。如萬歷修乾清宮、坤寧宮，徽商王天俊等，“廣挾金錢，依托勢要，鉆求 付。買木十六萬根，勿論夾帶私木不知幾千萬根，即此十六萬根木，稅三萬二千余銀，虧國課五、六萬兩。”[120]⑤

再來看山西、陜西商人。這些西北商人中資本最大者也是鹽商，這又和明代的開中制有關。洪武年間，邊防缺糧，乃招商納粟，給以鹽引，令持引到兩淮、河東販鹽，所謂納粟中鹽。經營此業者多系西北商人，稱邊商。在這種場合，商人須有兩套資本，一年只能周轉一次，故非大商人莫屬。這些大商人，實際是替官家購糧、替官家銷鹽，其資本實際不是獨立的商業資本。為了納粟北邊，有些商人即在邊地募工墾植，以免運粟之勞，稱商屯。這種商屯是“自筑墩臺，自立保聚”[121]①，看來還不是自由雇工，其剩余產品交官，因而也不是商品生產。其后，北邊戰事，商屯破壞。弘治間，出支，即納粟產人領得鹽引后，可將鹽引賣給別的商人去販鹽。又出現開中折色，即納粟改為納銀。這樣一來，邊商內徒，多寓籍淮揚，西北鹽商也和徽州鹽商一樣，變成專業鹽商了。萬歷時，揚州“皆四方賈人，新安最盛，關陜、山西、江右次之。”[122]②

在開中制中，除納粟外，還有納茶中鹽、納布中鹽之舉，與納粟作法同。納茶、納布雖不經常，但有重要性。西北商人販茶，多自四川，主要是供官府作茶馬互市之用。布，很大部分是供軍服之用；明初西北軍服，一次常需六、七十萬匹布，較燕北、遼東都大。所以前引史料，常見秦晉大賈到松江販布。傅衣凌同志說：“陜商的經濟活動是輸粟于邊疆，治鹽于淮揚、河東，販布于吳越，運茶于川蜀，成為有機的聯系。”[123]③還可補充說，這些活動都與官家的需要有關，并以鹽為關鍵，因為是大利之所在。到明后期，這些活動基本上都屬于商品流通性質了，但其與封建政權的聯系，始終是存在的。

現在再從商人資本組織上來看。明代出現貸本經商和合伙制度，這是商人資本的一個重要發展。

有一則徽商的記載說：“伙俗尚貿易，凡無資者，多貸本于大戶家，以為事業蓄計。每族黨子弟告貸于大戶，大戶必重〔汪庭榜〕先生一言而后與之。子弟輩亦不敢負先生，致沒大戶資本。”[124]①又商人王敦夫，“從族人賈汪陵，……其族能任賈者，與之本業，不問子錢”[125]②。這里的貸本，或是貸給族人，或是有力的鄉紳作保，而所保亦系族黨子弟；看來，宗族關系很重要，還說不上是貨幣資本的信貸。此外，徽商中有友人“寄金”之事，就事例看，“寄金”不過百兩、數百兩；又商人間使用借券，要維護借券的信用。這雖不限族黨，但不象是借本的性質。

合伙制，在徽商中有“伯兄合錢”“昆季同財”等記載，這等于是一家合伙，是從家族經商演變而來的，也是一個商人的第二代常見現象。又如休寧的程鎮：“結舉宗賢豪者得十人，俱人持三百緡為合從，賈吳興新市。……久之，業駸駸起，十人皆不貲。”[126]③這已是多人合伙，但仍以程氏宗族為限，并且這種“合從”，可能還不是組成一個法人，所以發家后“十人皆不貲”。不然，商人在生意發民中，“挈其親戚知交而與共事”[127]④，有外姓人加入是很自然的，但未必是合資關系。宗族制在明代仍是一個限制資本聚集的重要因素。

合伙制或伙計制，在山西商人中尤為流行。有一則常為人引用的史料：“平陽、澤〔州〕、潞〔安〕豪商大賈甲天下，非致數十萬不稱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計。一人出本，眾伙共而商之，雖不誓而無藏。但父或子母息匄貸予人而道亡，貸者業舍數十年矣；子孫生而有知，更焦勞強作以還其貸，則他人有居積者，爭得斯人以為伙，謂其不忘死，肯背生也。則斯人輸少息于前，而獲大利于后。故有本無本，咸得以為生。且富者蓄藏不于家，而盡散之為伙計。估人產者，但數具大小伙計若干，則數十百萬產可屈指矣。”[128]①

我引錄較詳，因可不同解釋。我認為，晉商的合伙制，實際是東家出本、伙計經商的一種制度。這種制度也許是由貸本經商發展而來，但文中插入的子孫為亡父還債一事，并不一定是借本，而這一節，只是說“有居積”的東家爭著要這種有信義的人作伙計，不是說放貸給他。東家與伙計是“合伙而商”，有類后來的錢股和人力股合伙。其經營利潤，是雙方共亨的。

《金瓶梅》第二十回說西門慶拿出二千兩銀子“委付伙計賁地傳”開藥店，叫女婿陳經濟掌管鑰匙，尋購藥材，“賁地傳只是寫帳目，秤發貨物”。第五十九回，“又尋了個甘伙計作賣手，咱每(韓伙計自稱)和崔大哥(崔本伙計)與他同分利錢使”。“譬如得利十分，西門慶分五分，喬大戶分二分，其余韓道國、甘出身與崔本三分均分。”這是伙計制的很好說明。不過，《金瓶梅》是寫山東地區，不是講西北。“山東臨清十九皆徽商占籍”[129]②，大約伙計制在徽商中也是通行的，不知為什么《太函集》中沒有反映。《石點頭》第八回有“兩個伙計認他本錢，在金陵開了個當鋪，前來盤帳”，這也是工伙關系，并且是任伙計在外地獨立經營。這種伙計，同近代商業上雇傭的伙計，完全是兩回事。《金瓶梅》第九十九回說，“兩個主管齊來參見”陳經濟，問病，陳經濟說“生受二位伙計掛心”。伙計在店就是主管，伙計也是尊稱。

看來，明代大商人的資本組織，貸本經商主要限于宗族，外姓參與主要是作伙計。

最后，看一下明代大商人的資本究竟有多大。這方面無確切記載，只能大體觀察。萬歷時，徽州商人“藏鏹有至百萬者，其他二、三十萬，則中賈耳”。“山右商人，其富甚于新安”[130]①，這大約指平均而言，其大者不會超過徽州。徽州歙縣的“鹽筴祭灑而甲天下者，初則黃氏，后則汪氏、吳氏相遞而起，皆由數十萬以達百萬者。”[131]②不過一般說，數十萬就算是大賈了，上百萬的是少數。徽商“大賈輒數十萬，則有副手而助耳目者數人”[132]③。前引葉夢珠《閱世編》說，到松江販布的大賈，可能是秦晉商人，“白銀動以數萬計，多或數十萬兩”。前引山西平陽、澤州、潞安商人，“非致數十萬不稱富”，又“則數十百萬產可屈指矣”。西北商人，大賈也是數十萬，也有達百萬者。

“數十”的含義模糊，但一般理解，是十一百之間的較鎬位數，以別于二、三十的稱謂。這樣，可以得到一個概念，即明后期的商人資本，銀二、三十萬兩的算中賈，五十萬兩以上的就是大賈了，達一百萬兩以上的是極少數。

王世貞記有嚴嵩的兒子論天下富豪的一段史料；“嚴世藩……嘗與所厚旨天下富豪居首等者，凡十七家。……所謂十七家者，已與蜀王、黔公；太監黃忠、黃錦；及成公、魏公、陸都督炳；又京師有張二錦衣者，太監永之侄也；山西三姓；徽州二姓；與土官貴州安宣慰。積貲滿五十萬以上者，方居首等。先是無錫有鄒望者將百萬，安國者五十萬。……”[133]④這是說，在明嘉、萬時，積資五十萬兩以上的就算是天下頭等富豪了，這種富豪，全國只有十七人。其中山西三姓，徽州二姓，應是商人。不過，在這之前還有鄒望、安國二人，他們是正德時的無錫商人。

用這個標準來衡量，明后期大商人的資本可與王公、太監、都督并列，可謂“富與敵國”了。但是，五十萬兩這個標準，與清代比，卻果不大的。王世貞也說，后世官僚過百萬、二百萬就很多了。

五 簡短的結論

從以上關于明代國內市場的考察，可以得來如下一些結論。

一，國內市場顯著地擴大了，這表現在商運路線的增辟和新的商業城鎮的興起。但明代商路的增辟主要是在南北貿易方面，尤其是大運河的利用；這包括有因素，不完全是商品的結果。以南北貿易而論，其量也是有限的，除漕糧外，這毋需南糧北調。而經濟上最重要的長江貿易，還主要是在中下游。地方小市場，也僅在個別絲的集中產區發展為初級市場。

二，長距離販運有了發展，并且已逐步由奢侈品以及特產品貿易轉向以民生用品的貿易為主，即由產品與收入的交易轉化為小生產者之間的交換，這是市場性質的一大變化。品之陸續加入市場流通，也是值得注意的動向。但是，終明之世，長距離販運貿易在整個市場交易中仍很有限，而其中工農業產品的交換并不占主要地位；產品，大半還是單向流出，得不到補償和交換。

這里，還提不出什么數據。清代前期(鴉片戰爭前)的狀況，長距離販運約占全部商品食的百分之二十，明代遠不會達到此數。從上文粗略的估算，在長距離貿易中，布和絲織品的價值合計還抵不上糧食的一半(而到清代前期，兩者約略相等)。又上文估計進入長距離運銷的商品糧食不過一千萬石，而明廷征收的賦、課等如全部折成糧食常達三、四千萬石。

三，徽商、山陜商等大商幫的出現，說明國內市場已有相當的積累貨幣資本的能力。但這種積累主要是從經營鹽以及茶、布等商品而來，多少是假借封建政權的力量形成的。大商人的資本關系還限于家族范圍，尚缺乏信用。大資本還限于銀五十萬兩級、最高百萬兩的水平(清代已達百萬兩級、最高以千萬兩計的水平)。

注釋：

[78]① “繭”應作“絲”，明代尚無繭的貿易，郭子章：《郭青螺先生遺書》卷二十，蠶論。

[79]② 董斯張：《吳興備志》卷三十一。

[80]③ 王犀登：《越客志》。

[81]④ 粵緞極精，“然亦必吳蠶之絲所織。若本土之絲，則黯然無光，色亦不顯，止可行于粵境，遠賈所不取。”《嶺南叢述》引《廣東府志》。

[82]⑤ 嘉靖《保寧府志》卷七，食貨記。

[83]⑥ “潞綢所資，來自他方，遠及川、湖之地”。順治《潞安府志》卷一。

[84]⑦ 成都善織錦，但“千里無一蠶株”。章璜：《圖書編》卷四十，水利蠶桑。

[85]① 張瀚：《松窗夢語》卷宗四。

[86]② 乾隆《杭州府志》卷五，引萬歷《臨安縣志》。

[87]③ 嘉靖《湖州長府志》卷四十一。

[88]④ 明《神宗實錄》卷三七六。

[89]⑤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宣化府部，風俗考。

[90]⑥ 順治《潞安府志》卷一，地理四。

[91]⑦ 呂坤：《去偽齋集》卷二，停止砂鍋潞綢疏。

[92]⑧ 王澐：《漫游記略》卷一，閩游。

[93]⑨ 王世懋：《閩部疏》。

[94]① 《嶺南叢述》引《廣東府志》。此記載較晚。但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十五，貨語，所述略同。

[95]② 汪世信同志的，將載入《資本主義發展史》第１卷。

[96]① 萬歷《無錫縣志》卷八，食貨二。

[97]② 王世懋：《閩部疏》。

[98]③ “梅嶺道路，南貨過北者，悉皆鹽鐵粗重之類，日有數千［馱］。”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第八十二冊，江西。

[99]④ 景泰二年陳贄《祖廟靈應詞碑記》，載道光《佛山忠義鄉志》卷十二，金石上。

[100]⑤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十六，器語。

[101]⑥ 嘉靖《江西省大志》卷七，陶書。

[102]⑦ 萬歷《閩大記》卷一，王世懋：《閩部疏》。

[103]⑧ 萬歷〈〈鉛書〉〉卷一。

[104]① 謝肇《五雜俎》卷四。

[105]② 汪道昆：《太函集》卷五十四，吳長公墓志銘卷二十八，許長公傳卷三十二，程長公傳卷三十；九，世叔十一府君傳。

[106]① 張瀚：《松窗夢語》卷四。

[107]② 民國《歙縣志》卷一，風土。

[108]③ 鹽的銷售價格和產地價格一般相差五至十倍，不過大部分是專賣利潤。萬歷時有人說商人經營鹽的利潤和經營一般商品是五與三之比，見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第四冊，蘇上，耿橘。

[109]④ 張瀚：《松窗夢語》卷四。

[120]⑤ 陳眉公：《冬官記事》。

[121]① 《國朝典匯》卷九十六，記明初事。

[122]② 萬歷《揚州府志》卷一。

[123]③ 傅衣凌：《明清商人及商業資本》，１９５６年版，第１７０頁。

[124]① 方承風：《訓導汪庭榜墓志銘》。

① [125]李維楨：《大必山房集》卷一零六，贈羅田令王公墓表。

[126]③ 汪道昆：《太函集》卷六十一，明處士休寧程長公墓表。

[127]④ 金聲：《金太史集》卷四，與歙令君書。

[128]① 沈思孝：《晉錄》，又見王士性：《廣志繹》，《肇域志》第三十七冊，山西，方與崖略。

[129]② 謝肇制；《五雜俎》卷十四。

[130]① 謝肇制：《五雜俎》卷四。

[131]② 萬歷《歙縣志》卷十。

[132]③ 《肇域志》第三冊，安徽。

[133]④ 王世貞：《弇州史料后集》卷三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