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猶如色彩斑斕變幻無窮的萬花筒，讓探索它奧秘的人們感到深不可測，這也許就是它的魅力所在吧！有些事情似乎都是難解之后謎，例如功勛卓著的改革家為何沒有好下場，吳起商鞅死于非命，便是顯例。張居正雖然并非死于非命，但死后，先前對他新生備至言聽計從的明神宗卻揚言要對他“斷棺戮尸”，家屬代他受過，遭受抄家充軍的嚴懲，令同時代人以及后來的讀史者感慨唏噓不已，陷入深深的思索。

萬歷元年至十年擔(dān)任內(nèi)閣首輔的張居正，本著“綜核名實，信賞必罰”的原則，力挽狂瀾，推行大刀闊斧雷厲風(fēng)行的改革，開創(chuàng)了成效卓著的萬歷新政，不僅改變了以前財政連年赤字入敷出的局面，而且使萬歷時期成為有明一代最為富庶的幾十年。這是有目共睹的，甚至連和他持不同政見的人，也贊譽有加。人稱“王學(xué)左派”“異端之尤”的李卓吾，由于好友何心隱之死，懷疑是張居正指使地方官所為，因而對他一向懷有偏見。在張居正死后遭到不公正待遇時，他出于學(xué)者的正直本心，感慨系之地說出了一句極分量的話：“江陵(指張居正)宰相之杰也，故有身死之辱。”在贊譽他是“宰相之杰”的同時，為他的“身死之辱”感到忿忿不平。既然是“宰相之杰”，何以會有“身死之辱”？確實是值得人們深長思之的。

問題的要害就在于“威權(quán)震主，禍萌驂乘”。

《明神宗實錄》的纂修官已經(jīng)看到了這一點。他們給張居正寫的“蓋棺論定”琿算平直公允，一方面確認張居正手攬大政十年，“海內(nèi)肅清，四夷##服，太倉粟可支數(shù)年，寺積金至四百余萬成君德，抑近##，嚴考成，綜名實，清郵傳，核地畝，洵經(jīng)濟之才也”；另一方面也指出他的過失，盡管過不掩功，也足以使他陷入無法擺脫的困境：“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鉗制言官，倚信佞，方其怙寵奪情時，本根已斷矣。威權(quán)震主，禍萌驂乘。何怪乎身死未幾，而戮辱隨之。”這段話看似官修史書通常史官褒貶筆法，卻不乏史家難得的史識，其精髓就是“威權(quán)震主，禍萌驂乘”八個字。

誠然，張居正確實屢屢“鉗制言官”，因為在他看來，要進行改革，必須“謀在于眾，而斷在于獨”。倘使我們說他給人的印象是獨斷專行，是毫不為過的。這實在是迫于形勢不得已而為之；因為改革舉措觸及政壇痼疾，沒有相當?shù)牧Χ入y以奏效。無論是使“中外淬礪，莫敢有偷心”的考成法，還是“理逋負以足國”的清丈田糧，以及把江南行之有效的一條鞭法推廣到全國，無一不是阻力重重，反對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沒有一點雷厲風(fēng)行獨斷專行的作風(fēng)，恐怕一事無成。張居正過于嚴厲，過于操切，必然遭來許多菲議。但是新政成效卓著，言官們難以抓住把柄，便從攻擊張居正個人品行，離間他與皇帝的關(guān)系著手。南京戶科給事中余懋學(xué)、河南道御史傅應(yīng)禎以及巡按遼東御史劉臺，就是這樣的代表人物。由于皇帝和皇太后的全力支持，宮內(nèi)實權(quán)人物司禮監(jiān)掌印太監(jiān)馮保又與張居正結(jié)成權(quán)力聯(lián)盟，那些反對者統(tǒng)統(tǒng)被嚴厲地打壓了下去。

然而一波剛平一波又起。萬歷五年張居正的父親張文明病逝，按照當時的官僚丁憂缺席必須辭官守制二十七個月。張居正是一個“非常磊落奇?zhèn)ブ俊保辉敢狻搬咂シ蛑」?jié)”，而使改革中斷，便與馮保聯(lián)手策劃“奪情”之局，接受皇帝的“奪情起復(fù)”，“在官守制”，依然執(zhí)掌朝政大權(quán)。此舉激起更大的反對聲浪，指責(zé)張居正違背傳統(tǒng)的儒家倫理綱常，不配斷續(xù)身居高位。反對最激烈的是翰林院編修吳中行、翰林院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郎艾穆、刑部主事沈思思孝。就在張居正處境十分尷尬之時，明神宗再三強調(diào)“奪情起復(fù)”是他的旨意，馮保又與之密切配合，記張居正票擬朱旨，對吳趙艾沈四人實施嚴厲的廷杖。由此遭來更多的非議，毫無疑問，張居正樹敵過多，對于他日后遭到報復(fù)不無關(guān)系，但這并非他的悲劇的關(guān)鍵所在。

關(guān)鍵在于“威權(quán)震主”。

明神宗即位時還是一個十歲(虛歲)的孩子，皇太后把朝政交給了張居正的同時，也把教育小皇帝的責(zé)任交給了他。因此張居正身兼二職：首輔與帝師。小皇帝一切都仰賴張居正的輔佐，他對身材頎長美髯及胸的長者既敬重又畏懼。一次明神宗在讀《論語》時，誤將“色勃如也”之“勃”字讀作“背”音，張居正厲聲糾正：“當作勃字！”聲如雷鳴，嚇得神宗驚惶失措，在場的官員們無不大驚失聲。慈圣皇太后為了配合張居正的調(diào)教，在宮中對神宗嚴加看管，動輒譴責(zé)：“使張先生聞，奈何！”在太后和皇帝的心目中，張居正的地位與威權(quán)之高可想而知。當時人沈德符在《萬歷野獲編》中說：“(張居正輔政)宮府一體，百辟從風(fēng)，相權(quán)之重，本朝罕儷，部臣拱手受成，比于威君嚴父，又有加焉。”所謂“宮府一體”云云，就是把內(nèi)宮(皇帝)與外朝(政府)的事權(quán)集于一身，因此說他是有明一代權(quán)力量大的內(nèi)閣首輔。這一點，張居正本人并不否認，他經(jīng)常對下屬說：“我非相，乃攝也。”所謂“攝”，就是攝政，代帝執(zhí)政。如此權(quán)勢顯赫的內(nèi)閣首輔，部下當然要把他“比于威君嚴父”，成為他們爭相拍馬獻媚的對象，阿諛奉承之徒甚至向他贈送黃金制作的對聯(lián)，上面寫道：

日月并明，萬國仰大明天子；

丘山為岳，四方頌太岳相公。

張居正號太岳，把太岳相公與大明天子相提并論，是頗有僭妄嫌疑的，張居正卻安之若素，流露出“我非相，乃攝也”的心態(tài)。

萬歷六年張居正離京歸葬老父，一路上擺出“我非相，乃攝也”的顯赫排場。不僅有尚寶少卿和錦衣衛(wèi)指揮等官員護送，戚繼光還派來了銃手與箭手保鏢，而且他所乘坐的轎子是真定知府錢普特意趕制的，被人稱為“如同齋閣”。它的前半部是重軒(起居室)，后半部是臥室，兩旁有走廊，童子在左右侍侯，為之揮扇焚香。如此豪華之極的龐然大物當然不是八個人所能扛起來的，而是聞所未聞的“三十二抬”大轎，比皇帝的出巡猶有過之而無不及。

萬歷十年春，張居正身患重病，久治不愈，朝廷大臣上自六部尚書下至冗散，無不設(shè)齋醮為祈禱，以表忠心，企求日后獲得這位代帝攝政的元老重臣的青睞。他們紛紛舍棄本職工作，日夜奔走于佛事道場，把祈求平安的表章供上香火繚繞的神壇，長跪不起。然后再把這些表章裝進紅紙封套，罩上紅色錦緞，送進張府，用重金賄賂張府家人，希求讓張居正過目，博其歡心，于是官僚們爭相雇募文人詞客，表章，送給張居正，“爭一啟齒，或見而頷之，取筆點其麗語一二”。京都如此，各地封疆大吏莫不爭相仿效。這種舉國若狂的舉動，即使在那個時代也是罕見的不正常現(xiàn)像，后來明神宗病重時也沒有出現(xiàn)類似排場。

張居正難道沒有考慮到“威權(quán)震主，祝萌驂乘”嗎？

他是有所考慮的，在回到江陵老家安葬亡父時，一天之內(nèi)收到皇帝三道詔書，催促他早日返回京師，顯示了他在皇帝心目中須臾不可或缺的地位。湖廣地方官以為是鄉(xiāng)梓的無上光榮，，特地為之建造“三詔亭”以資紀念。在隆重的慶賀典禮之后，張居正突然聯(lián)想到騎虎難下之勢，他在給湖廣巡按朱璉的信中談起“三詔亭”，寫下了一段感慨而又意味深長的話：“作三詔亭，意甚厚，但異日時異事殊，高臺傾，曲詔平，吾居一不能有，此不過五里鋪上一接官亭耳，烏睹氣謂三詔哉！蓋騎虎之勢自難中下，所以霍光、宇文護終于不免。”處在權(quán)勢頂峰的張居正明白一旦形勢變化，他連居所都成問題時，三詔亭對他有何意義呢？于是他憂心忡忡地想到了“威權(quán)震主”的霍光與宇文護的悲劇下場。

霍光，受漢武帝遺詔輔佐年幼的漢昭帝，任大司馬大將軍，封博陸侯。漢昭帝死，他迎立呂邑王劉賀為帝，不久又廢劉賀，迎立劉詢?yōu)闉闈h宣帝。他前后攝政達二十年之久，一改漢武帝時代窮兵黷武的弊政，以節(jié)約財政開支為準則，不斷減稅，對匈奴的政策由征戰(zhàn)轉(zhuǎn)變?yōu)楹推浇簧妗１M管如此，他還是難逃厄運。漢宣帝把他視作芒刺在背，在他死后，由于陰謀告發(fā)，妻子及家屬多人被處死，當時盛傳：“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于驂乘。”這就是“威權(quán)震主，禍萌驂乘”第一個顯著的實例。寧文護的情況略有不同。他往西魏時任大將軍、司空，繼寧文泰執(zhí)掌朝政，擁立宇文覺，建立北周，自任人冢宰，專斷朝政。其后廢寧文覺，另立寧文毓，又殺寧文毓，立寧文邕(周武帝)，最終被寧文邕處死，原因就是“專橫”張居正聯(lián)想到霍光和寧文護的下場，不免有點惶恐，還是激流勇退吧!他深感“高痊不；以久竊，大權(quán)不可以久居”，就在萬歷八年三月向神宗提出“乞休”的請求。這九年來任重力微，積勞過慮，形神頓憊，氣血早衰，須發(fā)變白，已呈未老先衰之態(tài)：從此以后，昔日的聰明智慮將日就昏蒙，如不早日辭去，恐將使王事不終，前功盡棄。這是他輔政第九個年頭的真實心態(tài)；盡管他對權(quán)位是熱衷貪戀的，也不得不深長計議，以免中途翻車也就是他自已所說“駑力免于中蹶”。這既是一種政治姿態(tài)，也是一種自謀策略，神宗卻一點思想準備也沒有，毫不猶豫地下旨挽留。兩天后張居止再次上疏乞休，除了重中“惴惴之心無一日不臨了淵谷”的心情，他提出一個折衷方案：只是請假.并非辭職，國家或有大事，皇上一旦召喚，朝聞命而夕就道，神宗有點猶豫了，以他的早熟和敏感，不可能不曾意識到張先生的威權(quán)震主，也并非不想早日親操政柄，只是如此重大人事更動他作不了主得請示“垂簾聽政”的太后才行；慈圣皇太后的態(tài)度很堅決，懇切挽留張先生，對兒子說：“與張先生說，各項典禮雖是修舉，內(nèi)外一切政務(wù)，爾尚未能裁決，邊事尤為緊要。張先生受先帝付托，豈忍言去!待輔爾到三十歲，那時再作商量。先生今后再不必興此念。”皇太后如此明白無誤又毫無商量余地的表態(tài)，大大出乎神宗與張居正的預(yù)料。這一決定使神宗頗為尷尬，在母后眼里自己還是一個孩子，沒有裁決政務(wù)的能力，不得不打消盡快親政的念頭。所謂“輔爾到三十歲”云云，似乎意味著張先生一日不死親政便一日無望。物極必反，神宗對張先生由敬畏至怨恨的轉(zhuǎn)變，這是一個重要的契機，埋伏下一旦張居正死去必將有所發(fā)泄的潛因。對于張居正而言，既然皇太后說：“今后再不必興此念”，豈敢再提“乞休”之事。

張居正雖然不再“乞休”，但是內(nèi)心的兩難考臣逐漸明朗化了。他在給親家刑部尚書王之誥的信中透露了這種心情：“弟德薄享厚，日夕栗栗，懼顛躋之及頃者乞歸，實揣分虞危，萬非得已。且欲因而啟主上以新政，期君臣于有終。乃不克如愿，而委任愈篤，負載愈重，羸弱之軀終不知所稅駕矣，奈何，奈何！”騎虎難下的無奈心情溢于言表。在他權(quán)勢最鼎盛，事業(yè)最成功的時候，擔(dān)心中道顛蹶，當然并非杞人憂天。

萬歷十年六月二十日，太師兼太子太師更部尚書極殿大學(xué)士張居正病逝，享年五十八歲。張居正一死，司禮監(jiān)馮保失去了外朝有力的支持，剪除馮保的時機成熟了。馮保依伏太后的寵幸、張居正的聯(lián)手，有恃無恐，對神宗鉗制過甚，必然要引起反感，一旦時機成熟，他的垮臺是在意料之中的。同年十二月，神宗在彈劾馮保十二大罪的奏疏上批示：“馮保欺君蠹國，罪惡深重，本當顯戮。念系竽考付托，效勞日久，故從寬著降奉御，發(fā)南京新房閑住。”這還算念在“大伴”多年掖抱陪伴的情分上，給予寬大處理，讓他到南京去賦閑養(yǎng)老。

這是一個信號，既然馮保可以攻倒，張居正有何不可！于是彈劾張居正的奏疏紛至沓來，善于窺伺的陜西御史楊四知彈劾張居正十四大罪，正中神宗下懷。既然已經(jīng)新操政柄，不把威權(quán)震主達十年之久的張居正的威權(quán)打掉，何以樹立自己的威權(quán)！楊四知的奏收寫得空洞無物，卻提供了一個極佳口實，神宗立即在奏疏上批示，把多年來郁結(jié)心中的怨恨發(fā)泄出來，對他的張先生的評價與先前判若兩人：“居正騰虛心委任，寵待甚隆，不思盡忠報國，顧乃怙寵行私，殊負恩眷。念系皇考付托，待朕沖齡，有十年輔佐之功，今已歿，姑貸不究，以全始終。”其實所謂“姑貸不究”云云不過是官樣文章，并非真的“不究”只不過是在等待言官們彈劾的逐步升級。

果然，云南道御史羊可立的彈劾奏疏把調(diào)子提高了許多，無中生有地說：“已故人大學(xué)士張居正隱古廢遼府第田土，乞嚴行查勘。”

所謂“廢遼”是指早已被罷廢的遼王，說張居正霸占遼王府第的財產(chǎn)，是可以導(dǎo)致抄家的罪行，用心是十分險惡的。此論一出，久欲伺機翻案的遼王家屬以為時機已到，已故遼王的次妃王氏向神宗呈進《大奸巨惡叢計謀陷親王強占欽賜祈祖霸奪產(chǎn)業(yè)勢侵全室疏》，胡說什么“金寶萬計，悉入居正府”?素有斂財癖好的神宗以為抓住了對張居正抄家的把柄，立即下令司禮監(jiān)太監(jiān)張誠與刑部侍郎丘＃＃等前往江陵查抄張府，這無異于對張居正在政治上徹底否定，他的罪狀就不再是他不久前所說的“怙寵行私”這么簡單了：都察院等衙門遵旨呈上給張居正定罪的奏疏，神宗親筆寫下了這樣的結(jié)論：

“張居止誣蔑親藩，侵占王墳府第，鉗制言官，蔽塞朕聰……專權(quán)亂政，罔上負恩，謀國不忠，本當斷棺戮尸，念效勞有年，姑免盡法追論：：伊屬張居易、張嗣修、張順、張書都著永戍煙瘴地面，永遠充軍。你都察院還將居正罪狀榜示各省直地方知道。”在神宗眼里，原先締造新政的功臣，一下子變成“專權(quán)亂政”之徒，沒有斷棺戮尸已經(jīng)算是從寬發(fā)落了，他的兄弟兒子等人卻必須以永遠充軍來抵償。張居正生前雖然意識到騎虎難下，也許會中道翻車，但是他無論如何不會料到會有這樣的下場。

張誠和丘主持的抄家，把皇帝的翻臉不認人的冷酷無情實施到了極致；他們還沒有趕到江陵，就命令地方官登錄張府人口，封閉房門，一些老弱婦孺來不及退出，門已封閉，餓死十余人。查抄家產(chǎn)更是輜銖必究，共計抄山黃金2400兩，白銀107700兩，金器3710兩，金首飾900兩，銀器5200兩，銀首飾10000兩等。這與他們原先的估計相去甚遠。于是丘便大加拷問，窮迫硬索。張居正的二子懋修經(jīng)不起拷掠，屈打成招。長子張敬修(原任禮部主事)實在受不了如此折磨自縊身亡。他臨終前留下一紙絕命書，真實的記錄了張府遭受抄家浩劫的慘狀：“……至五月初五日，丘侍郎到府，初七日提敬修面審，其當事沓之形，與吏卒咆哮之景，皆平生所未經(jīng)受者，而況體關(guān)三木，首戴＃＃巾乎!在敬修鬧不足惜，獨是屈坐先公以二百萬銀數(shù)。不知先公自歷官以來，清介之聲傳播海內(nèi)，不惟變戶竭資不能完，即粉身碎骨亦難充者。又要誣扳曾確庵(省吾)等寄銀十五萬，.王少方(篆)寄銀十萬，傅大川(作舟)寄銀五萬。云：‘從則已，不從則奉天命行事!’恐嚇之言令人落膽……丘侍郎。

任撫按，活閻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奉天命而來，如得其情，則哀矜勿喜可也，何忍陷人如此酷烈……”讀來令人唏噓不已。

明神宗為了打壓“威權(quán)震主”的張居正，制造了一場大冤案，留給他的子孫去平反。天啟二年，明熹宗給張居正恢復(fù)原官，給予祭葬禮儀，張府房產(chǎn)沒有變賣的一并發(fā)還。崇禎二年明思宗給還張居正后人官蔭與誥命。時人評論道：當人明王朝行將衰亡之時，皇帝“撫髀思江陵，而后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時相一也”。人們有感于此，在江陵張居正故宅題詩抒懷，其中有兩句這樣寫道：

恩怨盡時方論定，

封疆危日見才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