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 明代隆慶初年戚繼光擔任薊鎮總兵后，陸續調集一些浙江士兵，北上戍衛薊鎮長城，時稱南兵。南兵北戍，是一種比較特殊的地理現象。本文即主要從歷史地理學角度，分析造成這種現象的地理因素。指出浙江地區自上古以來的武勇風尚，是形成這一現象的歷史因緣；浙江士兵遠遠高出于原有北邊戍卒的軍事素質與作戰能力，是征調他們北上的主要原因，而在他們的軍事素質和作戰能力當中，善于使用鳥銃等火器，起著尤為至關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地狹人眾的生存壓力，則是浙江人樂于應募從軍的內在動因。

關鍵詞 長城 邊防 歷史軍事地理 明代 戚繼光

秦嶺－淮河一線，為我國南北一大界限，所謂南方、北方，大致即由此劃分。自古及今，南方與北方，風土人情，一直迥然有別。古人云“橘逾淮而北為枳”[1]，便很形象地描述了淮河南北這兩大地域，因自然地理環境特別是氣候條件的不同，所導致的物種差異。草木尚且如此，人類對于環境的感應，自然更加敏銳。所以，歷史上南人北遷，北人南徙，往往是有許多迫不得已，或者說是身不由己的原由。 明隆慶初年，戚繼光由浙江調任薊州鎮總兵官，負責京師北部邊防。上任伊始，即由薊遼總督譚綸出面，上疏請求征調三千名浙江士兵到薊州鎮，得到朝廷允準[2]。后來在戚繼光任上，又陸續調入一批浙江士兵，戍守薊鎮長城[3]。這些來自浙江的士兵，省稱浙兵，又稱南兵[4]。 北方邊塞地帶的居民，自古以來就以勇猛敢戰著稱，特別是薊鎮所在的“燕、趙之地，士馬強悍，漁陽戰卒，自古稱雄”[5]，而“東南民素柔脆，莫任遠戍”[6]。這是明朝人的一般看法。召募南兵戍衛北邊長城，顯然違背這種通識。所以，當時頗具經世才識的學者章潢，曾直接指斥說：“從古未聞假南兵捍北敵者。南兵之北，譬舟之陸也。”[7]南人北上，本來不宜適應，由東南沿海的浙江，遷移到明朝極北的邊塞，山川氣候，風物飲食，差距之大，更是令人望而生畏。水土不適，本來就會影響戰斗力，那么，朝廷究竟為什么偏偏要舍近求遠調集這些南人北上呢？對此，當時人即已頗感困惑： 夫燕、趙之人，素號驍健。昔人用之，北據強胡，西當秦晉，南卻楚，東威齊，所向有成。古今天下，同一人也，何獨今日之不然耶[8]？ 其實，這一問題涉及到明代嘉靖至隆萬之際一些深層的地域差別。 一、南兵北戍的歷史背景 早在20世紀30年代，顧頡剛先生就已經注意到明代南兵北戍的情況。民國二十七年，顧頡剛先生在西北考察時，在洮州、河州、西寧諸地，采訪到大量習俗和家譜、口碑資料，反映出當地許多居民，是明初戍卒的后裔，而他們的祖先，大多來自南京纻絲巷等長江下游兩岸地區[9]。其實，在明代初年，北方邊地曾比較普遍地駐有南方士兵，并不僅僅局限于洮州、河州和西寧等地。明初北邊衛所中的南方士兵，多是從征北邊及西北后，“既定其地，因以留戍”[10]。史籍明確記載，洪武時古北口、居庸關、喜峰口和松亭關等地，俱“參用南北軍士”[11]。這種南兵北戍，是由于朱元璋起兵于江淮之間，故軍中士卒多來自這一地帶，其留駐于新征辟地區，是基于歷史因緣，不得不如此。 除一部分留駐從征南兵外，史籍記載，洪武時沿邊諸衛的常駐軍兵，“唯土著兵及有罪謫戍者”[12]，顯然是以北方土著兵員為主。不過明代衛所士兵的來源主要有從征、歸附、謫發和垛集四類，沿邊諸衛也不例外。“土著兵”應當主要是指元朝舊有邊地軍戶，屬于“歸附”者。“有罪謫戍者”即“謫發”，是指因各種罪過發配充軍的人。“從征”者是指明初參與征伐北方邊地的軍士，前文已有敘述。此外尚有“垛集”一類，乃不論南北各地，凡“三丁以上，垛正軍一。別有貼戶，正軍死，貼戶丁補”[13]。垛集時“大縣至數千名，多至百馀衛、數千里之遠者”；而謫發時“東南充軍，亦多發西北，西北充軍，亦多發東南”[14]。謫發與垛集，其間都有南人北戍，或是北人南戍。按照明代制度，凡是軍戶應充兵役而逃亡或是軍士老故缺額者，被“清勾”亦即稽查出來之后，需要頂補舊額，稱作“補伍”或“補役”。“補伍皆發極邊，而南北人互易”[15]，這會更為加重南人戍北邊，北人戍南邊的問題。 南北方風土，差別懸殊，非要將兩地人互易其位，背戾事理人情，自然會遇到困難。明朝人稱：“南人病北方之苦寒，北人病南方之暑濕。逃亡故絕，莫不由斯。”[16]英宗正統初，內閣大學士楊士奇上疏談到： 今差監察御史清軍，有以陜西、山西、山東、河南、北直隸之人，起解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兩廣、四川、貴州、云南、江西、福建、湖廣、浙江、南直隸之人，起解北方極邊補役者。彼此不服水土，南方之人，死于寒凍；北方之人，死于瘴癘。且其衛所，去本鄉或萬里，或七八千里，路遠艱難，盤纏不得接濟，在途逃死者多，到衛者少。……況今西北二邊，急于防守，而西北壯勇之人，乃發南方，甚是未當。 楊士奇指出，從永樂年間起，成祖、宣宗、英宗都在一定范圍內，對這種不合理局面，進行過調整。因此，他建議： 山東、山西、河南、陜西、北直隸，今后清出軍丁，各就所近，發甘肅、寧夏、延安、大同、宣府、永平、遼東等處補伍；云南、兩廣、貴州、四川、湖廣、江西、福建、浙江、南直隸，今后清出軍丁，各就所近，發四川、云南、貴州、兩廣及邊海衛所補伍[17]。 當政者以為照他這樣的建議，會紊亂祖制，所以沒有理會[18]。 天順二年，山西巡撫李侃，又上奏朝廷，試圖調整這種不合理做法。他說： 寒北之地，與窮荒無異。非生長其間者，未有能寧居而狎敵者也。今南人戍西北邊，怯風寒，聞寇股栗；而北人戍南，亦不耐暑，多潛逃。宜令南北清勾之軍，各就本土補伍。人情交便，戎備得修[19]。 這種在當地就近補充兵員的改革方案，從士卒適應地理環境的角度來看，當然非常合理，朝廷由此開始重視這一問題，考慮調整相關政策[20]。緊接著在成化十二年，陜西巡撫余子俊，便“奏免岷、河、洮三衛之戍南方者萬有奇，易置南北之更戍者六千有奇，就戍本土”[21]。像這樣涉及全國的兵力調配問題，不應只是陜西一省自行更張所能進行的，應當是在李侃上疏后，朝廷在全國范圍內，都按照同一原則，逐步做了調整。于是南人戍南，北人戍北，各得其宜，而早期留駐的從征南兵，到這時歷經百年，其后代早已成為當地土著，北方邊地的常駐戍卒，也就大體上均由近邊北方人充任了。 北方邊防線上，除了當地衛所的常駐軍士之外，成祖永樂年間，又調集內地衛所兵力，短期輪流駐防，“命內地軍番戍，謂之‘邊班’”[22]。這當中自然也有南人戍北的情況。但是這種做法沒有維持太久，到宣宗繼位后，鑒于“南北諸衛所軍備邊、轉運，錯互非便”，于是，改而“專令南軍轉運，北軍備邊”[23]，所謂“邊班”便都由北方內地的衛所軍士來承擔。 輪流戍邊的“邊班”制度，并沒有能夠保障戍邊士卒的穩定。史稱“其后占役逃亡之數多，乃有召募，有改撥，有修守民兵、土兵，而邊防日益壞”[24]。這些名目，總的變化趨勢，是主要依靠在沿邊或內地北方省份，就近募集民兵，以補充常駐士卒，從事防守。其中如土兵，為成化初年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建議添設，兵源都是來自當地，原因是這些“邊民驍勇，習見胡虜，敢與戰斗”[25]。故戚繼光到薊鎮履任時稱：“今之兵，外則九邊原設邊軍與入衛民兵。”[26]戍衛士卒的地域來源，進一步向邊防線上集中，即進一步土著化。如原來需要更番戍邊的山東、河南，自嘉靖后，其“民兵戍薊門者，率征銀以充召募。至萬歷初，山東征銀至五萬六千兩，貧民大困”[27]。就在戚繼光北調之前不久的嘉靖三十七年，薊鎮一次便在密云、昌平、永平、遵化、通州各地，召募一萬五千名士兵[28]。由于募兵主要來自緣邊地帶，“地與人相習，無懷故土逃亡之患”[29]，從而使邊防線上得以保持必備的兵員。 戚繼光從浙江調兵戍衛北邊，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既然北方邊防線上的戍卒，已經主要是由沿邊當地人或內地北方人充任，而如前所述，通常在一般人看來，北方邊地人勇猛善戰，江浙人柔弱怯懦，那么，為什么偏要從浙江調兵北上呢？下面將主要從區域地理特征角度，予以分析。 二、浙江地區的武勇風尚 各地的風尚習俗，所受地理環境的影響，是隨著社會歷史狀況的遷改而不斷變化的。浙江古時為越人的居地，越人則本來是一個驍勇強悍的民族。早在春秋時期，當時盛極一時的霸主齊桓公，就贊許說“天下之國，莫強于越”[30]。到戰國時，越國更直接與中原列強爭雄逐鹿。其勢力之強盛，竟然能夠從海上遠征，侵奪齊國所屬山東半島很大一部分地區，并一度遷都于瑯邪。 秦始皇兼并天下，“降越君，置會稽郡”[31]，今浙江北部地區歸其統轄；另外設有閩中郡，統轄今浙江南部及今福建地區的越人。秦漢之際今浙江南部和福建地區的越人，趁亂獨立，在今浙江省南部這一部分稱為甌越，又稱東甌；在今福建省這一部分稱為閩越。甌越與閩越并稱東越，強悍不馴，在漢初對漢朝構成很大威脅。漢武帝建元三年，閩越進攻東甌。東甌向漢朝告急。漢武帝發兵擊退閩越。東甌請求舉國內徙，武帝將其安置于江、淮之間地帶。至元鼎六年，閩越反漢，漢武帝發兵平定反叛后，以為“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所以“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32]。所謂“東越地遂虛”，應當是指“虛其城邑”。山野之民，本難以盡遷，故“后有盾逃山谷者頗出”[33]，當地強悍民風，自然可以流布不絕。 漢代有所謂“越騎”，就是由越人組成的騎兵。越騎與由匈奴人組建的騎兵“胡騎”相并稱，是朝廷倚重的一支勁旅，主要負責戍衛京師；有時也與“胡騎”相并肩，參與西北邊防線上的對外作戰[34]。由于越騎與胡騎是漢朝最精銳的兩支戍衛部隊，秉政者“率以所親信領之”[35]。足見越人的勇猛善戰，勘與北方的匈奴人相競雄，而浙江的地理環境，也并非不能孕育出強悍的武夫，事實上當地本不乏尚武的風氣和傳統。 明代嘉靖年間持續不斷的倭寇侵擾，浙江沿海地帶首當其沖，連年戰亂，使這里成為比北方邊地更為動蕩的戰場。常年生活在兵鋒之下，拼死求生，自然容易增長勇氣，并取得作戰的能力。不過浙江既不是處處都出可戰之兵，也不是出兵之地的居民，不經調教，便可以直接驅之為能征善戰的士卒。戚繼光以在浙江訓練金華義烏兵起家，對于各地浙兵的狀況，他有如下具體記述： 浙江鄉兵之稱可用者，初為處州，繼而紹興，繼而義烏，繼而臺州。至于他處，則雖韓、白再生，不可用也。是皆有其故焉，何則？ 處州為鄉兵之始，因其山礦之夫，素習爭斗，遂以著名。及其用之殺倭，不過一二勝而已。以后遇敵則敗，何也？蓋處兵性悍，生產山中，尚守信義，如欲明日出戰，先詢之以意，茍力不能敵，即直告曰不能也。如許我以必戰，至期必不爽約，或勝或負，定與寇兵相一接刃。但性情不相制，勝負唯有一戰，再用之痿矣。氣勇而不堅者也。此兵著名之時，他兵尚未有聞，及三十二三年，方有紹興之名。 蓋紹興皆出于嵊縣、諸暨、蕭山，并沿海。此兵人性伶俐，心雖畏怯而門面可觀，不分難易，無不領而嗜之，唯緩急不能一其辭。然其性頗為無奈，驅之則前，見敵輒走；敵回又追，敵返又走。至于誘賊守城，扎營辛苦之役，則能不避。驅之以寬亦馴，馭之以猛亦馴，氣治而不可置之短鋒者也。此后方有臺兵之名。 蓋臺兵以太守譚公之嚴，初集即有以攝其心，故在譚公用之而著績，他人則否。其人性與溫州相類，在于虛實之間，著實鼓舞之，亦可用。 歲己未，以義烏尹趙公之集兵，予奉命會選而教練之，為部伍，于是而始有義烏之名。以前非無烏兵也，蓋則屢出屢敗，故不為重輕。義烏之人，性雜于機詐勇銳之間，尤事血氣，督之沖鋒，尚有懼心，在處兵之下。然一戰之外，猶能再奮，一陣之間，猶能反戈。但不聽號令，勝則直前不顧，終為所詐。 至于他處之兵，伶便譎詐，柔懦奸巧，在我鼓舞之令未下，而眾已預思奇計為之張本矣。 等而別之，得其人而教練焉，畢竟處州為第一，義烏次之，臺、溫又次之，紹興又次之。他不在此科也。 其操治處兵之法，在操其堅耐，而使之屢陣而不銷其氣。其操義烏之法，要破格恩威并稱，必使其聽節制，進退一如約束。不患其不強而患其不馴，不患其不勝而患其驕。其操臺溫之兵，又必加嚴一等。其操紹興之兵，必須重令以劫其心，決令以立其信。操之能以短兵交刃，而后可用也。 至于他處之兵，必洗滌其腸胃，盡去其故態，施不測異常之令，然后僅能及紹興兵耳，不然吾不能也。如此，則無兵不可沖鋒，無兵不可鏖斗，浙之強兵，不可勝用矣[36]。 上述可出強兵的處州、紹興、義烏和臺州，均處于負山臨海的浙東地區，這里正是秦漢之際東越人居地的腹心地帶。戚繼光因為能夠根據不同地區兵源的特點，有針對性地采用不同方法來訓練士兵，練兵效績顯著，麾下部伍竟以“戚家軍”而“名聞天下”[37]。浙江兵如此驍勇善戰，難怪戚繼光從浙江來到北邊薊鎮以后，首先想到要征調浙兵來協助防守了。

[1]《周禮·考工記上》。 [2]《明史》卷二一二《戚繼光傳》。 [3]戚繼光調入浙兵總數，尚需要進一步考察。薊遼總督譚綸起初向朝廷要求“募吳、越習戰卒萬二千人”（《明經世文編》卷三二二譚綸《□□事疏》。案原疏雖稱“募吳、越習戰卒萬二千人”，但是結合前后調集南兵的實際情況看，并沒有調入吳地亦即南直隸地區的士卒，所以這里的“吳”字，應是虛稱，實際只是講召募浙兵），獲得朝廷允準，首批調入的三千名浙兵即在這一萬二千人總數之內。譚綸和戚繼光整修薊鎮長城，建成三千敵臺后，在萬歷四年，“益募浙兵九千馀守之”（《明史》卷二二二《譚綸傳》。萬歷《明會典》卷一二九《兵部·鎮戍·各鎮分例·薊鎮》）。這樣調入防守薊鎮長城的浙兵，至少應在兩萬一千人以上。唯另據汪道昆撰《特進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孟諸戚公墓志銘》所云，在長城敵臺建成后，“復增募南兵二萬，編伍戍之”（《國朝獻征錄》卷一○六），與《明史·譚綸傳》的記載不同。疑墓志銘所說是通計上述前后兩次調入浙兵的約數。另外，最初從浙江調入的三千名士兵為鳥銃手（詳下文），隨后，戚繼光又向朝廷請求：“于浙兵內取殺手三千，鳥銃三千。”（《明經世文編》卷三四七《練兵條議疏》。）這一要求雖未獲允準（《明史》卷二一二《戚繼光傳》），卻表明鳥銃手與殺手，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作戰兵種，而后來戚繼光在講述防衛作戰戰術時，不止一次提到，要依仗南兵殺手，擊退攻上城墻的敵兵，一次作戰即可“督南兵殺手數千名”（《明經世文編》卷三四八戚繼光《請申軍令以壹士心疏》），說明在后來調入的浙兵當中，至少有數千名為殺手。 [4]《廣志繹》卷四《江南諸省》。 [5]《圖書編》卷四四《薊鎮關系》。 [6]《明史》卷二二三《徐貞明傳》。 [7]《圖書編》卷四四《薊鎮關系》。 [8]《明經世文編》卷二七七楊博《覆薊鎮查盤御史余希周等議處戍兵疏》。 [9]顧頡剛《浪口村隨筆》卷六《明初西北移民》并《臨潭居民祖籍》條。 [10]《明史》卷九○《兵志》二。 [11]《明史》卷九一《兵志》三。 [12]《明史》卷九一《兵志》三。 [13]《明史》卷九○《兵志》二，卷九二《兵志》四。 [14]《圖書編》卷一一七《議里甲以編民兵》。 [15]《明史》卷九二《兵志》四。 [16]《圖書編》卷一一七《議里甲以編民兵》。 [17]《明經世文編》卷一五楊士奇《請勾補南北邊軍疏》。 [18]《明史》卷九二《兵志》四。 [19]《明史》卷一五九《李侃傳》。 [20]《明史·李侃傳》稱李侃疏上后“時不能用”，《明史》卷九二《兵志》四則記云，自楊士奇提出調整南北互戍的建議起，到李侃上疏后，“始議行”。因《兵志》是專記制度始末，故此從之。 [21]《明史》卷一七八《余子俊傳》。 [22]《明史》卷九一《兵志》三。 [23]《明史》卷一四五《朱能傳附子勇傳》。 [24]《明史》卷九一《兵志》三。 [25]《萬歷野獲編》補遺卷三《土兵》條。 [26]《明經世文編》卷三四七戚繼光《請兵破虜疏》。 [27]《明史》卷九一《兵志》三。 [28]萬歷《明會典》卷一二九《兵部·鎮戍·各鎮分例·薊鎮》。 [29]《客座贅語》卷二《召募十便》條。 [30]《管子·輕重甲》。 [31]《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 [32] 《史記》卷一一四《東越列傳》。 [33]《宋書》卷三六《州郡志》二。說詳《呂思勉讀史札記》乙帙《閩越民復出》條。 [34]《漢書》卷六九《趙充國傳》。 [35]《漢書》卷六八《霍光傳》，又同卷《金日磾傳》。宋錢文子《補漢兵志》。 [36]《紀效新書》卷首《或問篇》。 [37]《明史》卷二一二《戚繼光傳》。 [38]《明經世文編》卷二五九唐順之《條陳薊鎮練兵事宜疏》。 [39]《萬歷野獲編》卷一七《火器》條。 [40]《明經世文編》卷二五九唐順之《條陳薊鎮練兵事宜疏》。 [41]《紀效新書》卷四《短器長用解》。案此出明萬歷十六年李承勛刊本，依據的是《中華武術文庫》本《紀效新書》所附據明萬歷十六年李承勛刊本排印本。 [42]《明經世文編》卷三四九戚繼光《辨請兵議》。 [43]《萬歷野獲編》卷一七《奇兵不可再》條。 [44]《明經世文編》卷三二二譚綸《□□事疏》。案文中“欲練兵三萬”之“三萬”，所據中華書局影印明末刻本原闕泐，據《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編第一冊《北直上》引文補。 [45]《明經世文編》卷二五九唐順之《條陳薊鎮練兵事宜疏》。《明史》卷二○五《唐順之傳》。 [46]《明經世文編》卷三四七戚繼光《請兵破虜疏》。 [47]《明經世文編》卷二五九唐順之《條陳薊鎮練兵事宜疏》。 [48]《松窗夢語》卷四《百工紀》。 [49]《七修類稿》卷四五《事務類·倭國物》。參見王兆春《中國火器史》，軍事科學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第134－137頁。 [50]《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編第一冊《北直上》。案“兵因地而制勝”，原作“兵因敵而制勝”，據《明史·戚繼光傳》改。 [51]《明經世文編》卷三四七戚繼光《練兵條議疏》。 [52]《明經世文編》卷三四七戚繼光《練兵條議疏》。 [53]《明史》卷二一二《戚繼光傳》。《明經世文編》卷三四七戚繼光《練兵條議疏》。 [54]《明經世文編》卷二七七楊博《議覆添調南兵疏》。 [55]《明經世文編》卷三四八戚繼光《請申軍令以壹士心疏》。 [56]《明經世文編》卷三五○戚繼光《上政府御虜書》。 [57]《明經世文編》卷二七七楊博《議覆添調南兵疏》。 [58]《明經世文編》卷三四九戚繼光《辨請兵議》。 [59]《明經世文編》卷三二二譚綸《□□事疏》。 [60]《明經世文編》卷三五○戚繼光《上軍政事宜書》。 [61]《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編第一冊《北直上》譚綸《陳邊務疏》。 [62]《明經世文編》卷三二二譚綸《□□事疏》。 [63]《明史》卷二一二《戚繼光傳》。 [64]《明經世文編》卷三四九戚繼光《辨請兵議》。 [65]《明經世文編》卷三五○戚繼光《上軍政事宜書》。 [66]明季北方邊防兵戰斗力低下，主要是由管理體制上的原因造成的，但這不是本文所要論述的問題，有關情況可參看吳晗《明代的軍兵》，刊《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第5卷第2期，收入所著《讀史札記》，三聯書店，1956年2月第1版。 [67]《穀山筆麈》卷一二《形勢》。 [68]《廣志繹》卷四《江南諸省》。 [69]《穀山筆麈》卷一二《形勢》。 [70]《穀山筆麈》卷一二《形勢》。 [71]《明經世文編》卷三二二譚綸《□□事疏》。 [72]當然這只是就全國各地不同區域之間，比較而言，而且浙江各地情況也不盡相同。實際實行招募時，還有許多復雜問題，要遇到不同程度的阻力，當朝宰相張居正就講到，當時“浙中議論，苦于調發召募之擾”（《張太岳文集》卷二一《答薊遼劉督撫書》），但這并不影響本文的看法，即從總體上看，浙江存在著較大的人口外流壓力。 [73]《明史》卷二二二《譚綸傳》。 [74]《明經世文編》卷三二二譚綸《□□事疏》。 [75]《穀山筆麈》卷一二《形勢》。 [76]《潞水客談》。案文中“大司馬”，所據《叢書集成》本原訛作“大司農”，此處乃指譚綸，時任兵部尚書，雅稱“大司馬”，故據《農政全書》卷一二《水利》錄文改。又“戚元戎欲檢南兵之愿農者”，“南兵”原訛作“南人”，亦據《農政全書》同卷錄文改。 [77]《明史》卷二一二《戚繼光傳》。 [78]《萬歷野獲編》補遺卷三《土兵》條。 [79]《廣志繹》卷四《江南諸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