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清代史館的管理制度 清代史館內部機構的組成，各類史書并無明文記載。故只能從檔案資料中了解一些情況。在《國史館檔案》中，可看到國史館的機構有總纂處、滿總纂處、校對處、謄錄處、承發處、翻譯股、長編處、大臣傳處、畫一傳處、十四志處、奏議處、滿堂、蒙古堂、前堂、后堂、書庫等等，顯得雜亂無章，名稱也不統一。這恐怕與國史館存在時間較長，各機構增減、名稱變更頻繁，檔案記載只按當時情形筆錄有關。和國史館類似，會典館設有漢總纂處、漢謄錄處、漢文總校處、漢校對處、滿總纂處、滿謄錄處、清文總校處、滿校對處、畫圖處、紙庫、書庫等[46]。實錄館與方略館等史館也有著與之大致相同的機構設置，諸如纂修處、謄錄處、校對處、文移處、翻譯處、書庫、紙庫、檔案庫等等，實錄纂修因系用滿、蒙、漢三種文字繕寫為三種文本，故而在機構設置上就有了滿、蒙、漢三個并列的系統，諸如滿纂修處、漢纂修處、蒙古文纂修處等。其它一些規模小些的史館在機構設置上也仿效這些大的史館。不管怎樣，這些機構各有專職，既互相分工，又密切配合，其中纂修、校對、謄錄、翻譯四處專司史籍的編纂、校對、繕寫與滿漢轉譯，責專任重，是史館的核心機構。其它或為輔助性機構，或為臨時性機構，都是圍繞核心機構而設立的。 組建一個史館，涉及到官僚機器各個部門，房屋由內務府提供，桌飯銀兩由戶部支領，修史所用桌柜、筆墨，以及修理、裱糊等由工部負責，開館由欽天監選擇吉日，修成后恭進御覽必須由禮部參與[47]。至于史官的選任，資料的征集，又涉及到吏部、內閣、軍機處、翰林院以及各個部院、科道、地方督撫、八旗、蒙古等等，雖然沒有獨立人事職權，涉及面卻相當廣泛。 就清代史館來講，內部，設有不同機構；外部，和各個部門都有聯系，特別是史官，由不同部門簡派，大部分屬于“兼職”，并且流動性較大，各館總裁等，又多是朝廷大員，事務繁忙，職所不專，這就使得史館自身必須有一套管理制度，以保證史書修纂的順利進行。 1、制定“館規”，按章行事 有清一代，凡較大的史館，都制定有一套規章制度，或曰“規條”，或曰“章程”，或曰“條例”，對館內各機構的職責、纂修任務、事務協調等都有明確規定。所謂“在館辦事宜有成規。總裁官督率纂修各官，每日必及辰而入，盡申而散。庶幾在館辦事，俱有成規。不獨勤惰易稽，年限便于核定，且互相討究，可以斟酌得宜，彼此觀摩，亦見智能交奮”[48]。國史館為清代最重要的史館之一，它的有關條例，早期未見記載，光緒三十四年（1908），制定了《改定史館章程條例》[49]，宣統三年（1911），又有《厘定史館章程》[50]。其中有人員安排、經費使用、督察纂修以及查閱資料等各方面的規定，表明清代比較注意對史館的制度管理。但由于這些規定出臺之時，已是清朝即將滅亡之日，為了解盛世之下史館修史的制度規定造成了遺憾。好在筆者看到了道光三十年（1850）的《實錄館新定規條》，雖然亦非盛世產物，但畢竟年代稍早，且清廷在組建史館時本來就是相互參照的，窺一斑而見全豹，還是可以從中窺知史館制度建設的一些側面。 《實錄館新定規條》共有12條，對館內各個部門的職責、各部門辦事的程序、纂修的進度、考勤等都做了具體規定。 比如，涉及各部門職責：文移處是館中職事總匯之處，“各股均有行查行領之件，每月核算支領桌飯銀兩數目，均不容稍有遺漏舛錯”。書庫收藏朱批諭旨、紅本、記注以及各處檔案書籍和隨時纂出之實錄正副本，“收掌官一員，率供事二員專司檔簿，注明某書于某日由某處收到，計若干本。館中有人領看，亦即收取領條，逐日記明，每屆十日提調官查點一次，倘有遺失破損，惟該收掌等是問”。紙庫負責收發領到紙張、紅黃綾緞及管理界劃匠、裝訂匠等工價，規定專司人員“注明某日領到某項紙若干張，某日發某項紙若干張，作何項使用……謄錄恭繕實錄時，應用紙張，每發十張照上屆例準給備頁兩張，有錯校過多者，即責令該謄錄賠補。或收掌等徇情濫給以及收發不謹、遺失損壞者，查出均惟該收掌官等是問，仍責令照數賠補”[51]。 再如，涉及纂修程序和進度：纂修史籍是史館的中心任務，“滿漢纂修官每員名下應照上屆，各以供事二員敬值，并派總敬值供事二員。凡漢纂修認定應纂每月書，先令該供事將此一月各項檔案按日分類匯抄成帙，略如長編之例，交纂修官纂輯，以致事半功倍。成卷后先呈監修總裁、總裁恭閱。其漢本未成時，滿纂修先將清字諭旨及應載事件敬謹譯出，務與原本清文吻合，交與漢纂修匯輯。書成后若系漢文遺漏，惟漢纂修是問，若系原奉清文未經譯交，致有遺漏者，惟滿纂修是問。滿漢本應派收掌官四員專司其事，逐日記明檔簿，提調不時檢查，至纂書體例及書內有應斟酌之處，并請監修總裁、總裁指示，纂修官與提調毋庸攙越”。謄錄官繕寫史稿，“漢謄錄官每人每日寫一千字”，“滿洲、蒙古謄錄，每人每日各寫五百字”，“凡謄錄領書交書時均記明檔簿，令本員自行畫押。有字畫草率及控補過多者，書即駁回另繕。若如式者，收掌官收送校對處細校”[52]。 另外還規定收掌官要輪流值班，各盡其職，不準幫辦，等等。 2、考勤考績制度 清代史館，特別重視考勤考績，館中都設有“考勤簿”和“功課冊”，督促館中人員按時到館，加緊纂書，不能懈怠。如實錄館規定，“凡總纂、纂修、協修、收掌、校對等官，毋令擅入擅出。每日到館，勿使曠誤，逐日畫到，由提調官加押存查”[53]。國史館的考勤幾經變化，開始時議定纂修官每月必須到館十四、五日，月月統計。后來改為半年一統計到館天數，凡半年到館不滿七十日者，下半年補足。全年到館不足一百四十天的，按日扣除其桌飯錢[54]，以示懲罰。再后來則采用“堂期考勤”，即規定每月三、六、九為堂期，屆時到館由考勤人員登記在冊。除此之外，國史館還設立“卯簿”， 在每月朔、望日點卯，登記在冊[55]。另有“加班考勤簿”，記錄加班人員到館時刻。 日常考勤是為了督促館中人員及時到館纂辦史書，功課考績則是為了督促纂書進度。為了避免修書“曠日持久”，“趕辦之法，在勤考課，考課密則勤惰易稽，功效日見”[56]。修書各館對考績都很重視，比如國史館，就設有各種“堂期功課檔”和“月功課表”，登記編纂、校對等人員交來的史稿數量、內容，“在功課上注明某日交功課若干頁。仍不時核對，以免舛錯”[57]。在國史館的檔案中還可看到立限完成某項功課的記載，如“此次派抄一統志副本之供事等務，須趕緊繕寫，立限八月內交齊，并派承叢、方溥、徐錦、王成富、沈鐘英、秦熙成、楊大鈞督催，不得違限”[58]。再如實錄館規定，“除總纂、纂修、協修功課應繳監修總裁、總裁查核外，凡收掌、校對、翻譯、謄錄及供事人等，功課疏密，差使勤惰，應行記功記過之處，比責成提調官記明加押，侯書成議敘呈堂公核”[59]。又如玉牒館，“每月均將本月功課上報上諭處（即稽察欽奉上諭事件處）”[60]。還有，乾隆時期開會典館，上諭處規定纂修官每員每月須成二十篇，總裁張廷玉感到按月計數，過于倉促，提出按年計數，“一年內取足二百四十篇，凡有短少者，系何員名下之書，即指名參奏，將所領公費按數追賠”[61]，得到乾隆帝認可。此雖有所變通，但纂寫數量并沒有減少，目的仍是督促修書進度。另外，皇帝對修書進度也屢有催促，乾隆十八年（1753）十二月，清高宗上諭內閣，催促會典修纂，“纂修會典，開館已屆七年，而所纂之書，尚未及半。每次進呈，諸帙多經朕親加改定，是時既遲延，書復草率，該館總裁官所司何事耶？著交部察議具奏，定限一年告竣。如屆限不完，必將伊等嚴加議處”[62]。 3、獎懲制度 為了保證修書質量和速度，史館訂有嚴格的督察處分制度和獎勵機制。清代對修書過程中出現的錯誤，處罰相當嚴厲，“各館修書，纂修官文理錯誤者，罰俸三月，總裁罰俸一月。校對官不能對出錯字，校刊官板片筆畫錯誤，不能查出者，亦罰俸一月”[63]。乾隆十六年（1751），清高宗披覽國史館所修國史，對其中的錯誤非常不滿，指出“各館進呈之書，皆經總裁閱定。況國史傳信萬世，更非纂輯詞章可比，乃一經披覽，開卷即有大謬之處，初非文義深奧，難于檢點，并非朕過為吹求，但使該總裁等稍一留心，何至于此？著將總裁官傅恒等交部察議”[64]。嘉慶十年（1805）二月，會典館在纂修會典之時，抬頭處將清世宗廟號寫錯，嘉慶帝大為光火，嚴厲批評館臣“諸事漫不經心”，將總裁保寧、慶桂、董誥、朱珪、劉權之、德瑛、戴衢亨、長麟八人革職留任，總纂汪德鉞、協修楊樹基、校對邊延英均革職[65]。嘉慶二十三年，《明鑒》館館臣在修纂《明鑒》時，仿照《御批通鑒輯覽》敘次，“凡書內御批之關涉明代者，全行恭載”，但當“纂至萬歷、天啟年間，又不請旨，以致按語措辭乖謬”，侍講朱珔在覆校時不加改正，受到由侍講降為編修的處分[66]。對于修纂史書消極怠工的人員，同樣予以嚴肅處理，乾隆十八（1753）年四月，工部主事魏夢龍充會典館纂修官，派辦工部則例，但八個月過去了，僅交書三頁，殊屬遲延，結果“停其公費，勒令在館加緊趕辦，如再延遲，即行嚴參外相，應請旨將魏夢龍交部察議，以為曠日誤工者戒”[67]。因辦書遲緩、錯誤較多，還影響到書成之后對纂修官的議敘。乾隆二十一年，《大清會典》完成，總裁提出議敘，乾隆上諭云：“纂修會典，以逾數載，復經展限兩次，遲緩已甚。且每次所進書內，屢有敘次舛錯、行文紕繆之處，必經朕逐條指示，親加改正，始克成書。總裁官自無可議敘，即纂修各員，給與議敘之處，亦屬有忝。”[68]表示了對纂修官的不滿。 與懲罰相對的是激勵。乾隆三十八年（1773），由于紀昀、陸錫熊等在《四庫全書》館“撰述提要，粲然可觀”，“著加恩均授為翰林院侍讀，遇缺即補，以示獎勵”[69]。道光三十年（1850）十月，咸豐帝看到實錄館人員的辛苦，給予激勵，云：“現值天氣嚴寒，實錄館人員朝夕恭纂書籍，著加恩于例支柴炭外，十一月、十二月、正月，每月賞銀五十兩，在廣儲司支領。”[70] 除了平時的獎勵以外，激勵纂修官的主要還是議敘。議敘是清朝文官的行政獎勵制度，它與處分一起構成了清朝文官的行政賞罰體系，體現的主要是文官的勞績[71]。清代史館的議敘，有臨時議敘者，有修若干年議敘者，有書畢議敘者，而以書畢議敘者為最多。有清一代，各史館議敘略有不同，國史館實行所有人員五年一次考課議敘制，在堂期考勤、月功課考績基礎上進行議敘[72]。實錄館在嘉慶時實行中期議敘與書畢議敘相結合的方式，往往給以優敘。嘉慶六年（1801），實錄館總裁慶桂因清高宗在位久長，實錄編纂卷帙浩繁，提出每纂修十年事跡議敘一次，嘉慶帝感到十年一議敘，太過頻繁，等全書告竣議敘，則又周期太長，纂修人員易生懈怠之心，于是折衷為“每遇纂成二十年之書，即無論年限，奏請議敘一次”[73]。嘉慶七年，二十年事跡纂畢，清仁宗非常滿意，“該館人員，纂辦尚為迅速，并無舛漏，當即降諭俯允，用示鼓勵”[74]，給予優敘。嘉慶十二年，《高宗實錄》告成，照例給以議敘。清代史館議敘，監修總裁、正、副總裁一般不予考慮。此次實錄館議敘，監修總裁等俱懇辭，嘉慶帝雖照例應允，但還是將總裁慶桂等人在辦書過程中所受處分取消，予以“開復”，即恢復其原官或原銜。像慶桂因失察書吏導致陞選舞弊被革職留任，董誥因呈遞本章日期違例被降五級留任，德瑛因恭進會典抬頭處繕寫錯誤被革職留任，玉麟因提調等辦事朦朧未經查出被降一級留任，劉鳳誥因有修書錯誤被降一級留任，英和因失察致使有人冒領賞銀被降一級留任等，均“準其開復”[75]。 4、史館管理上的缺陷 雖然清代史館的管理制度較為健全，但仍然存在明顯的問題。史館并非實際的權力機關，對在館人員缺乏有效的激勵機制，所訂規章甚好，但形同具文，沒有得到很好執行。 自清代撤內三院而設內閣和翰林院以后，在制度上并不存在一個專以修史為務的國家機關。清代史館沒有財權和人事權，史館人員均非專職。他們來自各個不同的部門，以原銜兼任修史，一經進入史館，暫停在原衙署任事，由史館分派任務，專力修史，但薪俸仍在原衙署領取，史館只發給少量的補貼性桌飯錢，有的史館在館人員不享受公費，甚至有的自備斧資入館效力，等同于無償勞役。對于本館人員，史館只向其所屬衙署提供考勤、考績情況和申請議敘，除在史館內部調整工作外，無權升降其在館人員的官職。史館各級官員的調遷、任免和黜陟，均有朝廷責成原衙署和吏部協同處理。再加上主持館務的總裁、副總裁，身為朝廷大員，任事甚多，職責不專。這就勢必導致史館缺乏實際有效的激勵機制，在實際管理上也比較松散。 乾隆時期，官方修書興盛，史館開設甚多。但也就在這一時期，史館在管理上存在的問題日益暴露出來。其表現之一就是謄錄官不自行謄錄史稿，而雇書手代抄；管理人員借優敘之名，索賄受賄；借自身權利咨取親故到館，以求補缺等。對此，乾隆皇帝已有覺察：“朕聞修書各館謄錄人員內，竟有不能繕寫之人，夤緣而進，及上館之后，轉行倩募，以致承修各書，不能刻期告竣”[76]，提出通過考試錄用謄錄官。雖然很快吏部就制訂出在舉人、恩拔歲副貢生及捐納貢監等人中考試錄用漢謄錄官的辦法，并要求史館馬上甄別在館謄錄是否符合要求，將不能書寫之人逐出史館[77]，但這些做法似乎并未起到什么作用，謄錄雇人繕寫史稿之風愈演愈烈。嘉慶初期修纂《高宗實錄》，總裁劉鳳誥就說“此歷來各館辦書實在情形，臣到京三十年來所熟聞也”[78]，可見這是一種常見現象。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管理疏漏。提調官在驗收謄錄功課時，“止取字畫端楷，功課足數，并不計其是否本生親筆，抑系雇人替寫”。按史館規定，凡謄錄繕寫不工，要駁回重寫，甚至罰令賠寫，“謄錄多系貧苦書生，既恐誤公，又懼賠累，不得不出貲雇請好手繕寫”[79]，很有些被逼無奈的意味。 謄錄雇人代抄尚不是最嚴重的事件，更有甚者，嘉慶時期編纂《國朝宮史續編》，提調官施杓令謄錄官湊銀八千兩以求優敘，接受賄賂，以致物議沸騰，受到宗人府府丞陳崇本的彈劾[80]。后經刑部審理，施杓雖無“賄囑情弊”，但“將未經辦書之供事列于優敘”[81]，且與另一提調官昆山任意添派協修官，而所咨取之人，非親即故，昆山之侄珠隆阿就在其中，目的是為了使那些未經得缺的親故，“咨取到館，以為壓班補缺之計”[82]，完全是利用職權舞弊。這些情況，總裁竟全然不知。其管理上的疏漏，于此可見一斑。 管理不善導致的另一個結果就是規章制度越來越不起作用，就國史館來講，考勤制度不為不善，但實際考勤結果卻不很理想，從《國史館檔案》中所存的道光朝之后的“卯簿”可以看到，國史館缺勤人員越來越多。光緒十九年（1893）十二月，翁同龢被任命為國史館副總裁，當他至國史館到任時，只見到部分滿蒙提調、纂修、收掌和供事，“漢股無一人來者”[83]。國史館另一總裁額勒和布在奏章中談到謄錄官缺勤的情況：“近年吏部送到謄錄，員數既已寥寥，其業據咨送者，又或永不投到，或甫經到館，隨即告假，實在入館當差者不過十之二三。是以光緒十五年至十九年考課，所有謄錄員數不及往屆四成之一。……若不設法鼓舞，實屬竭蹶萬分。”[84]玉牒館的一份檔案也顯示，很多謄錄官根本不到館工作，使得史館不得不另想辦法[85]。可以說，館中人員修史的積極性并不高，尸位素餐者大概也不乏其人。 總之，清代史館在管理組織上有諸多不完善的地方。史館沒有財權，修史所需一切物質條件，都實行供給制。史館編制龐大，但卻沒有自行支配的經費。雖然是一個單獨的機構，卻沒有自己的印信，多數要借用內閣典籍廳的關防。史館沒有人事權，無法真正靠行政手段激勵纂修官的修史熱情。館中工作人員待遇菲薄，甚至有不少謄錄、供事自備斧資在館中修史。那些史館中的下級官員和謄錄、供事人員，所向往的并不是“藏之名山”的修史事業，而是想通過修史，獲得議敘辟用，聊為進身之階。如此這般，這些龐大的修史機構出現各種問題，也就在所難免了。

參觀文獻:

[1] 今中華書局所出《清實錄》之《太祖實錄》、《太宗實錄》卷首修纂官名錄中俱有監修總裁，實乃康熙時重修兩朝實錄時所設，不是原來就有。 [2] 《清圣祖實錄》卷24，康熙六年九月丙午，中華書局1986年版（以下清代各朝《實錄》均為該版本）。另外，康熙八年六月甲戌，康熙帝又以大學士巴泰為《世祖實錄》監修總裁，取代了班布爾善，故而《世祖實錄》卷首修纂官名錄中監修總裁署名巴泰而不是班布爾善。 [3] 《清圣祖實錄》卷81，康熙十八年五月己未。 [4] 也有例外，編纂《圣祖實錄》時監修總裁就設有3人，編纂《宣宗實錄》時設有4人。 [5] 但《明史》館總裁徐元文卻是以學士擔任監修的，這可能源于兩個原因，一是徐元文個人才華出眾，二是徐氏與明代遺民聯系密切，清廷想借徐氏的遺民背景，以修史為契機拉攏漢族學人。 [6] 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卷6《徐立齋相國事略》，上海書局石印本。 [7] 嘉慶《大清會典》卷55，臺北文海出版社1992年版。 [8] 見喬治忠《清朝官方史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頁。 [9] 梁章矩、朱智：《樞垣紀略》卷14《規制二》，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55頁。 [10] 《清仁宗實錄》卷90，嘉慶六年十一月辛巳。 [11] 《康熙起居注》二十一年六月十八日甲午，中華書局1984年版。 [12] 《清文宗實錄》卷19，道光三十年十月丙寅。 [13] 《清世宗實錄》卷20，雍正元年正月癸巳。 [14] 嘉慶《大清會典》卷55，臺北文海出版社1992年版。 [15] 《清會典館奏議》，國家圖書館分館藏。 [16] 《清史稿》卷114《職官志一?軍機處》，中華書局1977年版。 [17] 嘉慶《大清會典》卷55，臺北文海出版社1992年版。 [18] 《國史館檔案?人事類》，案卷號977，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19] 《內閣檔案?各房各館檔案?行移檔》，全宗號2，房711，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20] 見《清高宗實錄》卷首《修纂官》。 [21] 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首，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版。 [22] 梁章矩、朱智：《樞垣紀略》卷14《規制二》，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55頁。 [23] 《欽定續通典》卷首《職名》，貫吾齋縮印本。 [24] 《清會典館奏議》，國家圖書館分館藏。 [25] 劉鳳誥：《存悔齋集》卷6《實錄館覆奏摺》，道光庚寅刻本。 [26] 《清仁宗實錄》卷79，嘉慶元年二月乙亥。 [27] 《清史稿》卷115《職官志二?翰林院》，中華書局1977年版。 [28] 《清史稿》卷115《職官志二?翰林院》，中華書局1977年版。 [29] 光緒《大清會典》卷70，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版。 [30] 王會均：《大清〈一統志?瓊州府〉研究》，《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第3卷第2期。 [31] 《欽定大清會典》卷首《職名》，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版。 [32] 王鍾翰：《清三通之研究》，《史學年報》第2卷第5期，1938年12月。 [33] 《清史稿》卷114《職官志一?軍機處》，中華書局1977年版。 [34] 嘉慶《大清會典事例》卷首，保寧奏折，臺北文海出版社1992年版。 [35] 《清仁宗實錄》卷56，嘉慶四年十二月乙酉。 [36] 《清仁宗實錄》卷68，嘉慶五年五月丁未。 [37] 《清仁宗實錄館奏折檔》，《文獻叢編》第36輯。 [38] 《清史稿》卷115《職官志二?翰林院》，中華書局1977年版。 [39] 鄒愛蓮：《清代的國史館及其修史制度》，《史學集刊》2002年第4期。 [40] 劉鳳誥：《存悔齋集》卷6《實錄館覆奏摺》，道光庚寅本。 [41] 《清高宗實錄》卷198，乾隆八年八月壬子。 [42] 《玉牒館點單簿》，道光六年十二月初六，國家圖書館分館藏。 [43] 《（乾隆七年）三朝實錄館館員功過等第冊》，《史料叢編》二集，康德二年秋庫籍整理處編印。 [44] 方苞：《方望溪文集》卷12《萬季野墓表》，四部叢刊本。 [45] 《國史館檔案?編纂類》，案卷號525，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46] 《會典館來付檔》，光緒二十五年，國家圖書館分館藏。 [47] 《玉牒館點單簿》，道光六年至七年，國家圖書館分館藏。 [48] 《清高宗實錄》卷282，乾隆十二年正月丙申。 [49] 《國史館檔案?編纂類》，案卷號1，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50] 《國史館檔案?編纂類》，案卷號470，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51] 《實錄館新定規條》，道光三十年，國家圖書館分館藏。 [52] 《實錄館新定規條》，道光三十年，國家圖書館分館藏。 [53] 《實錄館新定規條》，道光三十年，國家圖書館分館藏。 [54] 《國史館檔案?庶務類》，案卷號1068，事宜單，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55] 《國史館檔案?人事類》，案卷號945，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56] 嘉慶《大清會典事例》卷首，臺北文海出版社1992年版。 [57] 《國史館檔案?編纂類》，案卷號1，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58] 《國史館檔案?編纂類》，案卷號3，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59] 《實錄館新定規條》，道光三十年，國家圖書館分館藏。 [60] 《玉牒館點單簿》，國家圖書館分館藏。 [61] 《清會典館奏議》，國家圖書館分館藏。 [62] 《清會典館奏議》，國家圖書館分館藏。 [63] 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112《吏部?處分例》，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版。 [64] 《乾隆起居注》（十），乾隆十六年九月十二日，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65] 《清仁宗實錄》卷140，嘉慶十年二月癸酉。 [66] 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1046，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版。 [67] 《清會典館奏議》，國家圖書館分館藏。 [68] 《清會典館奏議》，國家圖書館分館藏。 [69] 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1046，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版。 [70] 《清文宗實錄》卷20，道光三十年十月庚辰。 [71] 關于文官議敘的辦法、事由、程序，參見艾永明著《清朝文官制度》第四章第一節，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 [72] 鄒愛蓮：《清代的國史館及其修史制度》，《史學集刊》2002年第4期。 [73] 《清仁宗實錄》卷83，嘉慶六年五月丁酉。 [74] 《清仁宗實錄》卷107，嘉慶八年正月庚寅。 [75] 《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85頁。 [76] 《清高宗實錄》卷195，乾隆八年六月戊寅。 [77] 《清高宗實錄》卷198，乾隆八年八月壬子。 [78] 劉鳳誥：《存悔齋集》卷6《實錄館覆奏摺》，道光庚寅本。 [79] 劉鳳誥：《存悔齋集》卷6《實錄館覆奏摺》，道光庚寅本。 [80] 《軍機處錄副奏折》，嘉慶朝，嘉慶十二年正月初六，膠片號2081，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81] 《清仁宗實錄》卷173，嘉慶十二年正月己酉。 [82] 《軍機處錄副奏折》，嘉慶朝，嘉慶十二年正月初六，膠片號2081，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83] 《翁同龢日記》（第五冊），光緒十九年十二月廿二日，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2660頁。 [84] 《光緒朝東華錄》（四），中華書局1958年版，總第3572頁。 [85] 《玉牒館點單簿》，國家圖書館分館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