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民國鄉村建設運動社會生活習俗婦女地位農民業余生活

論文摘要：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民國鄉村建設運動對農村社會生活習俗變遷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方面，它促使婦女地位改觀，農民業余生活更加豐富。另一方面，鄉村建設者們在這些方面的宣傳教育，也為日后農村生活的進一步變遷奠定了基礎。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農村社會發展史上出現了一次非常重要的社會運動，那就是鄉村建設運動，它是由一些民間教育和學術團體以及大中專院校發起，通過在農村興辦教育，發展生產，流通金融，改善公共衛生，移風易俗等來復興日趨衰落的農村經濟。據統計，當時從事鄉村建設工作的團體和機構有600多個，先后設立的各種實驗區有1000多處。本文試圖從鄉村建設運動與農村社會生活習俗變遷的角度，尤其是在婦女地位及農民業余生活變化方面進行分析研究，謹愿對鄉村建設運動的研究有所補胭。

進人二十世紀，經過辛亥革命的沖擊，五四運動的洗禮，中國社會出現了一番新氣象，民主、科學等現代化氣息彌漫在城市的空氣中。但這種新氣息在廣大農村的影響是微弱的，農民大眾仍然保留著傳統的生活方式，早婚、纏足、迷信等丑惡現象屢見不鮮。然而，到二三十年代，伴隨著鄉村建設運動的開展，先進的知識分子親自將民主之風帶到了農村，把科學之習送到了農民手上，使得傳統的農村社會生活習俗逐漸發生了變化，尤其是在婦女地位和農民業余生活方面。

一、婦女受到重視，社會地位有所改觀

舊中國婦女深受傳統禮教和習俗的壓迫，處在社會最底層，而這種現象在風氣閉塞的農村更為嚴重。進人近代以來，婦女地位雖有所改變，但農村婦女的狀況仍然是不容樂觀。鄉村建設者們在進行鄉村建設時也清醒地意識到了這一問題。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負責人梁漱溟，1936年在山東省立十二校師范女生鄉村服務訓練處的講話中，集中闡述了他對婦女問題的認識。他說:“婦女問題，也是社會問題中或說是文化問題中的一個問題，它是跟著社會大改造、文化大轉變的問題而來的。”同時，他還看到了當時婦女地位的不平等，認為“在社會上婦女的地位，婦女的生活，有改善的必要”。有鑒于此，各實驗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改善婦女的社會地位，婦女逐漸受到重視。

首先，女子的受教育權得到重視，開始擁有受教育的機會。鄉村建設者們鼓勵女子接受正規的學校教育，同時他們還加強對農村婦女的職業教育和家事培訓，傳授生產生活知識，如定縣專門設表演女平校5所，做推廣婦女教育之實驗，還為婦女開設有家庭縫紉紡織等課程。在鄒平鄉學村學專門設立了婦女部，使婦女有了自己學習和聚會的場所，她們可以邊學習邊從事編織等副業生產。惠平的鄉村青年救護班從救護、衛生訓練、父母教育和文化學習等方面對婦女開展教育。通過接受教育，婦女的文盲率有了明顯下降，其中比較突出的是定縣。據平教會1930年所做的調查和推算，定縣7歲以上人口約為33.03萬人，文盲約27.4萬人，占83%，其中男子計17.01萬人，文盲率約為69%，女子計16.02萬人，文盲率約為98%。12一25歲青年中，文盲率約為74%，若單以男子論，文盲率約56%，單以女子論，文盲率約94%;到1934年6月底，全縣14--25歲的青年中文盲占39%，男青年中文盲占10%，女青年中文盲占73%。可見，女子的識字水平明顯提高了。雖然在眾多農村婦女中真正接受教育的畢竟是少數，但是它打破了長久以來束縛婦女的“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傳統觀念，使女子有機會走出家庭，社會地位發生變化。

其次，長期以來從精神上和肉體上壓迫婦女的傳統禮教和習俗被革除，這主要表現在纏足、早婚、買賣婚姻、溺女等方面。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盡管政府多次勒令禁止，纏足和婚姻陋俗在農村地區仍未去除。為了徹底取締這些不良習俗，各實驗地一方面在鄉村民眾中進行大力宣傳教育，以各種方式進行勸導，說明其害處。如鄒平鄉學村學中教員利用課余活動時間，帶領高年級學生通過演講、辦黑板報、喊口號、講話劇等形式宣傳女子放足、禁止早婚、破除迷信等，并且專門編了《放足歌》等寓意深刻的歌曲教給學生唱。另一方面，成立專門組織，制定具體條規，進行嚴格查處。具體表現在放足方面:鄒平縣專門成立了女子放足督察委員會與督察處，負責督察禁纏足的工作。各鄉學設立了“放腳委員會”，具體執行縣政府關于嚴禁青年婦女尤其是少女纏足的命令，如有再纏不放的，可以施以罰款。各鄉學戶籍室按戶登記名冊，檢查落實婦女放足的情況。彭禹廷所在的鎮平也明令規定30歲以下的婦女需一律放足，違者每月罰錢1000，至放大之日止。革除陋俗方面:鄒平明確規定:“男未滿17歲，女未滿15歲者，不應訂立婚約”，“男未滿18歲，女未滿16歲者，不得結婚”，“女家接受男家聘禮不得超過150元”，“違者按照行政法從重處罰其法定代理人及介紹人”。江寧實驗區針對村中盛行的搶埔現象，明令規定禁止搶蠕。對于鎮平農民的溺女之習，彭禹廷等負責人則制定法規，違者重罰，如果確屬家庭貧困不能養育者，可送救濟院收養。

經過各試驗地宣傳教育和行政查處，各地農村束縛婦女的丑惡現象有所消除。鄒平第六鄉鄉學中“二十歲以下的女子次第把足都放了”，無錫各實驗區婚喪改良成就顯著，僅1931年1月就有3對新人接受勸導，沒有大規模舉辦宴席。1934年11月至1935年3月，又有21戶農民按照改良辦法舉行了婚禮，產生了良好的效果。江寧的搶婿現象也有效地得到遏制。總之，隨著各項改良措施的進行，鄉村婦女的社會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再次，各實驗地先后組織和成立了專門的婦女組織，有效地維護和促進了婦女自身的權益。伴隨著鄉村建設運動的不斷深人發展，各種形形色色的婦女組織開始出現，如女子夜校、保姆訓練班、主婦會、閨女會、母親會、女子放足委員會、婦嬰衛生會等等。這些女性利益團體不僅有利于培育和增強婦女的自覺意識，提高她們的獨立地位，而且能夠有效地幫助婦女解決各種實際困難，維護她們的切身利益。如鄒平的婦女組織由鄉學村學倡導成立并受其領導，活動主要集中在教育、風俗改良和公共衛生方面。婦女部在婦女中開展啟蒙教育，傳授生產生活常識。1935年首善鄉率先成立的婦嬰保健會，由本地熱心此事的婦女義務承擔，負責本鄉婦嬰保健，并在縣衛生院指導幫助下，先后舉辦了家庭衛生訓練班和保產婦訓練班，為5個鄉培訓新法接生員近百人。江寧的母親會則主要是向16歲以下的婦女傳授婦女保健和育嬰常識。湯山農民教育館的民眾學校婦女工讀班，其宗旨就是利用鄉村婦女的閑暇時間傳授一定的文字、常識，并提倡家庭工藝以改進其生活。此外，婦女組織還協助成人部、兒童部等其他組織參與植樹造林、修河筑路、宣傳衛生常識等社會事業，在整個農村社會改進中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可以看出，農村婦女組織的成立與發展，是婦女作為農村社會的一分子，積極參與社會生活的突出表現，這更加有利于提高婦女的社會地位。

最后，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地區婦女開始在制度上享有一定的政治權利。由于長期受封建思想和傳統禮俗的影響和束縛，農村婦女是作為男子的附屬品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的。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伴隨著鄉村建設運動的發展，一些鄉村婦女在政治上逐漸覺醒。根據國民政府1929年9月19日公布的“鄉鎮自治施行法”以及1930年7月11日對其的修正，“中華民國人民無論男女，在本鄉鎮區域內居住一年或有住所達兩年以上，年滿二十歲，經宣誓登記后為鄉鎮公民，有出席鄉民大會或鎮民大會及行使選舉罷免創制復決之權”。這樣，女性公民在一定程度上擁有了和男性公民一樣的政治權利。通過參加鄉鎮大會和鄉鎮長選舉活動，一些婦女初次行使了民主權利，開始走人鄉村政治生活。雖然農村婦女在實際參政水平上仍然有限，但這無疑是在農村長久以來僵化的體制上打開了一個缺口，給婦女生活帶來了一絲春風，啟發和增強了她們的公民意識，社會狀況有所改進。

總之，在從事鄉村建設運動的各實驗區，農村婦女受到了重視，社會地位有了明顯的改善，這也為日后婦女解放運動的蓬勃發展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二、農民業余生活日趨豐富

娛樂是人類社會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種活動，它不僅能使人的身體和精神得到放松，而且能陶冶性情，培養人格。在農村，由于生活簡單，缺乏各種文化機關和社會組織，娛樂就顯得更為重要。同時，賭博、吸毒等社會陋習盛行，缺乏社會娛樂又不能不說是原因之一。因此，定縣實驗區工作者提出“凡想改良農村的，對于鄉村的娛樂不能不加以注意，以求用娛樂來提高農民的生活，改良農民的習慣，增進農民的知識，啟發農民的團體及社會的意識”。其他各鄉村工作者也看到了這一點，他們把開展休閑教育，引導農民從事健康文明的文娛活動作為其改進農村的工作之一。 各種娛樂活動中最普遍的是茶園的設立。如無錫的民眾茶園，其宗旨是“利用民眾閑暇生活，由娛樂人手，以達提高民眾智識技能，改良民眾生活”。在茶園的壁間掛有許多含教育意義的對聯、地圖及通俗圖畫、標語等，還配有各種報紙、民眾讀物、識字掛圖畫片等。茶園的活動除了喝茶，主要有娛樂(打乒乓球、下棋、樂器彈奏、唱歌比賽等)、演講、閱讀書報、談話(鄉村工作人員與農民一起討論問題)。此外，茶園還代農民寫書信和各種契約。據統計，每晚都有40多個農民來茶園聽書，結果“使民眾之生活，得受陶冶，而有所改進”。曉莊學校的中心茶園，形式如同普通茶館，只是壁間掛一些有意思而淺顯的圖表，并備有象棋、乒乓球等娛樂用品。茶園不準賭博、吸食鴉片，只許進行有益的娛樂活動。

平教會認為，戲劇在平民教育中具有煥發農民向上意識，介紹一般常識，施行公民訓練等作用，因而“一方面研究實驗鄉村戲劇之內容與形式，一方面運用戲劇方法為農民教育之工具，以期增進農民對藝術的欣賞，創造民眾化的戲劇”。他們根據鄉村特點，創造改編了一批劇本，進行了多次公演，大大豐富了農民的業余生活。在鄒平，鄉村建設研究院的師生則是排練文明戲，即現代話劇，然后送戲下鄉，為農民演出。這些文明戲大都是內容健康有一定的教育意義。同時，他們還組織農民自編自演節目，如賀家村演出的三天，每天的觀眾都在1500人以上，三天結束后仍有不少人要求續演。

另外，還有許多試驗區建立專門的公共娛樂場所和娛樂設施，以供村民娛樂之用。如鄒平賀家村村學辦了一處村民文教活動中心—達德園，園內設有圖書館閱覽室、新劇社、音樂隊、操場、武術團等，以上設施對全體村民開放。徐公橋地區先后建成體育場、公園各一處，供農民平常業余游憩之用。江蘇省立湯山農民教育館則建立娛樂室、民眾運動場、弈棋室等。娛樂室內有留聲機，無線電收音機，每間1日中午12時至1時開放，每次聽眾約70余人。民眾運動場平均每日有三四十人加人練習，旁觀者不計其數。舉辦象棋比賽時，參加者也十分踴躍，大大提高了農民的下棋興趣。特別有意義的是，農民教育館還專門設立了兒童樂園作為湯山全鎮兒童游戲和運動場所。園中設備主要有秋千、滑梯、軒輕板、木杠、木馬、石凳等，并經常組織兒童會、童話會、兒童運動會等活動。1930年總計人園兒童7294人，1931年8一10月份，每月人園兒童達一千數百人。

這些娛樂活動不僅使不少農民拋棄“不正當的娛樂，而以聽書、下棋、乒乓、音樂、戲劇等為消遣的方法”，惠北實驗區高長岸的一些農民在遇到重大節日和活動時還能自辦音樂演奏會，而且使以前不太關心國家大事的農民，“也喜歡聽時事消息了，自去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后，他們天天要問東北的消息，而且愿意暫停田作，排隊到縣學部請愿”。可見，農民業余生活豐富的同時，公民意識也得到了加強。

綜上所述，民國鄉村建設運動對農村婦女地位及農民業余生活變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同時大多學者也指出，這一時期實驗區醫療衛生狀況、社會風俗等也發生了明顯的改變。可見，這場運動對農村社會生活習俗的變遷是有重要意義的。一方面，它動搖了傳統婦女的社會地位，豐富了農民業余生活，改善了農村衛生醫療狀況，削弱甚至廢除了農村陋習。另一方面，由于這些運動大多采用宣傳教育和行政處罰相結合的方式開展進行，雖然鄉村建設運動最后因抗日戰爭的爆發而結束，但宣傳教育的影響，如多樣化的娛樂方式，對陋習危害的認識，基本的衛生常識，以及農民自己在鄉建運動中的所見所感所體驗等，仍然會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農民的生活，這無疑又會對農村生活的進一步變遷起到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