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科是孫中山的獨生子。為了爭奪國民政府主席一職，他兩次出巨款，請號稱“江淮大俠”的暗殺大王王亞樵在廬山行刺蔣介石：事敗后他又策劃行刺宋子文。同時，日本軍部正密謀刺殺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制造侵略中國的借口。于是，在暗殺大王的子彈射向宋子文的同時，“安清幫”的槍口也對準了重光公使…… 兩份完全不同的回憶錄 1931年7月24日上海《申報》載：“財政部長宋子文偕機要秘書唐腴臚及侍衛六人，昨(23日)晨七時，由京(寧)乘快車抵滬。宋等下車后步出月臺，方入該大廳，過問訊處，在候車室門前，突有暴徒多名抽出手榴彈、盒子槍、手槍向宋猛擲(猛射)。宋之衛士亦拔槍還擊，一時子彈橫飛，煙霧迷漫，北站大廳忽變戰場。當時正值旅客出站，聞聲后四散驚走，秩序大亂。結果，宋氏以身幸免，秘書唐腴臚則身中三彈，于昨午11時30分因傷重殞命”。 此次行刺事件的內幕如何?戰后，當時的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在他的《外交回憶錄》中闡明事實真相說：“(那時)日本櫻會軍官集團的一些人在上海不斷進行策動，想要在日華之間挑起事端……當時的駐華公使館陸軍武官輔佐官田中隆吉大尉也是其中的一員。”“因為我(重光)是他們策動計劃的障礙，所以他曾想要殺死我。田中大尉是想要在宋子文和我搭乘同一列車到達上海站，并肩走過來的時候，讓他們開槍射擊的。直接進行暗殺的人是當時上海恐怖團體青紅幫。但是日本公使一行提前一步走出了車站，得以幸免于難。”重光葵還指出，在事情發生的當時，就有人覺察到這是日本軍官的陰謀并且在日本做過報道，戰后田中隆吉還親自告訴他詳細情況。 然而，過了半個世紀，同此事有直接關系的王亞樵的胞弟王述樵，在他的回憶錄中暴露內幕時卻說，是孫科派馬超俊到上海，商請王亞樵刺殺宋子文。經費南馬負責；刺宋行動由王亞樵負責；往來京滬聯絡由王亞樵摯友洪耀斗負責……負責南京刺宋的人員有鄭抱真、張慧中；上海由華克之負責。7月23日上午7時8分，宋子文下車時，華克之即囑部下開槍，不意宋與秘書唐腴臚均著白嗶嘰西裝，戴拿破侖帽，因分辨不清，誤將唐腴臚擊斃。 兩份回憶錄在敘述同一歷史事件時，出入如此之大，究竟哪個真實?此次暗殺的謀劃者究竟是田中隆吉還是王亞樵?槍擊的對象是重光葵還是宋子文?槍擊的幕后牽線人是孫科還是日本軍部?誤擊唐腴臚，是王亞樵的人還是田中隆吉的人?現在，經過匡費時日的匯集，鑒別中、日雙方的資料，特別是對于唯一了解事實始末的鄭抱真遺留資料的整理，加上對其遺族的深入探訪，才終于揭開重重籠罩的謎紗…… 日本特務麇集上海 1931年春，久久垂涎中國“滿蒙”的日本軍國主義者，經過若干日子的準備之后，一切已基本就緒，進軍侵略的綱領性行動文件《解決滿洲問題方策大綱》和《1931年度形勢判斷》已經下達；發動事變的班子及時組成；時間表也大體定了下來。但是，日本的陸軍謀略家認為，中國軍隊的數量遠遠超過日軍，日軍僅在“滿洲”一地進軍作戰怕難以保證在短期內占領偌大一塊地方，引來中國軍隊的馳援，因而必須開展謀略，箝制中國關內，特別是使南方的反日軍隊不能拔足。為此，第二部特別派出土肥原賢二去華北，拉石友三反張學良，使他的軍隊不能回防，同時又將號稱“魔法軍人”的田中隆吉自華北調往上海日本總領事館，密令他在上海挑起一場“假戰爭”(有限戰爭)作為佯攻，策應陸軍在“滿洲”的行動。 田中隆吉一到上海，便通過軍中的“櫻會”要來“天劍黨”(軍中暗殺組織)的重藤千春憲兵大尉作助手，率領極右反華幫會“太平洋軍團”、“在華青年同志會”成員秘密準備，擬在上海制造一起重大事件，挑起軍事沖突。考慮到發生一般問題不易激起反華仇華狂熱，田中隆吉便決定雇傭中國青洪幫流氓暗殺重光公使，然后栽誣中國，以刺激日本內閣批準出兵。 之所以要選重光作暗殺目標，也還因為重光那時執行“幣原外交路線”，主張以經濟滲透方式鞏固擴大在華權益和影響，反對使用武力，反對田中隆吉策動陰謀，因而“成為他們計劃的障礙”。此前，前任日本駐華公使佐分利貞男便是因為執行同一路線而被軍部暗殺，現在無疑該輪到重光葵了。 日本特務在上海、東北緊鑼密鼓，策劃陰謀，而中國此時卻正在打內戰，鬧內訌。在年前的中原大戰中，蔣介石打垮閻錫山、馮玉祥和桂系聯軍后，便張羅召開國民會議，制定《訓政時期約法》，企圖借此鞏固自己的統治，于是長期積集在國民黨內部寧粵兩大派之間的爭權奪利斗爭便以“約法之爭”形式爆發了。 1930年11月12日，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通過了蔣介石提交的召開國民會議案。會上，無人敢于表示反對，只有當時任立法院長的粵系元老胡漢民起來激烈抨擊蔣介石擅制約法，引起蔣介石的大不快。1931年2月28日晚，蔣介石以“宴請議事”為名，將胡漢民扣留，軟禁于湯山。 林煥庭邀王亞樵謀刺蔣介石 于是，寧粵兩大派的矛盾立即激化!經過孫科的串連，粵派中央執委、監委紛紛提出辭職，離寧去粵。孫科、胡漢民的再造派，汪精衛的改組派、西山會議派，以及唐生智、唐紹儀、李烈鈞、陳友仁等人都到了廣州，形成反蔣大聯合。在那里，他們又成立了一個與南京同樣名稱的“國民政府”，以汪精衛、孫科、古應芳為常委，汪精衛為主席，同蔣介石唱對臺戲。蔣介石欲殺胡漢民，以示報復，這一來可急壞了胡漢民的老親家林煥庭。他邀李少川暗中疏通“暗殺大王”王亞樵，“干掉草頭先生(蔣介石)”以解救胡漢民。孫科當然更希望如此，南京政府“斷梁”，廣州的“國民政府”便可取而代之，實是“勝利的捷徑”，便暗中贈予20萬元作為刺蔣的代價。王亞樵自1927年因殺戮上海工人一事與蔣介石鬧翻以來，一直耿耿于懷，便一口答應下來，接受了孫科的巨款。 當時，蔣介石在廬山和南京兩地輪流穿梭，王亞樵便在兩地派人分別偵察。南京派去鄭抱真，廬山由華克之負責偵察，帶有金陵大學學生陳成及劉剛作助手。鄭抱真到南京住在警察局張鳳桐家中，很快就探知蔣介石乘軍艦去廬山，下榻太乙峰別墅，便趕回上海報告王亞樵。王亞樵當即決定派人送武器去廬山，準備在那里動手。鄭抱真設法把火腿挖空，將兩支三號花口手槍及子彈塞進去，外面再以肉末和鹽泥封死，毫無破綻。王亞樵將它交與妻子王亞瑛、表弟媳劉小蓮二人帶上廬山，交華克之使用。鄭抱真本要親自送去，但為王亞樵挽留，命他用孫科巨款張羅幾爿商店，以為所收“學生”的生活費用…… 鄭抱真(1897～1954)，安徽壽縣吳山鎮人，自幼父母雙亡，家境貧困，依靠長兄鄭紹成撫養，直到18歲時始破蒙讀書，五年后輟學，隨即投軍。 1924年，安徽國民黨元老石寅生出巨資購買槍械，組成“淮上國民自衛軍第一路軍”討伐北方軍閥，鄭抱真參加后任軍需。1925年春，該軍在奉軍的進攻下失敗，退入河南，為馮玉祥的西北軍收編，鄭抱真任少校副官兼兵站主任。1929年春，被軍閥排擠打擊的安徽志士在上海聚義，鄭抱真接受余亞農(后為安徽省副省長)和鄭紹成邀請去上海參加號稱“江淮大俠”的王亞樵所組織的秘密反霸團體“鐵血鋤奸團”，仍負責后勤軍需，管理經費及武器。在活動中，他以思考縝密、辦事敏捷見稱，不久就成為該組織的核心人物之一。 泄露天機，刺蔣失敗 再說王亞瑛，她攜帶內藏槍支的火腿順利到達星子縣城，會見了華克之。在華克之的安排下，王亞瑛、劉小蓮坐“滑桿”把火腿送上山，取出槍支埋在太乙峰前竹林中待用，隨后將不能吃的火腿丟在附近。那時，蔣介石的軍統局尚未成立，但侍從室中有不少偵探。他們在巡邏中發現了丟棄的火腿引起懷疑，經檢驗又發現有鐵繡與黃銅味，判斷是有人用它夾帶武器上山，乃引起警覺。 這一天，蔣介石在調兵遣將之余又到竹林中散步，擔任狙擊任務的陳成拔出手槍準備射擊，此時早有警惕的侍從們匆忙簇擁著蔣介石折返回去。陳成唯恐失去機會，連連扣動扳機，兩發均未命中。霎時間，侍從們亂槍還擊，陳成立即中彈身亡。 事后，由于尋不到證據，得不到口供，蔣介石吩咐不要登報張揚，把尸體掩埋了事。華克之撤退回來后，王亞樵安慰說：“君子報仇，三年不晚。”但此時蔣介石已料到廣州方面還會繼續派遣刺客，加強了戒備，當時情勢，事實上已很難下手。 孫科再次送巨款 孫科領銜的廣東反蔣派巴巴地望著好消息，一旦刺蔣得手便立即趁亂發兵，北上“統一”，登上領袖的寶座；兩廣的軍閥已敲響鑼鼓，分襲湘贛，占領柳州、衡陽，還以50萬元收買了石友三在北方進攻張學良使之不能援蔣。但是過了許久仍不見動靜，便又派與王亞樵私交較深的蕭佛成(粵系國民黨中監委)、馬超俊前來聯系，再次送來四萬元。王亞樵據實以報，馬超俊當即表示刺蔣不成，可改刺宋(子文)，以殺雞警猴。宋子文是蔣介石的“輸血機器”，刺宋成功可斷絕蔣的財源，逼他下臺，同時又因為他經常往來于寧、滬兩地，拋頭露面，易于得手。 王亞樵認為此計可行，當即在大華公寓召開骨干會議，秘密布置。當時，宋子文任行政院財政部長兼外交委員，家住在上海西摩路141號，每逢星期五自寧返滬度假，下周星期一再去南京上班。鄭抱真已探知他的行動規律，提議在上海北站旅客上下車混亂時趁機動手，然后施放煙幕撤退。王亞樵同意這一計劃，成立了南京與上海兩個刺宋行動小組，南京仍由鄭抱真負責，組員有張四明、張慧中、華克之等人，住仙鶴街余立奎(時為廣東政府委任的第十七軍軍長)家中伺機；上海方面有組員孫鳳鳴(后在1935年刺殺江精衛時身亡)、劉剛、蕭佩偉、謝文達等人，由王亞樵親自指揮，每人各發手槍一支，子彈十發，并在北站附近的天目路租賃三層樓房一幢，供行動人員集中休息。王亞樵還指令鄭抱真設法從日本浪人處購買煙幕彈一枚，備拒捕撤退之用。一切預備停當，兩個刺宋小組分別在上海和南京等待時機。 同日本浪人做生意 鄭抱真來到八仙橋和平米店張羅購買煙幕彈，這爿米店，是他于孫科贈款中抽出一萬八千元頂下的一家原叫聚源糧店改名的，々事經營淮北船幫販運到上海的粳米，賺錢供鐵血鋤奸團開支。他是在這里的“老板”，收了幾名“徒弟”支撐門面。其中有一人綽號“小泥鰍”，浙江人，極活躍，善交際，鄭抱真用他為助手。此人已以他的機靈鉆進虹口親日安清幫中，與日本浪人有秘密來往，因而便托人去購買所需煙幕彈。 “小泥鰍”去后不久，就弄來一枚日本浪人秘密制造的煙幕彈，代價八百元，這在當時已不是小數目。鄭抱真問他來路是否可靠，他答：“有常玉清家門的徒弟作中人，出錯可以找他去算賬。”他們說的常玉清，是上海灘著名的流氓地痞，杜月笙的頭號門徒，“安清總會”首領，于上海公共租界泥城橋開設一家“大觀園浴室”(變相妓院)、并充當日商工廠的工頭，經常在日本浪人的庇護下，利用黑勢力殺人越貨，制造事端，工部局曾懸賞20萬元緝捕，終因有日軍靠山，未能捕獲(戰后，此人被處決)。鄭抱真已有風聞，常玉清一伙要在日本特務田中隆吉的策動下搞點什么行動，便提醒“小泥鰍”說：“最近，虹口來了不少日本黑幫，來者不善。跟他們打交道，可以趁機探聽些什么，如有情況要立即報告!” 買到了宋子文的情報 鄭抱真將買到的煙幕彈交王亞樵后就去了南京。在南京，他買通了財政部的一名主辦會計，常來秘密交遞宋子文的情報。這名會計，每天都要當面向宋子文匯報外匯市場行情，宋子文每有行止都要向他打招呼，所以情報極準。7月22日，宋子文對他說，接青島電報知母親病重，擬于當晚回滬打點，不日去青島，所以一周之內停止辦公。 鄭抱真獲情報后，立即給在上海的王亞樵發去密語快電：“康叔準于22日晚乘快車去滬。23日到北站，望迎接勿誤。”暗示宋去滬后及時動手。 鄭抱真發完電報，剛剛回到住處，便遇到從上海專程來報告情況的“小泥鰍”。他急切地說：“我探到了日本特務的計劃，很緊急……”他說，在買到煙幕彈后順便探聽到了常玉清正在和田中隆吉組織一次“特別行動”…… 安清幫的“特別行動” “小泥鰍”購買浪人炯幕彈時發現，他們那里還有同樣的兩枚東西，經套話才知道，田中隆吉已雇傭常玉清在上海北站刺殺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然后嫁禍給鐵血除奸團。他們已經探知，重光把辦事基地放在上海總領事館，每周一次到南京公使館辦公，按時往返，已成規律。他在南京，主要是同中國外交部長王正廷打交道，但也和外交委員宋子文有很多來往。二人來往寧滬時間大體一致，所以經常同乘一列車尾掛花的車，到滬停車后待一般旅客走光才下車，肩并肩走到出口處，在那里，彼此還要謙讓一番方才出站。他們認為這是行刺的最好時機，安排在此下手可保萬無一失。得手后，同樣施放煙幕彈撤退，同時故意在站內外丟下武器及寫有“斧頭黨”(鐵血鋤奸團前身)字樣的未響炸彈，以示王亞樵所為。這一來，中國人就必須承擔事端的責任，日本陸軍也就可以像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薩拉熱窩事件一樣，“名正言順”地興師問罪了!“緊急措施” “小泥鰍”還了解到，常玉清已經知道宋子文明日(23日)返滬，擬屆時狙擊。他在上海找不到王亞樵報告，便只好找到南京來一 鄭抱真聽了報告感到問題嚴重。這事情太巧了，明天宋子文返滬，重光也返滬；明天王亞樵行刺(宋子文)常玉清也行刺(重光葵)，如果王亞樵按照自己的密語電報所示準時動手，那么就正好為常玉清刺重光作了掩護，并為日本特務的栽誣留了空隙，有口難分辯。由此而引起中、日兩國的武裝沖突，王亞樵就會成為萬世唾罵、洗刷不清的民族罪人。如果停止刺宋，則怕是箭在弦上，撤不出來了。華克之主張立即拍發一份加急電報，暗示情況起了變化，鄭抱真認為不妥：萬一王亞樵未能及時披閱怎么辦(他在上海住處極秘密)?萬一泄密怎么辦?而且作為國士，應該“先國家之急而后私仇”才對! 二人商議到最后，鄭抱真毅然決定，鄭、華同時搭乘當晚快車，與宋子文、重光葵同車去滬，到達北站時，在一般旅客走光之后，搶在宋子文與重光葵出車廂之前對空鳴槍，給宋與重光以信號，叫他們勿出車廂，以破壞常玉清的行刺計劃，同時也通知王亞樵撤出戰斗。至于刺宋，能成則成，不成則罷，事后再向王亞樵解釋。無疑，這是個巧妙、勇敢而又富于正義的“緊急措施!” 南京刺宋小組的人一致同意這一措施，鄭抱真便去購票搶搭當夜決車。現在，這個一向仇視日帝、蔣系的人倒是成了他們的“護衛者”。 雙方都在云霧中 在上海的王亞樵接到密語電報后就作了周密的布置。由他親自率領張四明、孫鳳鳴、蕭佩偉把守北站月臺迎擊；龔春圃率劉剛、龔林、唐明、李凱、彭光耀進入候車室堵截；謝文達率黃立群、劉文成、陶惠吾在車站外馬路上接應，各守一段，各負其責。他當然沒有料到還有什么幫派在打另外的主意。為了不致引人懷疑，他還讓這些人扮作旅客，連夜守在候車室內，事實上如果鄭抱真發來停止執行的電報，王亞樵也很難及時撤出全部人馬。 就在王亞樵緊急指揮的同時，常玉清也率領人馬來到現場作了部署。他在料定重光葵有可能進入的貴賓室門前配置兩名化裝雜役的刺客待機而動；另外又在出口處作了重點布置。在那里，他安排兩名做擦皮鞋生意的小癟三監視列車，及時發出重光公使是否到站的信號，由兩名化裝旅店侍者，雜在群眾中按信號行刺。同時又在馬路邊沿鐵柵欄處隱匿二人專司栽誣，一旦得手便悄悄丟下事先準備好的包裹，內藏一枚手榴彈并附一紙，上寫“斧頭黨專炸日本人”。 火車到來前，常玉清特別交待給負責監視的人注意對象的特征：重光葵歷來都和宋子文并肩走出車站，在出口處看到同宋子文謙讓的人便是重光無疑，下手勿遲!當然，他也不知道還有王亞樵做了什么布置，更不會知道鄭抱真的“緊急措施!”于是一場巧合的好戲“錯中錯”便等著開臺。 重光葵的“官脾氣”救了他一命! 重光葵和宋子文所乘車廂，是一節掛在列車尾部的“花車”，只有他二人和隨員。重光帶的是公使館書記官堀內干城和林出賢；宋子文帶了六名貼身衛士和極得信任的機要秘書唐腴臚。唐當年三十二歲，十年前畢業于美國哈佛大學，得碩士學位，剛剛結婚不久，此次專程陪宋回滬，聽侯調遣。 說來也巧，每次重光與宋子文乘這班車回上海，都是在列車過真茹站后，列車員才把熟睡的貴賓喚醒，偏是在這一天，列車員鬼使神差，在比往常早得多的時間叫醒了重光葵。這位公使大人美夢正甜，被擾醒后看看時間還早，便發起了官脾氣，索興穿好衣服來大罵特罵，愈罵愈氣。每次他都是邀宋子文一齊下車，而這次，車剛停穩便跳了下來，連招呼也不打逕自走向出口，混在人群中走出月臺。這似乎是故意做給宋子文看，以示抗議，但卻迷惑了常玉清布置的刺客和車上的鄭抱真。 擔負監視任務的小癟三，還在等待著與宋子文并肩而行的重光公使，想不到他已經輕裝簡從到達門外，上了汽車。車廂里的宋子文看看重光嘔氣的架式感到過意不去，便沒等一般旅客走光就趕了上去，希望作點解釋，也雜在人群中。這時，守在車廂中待機的鄭抱真、華克之還在等待旅客走完再發出信號，以免誤傷無辜，不料忽然看到宋子文走近出口，眼看就要進入常玉清的狙擊圈內，似乎重光就在他身側，感到形勢危急，便不顧一切跳出車廂，對空鳴槍，以示警告。此時，宋子文的衛士聽到槍聲便拔槍還擊；王亞樵布置的孫鳳鳴、蕭佩偉等人看到鄭抱真信號還以為需要支援，便與衛士展開槍戰，一時站內站外，子彈橫飛。 正是槍響一剎那，宋子文適在出口處。此時同他并肩走的已不是日本公使，而是機要秘書唐腴臚。他身披雨衣，手持日式黑色公文皮包，又與宋子文“肩并肩”，這在專司情報的人看來，無疑就是“重光公使”，遂發出“目標已到”的信號，于是雜在人群中的常玉清刺客立即趁亂集中射擊這位“重光”。 唐腴臚連中三彈，倒在血泊中不醒人事。常玉清見已擊中“目標”，便示意撤退，而此時華克之也已令孫鳳鳴擲出煙幕彈撒出戰斗，尤異于掩護了常玉清。常玉清還在亂中丟下事先備就的栽贓物，后來據報，在排除該物時還傷了三四人。 事后，宋子文自己談的情況與實際情況大體一致。他說“盡管未受絲毫之傷，殊屬不可思議”。他哪里知道，“醉翁之意”根本不在于他，而在歷來同他肩并肩的人。他又說“予先曾屢得警告，謂廣州方面將不利于予”，豈不知開槍的不只是“廣州方面”，同時還有“友好公使”方面的人。 重光葵大曝內幕 退出現場后，常玉清也不知道這次行動為什么會如此順利，連個蛛絲馬跡也未敗露，待他到了虹口東華紗廠內日本海軍特別陸戰隊司令部，會見在那里坐鎮指揮的田中隆吉，才知道王亞樵“掩護”了他們，而且他們擊中的是唐腴臚而根本不是重光!田中隆吉非但不給事先答應的兩萬元，反而要找他的麻煩。常玉清不敢違拗日本主子，只好答應另外挑選謀刺對象以挑起中、日沖突。后來，他果然帶人化裝三友工人，殺死日蓮宗和尚，制造了“一·二八”事變! 王亞樵布置的人雖多，亦無一人被捕、受傷。但他一直以為唐腴臚是自己人誤傷，幾次埋怨鄭抱真、華克之不該不事先通知。同時他也懷疑過：常玉清從不拋頭露面，這一天怎的偏要去北站?自己的人只顧同衛士槍戰，怎的唐腴臚會中彈?帶去煙幕彈已經用完，怎的站外會有未響的炸彈?他一面吩咐行動人員去香港避風，一面托人暗中送唐家一千二百元，以寬內咎。于是，這一謎案就將錯就錯，傳了下來。 但是，僥幸身免的重光很快就知道了事情的真相。當天，他去宋子文和唐腴臚府邸慰問，就滿懷著“替我受難”的感激情意。過后不久，發生了“一·二八事變”，田中隆吉在反華得手后竟然得意忘形，向林出賢書記官透露了那次行刺的內情。戰后，田中隆吉又親口對他說了實話，向他道歉，這時他才知道“同這一計劃匯合到一起的，還有田中隆吉的陰謀。他們的打算是要把致力改善日華關系的重光公使和與他共事的宋子文一起殺害”。 這幕國際性“錯中錯”行刺疑案終于大白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