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名稱】高等教育 【專 題 號】G4 【復印期號】2009年04期 【原文出處】《開放時代》(廣州)2009年1期第47～68頁 【英文標題】The Goal of Universities in China： Observation about the History of Universities during Republic of China 【作者簡介】劉超，清華大學歷史學系。（北京 100084） 【內容提要】 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大學經歷了曲折的發展歷程。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大學取得了巨大成就，亦遇到了一系列困難，其中比較突出的是辦學規模與質量之間的明顯失衡。要進一步加強大學建設，就要重點建設若干所具有國際水平的大學，培養一批國際知名的少壯派學人。這就需要大膽“拿來”，汲取一切養分，尤其是關注民國大學與歐美大學的辦學經驗。在實際運作中，我們應加強制度建設，重振基礎學科的強勢地位，加強師資團隊，完善考核機制和評價體制，繼續推進戶口制度、基礎教育等相關方面的改革。這樣有助于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復興準備條件。 一、問題之提出 世界歷史表明，現代國家的發展與大學的成長息息相關，大學是國家實現現代化最有效的動力之一。國家之崛起、民族之復興，從根本上取決于人才，而人才的產生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其主要的依托就是大學。相比歐美等地來說，我國大學起步甚晚，①但相對并不漫長的中國近現代史來說，其歷程卻并不算短，迄今為止，校史超過100年的大學為數不少。近30年來，我國高等教育取得了重大進展，其中尤其突出地體現為基本改變了專科院校一統天下、綜合性大學比例過低的局面；另一方面，辦學規模有了明顯增長，高等教育由精英型變成了大眾型，高校為更多人提供了享受高等教育的機會。然而，辦學歷史與辦學規模的極大發展，卻并未給近代以來的國際知識界貢獻太多重量級的學術成果與文化巨子。我國大學界的現狀和大國崛起所必需的學術文化實力之間仍存在相當差距。這一點，迄今仍是我國文化軟實力得以提升的重要障礙。 鑒往知來，有比較才有鑒別，對中國大學現狀及其趨勢的理解，需以歷史為參照。所謂比較，主要有二，一為橫向，一為縱向；二者交融，進行縱橫交錯的比照考察有其必要。中國大學的改革，自然可以借鑒域外的經驗，但最直接且最有效的資源很可能還是民國大學。基于對民國大學多層面發展特點的觀察，筆者將通過對比民國大學與現今中國大學在辦學規模、辦學方式、國際影響力等多層面的發展特點，為目前中國大學的發展現狀做出必要的評價，同時為中國大學未來的發展做出前瞻性的思考。 二、現狀：歷史回眸中的比較 中國大學出現于十九世紀末，但最初乏善可陳。至1915年，有人問時在美國留學的胡適：“中國有大學乎？”胡無言以對。②1921年，北大校長、原教育總長蔡元培在縱論中國大學時說：北洋、山西、東南等3所國立大學“幼稚程度可以想見……力量較大者，唯一北京大學……獨立承擔全國教育”。③可僅僅四五年后，蔡氏卻說：東南、武昌、清華、廣州諸大學，“都有了很好的開端。”④至1929年，蔡元培看到中央大學的崛起，乃告誡北大說：“北大不過眾多大學中的一校，絕不宜……妄自尊大”。⑤前此一年，胡適則在中央大學說：“北大久不為北大”，而中大“經費較昔日北大多三倍有余，人才更為濟濟。我希望中央大學同人，擔任北大所負之責，激烈的謀文化革新，為全國文化中心。”直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各界都認為中國大學中除北大、交大等之外，其他像樣的大學均屬教會；而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這一局面迅速扭轉，教會大學相形失色。⑥這表明，在此短短幾年中，中國的大學格局實現了重大突破，形成了覆蓋南北的大學群和知識共同體。在老牌的北大之外，還形成了一系列名校：中大、清華、協和、武大、浙大、中山、交大、唐山交大、燕京、金陵、圣約翰、廈大、南開、北洋等。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國內南北統一，各方建設猛進”，⑦政府傾力發展文教，知識界亦迅速發展，史稱“黃金十年”。抗戰前夕，中國高校達到巔峰水平，出現若干所國際高水平大學。到1937年，北大清華兩校教員雖都只有200名左右，但學校的國際排名均已在世界前100名之內，無疑當在規模最小的世界名校之列。如果說五四時期乃是北大“一枝獨秀”的話，那么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大學已真正實現“百花齊放”。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有關方面在籌辦南洋大學時還以西南聯大為楷模，并以梅貽琦為校長的首選。⑧ 然而，橫向來看，民國大學仍有其局限。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不僅當局說知識界“教授雖多，真正可稱為教授的卻不多”，知識界對當局和大學也都不無意見(如重實輕文、水平有限、偏于西化)。1932年，傅斯年對畢業于哥倫比亞大學的“海歸派”熱做了專門評論，引起諸多爭議。傅稱：我曾問過胡適之先生：“何以這些人這樣不見得不低能？”胡的回答是：“美國人在這個學校畢業的，回去做個小學教員，頂多做個中學校長，已經稀有了，我們卻請他做些大學教授、大學校長，或做教育部長。”⑨“只是所謂‘留學生’便可為教授，只是不合學生或同事或校長的私意，便可去之，學績既非所論，大學中焉有力學之風氣。”⑩此前，南方學人則抱怨道：“中國的教員只是把學校所得的知識輪回傳遞……現在的教育不是輪回教育嗎？……我國教授之資格不過如此而已。所以即使天資聰明者，而其程度亦不過等于外國一個助教。”(11)有意思的是，同屬哥倫比亞大學出身的蔣廷黼也稱：“中國近五十年來進步之慢與日本近五十年來進步之快，一部分就是由于教育政策的不同。”日本多年來的留學政策旨在培養全面的人才，而中國則只求實用，意在學習造船造炮等實用技術。他認為：“無論教育政策是怎樣的，三五個完備的大學是全國所必須努力建設的。”(12)(值得注意的是，蔣晚年卻說：“沒有問題的在那六年中，清華有了長足的進步。到了抗戰軍興之際，清華大學，在梅校長的領導之下，毫無疑問的，足夠大學界的國際水準。”(13))姚薇元也認為：“我們中國興辦教育已有三十余年的歷史，較之日本的教育維新，相距并不很遠；但我們試看日本的學術方面在國際上已達到平等的地位，醫學農學方面，日本尤其有很大的貢獻。而我們的學術界和日本相比便不免相形見絀了，在國際上，更無地位可言。”“日本的高等教育，起始便謀本國學術獨立為目的。”(14)昭和十年(1935年)，東京大學學生“總共八千三百零四名”；(15)同期，哈佛大學在校生略多于一萬名；北平高校在校生不過五千余名。因此，盡管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大學取得了長足進展，但和鄰邦相比還有相當差距。這當然有其客觀原因：從創辦東京大學(1877年)開始，日本認真辦大學已近60年；而中國正式經營大學當始于南京政府時期，即便勉強上溯，也不會早于蔡元培長北大之始(1917年)。 而今，新中國建立已近60年，特別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大學發展實已取得巨大成就，其顯著的表征之一，就是大學在國家文化創新的過程中作用明顯增強，其學術水平明顯超過了(社會)科學院系統而復得核心地位；再者是出版物的數量和質量也是此前30年遠遠不能比肩的。(16)這些成就，舉其要者，主要體現為：義務教育的普及、教育規模的增長、高等教育體系的完備、學科布局的成型、大學區域布局的合理化等多方面。然而，辦學規模的增大與義務教育受眾層面的擴展，是否也相應帶來了辦學質量與學術水平的提升呢？通過對比民國時期與現今中國大學的辦學數量(規模)與質量，我們應該可以找到答案。如表1所示，1934年，北京大學只有教授56人，清華大學只有教授87人，便是規模最大的中央大學也只有教授197人，而國際馳名的協和醫學院則只有十余名教授。相對于哈佛、哥大、牛津、劍橋等來說，這都是典型的“小而精”的名校。1934年，中國高校共有教員7205人，其中教授2801人，學生41768。(17)其教師的總體數量相當于現今國內三所一流大學之和；學生總體數量則略少于現今我國最好的兩所大學之和。(18)民國時期中國大學的數量直至抗戰前夕的黃金時期，也只有110所左右。1936年學校有108個、在校生41922人、教員7000余人。(19)而現今(2007年)我國已有2371所高校、專任教師116.83萬、在校生2700萬，(20)辦學規模呈幾何級增長。就此而言，中國大學現今的辦學規模已經遠遠超出了抗戰前之“黃金時代”的水平。再以義務教育的受眾層面來觀察，早在1923年，“南京的大學生出身地主家庭的約占一半，大官僚、富商子弟占十分之三強，小資產階級約有百分之十五的。”(21)照此推算，中等以上家庭出身的學生，至少在90％以上。直迄抗戰前夕，情況依舊。1932年，普通清華學子年開銷近250圓(1圓合今人民幣30余元)；(22)1936年，竺可楨長浙大后開始設置占錄取總數5％的公費生，每年的補助也恰為250元。(23)有報紙稱：“近日高等教育，幾乎為中產階級以上子弟所獨享。中人之產，供給子弟畢業高中，已甚艱辛；至于大學學生，每年非三四百元不可應付。”(24)而當時普通人的最低生活水平約為每人每年30圓。不難見出，在當時，占人口大多數的底層社會與高等教育基本上是絕緣的；占全國人口八成以上的農民更是如此。建國以來，尤其是近30年來，教育逐步真正走向了大眾。這也意味著，對一個世界上擁有最多人口的大國來說，教育作為實現社會公平的最佳渠道，已經賦予絕大多數家庭以實質性的意義。 再來看看民國時期與現今中國大學的辦學水準。國民政府遷都之后，清華、北大等校在遠離首都、資源相對稀缺的條件下，繼續維持了北平文化中心的地位，并建成了世界名校群。如表1所示，在抗戰以前，中國名校甚多，如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與中央大學，差不多都已躋身世界前100名。其中，清華與北大都只有約100名教授，此后的西南聯大排名更有所提前，(25)其他如浙大、燕京、北洋等亦國際馳名；而現今我國最頂尖的兩所學校，其學術水準在國際排名亦不過在200～300名之間；當年具有一定國際影響的中央大學、浙江大學等，其國際排名則在300～500名之間。現今的北大、清華等校規模已擴大約20倍，國際排名卻大幅回落。這一數據表明：現今中國大學(此處泛指整個高校體系，下同)較之抗戰前夕的中國高校來說，在規模上有明顯進步，而學術水平卻明顯回落。另以學科水準與學人隊伍為例，民國時期，中國大學達到世界前沿的學科數量已不少，如清華的文史、數理，北大的文史，協和的醫學(以及中央研究院涵蓋的部分領域)都蜚聲國際，此外，交大和北洋的工學、金陵的農學、南開的經濟學、東吳的法學等，都初具國際知名度。與此相伴的還有一批具有國際前沿水平的一線學者：以清華為例，中國學方面的陳寅恪、趙元任、馮友蘭、蕭公權、劉文典等都是當之無愧的國際前沿學者；數學方面的孫光遠、華羅庚、陳省身等；物理方面的薩本棟、吳有訓、趙忠堯等；化學方面的高崇熙、薩本鐵；生物學農學方面的戴芳瀾等都是享有國際盛譽的一線學人。而比照現今中國(包括臺港地區)大學的學科建設與學人隊伍，就總體而言，我們還缺乏能夠獲得國際高度認可的學術成果，連一直是我國學術強項的中國學研究也已無明顯的優勢，同時亦缺乏一批具有國際影響的一線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