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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流行文化分析路徑與方法

孫瑞祥

闡釋的方法源自闡釋學(Hermeneutics,Hermeneutik)理論。闡釋學又稱“赫爾墨斯之學”。(赫爾墨斯Hermes是希臘神話中傳達消息的信使神。他主要傳達主神宙斯旨意,在把神旨傳達人間或把神界語言翻譯、轉換為人間語言時要做一些解釋性工作。)我們這里關注的當然不是闡釋學的發展史,而是闡釋作為一種研究方法的存在意義及其對我們的啟示。在傳統認識論中,“先見”或“偏見”一直是被人們努力鏟除的對象,偏見與“理解”的關系成為勢不兩立、必欲兩相決裂的關系。但本體論闡釋學的創立者海德格爾的觀點卻與其相左,主張正是作為理解條件的“先見”使理解成為可能。他在《存在與時間》中寫道:“我們之所以將某事理解為某事,其解釋基點建立在先有、先見與先概念之上,解釋決不是一種對顯現于我們面前事物的沒有先決因素的領悟。”⑥伽達默爾繼承并發展了其老師海德格爾的先在結構本質觀念,提出了“成見是理解的前提”,充分肯定解釋者或讀者在闡釋過程中的積極作用。伽達默爾從胡塞爾現象學中借用了“視野”(Horizon)這一術語,認為理解活動乃是個人視野與歷史視野的融合,超出了視野人們便一無所見。只有解釋者的先見和被解釋者的內容能夠融合在一起,產生意義,才會出現真正的理解。一切理解都是一種闡釋,那種只有一個“惟一正確的闡釋”的說法是不合理的。⑦

闡釋方法對于流行文化研究的有效性在于,流行文化是一種“文本性產品的生產”,它明顯區別于“功能性產品的生產”(如汽車)。⑧因而,對流行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種探尋規律的實驗科學,而是一種探求意義的解釋科學。馬克斯·韋伯就堅持這一觀點,他認為,社會文化領域不同于自然世界,研究前者的科學原則也不同于研究后者的科學原則。自然科學探討的是規律性、因果性的關系與法則;而人的頭腦是自由的,它不遵循自然界的法則。正因為如此,應當采用理解的方法或特殊化的方法,從內心理解去把握行為的意義。運用闡釋的方法解讀流行文化,就意味著有意也罷,無意也罷,反正這是一種“誤讀”。既然是誤讀,就必然需要“投入理解”(韋伯),就必然不具有解讀的惟一性和真理性,就必然存在個人偏見。這就意味著流行文化研究不是在論證“科學道理”,而是要體現一種現實文化關切。 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方法——比較文學方法的有效移用 比較文學作為一門獨立存在的學科具有一百余年的歷史,在其學科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包括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方法在內的眾多富有特色的研究方法。借鑒和移用這些研究方法,對流行文化研究大有裨益。在比較文學中,影響研究是把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民族文學,包括作品、作家、文學思潮等的相互作用、相互聯系作為研究中心,關注的是某種影響因素實際展開的過程,以及不同因素之間此消彼長的相關性。平行研究是把并無直接關系的不同民族文學,在主題、題材、文體、情節、人物形象、風格特點等文學內部的諸多方面實際存在的相似性和差異性作為研究重點,經過推理分析,得出有益的、往往又是具有某種規律性、理論性的結論。一般而言,影響研究有利于揭示研究對象的發展軌跡,平行研究有利于揭示研究對象的構成特征。把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結合起來,有利于對研究對象進行整體觀照和全面考察。 在本人看來,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不應囿于比較文學范疇,完全可以在一個更廣泛的領域加以運用。就流行文化研究而言,對這兩種方法的運用實際上是一種移用,已經部分地失掉了比較文學自身的話語特色,跳出了比較文學的框架,這種移用應該是有益的。從大的方面講,探討流行文化生成機制與傳播動力本身就是一種影響研究,它要回答的是究竟哪些因素影響、推動和制約著流行文化。同樣,有關流行文化與大眾文化概念異同的歷史考察與當代辨析,就是一種平行研究,它有助于對流行文化與大眾文化的異同得出理性判斷。再如,由傳播技術手段的不同所導致的文本呈現方式的差異對文本傳播效果的影響;網絡文學、影視文學與印刷文學的雙向互動影響;對不同類型流行文化樣態間相似性和差異性的對比分析等,都可以運用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方法。[基金項目:天津市社會科學規劃重點項目(TJXC08-007)]

注 釋: ①埃德加·莫蘭[法]:《復雜思想:自覺的科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66頁。 ②賴特·米爾斯[美]:《社會學的想像力》,陳強等譯,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153頁。 ③戴錦華:《文化研究的理論與實踐》,載[英]阿蘭·斯威伍德著,馮建三譯:《大眾文化的神話》,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4頁。 ④約翰·費斯克[美]等,李彬譯注:《關鍵概念:傳播與文化研究辭典》,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頁。 ⑤崔欣、孫瑞祥:《語境化:大眾文化研究的一個理論問題》,《天津成人高等學校聯合學報》,2003(3)。 ⑥⑦轉見金元浦:《接受反應文論》,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頁、第66頁。 ⑧伯爾納·吉安德隆[美]:《阿多諾遭遇凱迪拉克》,見陸揚、王毅選編:《大眾文化研究》,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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