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法律繼承傳統法文化西方法文化

論文摘要：法律繼承是法律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當代中國的法律發展即存在著對我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繼承，又存在著對西方法律文化的吸收與借鑒。怎樣在吸收和借鑒處于強勢地位的西方法律文化的同時，又注重發揚本民族的法律文化精華，是我國當今法律發展面臨的困境。面對此困境，我們只有全面認識傳統法文化和西方法文化的優劣，才能為當代中國法律發展找到契機。 一般而言，法律發展的立足點在于現時，即主要討論當前情況下，法律應以何為目標并如何達致目標的問題。事實上，任何一定點的現時都是前一階段歷史發展的結果，因而，它才能成為通向未來的起點。正如謝暉先生指出的那樣，“站在任何一個‘現代’點上的人類，既無以割舍對過去的懷戀，也難以斷絕對未來的憧憬。” [1]對于法律發展而言，如果喪失了自我，在全新的基礎之上重新建構法律體系和法律制度，就無所謂發展。因此，在理論上，法律繼受應該是法律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 法律繼承包括縱向的繼承和橫向的受讓兩種方式。縱向的法律繼承是指在法律發展過程中，汲取本民族歷史上形成的文化精華，并以此作為當代法律發展的基礎。橫向的法律繼承是指借鑒、吸收同一時代世界其他民族的優秀文明成果，來促進和完善本國的法律發展。在縱向繼承與橫向受讓的關系中遵循著文化流變的規則，即雖然在不同民族的不同歷史時期，對二者有所側重，但是一般情況下，前者是基礎性的、第一位的，后者是對前者的完善和補充。因為就文化流變規律而言，其發展應該是以我為主，同化異質文化。換言之，文化發展是在已有文化基礎之上去“化”其他文明的。 法律繼受的另外一個特征在于客觀性的統一。一個民族在法律發展進程中面臨的文化成果是客觀的，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即所有傳統法律文化和其他民族法律文明成果是既定的，作為某一個特定歷史時期的人無法選擇其所處的時代，相應地，在內容上只能是對既有法律文明的繼受。另一方面，面臨前代和其他文明的優秀成果，一個民族可以選擇其繼受的內容和方向，并在此基礎之上制定本民族的法律發展目標和路徑，實現本民族的法律發展，為世界法律文明做出本民族的貢獻。 一、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對當代法律發展的影響 近代以來，中國的法律發展總是受到傳統法律文化的深刻影響，即使最激進的法律改革也不能完全擺脫它的影響。這正如梁治平先生所云：“……在那些斷裂了的歷史表象之后， 有一些古老的東西，他們從極其遙遠的過去，從某個鮮為人知的時代，悄悄地延續至今。人們從不曾注意到它，正好表明它在暗地里頑強而有力地支配著我們，表明它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我們心中最隱秘的情感。” [2] 從清末修律中對封建法律的大量保留，到國民黨政府對于軍政、訓政和憲政的時期劃分；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支配，到“文革”十年中專制主義和法律虛無主義的盛行，都在很大程度上表現出了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暗合，如果用歷史的眼光去審視這一進程，我們就會發現這絕不是偶然的巧合。這種狀況有其歷史原因。從歷史上看，清末修律是在中西法律文化“際遇”（encounter）的條件下發生的，西方法律文明以武力為條件進入中國，因而效仿西法是一種別無選擇的選擇。即使最激進的西方法律文化的鼓吹者也是在封建文化熏陶中成長起來的，再加之封建勢力的強大，這場修律運動不能導致徹底西化，對封建法文化達成某種妥協也是必然的。另一方面，中國近代以來法律發展的歷史條件特殊，法律發展直接以社會重建為目的，這樣難免具有急功近利的色彩。要知道西方法律文明作為自然演變的結果，經歷了羅馬法復興、啟蒙運動和資產階級革命等階段數百年的文化準備，而中國的法律發展想在短時期內完成這樣一項浩大的社會工程確實顯得力不從心。加之中國近代的文化啟蒙運動并未完全展開，其所及范圍相對狹窄，根本未能推向和深入人民大眾，也就沒能真正深入到社會生活中去。中國近代以來的法律發展深受傳統文化影響而偏離了它的航向，于是有人就把問題歸結于傳統文化惰性力量過于強大，發出了“我播下的是龍種，而收獲的卻是跳蚤”（海涅）的感慨。但問題并不像它表現的那樣簡單，傳統文化得到如此深切的認同，它甚至悄悄地左右著最為激烈的反傳統者（很多激烈的反傳統思想以某一種傳統去反對另一種傳統，或者說是陷入了以傳統去反傳統的怪圈），這不正是說明了傳統文化的巨大影響力和生命力嗎？這正是現代化理論中“傳統”與“現代”簡單的二分法，并把傳統等同于落后的理論在實踐中所產生的問題。現代化理論從西方經驗出發，試圖把各民族發展過程復雜的問題簡單化。這種簡單的傾向實際上把民族文化傳統中具有活力的部分同喪失活力的部分混為一談，從而在根本上抹殺了非西方文化傳統的自我發展與自我更新能力。 何謂“傳統”?“傳統中的‘傳’是人類歷史的延伸、延續、承襲。傳統中的‘傳’是傳的精神整體……傳統就是人類生活中前后相乘，主導人類文明的文化靈魂與精神整體，是在歷史進程中延伸著的思想綱領和生活主題。” [3]傳統是一個民族對其生活經驗的總和，人們遵循傳統并非僅僅由于其方便性，而在于傳統具有自身的意義和價值。從時間上看它雖然屬于過去，但是它卻深刻地影響著現實，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未來。它不僅體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還深藏于一個民族本性之中。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傳統與文化是重合的，正是如此，才能解釋一個民族如此依賴其文化傳統的原因。 對于當代的法律發展而言，我們所確立的發展目標與發展實踐都應當與傳統有著密切的聯系。這既體現著文化發展的連續性，又能使法律發展目標和實踐能夠切實地深入到社會生活中去，從而避免法律與社會生活的斷裂。不顧文化傳統的法律發展造成這種斷裂，其危害性是很大的。法律始終是“紙上的法律”，而不能真正完全起到調節社會生活的作用。人們在社會生活中大量規避法律的行為，使法律喪失其社會基礎，更談不上信仰法律，這樣的實踐只能使法治目標離我們越來越遠。值得說明的是，這里所指的傳統是從民族文化整體而言的，它不僅僅是指法律文化傳統。中華法系傳承近兩千年，影響達到亞洲周邊國家，但其固有的缺陷是不能忽視的。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是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之上的，是在封建專制制度下發展而成熟起來的，其中所表現出大量的封建統治階級的特權思想和愚民政策，表現出來的專制主義、義務本位、禮刑合一、厭訟輕法、等級觀念、家族主義、權力崇拜等因素。就歷史形態而言，它比西方資本主義法文化滯后了一個時代。因此，中華法系作為一個整體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和可能。另一方面，中國傳統文化作為一個整體仍然具有鮮活的生命力，是我國當代法律發展的寶貴資源。例如，儒家在總結前代思想精華而提出的“中庸”觀念就很好地解決了天人關系問題和人際關系問題，能夠成為當代法律發展的一個指導原則。

傳統的另外一個特征便是時代性。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民族所遇到的問題不盡一致，因此，各民族致力于解決現實問題的努力必然要使傳統與現實相聯系，從而使傳統發生一定的變化，這就是傳統的自我發展。作為法律發展的傳統應當是當代中國文化的實際情況，即前人經過發展留給當代的客觀文化狀況。當代文化狀況與古代或近代相比有了較大的變化，特別是近代中國社會轉型以來，社會經濟基礎和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相應地，文化狀況也有了很大改變。1905年正式廢除了科舉制度，從客觀上割斷了儒家思想與利益分配制度之間的聯系。新文化運動至今，儒家的價值系統受到了自由主義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的沖擊。模仿西方建立的教育制度和教育體系取代了儒家教育模式，教育的高度發展為當代中國文化注入了科學和民主的思想。商品經濟的發展，特別是黨的十四大以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打破了自然經濟一統天下的局面，與之相適應的公民權利意識和法律意識大大增強。信息傳播的發達初步改變了知識和信息壟斷的局面，與之伴隨的經濟全球化浪潮要求在文化上與世界同步……因此，當代中國的文化狀況表征出一種很復雜的態勢。一方面，沿襲數千年的傳統文化仍然發揮它的作用，但是其作用被限制在一定范圍之內；另一方面，經過西方文化近一個半世紀的沖擊，當代中國文化至少在制度層面上表現出很大的西方特征，而且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這種特征還會被繼續強化。因此，中國當代的文化狀況既不是傳統的，也不是西方化的，體現出二元化甚至多元化的混合態勢。如果要對之加以概括總結的話，那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以，當代法律發展的文化基礎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具有的全部特點。

二、西方法文化對當代中國法律發展的影響 客觀地講，清朝末年的中西文化的“際遇”為中國法律文化提供了發展契機，特別是在古老的中華法文明行將沒落，迫切需要異質文明的沖擊以激發其活力的時候，西方法律文明為我們提供了新的理念和新的思維方式，為中國的法律發展開辟了新的道路。但是應該看到，西方法文明畢竟是以武力為后盾，以民族侵略為手段輸入中國的，因而注定了在中國接受西方法文化的同時必然伴隨著抗爭，使中西法文化在交流中伴隨著抵觸。另一方面，由于中國在近一個半世紀以來的政治動蕩，各種社會矛盾尖銳、復雜，這又引發了國人，特別是知識界對傳統文化的反思，反思的結果使很大一批人走上了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道路。在西方的各種思潮中間尋求醫治良方，但是這些方案由于不能立足于中國社會與文化的現實，都相繼失敗了，這又很容易把方案的失敗歸罪于中國傳統文化勢力的強大，轉而尋求更激進、更徹底的方案。一個時期，這種激進之風愈演愈烈，達到了不能自抑的程度。在中國法律發展進路問題上也始終存在著兩種矛盾的傾向：對西方法文化的敵視和全盤接受。而大部分時期，這看似水火不容的兩種態度卻復雜地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國法律發展的奇特景象。 畢竟對于法律文明而言，西方法治是目前人類所達到的最高文明水平。它以商品經濟為基礎，經歷了數百年的文化準備，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達而發展起來。它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建立了一整套保障公民的民主、權利、自由和平等的法律制度，高揚理性主義、個人主義和法治主義大旗，對整個世界的法律發展都具有很強的示范作用和輻射作用。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這種作用將會更加強化。當代中國的法律發展當然不能脫離這種國際背景而獨立發展，尤其是西方法律文明中與市場經濟建設密切相關的規則、制度，更應該是我們以資借鑒的寶貴資源。但是應該強調指出，學習和借鑒絕不等于法律發展的西方化。法律發展是每一個民族法律文化的自然演進，借鑒世界文明的優秀成果只是一個民族法律發展的一個方面，雖然在當代中國這是很重要的方面，但是由于法律發展受到地域性和文化特性的客觀制約，它不可能涵蓋中國法律發展的全部。 在世界范圍內，法律發展是多元化的發展，這是由于民族文化的客觀差異性造成的，忽視了這一點就可能會造成嚴重的后果。每個民族根據自身的文化特點和民族精神去選擇法律發展的進路，構成了世界法律發展中的有機組成部分。同時，這種法律發展又是普適的，其普適性就在于它的多元性。隨著社會的發展，每個經濟體制和社會發展目標都表現出大致相同的模式，相應地各民族的法律發展目標也都紛紛定位于法治國家。因此，各民族的法律發展在保有其固有傳統的、獨特的、多元的發展的同時，也面臨著與世界法律接軌的問題。在此二者之間，法律發展的多元化是基本特征、是基礎。但是，在社會日益開放的情形下，不能僅僅依靠一個民族自足達致法律的發展，它還需要在更高層次上尋求共同因素。但這種共同性并不排斥多元性的法律發展，而是多元法律發展的保障。目前，西方法律文明也遇到了挑戰，它們用于應對挑戰的因素只能來自于外部文明。所以說，多元的法律發展不僅呈現出了世界法律文明的豐富多彩，而且為多元化的進一步發展開創了道路。 在法律發展多元化的態勢之下，當代中國法律發展向西方法律文明學習哪些方面以及怎樣學習，構成了另外一個問題，即作為一個法律的后發展國家，如何判斷西方法文化中各因素的優劣以及這些因素同西方本土文化是何種關系，是一個很復雜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一般說來，對西方法律文明的借鑒既要面向當代中國鮮活的社會實踐，又要面向未來的發展。這兩者的契合點就在于實現人們普遍價值追求基礎之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訴求。當然，這僅只是一個高度抽象的理論原則，在實踐中它要復雜得多。 三、結語 中國的法律發展屬于“晚發外生”型，即在西方國家已經達到了相當的法治文明的時候，我們才開始艱難的起步，而這種起步又是以外來壓力為直接推動力的。因此，中國的法律發展是以西方法治模式為參照系（包括歐美等西方國家的法治模式與蘇聯的經驗），呈現出西方模式。但具有千年歷史的中華法系的影響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消逝，因而中國的法律發展又呈現出注重傳統，強調中國文化特殊性的發展模式。這兩種模式在中國都具有很大的市場。一方面，西方法治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已形成了一定的中西間法律文化勢差，中國不向西方學習就不能彌補自身法律文化的劣勢；另一方面，中國悠久的歷史所積淀的文明又抗拒著西方文明的沖擊，在現實中，西方法治模式難于在中國文化中扎根，因而得不到廣泛的認同。在中國法律發展的實踐中，如何解決這一兩難進路的選擇，我們必須堅持兩點：1.學習西方但不模仿西方。西方法治文明是迄今為止人類所達到的最高文明水平，不向西方學習就是把中國的法律發展排除在世界文明大道之外，只能是經驗爬行主義。完全照搬西方法治模式不適合中國國情，只能造成法律與現實生活的脫節。2.注重傳統但不死守傳統。對于中國文化進行具體分析，其中既有促進法律發展的因素，如人際的和諧、濃郁的人文精神、方法論上提倡兼容、注重文化間的對話與交流等，同時又有不適應時代發展的因素，如宗法觀念、刑即是法、權利意識淡漠等。我們必須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梳理，從中找到有利于法治建設的精神和文化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