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農業新問題的出現與傳統價值觀改造 生產和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出現新的限制因素。中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經過十多年的快速發展，使得農村文化結構在“器物”層次上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使得傳統的組織形式和傳統價值觀念都有些不適應，從而又出現了新的一輪文化結構內部的不統一，不自洽。 今天的農民不滿足于做一個“自給自足”的小農，農業生產的衡量指標不僅僅是“產量”，更重要的是經濟效益即收入，因此農民不得不關注兩個方面問題，一是農業技術或農業生產條件，二是農產品交易市場。農民要想從農業中獲得好的收益，就必須應用新技術，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同時在市場上得心應手。但由于新技術的使用成本太高，小規模家庭農業接受農業新技術能力弱，導致農業技術推廣與創新步覆維艱，農業成本居高不下，同時，單個家庭在市場這個對于中國農民來說十分陌生的領域中無異于大海中的一葉扁舟，風險高懸，往往手足無措。因而，為了共同的利益，農民組織起來，進行多方合作顯得尤其重要。上世紀50年代，土地改革后的“互助組”解決了那個時代單個農戶經營能力弱的問題，促進了農業生產，今天，農戶之間、農戶與外界之間同樣要進行合作，才能解決技術和市場問題。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種合作直到90年代中期也沒有形成，導致農業生產成本增加，農產品流通渠道不暢，農民收入下降，形成了今天中國高層和學者廣泛關注的“三農”（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 合作不能形成并不說明中國農民“鄉土關系”之間的互助合作傳統已經消失，而是“鄉土關系” 這種以血緣和地緣為基礎的合作已不能有效解決問題，今天的合作不同于50年代，那時農民主要合作方式是勞動力互補、勞動工具互補，合作對象是熟人，而今天更多的是技術上和經營上的，“合作”行為往往要發生在陌生人之間，長期的“鄉土關系”交往使得中國農民不擅長同陌生人打交道，也不愿同陌生人打交道，因此農民盡管有合作的意愿，但并不知道如何去合作，去找誰合作。 很顯然，從本質上看，今天的農業問題是由于文化結構中“器物”層次快速發展，而第二層次即“組織形式”卻沒有相應跟上，而“組織形式”受“農民價值觀念”的影響，由此而引起農村文化結構在新的層次上不自洽，不協調。 要使農業獲得新的發展，必須使農村文化結構在新的更高層次上實現自洽和統一，而要達到這一目的，有兩種力量可以利用，第一種力量是來自農民自身的內力，即農民自身的創造力量。歷史的經驗證明，農民自身的“創造性”基于農民自身的文化傳統，所導致的制度層次的文化變遷最能使農村社會整體文化結構實現自洽，所以鼓勵和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顯得特別重要。今天的三農問題要徹底解決必須依靠廣大農民的自身覺醒，自覺摒棄清除傳統農民意識中的負面因素，實現農民價值觀的現代化超越，在利用好“鄉土關系”的同時，學會與陌生人打交道，摒棄那種“淡漠家族以外的人”的傳統，樹立起競爭意識，樹立起新的價值觀念如科學觀念、法制觀念，讓傳統的道德觀念和法律觀念共同調節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系。第二種力量是來自政府或其它方面的外力或外在文化形式的加入。政府和其它外力的作用方向應該是為農民的創新實踐提供服務和方便，在資金、技術、信息、公共物品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并在推動“合作經驗交流”方面發揮影響力，為“農民合作”創造政策、法律和制度環境，而不能直接包辦農民的組織合作形式，強行組織農民進行某種合作。 七、結束語 中國當代農業的演變史，從本質上看，就是中國農村文化結構的演變史。中國當代農業的兩次轉折的后期所出現的問題具有同一性質，都是文化結構出現了不自洽，前者是由于外來文化質數的不合理引入，造成了組織層次超越了價值觀層次和器物層次，導致農村文化結構不自洽；后者是由于器物層次的快速發展，價值觀層次和組織層落于器物層次，導致文化結構的不自洽。 很顯然，在資源稟賦一定的情況下，農業的發展是由政策、制度、價值觀、習俗等文化質素所構成的文化結構所決定的。因此，政府干預農業的最有效途徑是促成農村文化結構變革，變革的方向應該是在農村文化傳統基礎上，使農村文化從器物、組織、價值層次上由不自洽走向自洽，由低層次上的統一走向新的高層次上的統一，而決不是對外來某種或某幾種文化質素的簡單地照搬。中國農村要發生根本性變化，從文化角度看，就是使文化傳統結構接受外部更高文化質數的洗禮，使之在更高層次上實現內在質數的統一，并使傳統結構的每一質素的積極能量都能獲得釋放，消極能量受到抑制。農村文化結構變化的量變積累將會導致質的變化，這種質的變化外在表現形式就是，由“農業文明”走向代表著現代化的“工業文明”。 促成農村文化結構變革如何用力？外力的作用點應該在哪個層次？作用于器物層次、組織層次還是價值觀層次？中國當代農業發展史已經證明，這是很關鍵的問題。我個人認為，只要能促使文化結構處于自洽和內在統一狀態，可以在三個層次中任何一個層次著力，或同時著力。不過，讓生產力盡速發展即在器物層次上著力應該是一個優先的選擇，因為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經濟基礎的變化，中國農民的價值取向，行為準則也就會改變。改變了的文化結構反過來又會促進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的發展，促進生產力水平的提高。農村合理的文化建設可以加快文化結構的合理演變。可以預言，中國農業農村經濟將在這種農村文化結構不斷優化過程中走向現代化。 Study on the Effect of Farmers，Cultural Tradition on Evolution of Modern China Agriculture Abstract: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in rural societ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on China’s agricultural evolution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20 century. The author suppose a theory about culture structure to discuss the effect of China’s farmers’ way of thinking ，values and other cultural elements on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The article uses the theory to analyze the change in agriculture from 1949 to 2000.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government should pay great attention to cultural tradition and culture construction in countryside in order to reach a success in policy and system arrangement.

Key words: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in rural society cultural structure structural function evolution of modern China， agriculture 注釋 [1] 馬克斯·韋伯：《新教理論與資本主義精神》，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 [2] （美）塞繆爾·亨廷頓勞倫斯·哈里森等：《文化的重要作用》新華出版社，2001。 [3] 余恩海：《中國農民的理性》，《社會科學論壇》，2002，12期。 [4] 〈戰略與管理〉，2003，1期。 [5] 曹幸穗：〈舊中國蘇南農家經濟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20頁 [6] 王思明：〈 中美農業合作經濟發展比較〉?古今農業?，1997年第4期 [7] 王思明：《中美農業合作經濟發展比較》?古今農業?，1997年第4期 [8] 林毅夫：《再論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21頁 [9] 王思明：《誘致性技術與制度變遷》，《20世紀中國農業與農村變遷研究》，2003。 [10] 黃祖輝、蔣文華等：《農業與農村發展的制度透視》，中國農業出版社，2002，2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