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三線建設；三線精神；思想政治教育

【論文摘要】三線建設是新中國建設不可磨滅的一頁。廣大的建設大軍在努力完成許多宏大建設工程項目的同時，也創造了三線精神。三線精神包括艱苦創業、敢打硬拼的精神；顧全大局、團結協作的精神；愛國奉獻、不怕犧牲的精神。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一支幾百萬的三線建設大軍，在遙遠的西部邊陲地區，開展了一場規模宏大的建設工程，在努力完成許多宏大建設工程項目的同時，也創造了三線精神。三線精神，應該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寶貴資源。

一、艱苦創業，敢打硬拼

1993年4月9日，江澤民同志題詞：“讓三線建設者的歷史功績和艱苦創業精神在新時期發揚光大。”肯定了三線建設者具有的艱苦創業精神。

時光流逝，往事如煙，當年的情景在許多建設者的眼前時常浮現。東方汽輪機廠是在1966年破土動工的，建設者回憶當年艱苦創業的歲月說：“在野草間，在破廟中，在香案上，在油燈旁，人們繪出了東汽廠的第一張建設藍圖。”“為了趕制出工廠的第一臺7.5萬千瓦汽輪機，焊接工人克服沒有燃料的困難，奮戰五個晝夜，用柴火把部件加熱到幾百度，完成了后來用天然氣加熱也需要二十多天才能交工的焊接任務。鑄鋼車間晝夜不停挖掘出的電爐大基坑剛剛完工，一場暴雨又把坑灌得水汪汪一片，車間的共產黨員們馬上日夜加班舀水抽水。”“總裝車間的職工，干脆吃在車間，睡在車間。”“動力工人起早貪黑，一天要干12個小時的活。”

曾經擔任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副主任的程子華同志回憶說：“西南三線建設中，遇到的困難是難以想象的，處處是高山峻嶺，道路崎嶇，交通不便，人煙稀少。”修筑攀枝花工程，最需要披荊斬棘、百折不撓、艱苦奮斗的革命精神。攀枝花工程的“建設者為爭取時間，在頭頂烈日當空，腳踩不毛之地的情況下，憑著三件寶（水壺、毛巾和草帽），轉戰于深山峽谷之間。住的是干打壘、布棚子，吃的是干咸菜。數以千噸計的礦樣，靠人從高山頂背下來，數以萬噸計的設備、器材，靠汽車從狹窄、坡陡、彎急的公路上運進去。攀枝花的建設者硬是在‘天是羅帳地是床、擔水要到金沙江’的十分艱難困苦的條件下，站穩了腳跟，成功地建成了艱巨復雜的攀枝花鋼鐵基地和渡口這個新城市，以及其他地方許多重要項目。”

曾經先后任冶金部副部長和黨組副書記、國家經委副主任、煤炭部部長和黨組書記的高揚文同志，也曾回憶攀枝花工程的建設過程：“1964年臘月，成千上萬的建設大軍不分晝夜，奔赴到幾乎沒有人煙的崇山峻嶺之中，在江邊、山溝中支上一個個帳篷，三塊石頭架飯鍋，開始了艱苦的戰斗。攀枝花鋼鐵廠的建設，是在非常困難的外界條件下進行的，不但要克服地理條件上的種種困難，還要克服氣候上的困難。這里沒有春夏秋冬四季，只有雨季和旱季，從每年的9月到第二年5月為旱季，氣候炎熱，滴雨不見，人們就像在蒸籠里勞動；而雨季則經常大雨瓢潑，山洪咆哮，工地隨時有塌坡的危險。但是這些困難沒能嚇倒中國工人階級。”“當時攀枝花沒通鐵路，一切生活、建設物資都要經成都或昆明運到現場，運量很大，運輸路程很遠，道路崎嶇，山高溝深，困難之大是可以想象到的。”“幾十噸、上百噸的數以百計的大件，硬是用汽車拖進來了。世人常常夸耀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美盟軍在法國登陸后，后勤支援是運輸史上的奇跡，我看攀枝花建設的運輸組織工作和它相比，毫不遜色。”

三線建設創業者的艱苦創業精神以及偉大成就，震驚了世界。在美國紐約的聯合國大廈里，存放著三件人類征服大自然和駕馭宇宙的標志性物品，與美國的阿波羅宇宙飛船帶回的月球巖石和蘇聯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模型并列的，是中國成昆鐵路象牙雕刻藝術品。成昆鐵路營業里程全長1090.9千米，沿線不僅地形復雜，地勢險峻，由于歷次構造運動的影響，地質情況極其復雜，存在著山坡崩坍、落石、滑坡、泥石流等各種不良物理地質現象。新的地質運動也較活躍，全線有500多千米位于烈度7-9度地震區。1964年8月，成昆線大會戰拉開了序幕。一時間，原先人跡罕至的深山峽谷帳篷點點，紅旗招展，在“氣死猴子嚇死鷹”的懸巖峭壁上，炮聲隆隆，硝煙彌漫。為了跨越地形障礙，全線建有橋梁991座，開鑿隧道427座，其中3千米以上的長隧9座，橋隧總長度占到整條線路長度的41.6%。由于地形限制，沿線122個車站有42個不得不全部或部分建造在橋梁上和隧道里。在地勢險峻的龍川江峽谷，由于隧道在大山里迂回重疊，進口和出口竟出現在同一個方向，只是高度僅差幾十米。可以說，成昆鐵路建設者們創造出了功垂千秋的業績，譜寫出新中國筑路史上的壯烈詩篇。

二、顧全大局，團結協作

在三線建設中，廣大工人、干部、知識分子、解放軍官兵和上千萬人次的民工建設大軍，自覺服從大局、保證大局，同舟共濟、群策群力，堅持統一指揮和調度，有困難共同克服，有難題共同解決，有風險共同承擔，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治優勢，凝集成氣勢磅礴的強大合力。

從事三線建設，一個重要的任務是，要一、二線地區重要企業向三線地區搬遷。1964年7月15日，毛澤東說：“一有戰爭征候，工廠就要搬家，疏散到山里去。上海這么多工廠還能留給敵人嗎？不能。”在黨中央毛澤東的指示下，一、二線地區的機器、設備和人員向三線地區搬家。高度的政治覺悟和團結協作精神，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保證作用。

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上海市經委副主任兼國防工業辦公室副主任錢敏同志調往西南，任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副主任，以加強三線建設的領導工作。他在回憶上海搬遷情況時說：“按照計劃，華東地區要搬遷二百五十多個工廠，十多萬人。……那時提出的口號是：把好人、好馬、好槍搬到三線去。所以去的人和設備都是好的。”“當時華東地區除上海以外，還從江蘇的無錫、常州、南京，浙江的杭州和山東等地搬遷了一些工廠。從上海市搬遷的主要是機械廠，電子行業四川有一定基礎。此外，就是制藥、棉紗、儀器儀表。”

1964年11月，高等教育部發出《關于調整第一線和集中力量建設第三線的報告》，確定搬遷一線地區的部分院校到三線地區。由原校遷出部分專業到三線地區建立分校的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京大學、華東化工學院、北京航空學院、北京工業學院、甘肅工業大學七所。遷往內地去的科研機構主要是與國防科研關系密切的兵器、航空、航天、電子、核物理等院所。

搬遷者們不計得失，不講價錢，聽到命令，立即出發。有的在家里是獨子，不必前往；有的新婚蜜月未滿；有的攜兒女帶父母，三代舉家西遷。

四川自貢的長征機床廠是由北京第一機床廠一分廠搬遷修建的。當時任北京第一機床廠主要領導，后來先后擔任四川省委副書記和副省長，甘肅、遼寧省委書記的顧金池回憶說：“從北京入川參加三線建設，如果沒有公而忘私的精神，是難以辦到的。我們第一機床廠入川的800名干部職工，不少是生在北京，長在北京，從來都沒有想到過離開或會離開北京。按當時的政策規定，不只是職工個人要上三線，而且一個人去三線全家隨遷。在時間要求上，也是十分緊迫的，通知下發后三日內就要動身起程。有的同志有老人需要照顧，就抓緊妥善安排；有的同志愛人不愿去，就做說服工作；甚至有的同志家里親人處于病危狀態，也不耽誤時間。在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發生矛盾的情況下，絕大部分同志所想到的，就是三線建設是毛主席號召的，是祖國的需要，因而都能做到使個人利益服從黨和國家的利益，特別是有不少共產黨員堅持以身作則，真正起到了模范帶頭作用。”

全國一盤棋思想，團結協作精神，還表現在工程施工上。

1969年4月，黨中央決定“搶時間先修建陽安鐵路”。為了加快漢中的三線建設，黨中央把漢中的三線建設列為國家重點建設項目，中央軍委為了加快漢中三線建設工程進度，及時從全國五大軍區給漢中調來5支人民解放軍施工部隊1.6萬多人，國家建委又從全國調來精銳專業施工隊伍2萬多人，地方施工隊伍1.4萬多人，有：陜西省建筑三公司、四公司、八公司、九公司、十公司、省機械化公司、省工業設備安裝工程公司、西安金屬結構廠、省交通廳公路局、水中部第一工程局，冶金部第九建筑公司，二機部第二十一建筑公司，二十三安裝公司、建工部機械化總公司、第一土石方工程公司；重慶第十建筑公司；西北電力工程公司等。地方建筑隊伍有：河南建筑隊、河北建筑隊、四川建筑隊、江蘇建筑隊，漢中市的城固、西鄉、漢臺、洋縣、南鄭、寧強、勉縣建筑隊，還有安康市建筑隊。組織當地民工30000多人。高峰時施工力量達50000多人，眾多的建設者云集漢中，是漢中現代建設史上的新篇章。為了確保工程進度，國家從各地調集大批物資。鋼材來自上海、北京、天津、太原、唐山、重慶、武漢、遼寧、大連、湖南、青島等25個鋼鐵廠；木材來自9個林場，進貨213000立方米；水泥來自耀縣、唐山、邯鄲、北京、永登、撫順、錦西、大連、洛陽、本溪等11個水泥廠，進貨300000噸。為了支持三線建設，漢臺、城固、勉縣、南鄭等縣區動員民工11000多人，突擊完成砂石55000立方米。經過幾年的奮戰，陽安鐵路于1971年通車了。

一線支援三線，是冶金工業三線建設得以成功的一條重要措施。三線冶金工業沒有基礎，平地起家，沒有領導和技術力量，沒有生產建設經驗，一時也制作不出那么多的設備。所以冶金部黨組在布置時，將許多新建企業都交給一些一線企業，由它們全力支援，直到建成為止。像長城鋼廠、西南鋁加工廠、西安精密合金廠等一大批企業，都有自己的母廠。從領導干部到工人，從技術到設備，都做到無條件地支援，有的干脆就是包建。這一決策很成功，許多工廠建設上的困難都迎刃而解了。

三線地區的黨和政府，積極號召老百姓支援三線建設大軍。

航天部所屬066（現三江集團）軍工企業選址遠安境內，支援三線建設這個歷史重任就落在遠安縣政府和人民肩上。遠安縣人民認為：軍工企業落戶遠安是國家對遠安人民的信任，也是遠安人民的光榮，義不容辭地把支援三線建設列入工作的重要議事日程，這種光榮感和責任感激勵著全縣上下竭盡全力做好對三線的后勤保障。為確保幾萬建設大軍的蔬菜供應，遠安人民調整種植結構，增加蔬菜面積。肉食不夠，從四川調回凍肉，新鮮肉優先供應三線職工，凍肉供應地方職工。當時在洋坪區委工作的一位同志回憶說：紅星醫院（現湖北航天醫院）是由武漢紅十字會醫院整體遷來的，由洋坪負責接待安置，醫院的業務科室用房、生活用房、醫護人員住房以及院辦公用房和生活物資保障等全由洋坪區負責，當時公房很少，更沒有閑置的房子，連區里也沒有辦公用房全是宿舍兼辦公，要容納這樣一個大醫院是很困難的，怎么辦？支援三線就是支行國防建設，再大困難也要克服，千方百計，萬無一失的做好接待安置工作。區委把唯一的會議室擠出來讓醫院把沙發、會議桌搬進來共同做會議室，醫院廚房（當時叫食堂）放在區里食堂旁，進出都在一個院子里，兩個食堂相互協作，炊事員也住在一起。區里帶頭讓房，區屬各部門各單位以及縣駐區單位都紛紛讓房。區林業站、洋坪中學千方百計讓出房子，保證醫療辦公和業務用房。區屬各所、站，如糧管所、食品所、郵電所、農技站、供銷社等都擠出房子做職工住房，還有少部分沒有辦法安排，給鎮上的居民做工作，住進居民家，大家像迎親一樣，把他們接進單位或家里，盡量把方便讓給他們。 三、愛國奉獻，不怕犧牲

胡錦濤同志在慶祝神舟六號載人航天飛行圓滿成功大會上的講話中講到載人航天就是時說：“我國載人航天事業取得了輝煌成就，凝聚著我國幾代航天人的艱辛和奉獻。長期以來，廣大航天工作者不計個人得失，不求名利地位，以苦為樂，無怨無悔，為航天事業奉獻了青春年華，奉獻了聰明才智，有的甚至獻出了寶貴生命，書寫了許許多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跡，涌現出許許多多可敬可佩的時代英雄。他們用自己的青春、智慧、熱血和生命鋪就了通往太空的成功之路。”這段話是對航天人說的，其實，完全可以用在三線建設者身上。

對三線建設者而言，三線就是“三獻”，也就是獻了青春獻終身獻兒孫。在市場經濟沖擊下，有的人悄然離開了三線地區。留下來的群體，好些人不是沒有地方去，而是他們不愿意走。在816廠，有一對早年留學蘇聯的工程技術專家。按規定可以去成都定居，并且分了地址極好的四居室住房。兩人去看了看，盡管兒子和媳婦又在那里工作，他倆還是回到了山里的工廠，他們離不開曾經奮戰的熱土。

三線建設大軍，有的還奉獻了生命。在修筑成昆鐵路的過程中，經常遇到隧道塌方等險情，鐵道兵指戰員、鐵路員工冒著危險，排除險情，不少人光榮負傷，有的甚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在成昆鐵路上，幾乎每個新建火車站都有一個烈士陵園或墓地，默默注視著來往的列車。

修建成昆線時所犧牲的鐵道兵指戰員、鐵路工人和民兵的總人數，迄今未見權威詳盡的統計數字，各種資料說法不一，從1000多人到3000多人不等。一般的說法，鐵道兵犧牲達1000多人，根據《當代四川鐵路》的介紹，鐵道部第二工程局的一個單位因工犧牲的即達600多人，另一個單位在兩次洪水、泥石流中就有130人殉職。總之，為修建成昆鐵路，平均每一千米鐵軌就有兩三名建設者為之犧牲，這一常見的說法并不為過。這其中，有工程復雜、環境惡劣、條件簡陋的客觀因素，也有為保證進度而對安全生產有所忽視所致。在緊張的國際壓力面前，速度自然高于一切。超越時代的局限，對成昆鐵路建設過多指責，不是客觀的態度，但必須吸取沉痛的教訓，減少生命的代價。

犧牲的三線英雄們永遠值得我們緬懷。原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上將在談到“三線”建設時，曾經說：“在當時困難的政治、經濟、自然條件下，廣大干部、工人、知識分子、解放軍官兵所表現出的艱苦奮斗精神，是永遠值得發揚的寶貴精神財富”。

薄一波認為：“在加強三線建設的過程中，集中了我們國家一大批優秀干部、優秀科技人才和其他優秀知識分子。他們克服了種種困難，數十年如一日地在三線企業中默默無聞地工作著、生活著，為了祖國的國防建設、工業建設貢獻了自己的寶貴的青春和聰明才智。他們在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史上是功不可沒的。”

攀枝花工程項目的親歷者高揚文在遺稿中說：“前幾年冶金部思想政治研究會在攀鋼開會，我曾講過一次話，我說，北有大慶，南有攀枝花，都是在國家最困難的時期（大慶在三年困難時期，攀枝花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最艱苦的地方，以最快的速度建設起來的，比較起來，攀枝花在地理條件、氣候條件、交通條件等方面比大慶更困難一些。兩個大項目的建成體現了中華民族不怕任何困難的最偉大、最寶貴的精神。有了這種精神，任何艱難險阻都阻擋不住我們。”

三線建設期間，老科學家華羅庚常到三線地區推廣優選法，他在一首詩中袒露了常到三線地區的原因：“常到三線崢嶸地，少到江浙魚米鄉；生身故鄉非不愛，更愛三線練人場。”從這個“練人場”，走出來黨和國家的許多高級干部。2003年3月18日，剛剛當選共和國第6任總理的溫家寶在人民大會堂對中外記者深情地說：“我從大學學地質到從事地質工作整整25年。這期間大部分是在非常艱苦和惡劣的環境中度過的。”他講到的25年，其中包括在祁連山麓的三線工地艱苦工作的14年。從1968年到1982年，他先后擔任甘肅省地質力學隊技術員、政治干事、隊政治處負責人、副隊長，甘肅地質局副處長、工程師、副局長。胡錦濤也在三線建設熱土上奮斗了十幾年。1968年大學畢業后，他在承建三線建設重點項目劉家峽水電工程局所屬的八盤峽水電廠的中國水電部第四工程局八一三分局先后任技術員、秘書、機關黨總支副書記。1982年才到北京工作。李嵐清、王兆國、陳清泰等高級干部也經歷了三線建設的艱苦磨練，獲得了擔任高級領導干部的基本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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