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恩來精神是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長期執(zhí)政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以為人民服務為價值核心的馬克思主義政治道德品質。周恩來精神具有重要的當代價值。立黨為公、執(zhí)政為民是周恩來精神的當代道德價值；以民為本、關注民生是周恩來精神的當代政治價值；實事求是、開拓創(chuàng)新是周恩來精神的當代文化價值。

關鍵詞：周恩來；周恩來精神；中國共產黨 周恩來精神是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長期執(zhí)政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以為人民服務為價值核心的馬克思主義政治道德品質。周恩來精神完美地實現了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同腳踏實地的工作作風的結合、對上負責同對下負責的結合、高度原則性同高度靈活性的結合，這“三個結合”既體現著無產階級革命精神的一般要求，同時又傳承著中華民族的一切優(yōu)秀品質和美德，對于當代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建設和“以人為本”科學發(fā)展觀的實踐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 一、立黨為公、執(zhí)政為民：周恩來精神的當代道德價值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共產黨人“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共產黨人的這一特點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進程中被凝結為一種道德精神，即為黨為民、鞠躬盡瘁、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無私奉獻的周恩來精神。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始終把立黨為公、執(zhí)政為民作為自己的執(zhí)政理念和根本宗旨。1949年12月，他就以政府總理身份鄭重宣布：“生產是我們新中國的基本任務”。之所以必須如此，是因為“增加生產對于我們全體人民，對于我們國家，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只有生產不斷地增加，不斷地擴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們人民的貧困，才能鞏固我們革命的勝利，才能有我們將來的幸福”。1954年9月在一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周恩來更明確地指出：“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人民的。我們的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直接地或者間接地都是為著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們的經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務”。在26年3個月又7天的總理任職內，周恩來一直堅守這一執(zhí)政理念和根本宗旨，其突出表現是忘我工作、無私奉獻。在這方面他的努力是常人難以想像的，達到了一種最高境界——無我。據當年的衛(wèi)士長成元功回憶，為了新中國走向世界，1955年“亞非會議的7天里，周總理總共只睡了13個小時的覺”。從現在公布的周恩來工作臺歷可知，他經常連續(xù)工作23小時、26小時，1967年他曾創(chuàng)下連續(xù)工作84小時的記錄。由于他長期苦撐危局，積勞成疾，在1972年5月常規(guī)檢查中，確診為膀胱癌。但他沒有住院治療，一直帶病工作到1974年5月31日。僅1974年1月1日到5月31日的五個月中，除了到醫(yī)院檢查病情和病重休息外，周恩來抱病工作共計139天。在這139天中，一天工作不足14小時的只有9天，工作14到18小時的有74天，工作18到24小時的共44天，有一次甚至連續(xù)工作30個小時。從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周恩來在醫(yī)院動過10次大手術，6次小手術，平均每40天就要動一次手術。在這樣的情況下，他肉體上忍受著病魔纏身的巨大疼痛，精神上忍受著“四人幫”明槍對準鄧小平、暗箭射向自己的莫大折磨，還得找同志談話，接見外賓，處理日常工作。為了四屆人大的順利召開，為了國家權力掌握在黨的健康力量手中，他置大手術后的身體極度虛弱于不顧，飛赴長沙，向毛澤東力薦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挫敗了江青一伙的“組閣”圖謀。在這一年半住院的日子里，他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161次，與中央部門及其他有關方面負責同志談話55次，接見外賓63次，在接見外賓之間或之后與陪同人員談話17次，在醫(yī)院召開會議20次，離開醫(yī)院外出參加會議20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談話7次。1975年12月中旬，周恩來已經不能進食，只能靠輸液和鼻飼維持生命。就在這生命的最后二十幾天，他惦念的還是國家的統一大業(yè)。12月20日，他體溫達38，7攝氏度，躺在病榻上，吊著輸液瓶約見中共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羅青長談臺灣問題，囑咐不要忘記對人民做過有益事情的人。談話中，周恩來兩次被病痛折磨得說不出話來，只好抱歉地說：“我實在太疲倦，讓我休息10分鐘再談。”最后不得不終止談話。 1981年中共中央在《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評價周恩來說：“周恩來同志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鞠躬盡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處于非常困難的地位。他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為繼續(xù)進行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為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為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干部，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費盡了心血”。鄧小平在評價周恩來時也說：“周總理是一生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工作的時間總超過十二小時，有時在十六小時以上，一生如此。”“為黨為民、任勞任怨、勤勤懇懇、無私奉獻”，是黨對周恩來的準確評價。這種評價既是對周恩來作為一個具體歷史人物的“蓋棺論定”，同時也是對周恩來背后的精神世界和道德境界的挖掘。應該說，后者的意義遠遠超過了前者。胡錦濤在評價周恩來時說：“周恩來同志一生心底無私，嚴以律己，廉潔奉公，是共產黨人立黨為公、執(zhí)政為民的典范。”周恩來精神彰顯出一種強烈的道德價值力量。黨執(zhí)政的時間越長，越是深刻地認識到立黨為公、執(zhí)政為民是執(zhí)政的中國共產黨的道德生命線。 1990年3月，在東歐已經劇變、蘇聯即將解體的背景下，黨的十三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系的決定》清醒地指出：“我們黨執(zhí)政以后，有了更多更好的為人民服務的條件。由于地位的變化，現在又實行改革開放，發(fā)展商品經濟，如果不能正確地運用權力，如果不能自覺抵制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腐朽思想的侵蝕，就會滋長脫離群眾的危險”。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黨的先進性建設，并把立黨為公、執(zhí)政為民上升到執(zhí)政理念的高度。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zhí)政能力建設的決定》，總結了55年來黨執(zhí)政的六條經驗，其中第四條就是“必須堅持立黨為公、執(zhí)政為民，始終保持黨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黨的“十七大”指出，必須要把黨的執(zhí)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作為主線，使黨“成為立黨為公、執(zhí)政為民，求真務實、改革創(chuàng)新，艱苦奮斗、清正廉潔，富有活力、團結和諧的馬克思主義執(zhí)政黨”。把立黨為公、執(zhí)政為民上升到黨的先進性建設的核心內涵和黨的執(zhí)政理念的高度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周恩來精神道德價值的挖掘、繼承和發(fā)展。 二、以民為本、關注民生：周恩來精神的當代政治價值 青年時代，周恩來就視人民“為國家之主人”，認為“共和國之主權在全體國民”。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為民、親民、愛民的理念一以貫之。他把人民的生命安危，溫飽冷暖時時刻刻掛在心頭，縈繞于懷。1963年5月29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直屬機關負責干部會議上指出，黨的干部要“以人民的疾苦為憂，以世界的前途為念。這樣，我們的政治責任感就會加強，精神境界就會高尚”。這是周恩來對黨的干部的要求，他自己更是這方面的典范和化身。 周恩來以民為本、關注民生的事跡不勝枚舉。比如，“大躍進”期間，出現了新中國成立后從未有過的經濟困難，而以糧食短缺最為嚴重，在安徽、甘肅等省的農村餓死了不少人。周恩來的心情十分沉重，為了籌措救命糧，他耗費了巨大的心血。在1960－1962年間周恩來的工作臺歷上，記載著他為當時困擾全黨和全國人民的糧食問題辛勤操勞的情景：從1960年6月至1962年9月的兩年零四個月的時間里，他關于糧食問題的談話就達115次，他及時審閱糧食報表，精心計算糧食安排。周恩來辦公室退給糧食部辦公廳的32張報表中，周恩來的筆跡竟有994處之多。僅在《1962年至1963年糧食生產產量和征購的估算》這張表上，周恩來用紅藍鉛筆作標記145處，調整和修改數字40處，在表格邊上計算6處，批注數字70處，批注文字7處。周恩來還多次出京調查糧食情況，解決糧食調撥問題，比如，他親自找江西省委書記借糧說：你們已經對中央作出了巨大貢獻，現在還要你們再調出兩億斤。你們這兩億斤糧食要救活多少人啊!時任糧食部部長的陳國棟回憶說：“三年困難時期，總理直接抓糧食工作，為幾億人的吃飯問題，付出了很多心血。”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方留碧專門研究國民經濟調整時期的周恩來，他通過詳盡的資料分析得出結論：“周恩來是全國解決糧食問題的總指揮。他了解實情，統籌全局，果斷決策，使我們的國家和人民比較順利地渡過了難關。” 1966年3月8日，河北邢臺發(fā)生大地震。第二天周恩來就趕到地震災區(qū)。余震頻繁，安全沒有保障，地方和軍隊領導勸他不要去重災區(qū)。周恩來態(tài)度非常堅決：我來干什么?那里太危險，群眾住在那里，就不危險嗎?執(zhí)意要到重災區(qū)，親自察看群眾受災情況。為了盡快趕到重災區(qū)，他取近道直奔隆堯縣震中地帶。他看到傷亡群眾不少，許多群眾沒有得到安置，痛心地說：我這個總理沒有當好哇!他不顧連續(xù)余震，冒著風雪，逐村逐隊慰問。他發(fā)表講話時，堅持讓群眾背風聽，自己迎風講，鼓勵群眾克服困難，互相幫助，發(fā)展生產，重建家園。他到臨時搭建的簡易病房看望受傷群眾，一次又一次地俯身問候躺在地鋪上的傷員，仔細察看傷情。他接連慰問了140多名傷病員，感動得在場的人無不熱淚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