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歷史軌跡：文藝思潮、人學精神、現代性建構 中國當代文藝思潮與人學精神問題，固然可以從精神傳承的歷史角度加以考察，但是，正像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以反問的口吻所肯定的那樣：“思想的歷史除了證明精神生產隨著物質生產的改造而改造，還證明了什么呢?”在他們看來，物質生產、人們的社會存在，是決定一切精神生產和精神過程的根本基礎和前提。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一根本觀點，同樣適用于對中國當代文藝思潮與人學精神問題的分析。 作為中國當代文藝思潮的思想資源和動力類型，西方近代以來的人學精神是不可忽視的。 馬克思主義人學思想對中國現當代文藝的影響深遠而巨大。馬克思主義人學理論第一次把人作為社會關系的總和、作為現實的具體的人來加以考察，提出了人的個性全面和諧發展和人的解放的思想。馬克思主義人學是近現代社會矛盾運動的產物，在資本主義擴張過程中，它與社會主義運動相結合，日益轉化為強大的物質實踐力量，對20世紀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產生了重要的塑造作用。不理解馬克思主義人學，便不能夠理解整個現代世界的精神實質和思想版圖。馬克思主義人學與西方古典人學、近現代資產階級人學一道，構成了中國當代文藝思潮的人學資源。 中國傳統人文精神亦不容忽視。中國古代人學在悠遠的綿延中形成了內斂和自洽式的自循環結構與機制。中國古代人學的根基是以血緣宗法關系為核心的家國同構的集體主義、首重人倫日用的經驗主義、內圣外王的倫理主義、當下直覺的審美主義。通過儒道互補的方式，中國古代人學在把握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方面，形成了獨特的風格與智慧。中國古代人學精神中的“人”可謂“大寫的人”，這個“人”并不缺少溫情脈脈的人際關系，缺失的是對個人的肯認，這種肯認在西方的傳統中則得到充分的發展，并在近現代資本主義運動中達到極致。 中國當代文藝思潮與人學精神問題，是當代中國社會現實與過程的能動反映。建國初近30年文藝思潮，其人學精神實質上是現實主義和集體主義的。這種現實主義和集體主義與當時的社會生活相適應，是時代精神的反映。這種現實主義和集體主義精神強調的是階級的人，人的階級性是文藝致力于表現的對象。文藝為工農兵服務、歌頌叱咤風云的無產階級英雄人物，是這一時期文藝的主要訴求。 從1976年到80年代末期，是各種人文思潮風起云涌的年代。從文藝政治學角度來看，這一時期的文藝再次充當了政治和思想運動的先鋒，成為意識形態聚焦的核心。與以往不同的是，這一時期的文藝思潮價值取向是為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服務的，盡管各具體文藝思潮的形態和訴求有別，但其總的思想旨趣則表現出某種一致性，反思、啟蒙和解放成為文學的共同主題。80年代文藝思想領域的啟蒙與解放運動無疑是深刻的，它拓展并深化了人們的思維，推動了思想界文化界對當代政治現代性、經濟現代性、文化現代性問題的探索，盡管這種探索暴露了很大局限性，但是，它的意義不能低估。 從1992年到新世紀開端，中國當代文藝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文藝思潮的人學主題前所未有地多元化，呈現出復雜色彩。80年代引領人學思潮的人文知識分子不得不面對這樣的事實：與純潔高雅的知識力量相比，基于世俗的民間的大眾的力量對文藝的牽引力顯得更為直接、更加有力。不僅如此，自90年代中期前后，人文知識分子的精英立場變得越來越模糊不清，分化的趨勢日益加劇。 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看，中國當今文藝人學精神與思潮仍然是中國日益納入全球化進程和實現現代化的反映，文藝上的波瀾折射出來的是現實中的矛盾與沖突。 二、人道主義：合理性與合法性、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 在哲學、美學、文藝理論領域，人道主義文藝思潮論爭涉及的焦點問題主要有兩個：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的關系問題；異化問題。 關于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的關系，一種見解認為，馬克思主義本身包含著人道主義，并且這種人道主義達到了徹底性和先進性。“人”的問題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出發點和中心。這一派的主要代表是汝信和王若水，他們反對將青年馬克思與老年馬克思對立起來，將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對立起來。認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存在著一個“準確完整地了解馬克思主義的問題”，這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中被長期忽略的人的問題凸顯出來。 另外一種觀點則認為，不能將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化，馬克思主義和人道主義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思想體系，那種把人道主義作廣狹義區分的觀點抹殺了人道主義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事實。這一派的主要代表是邢賁思、陸梅林等人。邢賁思指出：“馬克思主義和人道主義是兩種根本不同的思想體系。馬克思主義的奠基人建立了科學的、唯物主義的歷史觀。這個歷史觀按照歷史的本來面貌來認識歷史，把社會的發展看成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它擯棄了那種用人的天性作為最高準繩的歷史唯心主義觀點，從社會歷史現象中找到決定歷史發展的一個最本質的方面，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顯然，這種觀點致力于維護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反對將人道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混為一談。 1984年1月，胡喬木的題為《關于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長文在《人民日報》發表。這篇文章對“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和“社會主義異化論”作了駁斥，認為這兩種論點的要害是混淆了馬克思主義同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喬木的文章對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的糾葛作了權威性的剝離。這篇文章的發表是一個標志，它在形式上終結了80年代人道主義文藝思潮的眾聲喧嘩，但是，對人道主義的思考和討論無疑影響了中國當代人學思想進程，其中的某些思想觀念必然會在社會實踐中積淀下來，對此后的文藝現實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 在文藝創作領域，“人性”問題是新時期文藝創作的一個主要問題，對現實主義創作來說更是如此。從1977年底到80年代中期，現實主義文藝創作開始復蘇并取得實績，為思想解放運動做出了歷史性貢獻。在這一時期，現實主義文藝的主導地位是確定無疑的。作為藝術感知的具體方式，現實主義文藝首先對“文革”給“人性”造成的戕害和扭曲作了尖銳的揭露和控訴。在“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的藝術畫廊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系列心靈遭到扭曲和摧殘、人格和尊嚴遭到踐踏的藝術形象(如《班主任》《傷痕》等小說中的主要人物)。

與80年代前期相比，80年代中后期的現實主義文藝面臨著各種各樣的文藝觀念的沖擊，作家藝術家不得不調整自己的寫作姿態和創作理念以適應新的局面。現實主義創作與人道主義“人學”觀念的關系也與80年代前期有了很大的區別。如果說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對人性問題的思考，主要表現為善與惡、光明與黑暗、人性與獸性、愚昧與覺醒、改革與反改革的對立沖突，那么“新寫實”小說則主要描寫處于社會底層的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態。新寫實小說家對現實人生的認識與把握從世界觀高度轉向了對個體生存的無奈和“異化”情狀的真實觀照。對庸常瑣碎與無意義的“此在”生活的偏愛，對普通人和小人物日常生活中的煩惱的關注構成了“新寫實”小說的獨特視點。 考察“新寫實”小說與人道主義人學觀念的關系，可以發現80年代末期文藝“人學”之維的重大變化和調整。如果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期以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和改革文學為代表的現實主義文學是以人性、人道主義作為啟蒙的一面旗幟，那么80年代末期興起的“新寫實”文學所蘊含的“人學”意味則很難用“人道主義”涵蓋。它所張揚的“人學”意味，實際上是在西方新人本主義人文精神的孕育下，在西方現代主義的觸發下，從中國當代的精神現實中釀造出來的。它雖然帶有某種反傳統現實主義的傾向，但正像有的論者所指出的那樣：“新寫實小說有著現實主義的明顯胎記，它那種面對現實，注重生活畫面的逼真和細節的真實，注重寫人物故事等，都跟現實主義傳統一脈相承。”但是，以往現實主義的崇高精神、英雄主義和價值判斷是確鑿無疑地被消解了。 文藝創作領域無論是現實主義還是反傳統現實主義，都彰顯了人的問題的重要性和復雜性，對于清算非人性、反思人性有著積極意義。當今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踐證明，在對待人道主義思想遺產問題上，采取實事求是的歷史唯物主義立場和態度是十分必要的。其實，無論是馬克思主義還是人道主義，都是發展變化的，其精神內涵必然隨著人類實踐的發展而發展。

90年代以來，有兩場比較典型的討論，集中體現了文藝人學主題與市場經濟的齟齬與磨合關系。 第一，關于人文精神問題的爭論。 一種見解認為，中國當下的人文精神已經失落了，人們落入了精神危機。這種失落具有普遍性，不僅存在于文藝創作領域，也存在于整個社會，甚至存在于思維著的主體身上。王曉明認為，“今天的文學危機是一個觸目的標志，不但標志了公眾文化素養的普遍下降，更標志著整整幾代人精神素質的持續惡化。文學的危機實際上暴露了當代中國人文精神的危機，整個社會對文學的冷淡，從一個側面證實了，我們已經對發展自己的精神生活喪失了興趣。”張汝倫和陳致和等人認為，人文精神危機不限于文學領域，也不限于中國，而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人類文化現象。 對立一方對當前的人文精神狀況持樂觀態度。王朔稱從人文精神立場批評他的人為“假崇高道德主義理想主義者”。張頤武等人則從文化關系角度揭露了“人文精神”的虛幻性。 顯然，“人文精神失落”的斷言，不能看作是一個科學的結論，相反的主張同樣也不科學。但是，作為對人文精神狀況的一種感知，它們同樣都有現實的依據，都是真實的。轉型的痛苦在人文知識分子身上有不同體現。確乎有越來越多的人文知識分子投入到市場的懷抱，也有不少的人文知識分子固守著已有的立場，堅持著自己對文學藝術崇高價值的信念。在后者眼里，文藝與市場的結合是有害的可怕的，這種結合不僅侵害了文藝的高雅本質，而且消解了人文學術的內在生命力。斷言現在的人文精神狀況好于以往任何時代的說法，像斷言人文精神已經失落的說法一樣，都顯得過于匆忙。即使是在今天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文藝和文藝家的道德良心與操守都不是一個過時的問題，在轉型期的中國更是一個具有批判張力的現實問題。 第二，關于“歷史理性”與“人文關懷”的論爭。1999年6月24日，《文藝報》發表陸貴山《鐵肩擔道義——文藝工作者的精神價值取向》一文，引起了一系列反響。童慶炳以《歷史——人文之間的張力》一文闡明了自己的看法，對陸文的觀點進行了反駁。其后，一些理論工作者紛紛拿起筆來，投入了這場討論。 陸貴山的觀點主要有三：其一，文藝家要有政治良知。其二，文藝工作者要有文化操守。其三，文藝家要有歷史理性。 童慶炳認為，作家、藝術家、批評家應該站在審美的詩意的立場上說話，而不應站在管理者、經濟學家的立場上說話。文藝學不應“越界”。兩位學者之間的分歧，引發了后續的討論。其中，陶東風、劉潤為等人從現代性、馬克思主義視角所作的引申分析進一步深化了這個問題。 這場討論從時間和廣度來看都不及人文精神大討論，但是，它的論題相對比較集中，深入探討了文藝家的立場問題，使分歧變得更加明晰。二者的分歧實際表達了現實主義與審美主義、馬克思主義人學與西方人文主義人學的分歧。二者立場雖然有別，但都不約而同地主張歷史理性與人文精神的某種統一協調狀態，而不主張在歷史理性人文關懷之間片面地選擇一方。 中國當代文藝思潮和人學精神，與共和國的歷史同呼吸共命運，半個多世紀的文藝人學建構，豐富了華夏人文精神內涵，為世界人文事業的發展做出了貢獻。然而，中國社會主義文藝還是一個“未竟”的事業，文藝要獲得昂揚向上的高貴的品格，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國民精神的象征與火炬，當代作家、藝術家、理論家、批評家還有許多前人未做的事情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