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及其對當代中國政治文化的影響
汪海波
摘要:伴隨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展開和深入,當代中國的政治文化也在不懈的努力著,開始了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發生著顯著的變化,認真研究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特點及其對當代中國政治文化的影響,對于我們構建先進的、和諧的中國政治文化,推進經濟社會的科學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特點;影響;途徑
在中國,從夏商周及其后長達兩千年的封建社會,經歷朝歷代的傳承沿襲,形成了以儒家思想學說為核心的封建主體政治文化.這種傳統的政治文化,又稱之為儒家政治文化.時至今日,雖然中國有了巨大的發展,也不斷地從傳統走向現代,從封閉走向開放,但是傳統政治文化仍深深地影響著現代政治文化的發展.認真研究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特點及其對當代中國政治文化的影響,對于我們構建先進的、和諧的中國政治文化,推進經濟社會的科學發展,無疑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傳統政治文化的特點
首先,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有一條宗法制的永恒臍帶。馬克思·韋伯在對中國和埃及這兩個君主專制政治共同體的比較中,就指出過宗法制度力量在中國古代社會所具有的強大影響力。他說:“在埃及,至高無上的是對死的崇拜,而不是對祖先崇拜”,在中國古代政治文明中也不例外。無論是從中國奴隸制的氏族國家,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權制國家,直至清王朝的滅亡,可以說中間經歷了政治發展與血緣宗親的一系列相互作用的重大變化,雖然其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政治文化,但是宗法制這條永恒的臍帶卻始終纏繞著人們對現代政治文明的追求。
其次,君主王權至上,無視法制,憲政空白。“君權神授”,“順天應人”“君主崇拜”等等意識觀念,在整個封建時代始終居于統治地位并得到廣泛的渲染,權力崇拜意識和權力本位的價值觀被深深烙印在上層人士及所謂的“草民”階層的心中。這種君主集權式的專制導致對皇權的崇拜,對權威的認同,使得君主的權力無限地擴大,以王權為中心的社會框架在漫長的封建統治中形成了國民對權力的崇拜和依附順從。不僅如此,而且由于自古以來中國人固有的一種倫理至上觀念的浸染,也使他們產生一種政治上的強烈依附感。隨著從周公制禮到孔孟的儒家學說的承繼與發展,“禮”,“義”等觀念也日益深入民心,成為君主維護自身統治,禁錮人們思想,魚肉廣大民眾的強大武器。在君權至上和孔孟儒學相互結合、共同作用下,法制被拋之一旁,至于憲政,更是無從所談。
第三,儒家政治文化的屹立。歷代王朝的更替或是衰敗,或是同化吸收,或成一枝獨秀,其中各種學派爭鳴,各顯神通,終究未能屹立不倒,惟獨儒家學說站居主導位置,成為我國傳統的主體政治文化,對中國社會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儒學是在宗法制基礎上為適應封建專制統治所創立和完善的。儒家學說的基本框架來自于孔子,“禮”“仁”“天”則是其基礎體系。它是從價值觀,哲學觀等各個領域引申并放大成的服務于封建統治的政治意識形態。儒學所強調的倫理道德,綱常秩序,以及所謂崇尚治,尚有為等一系列觀念,為其封建統治提供了思想政治上的支持。儒學的產生的和發展,符合當時中國的基本國情。它不僅奠定和穩固了封建統治者的統治地位,也使自身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二、傳統政治文化對當代中國政治文化發展的影響
傳統政治文化具有持久性,它并不隨舊制度的湮滅而隨之消失。我國兩千多年封建專制統治而形成的以儒家思想為核心內容的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不僅長期存在,而且仍以其頑強的生命力對中國當代政治生活和政治文化產生著重要影響。
首先,傳統政治文化對當代政治文化的發展具有排斥性。在當代中國,盡管社會主義政治文化借助國家機器的力量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和實際貫徹,但是人們依然無法完全擺脫傳統政治文化的影響和控制。在以儒家學說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對兩千多年中國封建政治影響最大的主要是“大一統”的政治觀,君權神授的權力觀以及對“仁﹑義﹑禮﹑智﹑信”的認識,加上中國人特有的小農意識,使得社會主義政治體系中還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某些傳統政治文化的痕跡,而且大量殘存的傳統文化價值觀念也在政治系統之外以各種方式影響著政治發展的進程。在今天可以看到,市場經濟的發展使人們的社會利益格局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與此相適應,人們的政治意識雖然在根本上統一于社會主義與愛國主義的旗幟下,但在具體的政治傾向如政治態度、情感和政策傾向等方面卻出現分化,呈現階層性特征,以社會主義價值觀為核心的主流政治文化內部分層趨勢加劇,亞文化廣泛存在,并且不同性質的政治文化在并存中沖突加劇。
其次,中國農村的某些封閉,保守的思想意識和特有的人際觀念對當今中國政治文化的影響。中國的農民與幾千年來一樣,沒有參與政治的機會,甚至沒有表達看法的機會。新中國成立前也基本保持著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態,如馬克思所說那些幾千年來習慣于“行政權力支配社會”的小農意識在舊社會意識,政治文化的支配下對于以資產階級民主為核心的新型政治文化本身就具有一種無形堅韌的抵制力量,而在解放后共產黨的領導下,他們開始有一種表達自己思想認識,一種參政議政的意識,其實他們并不是像共產黨員一樣多受到馬列主義新思想的影響,而依然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崇拜權力,企盼明主的思維模式。而這些傳統思維以另外一種形式存在著,顯得似乎已經被新事物取代,然而在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間的文革,表明事實并非如此。文革期間,對絕對權威的崇拜和血統論等舊政治文化特征發生了總的爆發。然而他們以一種暴力的、摧毀其他權威的形式進行著。這是舊政治文化的總的爆發,也是對舊的政治文化的一種摧毀。中國最為牢固的信仰——家庭,在這場運動中,被無情地撕成碎片。中國的傳統的政治結構政治文化所賴以建立和長期存在的深厚基礎-以農耕為主的小生產方式沒有得到破除,封建專制主義的政治文化就成為無本之木而枯萎。
當然,農民的這種人際關系思想也是古已有之。孟子說過:“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早在春秋之際,孔子就提出人際關系的基本原則是“克己復禮”與“忠忽之道”。“克己復禮”,還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隸主貴族等級制和以奴隸主貴族的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制度。封建專制制度和封建等級制度哺育了中國根深蒂固的臣民政治文化心理,重視倫理家族、親情禮法,忽視程序規則,形成了至今仍然存在的關系社會、熟人社會,裙帶之風盛行,人治大于法治,潛規則重于正式規則,重視編織人際關系網,輕視法制建設,具有強制力的法律制度也可“變通執行”。這些倫理道德、觀念意識的長期教化侵蝕了人的心靈,造成人們的消極歸屬心理,政治冷漠感強,政治參與率低,不是主動參與型而是被動參與型。
其三,現有的制度性腐敗,古代的貪瀆文化、崇權意識依然在起作用。以血緣為基礎的中國宗法制社會重視倫理治國而忽視制度化建設,當今中國由于對官員缺乏有效的制約機制,助長了公民利用行賄等方式去謀利。中國古代的很多朝代,對官僚的薪俸非常之低(比如清朝),或者甚至沒有薪俸(比如孝文帝改革前的北魏),而我們知道中國的官僚通常要供養一個大家族。這就使貪污受賄成為了官僚的家常便飯乃至生活方式。由此貪污成為官場的游戲規則,一直到現在,這種痕跡仍清晰可見。人們在沒有直接受到腐敗的傷害時,雖然在公開場合也表示不滿,但普遍持一種寬容的態度、屈從態度或者回避打擊報復的心理。腐敗者在中國一點不臭,反腐敗者是會被認為是不通世故。一些貪污受賄的官員在入獄后竟受到家鄉官僚的“回報”,并有人認為這是飲水思源、仗義。中國的百姓普遍崇拜權力,對有權勢人士有近乎虔誠的恭敬態度,連學校校慶都以培養了多少干部和總經理為榮。人們在收受賄賂時,根本沒有意識到社會將為此付出什么代價。我們現代人的口里經常會談論著馬克思、尼采乃至弗洛伊德。對孔孟莊子老子韓非子、程朱理學等等卻拋之一旁,提起來似是半知半解,倒是現在于丹等教授對論語,老子等名家名著多有講解,或許使我們了解的更多,體會更深刻一些了,所以我們算不上中國政治文化傳統的繼承者,而是中國政治文化傳統的痕跡的一些體現。我們不直接繼承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但我們繼承了它的結果。崇拜權力不但被我們繼承著,而且在現在看來,或許也將一代一代繼承著。
政治文化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現象,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和能動性,我國傳統政治文化的許多東西并沒有機械地隨著特定政治關系的變化而變化,它往往可以通過觀念的方式保留或傳承下來,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講:“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較多,民主法制較少。”如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對集權主義的推崇、對倫理道德的注重、對“清官”、“仁政”等重人治輕法治的思想觀念等并沒有因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而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它們對社會主義政治文化建設在一定程度上仍然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復雜的影響。它對當今社會的影響范圍仍很廣泛,影響力度也是各有所異,隨著實踐的深入,我們的認識將會逐漸得到提高,努力沿著正確的發展方向推進政治文化,政治文明,政治體制的發展。在這個過程中也應該體會到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并非只有它根深蒂固且施加著壞的影響,正如李慎之認為:中國傳統文化還有很多東西可以繼承。作為意識形態而論,專制主義可以概括一切,但是文化并不能不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但也絕非意識形態所能包容的。
三 正確對待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
第一,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古為今用”,認真對待傳統政治文化。政治文化作為一種相較之制度形態等等更具有廣泛作用范圍,影響力的意識形態表現,尤其是在中國這樣一個自古以來政治、經濟和文化高度一體的國家,傳統政治文化已深深地滲入民族的血液和骨髓中,在人們的思想、意識、信仰、態度、情感、心理和行為等等層次上都發揮著頑強的作用。所以如果堅持運用馬克思的立場,觀點,看法去分析認識問題,拋棄前人處于當時歷史條件做出的個別結論,破除用教條主義原則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緊跟時代的發展,開拓新視野,汲取先進的認識成果,才能不斷補充、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才能消除某種對馬克思主義的排斥情緒,從根本上破除封建主義的影響,有效抵制資產階級一些腐朽思想的侵襲,才能為建構社會主義政治文化提供科學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 第二,找準結合點,爭取傳統政治文化向現代政治文化過渡的完美轉身。現代化是中國的政治的目標,我們最終是要去實現這個目標的,離開現代化去空談實現共產主義社會是不可能的,其中政治文化的發展也是以此為導向實現加快現代化政治文化的進程。雖然傳統政治文化中包含許多值得我們能夠繼承的思想精華,但和我們現在要實現的加快發展現代政治文化的目標相比有許多不適應性,傳統向現代的過渡不僅是一個質的飛躍更是一個挑戰,傳統政治文化的人治觀,集權觀,等級觀,依附觀與現代所倡導的法治觀,權利觀,平等參與觀,競爭觀等等都形成對立,如果從中把握住一個好的切入點,從而實現從人治到法治,從等級觀念到平等觀念等一系列的轉變,比如傳統政治文化中“仁”的概念是具有很大的倫理色彩的,一直為封建統治者所運用,古代的“仁治”也常為“人治”,如放在現在社會主義國家來思考,“仁治”中的合理成份就有諸多可鑒之處,如再加以改造,更能突顯其可貴之處。又如封建時期的民本思想與我們現代所提“以人為本”,封建時代民本思想也是從底層民眾的出發,認為人民是國家的根本,對國家的興亡起著重要的作用。溫家寶總理曾多次充滿深情地提到過民為邦本,本固邦寧這句話的深刻含義,正如《尚書.五子之歌》中:“民可近,不可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孟子更是用“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這句話將民本思想提高到”民貴君輕“的高度。這些都體現了傳統政治文化向現代政治文化過渡有一個很好的結合點,只要找準就能將其優秀的思想拿來為實現現代化目標服務。
第三,作為一種社會歷史現象,任何國家的文化都是以往政治文化的漫長發展過程的一種積淀和凝聚。正如梁漱冥先生《中國文化要義》中所指‘中國文化“歷史長久,并世莫與之比“。不可否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是在封建社會中形成的封建性質的文化,自然有應該揚棄的糟粕部分。然而,作為人們把握社會政治生活的一種獨特方式,能夠在人類發展史上不間斷地延續幾千年,必然有它合理的精神實質和價值取向;作為一種有極強穿透力的政治文化,必然有它頑強的邏輯支點和歷史借鑒。毛澤東同志說:“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質。對于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予總結,繼承這一份珍貴的遺產。”
伴隨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展開和深入,當代中國的政治文化也在不懈的努力著,開始了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發生著顯著的變化,“政治文化發展視角從封閉型向開放型轉變、政治認知與價值判斷由情緒化逐步向理性化轉變、政治人格由盲目依附型向獨立自主型轉變、政治思維從二元對立向務實中和式轉變、政治信仰政治理想的危機與重建、政治價值取向在個體與集體之間調適”。但這些變化并不意味著中國政治文化已經發展到現代政治文化的全新狀態,傳統政治文化的現代轉換需要一個相當的量的積累與轉換過程,傳統的負面作用在一定時期內還會產生影響。所以,我們應該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認真甄別和重塑傳統政治文化,選擇一條使中國傳統政治文化順利進行現代化轉換的有效路徑,從而服務于當前我國先進政治文化建設之需,能夠對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揮超時代的力量,因此,我們每一位公民都有責任和義務進一步加強法制意識、民主意識和參與意識,積極推動當代中國先進政治文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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