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陰謀理論是一種信仰，也是一種經驗假設，認定某些事件（歷史的或當前的）是由一個或幾個有勢力的秘密組織陰謀操控、秘密實施產生的結果。由于陰謀理論往往很難得到事實的佐證，因此成為一個貶義用語。按照波普的科學哲學觀與檢驗理論科學性的標準，陰謀理論并非科學。但事實上，陰謀理論并非是無根據的、非理性的、虛偽的。

[關鍵詞]陰謀理論；科學哲學；可證偽性；社會

[Abstract] A conspiracy theory is the belief and empirical hypothesis that historical or current events are the result of manipulations by one or more secretive powers or conspiracies. Because conspiracy theories are frequently difficult to support with evidence， they are used as derogatory words. According to Karl Popper’s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falsifiability criteria， conspiracy is not a science. But in reality， conspiracy theories are not all baseless， irrational and deceptive.

[Keyword] Conspiracy Theory， Philosophy of science， Falsifiability， Society

一、理論、陰謀理論、社會陰謀理論

Conspiracy，陰謀，源自拉丁文“Conspirare”，原意為“共同呼吸”；它的當代用法一般意指某種情景：兩人或多人一致完成一項非法的或非道義的行徑。該詞的核心成分包括：一群人、機密和惡意企圖。世人公認陰謀不僅廣泛存在，而且形式多樣。它不僅包括團伙犯罪、集團犯罪，也涵蓋實施“攻守同盟”的卡特爾，以及有組織的政治賄賂等等。[1] 然而，任何有關某一陰謀（至今尚未證實）的推測都能以術語“Conspiracy Theory”（陰謀理論）來加以表示。這一區別設定了真陰謀與陰謀理論的界限。

陰謀理論，它是一種信仰，也是一種經驗假設，認定某些事件（歷史的或當前的）是由一個或幾個有勢力的秘密組織陰謀操控、秘密實施產生的結果。它斷言，某些特殊重大事件，例如暗殺、革命，甚至是商品推廣的失敗，并非僅僅是由公開的政治力量或市場力量實施的公然的行動而導致的，而更是由于非公開的操縱而產生的。[2]

與此同時，由于陰謀理論是基于對非公開行為的斷言，所以它們往往很難得到事實的佐證。于是乎，勢力團體甚至個人都可能會用這個字眼去譴責那些有罪的（真實或假定的）人。它常常被人們輕蔑地用來描述3種想法：(1）廣泛認為是虛假的但卻尚未證實的推測；(2）不可能證明是真是偽；(3）妄想猜疑的，或無中生有的。術語“陰謀理論家”（Conspiracists）也往往被用來輕蔑地形容那些易于相信陰謀理論的人士。心理學家指出，那些相信某一陰謀理論的人也往往會相信其他陰謀理論。

陰謀理論的涵蓋范圍十分廣泛，涉及暗殺、秘密社團與兄弟會、被壓制的工藝技術、間諜機構、監視技術、疾病與流行病、排猶信仰體系、地球外生命、宗教預言等等。正如威廉·哈森所指出的，“我們自己的語言里布滿了帶有意志的詞” [3]，而且在對話表述中“陰謀”與“陰謀理論”這兩個術語往往被混用，因而極其容易被攻擊和蔑視。陰謀理論的批評者們對這一理論的蔑視相當普遍。美國學者威廉·哈森在其《世界新聞多棱鏡》一書中指出：“網絡上的新聞販子不僅能迅速得到更多的新聞，而且還能接觸到一整套輕率而不負責任的信息，其中包括種種未經證實的傳聞、臆想、評述、討論，甚至陰謀理論等。”[4] 盡管它在西方世界擁有悠久的歷史傳統，但卻往往被視為偏執的世界觀，因為它包含有迷信的內容。例如某些人認為，在我們的世界，除了表面的運作邏輯外，還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歷史的底層操縱一切，譬如魔鬼組織“光明會”（Illuminati）。[5]

事實上，在迷信、謠言的陰云中，陰謀理論也包含著懷疑與批判精神，包含著對社會組織體系的辨識。而且由于它自身尚未得到充分證據的支持，所以也難以真正推翻。《The Persian Gulf TV War》（波斯灣電視戰）一書的作者柯爾諾（Douglas Kellner），在精心搜集并仔細核對海灣戰爭的巨量信息之后，仍不得不承認他無法否認某些陰謀理論（例如美國誘使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6]

為證明將某一“理論”視為貶義的“陰謀理論”是正確的，詆毀者往往羅列出3項指控：(1）未受足夠證據的支持；(2）不能被證明為不正確的；(3）無法置信的古怪看法。然而，辯護者往往對此做出如下反擊：(1）卷入陰謀的那些強權人物隱藏、銷毀或者混淆證據；(2）在他們看來，對方沒有開放的心態；(3）對方可能受政治動機的激勵，并可能在現實環境中有自己的利益。正是由于第3個辯護論點，陰謀理論具有了社會階級分析的屬性。

進一步擴展到社會政治與文化層面，陰謀理論也滲透入“文化工業”與“文化霸權”的范疇之中。20世紀30至40年代初興起的法蘭克福學派，以批判的社會理論著稱，其代表人物包括霍克海默、阿多諾、馬爾庫塞和哈貝馬斯等。他們對大眾文化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態度，認為“文化工業”（Culture Industry）是一個憑借現代科技手段大規模地復制、傳播文化產品的娛樂工業體系。它以大眾傳播和宣傳媒體，如電影、電視、廣告、無線電、報刊、雜志等，操縱了非自發性的、虛假的、物化的文化，成為通過娛樂方式欺騙大眾，束縛意識的工具。[7] 在這里，傳媒成了陰謀理論實施的工具。而葛蘭西在《Prison Notebooks》（獄中雜記）一書中提出的“文化霸權”理論（Cultural Hegemony）則是指統治階級為了確保其統治地位而行使的文化支配權力，它可以通過文化消費的方式勸誘被統治者接受自己的道德標準、政治觀念和文化價值，而無需使用武力。而且霸權的形成并非統治者單方面的意愿，而是由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談判后產生的，是被統治者某種“自愿的贊同”。[8] 這表明，資產階級統治下的社會文化實際上并不是純粹的資產階級文化，而是一種來自不同階級不同意識形態的文化聯合體，這直接將陰謀理論賦予了大眾文化。

二、陰謀理論是否科學

卡爾·波普（Karl Raimund Popper）是20世紀英美著名的哲學家。他的哲學研究范圍包括科學哲學﹑政治哲學和形而上學等。他對陰謀理論有如下評述：“有一種非常有影響的哲學人生觀，大意是說，在這個世界上無論什么時候發生了某件真正壞事（或是我們非常討厭的事），那么都肯定有某個人是造成此事的原因：這件事肯定是某個人故意而為。”這種觀點頑固地存在于《荷馬史詩》、后期基督教思想以及階級批判的社會學中。他還將“那種把戰爭、貧困和失業看成是來自某種邪惡的企圖或某種陰險的計劃的理論是常識的一部分，然而未經過批判的考察”，稱為“Conspiracy Theory of Society”（社會陰謀理論），并堅定地認為“理論性的社會科學的目的就是去發現造成了我們的行為所導致的不受意圖決定的后果的那些社會關系”。[9] 這樣就否認了某些壞事（例如戰爭、貧困和失業）是由某些集團或個人有意策劃出來的；或者說，事件的發生和結果其實并不受某些集團或個人的意志影響。

一些社會科學研究的確證實了他的看法。例如萊斯特大學大眾傳播研究中心對1968年10月27日倫敦反越戰示威游行的報告，駁斥了“妖魔化”陰謀理論。當時，6萬多學生在倫敦舉行了游行，平靜而有序。但英國的媒體報道卻與事實大相徑庭，所有報紙和電視幾乎無一例外地將報道的焦點對準美國大使館附近發生的極個別沖突上，將一個總的來說組織嚴密的和平示威游行描繪成一個充滿暴力的事件。萊斯特大學對此進行了細致調查，發表了英國批判傳媒研究史上的經典之作——《Demonstrations and Communication: A Case Study》。[10]

此次游行的案例研究證實了這一傳播渠道非民主化的過程。文章指出，在一個民主社會中，多種傳播渠道本應向公民們提供多方面的關鍵信息，保證其政治和社會參與的權利。但在一個傳媒日益邁向兼并和壟斷的時代，公民的這種基本權利正在受到威脅。報紙和電視對這次異常和平的游行示威做了極為片面的報道，將關注的焦點放在極少數的暴力場面，給受眾一種錯覺，似乎這次示威游行充滿著暴力沖突。但這種情況并非如陰謀理論所認為的，作為資產階級國家意識形態機器的大眾傳播媒體故意炮制出來假象，以此蒙騙人民大眾。經過調查發現，大多數新聞記者當時并無意去掩蓋和歪曲事實的全貌和真相，而且他們的職業訓練首先強調的是真實報道，逼真地映射出事實的真相。但這些卻使復雜的傳媒體系在各自獨立的運作中得出近乎一致的假相。

自18世紀后期開始，英國的便士報競爭導致了商業報紙為取悅盡可能多的讀者而故意避免鮮明的政治立場，標榜價值中立和客觀報道，以至于不加任何主觀價值判斷的事實報道成為內容的主流。電視不但繼承了這一實踐規范，更將它推向極致。于是，突發事件成了新聞報道的主要對象，事件的全貌往往被忽略了。其次，商業競爭使媒體從業人員形成完整的職業習慣、操作規范和價值系統，這些都決定了他們從事新聞報道時的定勢和取向。于是乎，媒體內容并非因商業競爭帶來繁榮和多樣，反而使它們呈現出千篇一律的面孔，其標新立異也只能在類似的媒體詮釋和觀眾預期的框架中進行。結果，極其不公正的報道像滾雪球似的越滾越大，在缺乏其他說法支持的情況下，受眾根本無法判斷其真實性和全面性。一個總的來說非常和平的反戰游行，在許多觀眾心目中就這樣變成了一個充滿暴力沖突的事件。不僅如此，報紙和電視對這一事件的報道最后還變成為了歷史，存活在人們的記憶之中。

但更多的陰謀理論并非如這一案例那么容易追蹤和檢視。例如西方政治學中有兩種對立的理論模式：多元競爭和權力精英。多元競爭模式認為：西方民主社會的最大特點就是政治權力向一切社會集團開放，各種勢力通過多黨制和議會制進行公開、公平競爭以及談判和妥協，任何個別集團都不可能長期取得壟斷地位。但20世紀60年代后，權力精英理模式的地位上升。它認為，在西方多黨、議會民主制只不過是一種表面形式，真正實質性的政治決策，是通過一小批精英人物在幕后操縱完成的。提出權力精英模式的人，如米爾斯（C. W. Mills）強調社會高層圈子內的密切聯系 [11]，巴克拉克（Peter Bachrach）關注政治議程的幕后預設，而喬姆斯基（Noam Chomsky）關注大媒體的思想控制等等。如果將這種理論推至極端，就是“陰謀理論”。但假使我們深入分析美國社會的體制結構，就會發現，權力精英模式是更準確地反映現實。在表面上，美國制度中的總統、參眾議員和最高法院的法官是掌管著最大的權力。但在美國社會日常運作的過程中，最高利益中心和實際決策中心，遠不在于三權分立的政治家們的臺前表演，而是處在幕后的，一個集社會等級、經濟實力、文化資本等各方面特權于一體的利益集團。[12]

三、校驗理論科學性的標準

波普在劃分正確與錯誤的哲學觀的同時，還提出了檢驗理論科學性的標準。他認為，要判斷一個理論（Theory）是否是科學理論，重點并不在它能被證實（Verifiable），而是在于它能被證偽（Falsifiable）或具備可證偽性（Falsifiability）。所有科學命題都要有可證偽性，不可能為偽的理論不能成為科學理論。 [13] 但波普的標準是否應像應用在自然科學那樣嚴厲一樣應用到社會科學上，這已成了一大論題。這一標準在對陰謀理論的認定方面，也時常讓人困惑。

例如陰謀理論者認為，2003年伊拉克戰爭是喬治W.布什與美國石油公司一起謀劃的結果。但是，石油公司股價隨后卻下跌了，這一事實成為陰謀理論失敗的經驗主義證據。但他們還指出，戰后主要美國石油公司對伊拉克油田展開掠奪，這卻是支持這一陰謀理論的經驗主義證據。一些數據看似證偽了陰謀論的觀點，而另一些數據證實了這一觀點。

陰謀理論的批評者們有時也辯解道，許多陰謀理論并不能證偽。這一說法常常是正確的。例如，根據民意調查，盡管大多數美國人相信本·拉登與薩達姆·侯賽因有密切關系，然而它卻從未得到美國政府的明確證實。鮑威爾（Colin Powell）曾在伊拉克戰爭期間提供了一盒磁帶，顯示本·拉登與薩達姆·侯賽因有染。不過這盒磁帶似乎是一種誤導。還有有關微軟、英特爾和美國政府聯手的陰謀理論，認為這兩家企業利用軟件、硬件來竊取我們的機密和隱私。專家們認為微軟在其Windows操作系統里開了“后門”，以換取美國政府在反托拉斯壟斷方面網開一面。但即使放棄微軟的操作系統，電腦機箱里英特爾的Pentium系列芯片上還有一個獨有的電子序列號。用系統后門與電子序列號來對使用者進行遙控和追蹤，在技術上是可以實現的，但卻尚未有證據證實這一陰謀理論。

波普認為，一個無論對錯與否，都不能被證明是錯的理論，是不能承認為科學的。但上述陰謀理論卻可能暗示著，可證偽性的標準是很難或不可能應用到變量不能被獨立出來的復雜環境中，尤其是社會和政治環境。按照波普的標準，“沒有”政治上或歷史上的假說是科學的，因為沒人能令人信服地做出明確的、顯著的、經得起檢驗的以及正確的預言。但是，這并非意味著陰謀理論根本就是無根據的、非理性的、虛偽的。只是，按照波普的標準，它們并非科學而已。

注釋：

[1] 史學家通常使用術語“陰謀”來表示那些被認為真實的、已證明的，即使是似是而非，但至少又有點證據的陰謀。此外，術語“陰謀理論”有時也用來描述社會學領域對陰謀現象研究的嘗試與努力。

[2] 定義參考Wikipedia，參見http://en.wikipedia.org/wiki/Conspiracy_theory

[3] 馬特·里德利 著，劉菁 譯：《基因組：人種自傳23章》，第二十二號染色體 自由意志（3），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03年4月，第4頁

[4] [美] 威廉·哈森 著，張蘇 譯：《世界新聞多棱鏡——變化中的國際傳媒》，北京：新華出版社，2000年1月，第5頁。

[5] 據說，光明會的歷史可追朔至古巴比倫時期的神秘組織，于16世紀在西班牙正式成為異端教派。光明會在背后操控每日全球大事、策劃人類歷史，預備著末日的魔鬼國度來臨。近代，有關“光明會”的傳說認為：歷代美國總統除林肯和肯尼迪外，皆是“光明會”成員；現今流通1元美鈔的反面，印有一座13層的金字塔，塔上有一枚發光的“邪神之眼”，即“光明會”的神秘徽章；2002年歐元正式啟用，據信也是“光明會”魔鬼計劃的一部分。

[6] Douglas Kellner， The Persian Gulf TV Wa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2， pp.67-8.

[7] Theodore Adorno: The Culture Industry: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1

[8] Antonio Gramsci， Edited by Joseph A. Buttigieg: Prison Notebook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96

[9] [英]卡爾·波普爾 著，范景中、李本正 譯：《通過知識獲得解放》，第二十四節，北京：中國美術出版社，1997年版

[10] Halloran， James D. Philip Elliot. Graham Murdock.. Demonstrations and Communication: A Case Study.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0

[11] Mills， C. Wright: The Power El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12] 李山: 中美關系為何起伏動蕩？ http://www.zaobao.com/zaobao/special/china/relations/us_visit/zhu070499j.html，1999年7月4日

[13] Popper， Karl R.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3rd edn.， London: Routledge. 1969， pp3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