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秦漢以來，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一個顯著特點是治亂循環。歷代的有識之士總是試圖打破這個輪回，然而，眾多的改革總以失敗告忠，黃宗羲稱之為積重難返之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作為王朝的統治階層無法跳出儒家學識的認知框架，對資源稀缺性條件下的人口規模極限缺乏認識，另一方面，則是官僚集團出于自身利益的追求，對王朝統治秩序的傷害。

關鍵詞:治亂循環;中國歷史;資源配置

自秦漢以來，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一個顯著特點是治亂循環。歷史總是由一個個英雄人物串聯起來，在一個個朝代的變更中伴隨著一次次治亂循環的輪回，最終形成了蕩氣回腸的歷史長河。對于這個現象，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土地的兼并問題，更不能膚淺地理解為昏君、奸臣對王朝秩序地破壞，在筆者看來，導致王朝治亂循環的根源主要體現為以下兩方面:

一、人口與資源的發展矛盾

(一)人口規模與社會治亂的關系

從歷史看，人口的數量規模與社會的治亂具有極其深刻密切的關系。

由圖可見，在清以前，中國人口規模有一個相對穩定的上限，即5 000—6 000萬人。歷史上達到了這一規模的時期為:西漢后期、東漢后期、隋初、盛唐、北宋、元、明末。

在對達到這個峰值的時間進行分析之后，我們會發現人口曲線的各個高峰點，常常與那一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高峰時期相伴隨。而這個高峰期往往也是社會、歷史即將發生大轉折、社會發生重大變動的前夜。

例如，西漢平帝年間是當時人口最高峰時期，這恰是王莽篡政及綠林、赤眉起義的前夜。東漢桓帝年間是人口高峰期也是爆發黃巾起義、發生漢末大變亂的前夜。又如，西晉之太康年代，隋之大業年代，盛唐之開元、天寶年代，北宋之大觀年代，以及明朝崇禎時代，等等。

在中國歷史上有幾個大的動亂時期，持續戰亂所導致的人口大規模絕滅是極其殘酷的。如三國時代人口減少了86%，東晉的八王之亂到五胡亂華在80年間使人口減少了70%，隋末農民起義導致人口減少了67%，蒙古人南下使人口減少了84%，滿清入關導致人口減少了80%。

如果說一次、兩次可能是一種偶然現象，而這種歷史現象的重復發生，則反映了一種客觀規律——歷史上人口數量與社會經濟、政治之繁榮、衰落、動亂的周期性變動具有近乎同步的關系。

(二)人口與社會之亂關系的實質是對社會資源分配的自我調節

經濟學里有一個重要的假設，資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無限的。如何用有限的資源滿足無限的欲望，是一個發展的難題。

在農業文明時代，對國家來說，最重要的資源自然是耕地。從中國的政治地理疆域看，自秦漢時代至明朝年間，中國領土的領域是大致相同的(元朝除外)，也就是說耕地的總體數量是相對穩定，在生產力，尤其是農耕種植技術沒有大的突破以前，糧食的數量是相對穩定的。

在王朝初期，由于經過戰亂，人口數量大幅減少，土地資源相對充裕，這時候在資源分配上不存在大的矛盾，人心思治。

進入王朝中期，人口大幅增加，但仍然可以通過開墾新耕地來吸納新增勞動人口，當人口達到一個規模，資源已被瓜分完畢，對資源的利用達到一個飽和點，也就是經濟學所說的帕累托最佳狀態，即達到所謂的王朝盛世。

到了王朝晚期，人口規模開始溢出，但新增可用耕地數量越來越少，開發新耕地的成本大于獲益，越來越多勞動力失業或就業不足，形成“流民”。隨著流民數量的遞增，逐漸釀成嚴重的社會危機，而王朝政權將之視為不穩定因素，不斷地歧視、彈壓，是故，方有“官逼民反”的口號。歷史上多次發生“流民起義”，或者在農民起義中，大量的參加者就是這些“流民”。

因此，我們可認定在特定的生產方式及技術條件下，社會所能負荷的人口規模具有一個上限(在清代以前這個極限在6 000萬左右)。突破了這個規模，社會資源分配即陷于失調，這種重要社會資源的分配失調最終必會導致社會變亂。

從這一意義上看，歷史中治亂局面的周期性爆發具有其必然性。這種治亂，可以看作是歷史對于人口規模和社會資源分配的一種自動調節機制。

對于清朝人口突破1億后仍繼續增長的原因，個人的看法是這種自動調節機制并未消失，太平天國戰爭等多次內部變亂實質就是這個機制在起作用。從人口統計曲線上，我們也可以看到在這過程中人口曲線出現一定幅度的升降擺蕩，但由于此時人口基數已極為龐大，即使是千萬人計的人口減少也不能影響人口的總體規模。

(三)發展工商業是打破人口與資源發展瓶頸的唯一途徑

我們在分析人口曲線的時候，發現從秦漢至明末這段時間里，大部分時期中國的人口規模的上限在6 000萬左右，但在南宋時期，人口的規模突破了7 000萬，如果計算上該時期金朝統治區域的人口數量，人口規模將突破1億。對這種情況的解釋是南宋時期，由于金國入侵，國土縮小到原來一半，為了維持財政收入，朝廷采取了鼓勵工商與貿易的政策，由于工商業和第三產業可以吸納大量新增勞動力，所以，人口規模得以突破而不產生動亂。而清朝中期人口突破1億的原因也同樣如此，一方面是農業種植技術的提升以及高產作物(玉米、番薯、馬鈴薯)的推廣;另一方面則是鼓勵對外貿易的成果。

因此，從某種角度來講，工商業發展是打破歷史循環，解決社會危機，避免全局性動亂和戰亂的一種可行方案。然而，由于中國自秦后封建社會的專制主義、權威主義和工商業精神不相容，導致工商業本身積累發展的可能，被從體制上、政策上到思想上嚴密扼殺。在這種環境中生存的民營工商業，并不能發展為賦稅的主要承擔者，他們的盛衰對王朝便不那么重要。

盡管歷代不乏有識之士試圖打破這種輪回，但由于無法跳出儒家學識的認知框架，出于對人口與資源問題認識的匱乏以及對工商業作用的鄙視與遏制，這種努力只能是徒勞無功的。

二、官僚集團對資源的掠奪導致王朝秩序的崩潰

(一)王朝制度與分封制度的區別

按照吳思先生的說法，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君主專制應當分為兩種制度，一種是周王朝的分封制度，另一種則是秦漢以來的王朝制度。

周王朝的分封制度是借鑒氏族部落居住地的構筑形制，把它引入政治領域而產生的一種新的政治制度。其著重于地方分權，雖然周天子是全國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是天下的“共主”，但周天子只能責成諸侯對中央有一定的貢獻，而對諸侯采邑內部的處理，是無權進行裁奪的。周王朝分封制的成功之處在于以血緣為紐帶，在當時交通極其有限的情況下，通過充分授權，使其屬下各個諸侯國得以不斷擴張，最終覆蓋了大半個中國，這種疆圖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是無法想象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血緣不斷變淺，疆土的擴張已到達一個瓶頸，圍繞著資源的配置問題，利益的沖突開始產生。當部分諸侯國的實力超過共主之后，周王朝再也無力約束屬下的諸侯，諸侯的混戰開始了，分封制隨著崩解。

取代分封制度的是王朝制度，王朝制度與分封制度最大的區別就在于，前者通過官僚代理制度管理國家，而后者則是通過諸侯制度來管理國家。按照王朝制度的權力架構，其下層有一個能“盡其民力”和“地力”的自耕農制度，中層有一個由號令賞罰驅動的官僚代理制度，上層有一個控制一切資源的血緣繼承的君王。與分封制度相比，王朝制度下的官僚階層對其治下的各種資源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要比諸侯大夫弱得多，短暫得多，與中央對抗的能力也就弱得多。對國君來說，這是一個比較容易控制的高效而穩定的中央集權制度。 (二)官僚集團對王朝統治秩序的損害

王朝制度在解決分封制問題的時候又造成了官僚集團瞞上欺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新問題。由于官僚階層與其治下民眾的利害關系更加短暫脆弱，出于對自身私利的不懈追求，官僚階層所追求的必然是短期利益的最大化，這就造成其比分封的貴族集團更不關心百姓的死活。

王朝建立初期，農民造反集團的余威尚存，出于對農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官僚集團對農民的盤剝較輕。到了王朝中后期，隨著人口增加，農業依賴的土地資源也日漸緊張，社會各階層對土地資源的爭奪也日趨激烈。由于承平日久，官僚集團對農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已蕩然無存，王朝秩序的基本均衡被逐漸破壞。在和平時期，由于反抗官府壓榨的風險遠高于收益，自耕農階級對各級權勢階層的巧取豪奪所采取的策略是忍耐。貪官污吏的敲詐勒索比較容易得逞，這個集團的收入水平較高，這就激勵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在生存競爭中占據優勢地位的貪官污吏的行列，從而加劇了王朝官僚集團膨脹和腐敗的原有趨勢。隨著壓榨程度逐步升級，底層生存環境持續惡化，直到十羊九牧的生存危機出現，最終引發大規模的暴烈反抗。王朝統治秩序崩潰，天下大亂，群雄逐鹿，直到新的王朝出現，由于此時資源相對充裕，掠奪的成本高于從事生產性活動的成本，則人心思治，新一輪的輪回重新開始。元代詩人張養浩的千古名句“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正是對這一現象的最好描述。

(三)政治制衡的缺失是導致治亂循環的根源

在今天看來，制止官僚集團對資源掠奪的有效途徑在于政治制衡，但是在王朝制度的權力架構里，這種制衡是無法達成的。

首先，作為最高統治者——天子，本身應當是最痛恨官僚對資源的掠奪行為的，因為這種行為是對王朝統治秩序的破壞，動搖的是王朝的執政根基，因此，歷朝歷代的皇帝是不吝于對這種行為作出最大的懲罰的，達到殺一儆百的目的。其中，以明朝在懲治貪官上最為嚴厲，動輒抄家滅門，朱元璋甚至是下令將貪官扒皮塞草掛城門口示眾，但反觀明朝一代貪官污吏是層出不窮，朝綱混亂。關鍵一點就在于天子是無力約束這種龐大的私下追求的，因為在王朝制度的權力架構中，官僚階層是維持其統治的關鍵環節，一旦失去了官僚階層的支持，天子的地位也將不保。歷史上王莽就是這個下場。

其次，在官僚集團內部，作為王朝統治秩序的提倡者，儒家集團努力想維持這種均衡，他們通過參政爭取帝王的師友地位，期望達到政治制衡的目的。但另一方面作為官僚集團的一員，可能部分儒生出身的官員真心信奉儒家道統，而更多的人出于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把它當作升官發財的手段。由于儒家集團是一種松散的組織，內部缺乏歐洲天主教會那樣的嚴密組織，其內部也是四分五裂的，再加上其政治對手如宦官集團、軍人集團或后戚集團的存在，因而難以擺脫對皇權的依附狀態，所以也就無法阻止這種失衡。

再次，是自耕農階層，由于自耕農經濟制度下的農戶生產方式是以一盤散沙的狀態存在的小農經濟模式。小農經濟的分散性決定了農民階級以兩種形態交替存在:和平生產時期的一盤散沙狀態與造反時期的集團狀態。在和平時期，由于農民生活在里甲制度的嚴格控制之下，他們力量分散而微弱，反抗官府壓榨的收益很微薄，卻面臨著殺一儆百的巨大風險。因此，在風險遠高于收益的情況下，弱小而又分散的自耕農階級是無力抵抗各級權勢階層的巧取豪奪的，自然無法形成對官僚集團的政治制衡。而當王朝晚期，農民集團造反時期，此時王朝的秩序已是完全崩潰，另一個輪回開啟。

最后，是工商業階層，中國的資本并不缺乏控制政府制定法令的愿望，但在大一統的王朝制度下，資本的利益僅是王朝治下的一個局部的集團利益，對王朝的財政貢獻有限。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在歐洲產生，本身就帶著一種必然。在當時，歐洲處于一種四分五裂、王國林立的競爭環境，同時，王權與神權之間存在相互的競爭與對立，因此，也就限制了政權對工商業的過分盤削。而在中國這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環境中，民間資本根本沒有討價還價的空間。自然也就無所謂政治上的制衡。

三、小結

顯然，上述失衡過程是一個勢所必然的趨勢，王朝的歷史越長，這個趨勢就表現得越明顯。這個過程實質是社會對資源配置失調的一種自我調節。歷代的統治階層由于缺乏對人口與資源關系的深層次認知，因此，不能解決長期性問題;另一方面，則是在王朝制度這種高度中央集權的權力架構中，是無法形成構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會力量，因此，就無法解決統治集團墮落的周期性問題。

唐太宗說過:“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我們對歷史總結的目的在于要為現在的執政提供借鑒。時至今日，人口與資源的問題，還有政治制衡的問題，仍然是困擾著我們的兩大難題。

盡管從清朝開始，人口的上限被不斷突破，但我不認為人口與資源的發展極限規律已被打破，相反是蘊藏了更大的危機。當前中國所面臨的大量嚴峻社會問題，均與人口的巨大壓力有關。這種人口規模對于我國資源、環境生態和經濟、政治所帶來的問題和壓力是巨大的。歷史啟示我們，也是在警示我們——我們已經接近了人口增長的警戒線。考慮到中國人口規模的增長遠快于國內可利用資源開發的增長速度，可以設想，回歸內向自守的經濟體制是無出路的。我國國民經濟的根本出路在于，必須成為能突破國際遏制，外向型的，即具有吸納外部資源能力的開放型經濟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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