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美國大學教授協會(AAUP)確立的學術自由與終身教授制成為美國學術界的公認法則。它維護了大學教師集團的利益，也促成了美國社會對學術自由的重視和追求，提升了美國的高等教育水平。本文從政治民主文化的角度對美國大學教授協會進行解讀，認為美國大學教授協會創建和發展根植于美國特有的政治民主文化，利益集團的成熟以及美國法律制度是美國大學教授協會的功效得以發揮的保障。

[關鍵詞]政治民主文化；利益集團；美國大學教授協會

美國大學所擁有的學術自由和學術水平引人注目，這與美國大學教授協會(從UP)卓有成效的貢獻密不可分。美國大學教授協會何以得以成立并能有效地維護學術自由?本文通過考察美國的民主政治文化，探討利益集團、法律制度等在美國大學教授協會的創建與發展過程中所彰顯的力量。

一、政治文化與利益集團：AAUP扎根 的土壤

民主與自由是美國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美國的民主思想來源于古典的民主傳統和新教教義。歐洲的自然權利說、社會契約論以及人民主權說被早期移民帶到了北美殖民地；而為他們所信奉的“清教的教義不僅是一種宗教學說，而且還在許多方面摻有極為絕對的民主理論和共和理論”。移民在北美殖民地是先有社群，后有政府。17世紀，他們締結了《五月花號公約》和《劍橋綱領》，確立了民間團體政治；這些雖不完備卻體現出民主、平等、自由精神的原則，成為后世“北美民主的一塊基石”。美國實際存在兩種民主，一種是國家民主，體現為兩黨沖突、總統大選、聯邦機構的政策等；另一種是地方民主，體現為鄰里組織、社區團體等。美國人對第一種民主的懷疑感和冷漠感越來越深，但是對第二種民主的熱情始終不渝。

在美國政治民主文化中，自由被視為“一種免于權力和他人控制的狀態”，是“一種價值復合體和通過法律和公共政策來實施的經驗”。保障自由的有效方式就是通過憲法來限定權力的合法范圍——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自由主義使每個人都擁有同樣的權利，擁護自由即擁護多元；多元社會的種種需求，是通過不同利益群體的互動和競爭達到的。對個人和社會組織自主性的推崇成為美國政治文化的一個鮮明特征，由此，美國人偏好自愿結社、組成利益集團，“不同年齡、不同身份、不同傾向的美國人總是在不斷地進行結社，那里不僅有與每個人的生活都息息相關的商業和工業組織，而且有成千種其他不同類型的社會組織。

利益集團被視為是“在其成員所持的共同態度的基礎上，對社會上其他集團提出要求的集團”，是民主政治進程中必要的和重要的組成部分。而美國獨特的民主政治傳統為利益集團的興旺提供了寬松的政治和法律環境，美國歷屆政府把利益集團的院外活動視為“自由民主”的表現形式；美國憲法為利益集團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憲法環境，1791年美國實施的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的第一條宣布：“國會不得制定關于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國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剝奪言論或出版自由；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和向政府訴冤請愿的權利?！毖哉撟杂?、結社自由、請愿的權利是利益集團賴以存在的法律基礎。

19世紀末，利益集團真正成為影響美國政治生活的重要力量。社會經濟的發展促使農民、勞工和中產階級紛紛結成團體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同時，政府對派別活動采取調控政策，客觀上鼓勵人們參加利益集團維護自己的權益。由此利益集團進入了發展的鼎盛時期。美國大學教授協會(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簡稱AAUP)正是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的利益集團之一。

二、學術自由與終身教授制度：AAUP守護的權益

在19世紀末的經濟衰退和勞資沖突下，美國大學的學術自由權利遭到了粗暴踐踏。發生了20多起大學教授因與大學董事會意見對立而遭到解雇的事件。1900年，斯坦福大學的經濟學家愛德華·羅斯(Edward Ross)因斯坦福夫人(Lady LelandStanford)不滿他對移民勞動力和鐵路私有化的批評而遭到解雇。斯坦福大學的另外幾名教授也憤而辭職，以示抗議對學術自由的侵犯。這一事件給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哲學教授阿瑟·洛夫喬伊(ArthurO．Lovejoy)很大的震撼。經過長期的醞釀，1915年，他與約翰·杜威(John Dewey)發起召開了一次會議，在會上成立了一個捍衛大學教授學術自由的組織——美國大學教授協會(AAUP)。

集團理論強調集團的性質和集團組織的特征，提出集團的組織特征是它表現出來的在原則上和目標上的凝聚力和團結一致性。作為維護學術自由而自愿組成的利益集團，AAUP通過民主選舉產生協會主席和領導，擔任專職的、有薪金的職務；有一批堅定的核心成員從組織上和心理上都與集團相牽連，對集團的目標和信念有認同感；他們志愿交納會費或捐款以使集團得以運作；他們利用團體的力量，通過各種途徑維護和擴大其集團的利益。正如杜威所稱，AAUP是“一個以民主方式由大學教授自愿組織起來的真正有代表性的教師團體”。集團的存在是為了增進其成員的利益，個人可以通過代表其利益的集團來實現或增進他的個人利益。正是AAUP的努力使大學教師以終身教授制度為基礎的物質利益、觀念利益和團結一致的利益都得以維護。1915年成立之際，AAUP就公布了《原則聲明》(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提出其目標在于“致力于促進學術自由和共享自治、確定高等教育的基本專業價值和標準，從而確保高等教育造福于公眾利益”。并指出，“如果不在最大程度上承認和實行學術自由的原則，大學就不能履行其三重職能”。該聲明先后得到了美國學院協會(AAC)、美國大學協會(AAU)等組織的認同。

1940年，AAUP重新發表《關于學術自由和終身教授制的宣言》(Statement Of Principles on Aca—demic Freedom and Tenure)，其目的是“通過捍衛終身教職、學術程序和質量標準來促進學術自由。促進公眾對學術自由和終身教授制的理解和支持，并且在確保大學實現這一目的的程序上達成共識”?！缎浴逢U釋了大學的理念與學術自由的關系：建立大學是為了公益，而非教師個人或學校機構的私利。

終身教授制是實現學術自由的手段，充分的經濟保障以吸引有才華的人才進入教授崗位。并規定試用期不得超過7年。研究人員在試用期滿后，應該獲得永久的或繼續任職的資格，除非是已到退休年齡，或者是在財政危機的非正常情況下，終止這種任期必須有充足的理由。 AAUP倡導的宣言使人們對學術自由理念有了更深的認識，也吸引了學術界其它組織的參與。此后，《關于教師解聘程序標準的聲明》、《關于學術自由和終身教授制的建議性規定》、《后終身教席審查意見》等文件先后出臺。在AAUP的努力下，這些大學的“行會性”文件成為人們處理學術自由事件的準則。終身教職成為常規性制度，美國幾乎所有的研究型大學(97％)和四年制學院(99％)都實行終身教授制度。大學教師獲得了一種最重要的制度保障。從某種意義上說，AAUP維護了學術職業的安全和尊嚴，成為美國高等教育領域學術自由的“立法者”。

三、利益訴求與司法判例：AAUP獲取的成就

一旦集團利益受到侵犯，既會侵犯特定個體的利益，又會分割社會利益。此時，利益集團會對內安撫成員，對外則以“代言人”的身份在法律框架內申訴權利，以維護和實現集團的共同利益。在學術自由和職業安全的共同利益遭到威脅時，AAUP有助于將個體的真實呼聲和利益訴求，進行提煉和融合，通過制度化、組織化的集體行動來表達集體意志，從根本上改變教師個體“單兵作戰”的弱勢地位。正因為AAUP具有組織優勢，可以有效維護公眾利益，因而能在較大范圍內吸引其他團體和個人參與其間。此后60年間，有180多個學會和教師協會在聲明上簽字。當前AAUP的會員大約有4．5萬人。

AAUP每年受理上千的會員求助或咨詢。他們中有的是擁有豐富資源和強大支持的知名人土，然而，更多的是在學術自由方面遇到麻煩和威脅的、急需幫助的普通會員。對教師的投訴，AAUP會授權一個特別委員會深入調查，會運用《宣言》中的條款和相關制度對學校當局行為的性質做出判斷，同學校行政人員和董事會交涉，然后提交調查報告。在美國大學教授協會的會刊《學術界》(Academe)(1979年前稱《公報》Bulletin)上發表。第二年，AAUP負責學術自由和終身教職事務的A全國委員會在春季會議上審議前一年發表的調查報告，提出譴責建議。當年6月的AAUP年度代表會議將討論通過A委員會的建議，將侵犯學術自由的學校列入譴責黑名單，且公開披露。對情況改善的學校，A委員會將提出報告，由美國大學教授協會年度代表會議討論決定，從黑名單上除名。從1930年到2002年，先后共有183個大學或學院(個別為學區或聯合大學)被列入這份黑名單，到2002年為止，黑名單上仍列有52個學校(個別為學區)。對學術自由案例的調查和立場彰顯了組織的力量，使AAUP名聲大震。AAUP倡導的學術自由觀點逐漸深入人心。大學校長更加謹慎地處理學術自由事件，其中多數學校感受到黑名單曝光的壓力，糾正自己的做法，爭取從名單上除名。敢于與美國大學教授協會公開對抗的大學不到1％。AAUP在維護教授的權益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成為“表達教師職業利益的聲音”。

法律訴訟的方式一直被利益集團廣泛使用。某些集團經過討價還價和相互讓步的過程，已經把他們所關心的事情——原則、政策或方案——寫進了憲法或判例法中。AAUP也贏得了以判例法為主的美國司法制度的支持，美國最高法院1957年和1967年對“斯威齊訴新罕布什爾州政府”和“凱·伊西安等訴紐約州立大學董事會”兩個著名案例的判決經常被人們用作學術自由乃至終身教職制度的司法依據。

1954年，自稱是“經典馬克思主義者”的新罕布什爾大學教授保羅·斯威齊(Paul Sweezy)兩次被檢察官傳喚，了解他在課堂上講述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內容。他認為這些問題侵犯了憲法修正案第一條所保護的公民權利拒絕回答。他因蔑視法庭罪遭到監禁。1957年，聯邦最高法院推翻州最高法院的判決。大法官沃倫指出：“自由在美國大學里的重要性幾乎是不言而喻的。對我們的學院和大學的智力領袖橫加任何束縛都會危害我們國家的未來。在懷疑和不信任的氛圍中，學術不能繁榮。教師和學生必須永遠自由地追問、自由地研究、自由地評價、自由地獲得新的成熟和理解，否則我們的文明將會停滯乃至滅亡。”另一位法官法蘭克福特在附加意見中指出：“任何政府對大學知識活動的干涉”都可能危害教師的基本職能。另一個案例是，1962年，紐約州立大學要求所有的教員在一份表明自己不是共產黨員的誓詞上簽字。英語講師凱·伊西安五人拒絕簽字而被解聘。五人遂狀告紐約州立大學董事會違憲，聯邦地方法院判校方勝訴；凱·伊西安第二巡回上訴，依然敗訴；他們最后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1967年，聯邦最高法院裁定紐約州的相關法律違憲。判決書援引了“斯威齊訴新罕布什爾州政府”案的判決書，還宣布，即使是共產黨員，但是不了解或沒有打算實現共產黨的非法目標，沒有參與非法活動，就不得被解雇。

1972年，AAUP提出的“教師經過一定年限的服務就可享有終身教職”的主張為美國最高法院所認可。在1994年的一個判例中，根據國會在1987年通過的《雇傭中的年齡歧視法》的補充案規定，判定高校不得強迫教授退休。由此，退休的決定權也完全掌握在教師個人手中。以判例法為主的美國司法制度成為AAUP維護美國大學教授權益的堅強后盾。

毋庸置疑，AAUP不僅保護了大學教師集團的利益，也促成了美國社會對學術自由的重視和追求，并由此使終身教授制度成為美國學術界的公認法則。而AAUP的成立與成就無疑得益于它深深根植的美國特有的民主政治文化，并由此與美國的其他制度相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