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李承晚政權的專制政體、樸正熙政權的政府主導型改革、“維新體制”到金泳三的“文民政府”再到金大中的民主政府，大韓民國在民主的道路上步履維艱。民主夢想的踐行經過了漫漫長夜，在廣大民眾的奮力爭取、政治精英的奔走呼號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所施加的強大的壓力下，民主政治的實現終于邁出了有意義的一步。韓國現代政治的發展歷程就是民主不斷推進的歷程。對于這種政治變遷有著不同的解釋模式。本文試圖從文化的角度入手，對這種政治轉型作一個嘗試性的解答。

一、現代韓國文化的要素分析

文化的形成、綿延和演繹雖有自身內在的邏輯和獨特的規律，但它不能不受包括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和歷史傳統等外在因素的強烈影響。在一定的歷史- 社會- 文化條件下，文化顯現出一定的繼承性、延續性，更具有適應性、綜合性和時代性的特點。時代性和綿延性是任何一個民族文化活力的象征。朝鮮民族據稱有5000多年的燦爛文化，對人類的文明進程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和影響，這主要是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從文化發生學的角度對韓國文化進行追根溯源地探求。而從文化發展學的角度來說，任何文化都是變動不居的，都是在對一定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作出相應地回應基礎上獲得了生存空間和發展動力；同時它也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本文無意對韓國文化進行本源性地探討，而只是從發展學的角度對韓國在現代化進程中影響其政治模式變遷的文化因素進行分析。

在大韓民國立國后，韓國現代化的啟動有著重要的背景：在國際上，兩極體制的對立，謀求美國在韓國的軍事存在和重大的政治影響力是其立國的基礎。美國的軍事支持、經濟援助直到今天仍然是韓國的政治精英決策的重要籌碼。這種背景不僅為美國的文化介入提供了合法的渠道，同時也為其政治變遷找到了一個重要的外生變量。而韓國現代化的開啟，不能不帶著歷史的負荷和深重的傳統印記：從文化的角度觀之，主要是日本殖民文化的遺產和深厚的儒教傳統的積淀。所以分析韓國的現代文化不能不考慮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儒教倫理和日本的殖民文化這三者在韓國的復合互補。這些因素為韓國的經濟騰飛、政治轉型提供了文化動力，但同時也使韓國在現代化進程中步履維艱。

1 、西方價值觀的涌入、沖擊。這里主要是美國對韓國的影響。美在韓國光復后通過軍政統治和對政府成立工作的參與，以及以后的三年戰爭和隨之開始的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大規模的援助，美國的作用和影響已滲透到韓國社會的各個領域。由于美國在韓國的軍事存在對韓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同美國的結盟是韓國的外交基軸。盡管隨著冷戰的結束，美國對韓的作用有所減弱，但青瓦臺的新主人金大中仍然認為與美國的安全合作構筑了韓國安保體系的核心，強調“（韓國）新政府將繼續堅持和加強韓美之間的安全保障和經濟合作關系”1.美韓安保體系的存在使美能對韓國軍隊產生廣泛的影響。事實上，韓國軍隊受美國的影響很大：它是由美國訓練出來的、由美元裝備起來的。軍事渠道是西方科學、管理技術和文化價值觀念輸入韓國的三大渠道之一（另兩個渠道是教育和行政管理）。整個韓國軍隊都按照美國的標準來組織、塑造和訓練。2 這些為美國控制韓國提供了新的合法手段和正式途徑；更為重要的是，軍人政治是韓國政治的重要特征：在韓國不足50年的政治史上，竟有32年之久是由軍人掌權。盡管軍人政權的統治在韓已成為歷史的陳跡，但其影響和余威依然存在，不然就不能解釋為什么韓國在民主化道路上有那么多流血沖突、金錢政治。這樣，受美國價值觀念影響的軍人政府就不能不深刻地影響著韓國社會；同時，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向縱深發展，西方的個人自由和自主、機會均等和競爭以及物質的富裕和勤勉等價值觀念竟相涌入，沖撞著傳統的韓國社會。通過這兩種方式，“西方的個人主義、講求平等、實用主義的文化驟然涌進習慣于傳統文化的世界觀、思想意向和價值觀的正統理學的韓國，實不啻把整個國家深深拋進了思想混亂、情感危機和道德無序中”3 黃秉泰先生是從消極的意義上談西方的價值觀念對韓國的沖擊，但這也正說明了它對韓國的重大影響。

2 、傳統儒家文化的延續、積淀。韓國著名的經濟學家漢城大學的宋丙洛教授曾經總結出韓國和韓國人的22個世界之最，其中第一項就是韓國是世界上第一的儒教國家。韓國不僅是世界上最早輸入儒文化的國家，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講，它是比儒學的誕生地中國更加遵從儒家文化的國家。杜維明教授在提到儒學傳統在東亞各國發展時曾指出“韓國人說韓國是儒學的母國，不能說完全沒有根據”“另一有趣的現象是儒家傳統的民間化”4 韓國的儒家倫理對韓國的現代化進程產生了深刻地影響。無論是家長式的權威主義政府，還是家長式的企業經營體制；無論是國家的選舉活動，還是社會關系網絡的組成，大到國家的政府體制，小到家庭生活，親情關系、地緣關系等儒家倫理滲透到社會的各個角落，民主意識、法治觀念還有待于進一步啟蒙。象金大中這次入主青瓦臺就是靠全羅南道的家鄉父老的鼎力相助，這種“地域情結”幾乎縈繞在歷屆的總統選舉之中。從某種意義上說韓國現在只具有民主的框架模式，民主的實質和內涵還需深度挖掘和把握。

3 、日本殖民文化的傳續、影響。36年的日本殖民統治嚴重地破壞了朝鮮的經濟發展。日本人以強迫的方式將現代化事物強加給朝鮮人民，在客觀上縮短了朝鮮的現代化進程，在主觀上將日本社會的風俗習慣與武士道精神相結合的儒家文化傳統投射到韓國社會。盡管日本的民族同化政策最終破產，但日本的文化價值觀念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影響光復后韓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如樸正熙本人就有日本軍隊的濃厚背景，他在日本的士官生涯使得日本軍人的職業素質、日本社會的文化觀念深深地影響到他的政務管理、政治決策和政治風格。“如果說李承晚這一代在日治時期流亡海外的民族主義者腦子里記憶的是李朝管理國家的經驗的話，那么，樸正熙這些在日治時期長大的人腦子里裝的是日本人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方法” 5 這里所說的現代韓國文化的三個方面并非是涇渭分明、互不相干的，它們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聯系共同構筑了有韓國特色的文化。它們是推動韓國經濟起飛、促使政治轉型的文化動力。日本、韓國和中國等儒家文化圈，盡管在儒學的一般本質和特征上并無二致，但由于各個國家的歷史、社會、民族狀況和國際環境等有著重大的差別，文化具有鮮明的時代性。所以這些國家的現代文化又呈現出在總體一致基礎上的差異性。

二、新儒家倫理與現代政治發展

韓國文化的各個部分的融合轉化，形成了以儒家倫理為主、西方基督教倫理為輔的新儒家倫理。而韓國的政治發展呈現出一條從權威主義到民主主義的緩慢發展的脈絡，金大中總結到“韓國的民主政治經過了許多艱難曲折。李承晚的權威主義和獨裁政治統治了韓國三十多年。后來，國民通過‘4.19’和六月抗爭，使國家重新走上了民主道路。”6 我們并不贊成“文化決定論”，但也不能就此否認文化對這種轉型的重大影響。這種作用和影響主要體現在政治發展的幾個向量上：權威的合理化、結構的分離和政治參與的擴大等三個方面。

1 、“開發獨裁體制”與集權主義的政治傳統。韓國在經濟的起飛過程中，政府的主導和干預起了重要的作用。通過軍事政變起家的樸正熙政權打破了軍人政府的常規，提出了“經濟發展第一”的方針，運用強有力的政治權力，調動各種經濟資源、社會資源和文化資源，排除各種傳統障礙，整合各種社會矛盾，推動工業化進程，從而實現經濟的騰飛。具體地講有以下幾個方面：引進外資；大力創辦國營企業；采取扶植政策鼓勵出口；推行重化學工業化政策。7 這些與其專制傳統有關。朝鮮具有長期實行中央集權的歷史，一君萬民、家國同構成了傳統韓國社會的典型結構，這就是馬克斯·韋伯的“家產制政體”. 家是國的基礎，國是家的放大，君主是最高家長，把全部的土地和人民都當成自己的私有財產，對家的孝必然要求對國的忠，這樣就必然導致以專制王權為核心的龐大的官僚系統的存在。統治者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他們致力于推進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不僅是增進福利、造福于民的舉措，同時也是增進自身利益、維護自身統治的需要。此時的權威主要是傳統型和克里斯瑪型權威的統一。在韓國的現代化開啟之際，統治者面臨著合法性危機而不僅是為自己聚斂財富，如何重塑自身形象，獲得人民的認同和支持，是他們面臨的重大的挑戰之一。樸正熙政權憑借他的強大的政府，優先發展經濟，將國家帶入現代化軌道。以人民生活的改善、國家的繁榮富強等經濟政策的有效性來獲得政權的合法性。這種傳統權威主義的因子不僅可以從政府的高效能和對西方的民主政治的漠視上顯現出來，而且可以從樸正熙的個人魅力上表現出來。他個人的人格、作風和價值觀念對韓國的現代化推進起了重要的作用。以致有人評論：“樸正熙的勝利是韓國的幸運”8. 另外一方面，在樸正熙的政府主導性經濟發展模式下，日本文化的作用和影響不可小覷。日在朝鮮的殖民統治基本上是延續了李朝的官僚體制。與李朝所不同的是，日本用現代的法律制度給它裝飾一新，“甲午更張”實質上就是把日本的明治模式搬到朝鮮。日本的官僚統治帶有濃厚的軍事化色彩，它能利用高效率的和比較清廉的官僚機器來強行推進改革。樸正熙政權的高級官員們都具有濃厚的日本背景。日本的文化和價值觀念通過他們影響到韓國的現代化進程。 “日本人當年用來推動朝鮮進步的那種官僚的經濟取向的軍事效率的非政治化的嚴厲反共統治的公式之修改本，又強加給韓國社會。”9

2、結構分離與權力制衡思想。政治現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機構的分立、權力的分化，變高度集權的政治體系為相互獨立、彼此監督的各個機構。西方政治思想的一個重要傳統就是對權力運行的不信任，要求對權力的運行進行制衡。從亞里士多德的“法律是最好的統治者”到洛克的“有限政府”、盧梭的“人民主權” 再到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無不體現著這種傳統。韓國光復后在美國的軍事管制下成立了議會、建立了黨派，盡管帶有濃厚的宗派主義、權力爭奪的性質，但畢竟在韓建立了“三權分立”的制度框架；張勉的第二共和國廣泛地擴大了國民的民主權利，大幅度地調整了國家的權力結構，向西歐式的民主政治體制邁進了一大步；盡管最終導致了共和國的崩潰，但并不意味著這種民主政治體制的失敗，而只說明沒有同本國國情相一致的簡單的制度移植只能歸于失敗。在美國積極的政治干預和強大的思想滲透下，韓國的民主進程得到推進：釋放了反對黨領袖金大中，強化了國會的權力，縮小了總統的權限范圍，增強了最高法院的獨立性，恢復了地方自治制度……，金泳三“文民政治”和金大中的“小而強的政府”正說明了真正的三權分立體制在韓國正在逐步確立。

3 、政治參與的擴大和市民意識的興起。“城市化、識字率、教育和接觸傳播媒介的水平的提高，都在提高人們的愿望和期待，而如果這些愿望和期待不能得以滿足，就會刺激個人和集團投身于政治”10具體地，隨著人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大眾傳媒的全方位滲透以及市場經濟的啟動，人們的參政意識、參政熱情空前高漲；參政能力、參政水平大幅度提高。他們為了自身的利益、國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昌盛參與競爭、奔走呼號，力圖對政治輸入施加自己的影響。這種政治參與的擴大與市民意識的興起呈正相關關系：市民意識的形成既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又是包括政治參與擴大在內的政治現代化的必要前提。隨著韓國經濟的高速發展，韓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從1960年的60美元一舉躍至1995年的1 萬美元。韓國中產階級的人口已占全國人口的60% ，中產階級已成為韓國社會變遷的重要力量。11 除了由這種經濟發展所推動的市民意識的成熟外，韓國的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規模的擴大也影響著政治參與水平和規模。韓國每年投入巨額的資金來發展教育，為韓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資源。1990年韓國的教育經費占政府預算的20% ，占GNP的10. 7%.韓國人被喻為世界上最崇尚教育的民族。12這與儒教的尚賢和重教傳統有關。韓國的經濟企劃院就是由一大批的專業學者所組成的決策咨詢機構。專家治國提高了政府的管理水平和辦事效率。

三、啟示和思考

盡管這種集權主義傳統、儒家的尊師重教和市民意識的廣泛興起對韓國的政治變遷產生了積極影響，但勿庸置疑，由此也引發一些問題：

1 、如上所述，權威主義的政治傳統與政府主導型政策相契合，推動了經濟的飛速發展，以政府政策的有效性促成了政府權威的合法性，為民主政治的實施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但是這種傳統也為金錢政治提供了文化上的動因。過大的行政決策權和對經濟的過多地介入為腐敗提供了合法渠道。這也是引發韓國金融危機的非經濟因素之一。清除腐敗、整肅吏治，走出全斗煥、盧泰愚的腐敗陰影，是金大中政府面臨的重大挑戰。同時，這種權威主義的政治傳統所塑造的克里斯瑪型權威在新的條件下如何實現向體制性權威轉化，也是傳統的文化資源留給現代的挑戰。

2 、西方的自由主義傳統包括對公共權力的不信任等思想涌入，盡管促進了韓國的民主化進程，但是這種民主化是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的壓力下推行的，沒有同本國的傳統因素結合起來，必然會導致張勉政權的悲劇。以西方民主模式為藍本的韓國版，必然會引起韓國政治社會的無序和失范：傳統的社會控制模式被瓦解，而新的控制模式又無以產生，混亂的狀況就不可避免。而在西方的技術理性主義統治下，競爭的白熱化，人際關系的疏離，造成了人的精神家園的荒蕪；對公共權力的信任，造成了行政效率的低下，對社會控制的軟弱無力，政府和社會的有效均衡被打破……這些因素阻礙了韓國的現代化進程。

3 、政治參與的擴大與市民意識的興起，盡管擴大了人民的民主權利，增強了社會的制衡力量，但是由于政治制度化水平沒有跟上、政黨政治發育不全，不能有效地吸收被動員起的民眾到新的政治體制，那些游離于社會之外的力量必然殃及政治穩定。教育的普及和擴大，把現代的觀念、民主意識注入人們的頭腦，如果處理不好就極容易造成一種矛盾現象，“一方面是技術人員的缺乏，另一方面是具有高深知識的人泛濫成災”。13僅以韓國的政黨政治為例，其制度化水平低下，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①適應性低，執政黨隨著黨首的下臺或失勢而解散，在野黨在軍事政權的打擊下被解散或分裂。②整合性程度低，黨內結構分化和專門化幾乎沒有形成。③自律性低，黨的壽命取決于領袖人物的壽命或黨隸屬的政治權力。④凝聚性低，主要是以個人的情感或功利主義為聯系紐帶。14

第二、同上相聯系，文化制度不能簡單移植，而要同本國國情相結合。任何拒絕傳統的政治改革必然是曇花一現，它不可能贏得人們的普遍認同和支持。

第三、后發現代化國家的權威主義的兩難困境：一方面“政治參與的擴大與權威的合理化同時發生，因此權力必須集中于某個政黨或某個具有個人魅力的領袖，才能向傳統權勢挑戰并喚起群眾”，16這就要求有強大的政府能力或重塑克里斯瑪型權威；另一方面這種權威主義在政治上阻礙了民主化進程，尋租腐敗行為不斷；在經濟上扭曲了市場信息，窒息了市場經濟的活力。如何揚長避短，正確認識和處理權威主義，是發展中國家推進現代化進程面臨的重大課題。

第四、政治體制改革不能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會對傳統的權力關系產生結構性的影響，傳統的權力關系模式必不能回應這種利益調整，這就呼喚著政治體制改革。韓國在進入發達國家行列后，曾推動經濟飛速發展的權威政府，面對著市民意識的勃興、參與意識的擴大和全球化浪潮的襲擊，如果還強行地對經濟進行干預、對社會進行強有力的控制，必然會產生經濟的混亂、政治的腐敗、民眾的怨聲載道。“文民政府”、民主政府應是韓國必然的政治模式。 注釋：

1 《日本經濟新聞》，1997年12月10日。

2 尹保云：《韓國為什么成功》，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頁。

3 [ 韓] 黃秉泰：《儒學與現代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494 頁。

4 杜維明：《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8 ─9 頁。

5 見2 ，第79頁。

6 [ 韓] 金大中：《21世紀的亞洲及其和平》，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 13頁。

7 劉鵬飛、鄭信哲主編：《韓國──煙幕后的國家》，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第79-81 頁。

8 轉引自尹保云：《韓國的現代化──一個儒家國家的道路》，東方出版社 1995年版，第94頁。

9 Henderson Gregory ， Korea： The Politics of the Vortex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190.10 [ 美] 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等譯，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44頁。

11 [韓]Su －Hoon Lee： “Transitional politics of Korea，1987－1992： Activition of civil society ”， Pacific Affairs，1993，Fall，p. 354.12 李慶臻，金吉龍編：《韓國現代化研究》，濟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 ─277 頁。

13見10，第45頁。

14趙煒編著：《韓國現代政治論》，東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57-58 頁。

15張世平：《儒家文化與經濟發展》，載《社會學研究》1994年第3 期。另外許多學者有此觀點：尹保云著《韓國的現代化──一個儒家國家的道路》，第20頁，東方出版社1995年版；任曉著《韓國經濟發展的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0 頁。

16同10，第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