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曾經以大量篇幅縷述契丹族的由來演變，并鄭重指出：

“歷史學家必須注意的另一個簡單化傾向是術語的使用。當我們使用契丹、女貞、黨項或蒙古這些術語時，應該記住每一個術語所指的不是一個純粹同種的民族，而是一個綜合實體。”[i]

所言極是。但編撰者在熱心敘述軍事外交諸問題的同時，也忽略了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歷史上“遼”之國號曾經數度改易，既證實著“綜合實體”的說法，又產生出“術語”新的歧義。這涉及到兩國之間長期和平中的無形較量，不妨稱之為“文化競爭”（the cultural struggle，即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謂的知識/權力（power/ knowledge）之爭，以和平方式，自然融合的沖突—融合模式）。這與近年美國人亨廷頓所說的“文明沖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即沖突—重建模式）[ii]是相關而又不同的兩個概念。

《劍橋史》復說：

“遼朝建立者的族名契丹，以Kitaia，Cthaia或Cathay等形式，在整個歐亞大陸成為中國的代稱。在整個俄羅斯和斯拉夫語世界中，至今還用這個稱呼來稱中國。”[iii]

這種說法只有一個重大缺陷，就是以為“契丹”僅只是族名，沒有考慮到大遼曾經改國號為“大契丹”，也許這才是歐亞大陸稱呼“中國”為“契丹”的真正原因。趙翼《廿二史札記》批評“《遼史》疏漏處”，就說“《東都事略》記：‘遼太宗建國大遼，圣宗即位，改大遼為大契丹，道宗又改大契丹為大遼。’改號復號，一朝大事，而遼史不書。”[iv]當代遼史專家陳述亦指出：“太宗大同元年（947年）改契丹國號曰大遼。圣宗統和元年（983）復改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1066年）復號大遼。”[v]更重要而且最直觀的實物證據，是1930年在巴林右旗出土的《遼道宗哀冊》（現藏遼寧省博物館），據專家釋讀篆蓋上的契丹小字，“契丹”二字乃是“K’eiauan”的音譯，其原意是“中央”。[vi]以此觀之，“大契丹國”也就是“大中央之國”的意思，這也許是遼人重新詮釋“契丹”的緣由。聯系此刻大遼已經融合有多種民族（包括北方漢人）的事實，釋放的是否是與中原爭奪“中央之國”正統的信號，值得探究。[vii]

趙宋建立之初，曾繼承後周方針，以收復燕云為志。宋遼之間一度兵刀相加，終以遼勝。改易國號之舉，固然與新君登基有關，但選擇的時機，卻正橫亙在三次戰事之間：太平興國四年（遼乾亨元年，979年）宋太宗攻占北漢，轉攻遼之南京失敗以後；乾亨四年（宋太平興國七年，982年）遼軍反攻河北，為宋軍擊退；以及雍熙二年（遼統和三年，985年）宋軍三路出擊河北，卻以大敗而歸，從此不言“恢復”，形成了戰略僵持的態勢。此即自宋開始而後世綿延不絕講說邊關“楊家將”一門世代忠烈故事的時代背景。

《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列舉契丹的“朝政變化”有幾個關鍵：翻譯《唐律》始于統和元年（983年），契丹國史撰成于統和九年（991年），制定歷法始于統和十二年（994年）。如與契丹改易國號，同時又改元“統和”合觀，這次改易之舉就更加意味深長了。事實上標志兩國關系正常化的“澶淵之盟”，就是在遼統和二十二年（宋景德元年，1004年），由遼圣宗與宋太宗之子真宗訂立的。

眾所周知，宋、契丹關系是從“澶淵之盟”開始發生實質性變化，長期維持了和平之局，直到前金崛起。大體而言，契丹在軍事上繼續保持著威懾，而宋朝則在文化上占據著顯著的優勢，為此還曾有意實行文化封鎖。據《宋史》卷一八六、《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六四，景德三年（1006年）以後宋廷曾特意頒布禁令，禁止在邊貿互市中出賣儒家經典著作及各種注本之外的圖書，違反者將受到嚴厲懲罰，圖書入官。據沈括《夢溪筆談》卷一五，契丹出于自尊，亦回敬以同樣禁令，犯者處死。[viii]《遼史·歷象志》明言：“五代歷三變，宋凡八變，遼終始再變，歷法不齊，故定朔置閏，時有不同，覽者惑焉。”元之撰志者大概愛好天文，他列出長表，一一比較了遼歷與五代、宋歷之不同。鑒于歷法向來在政治文化設計中具有特殊意義，是國力競爭不可或缺的一個方面，這也保障宋廷以文化優勢主導兩國關系，而遼國君臣亦欣然于漢化。

契丹雖然在晚唐開始介入中土紛爭，但是一直處于激烈的“武化”抗衡之中，無暇考慮“文化”問題。經過五代更替，趙宋入主中原，但由于幽燕十八州的歸屬問題，雙方立場形成尖銳對立。加之趙匡胤登基之後即謀取了契丹的保護國北漢，所以一直未能建立正式的外交關系。這種局面延續到宋太祖開寶八年（975年）才有突破的跡象：

“開寶八年（遼保寧六年）三月，（遼）密命侍中涿州刺史耶律琮，遣書雄州孫全興，愿講和，得覆書。故夏四月遣克慎思齎書使宋，議修好。秋七月，宋遣西上閣門使郝崇信、太常卿呂端來報聘。”[ix]

這種脆弱的聯系時斷時續，在太平興國年間（976～984年）一度歸于歇絕，甚至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宋廷兩度遣使求和，遼君猶不許。僵持一直繼續到景德元年(1004年)“澶淵之盟”勢均力敵，達到戰略平衡之際。除了厘定邊界，確定輸款及數額，明確稱謂而外，盟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約定了使節互訪。從此雙方報聘，不絕如縷，生辰年節，相望于道，有機會互相觀摩、借鑒，增進了解和互信。事實證明，這是一項影響深遠的決定。宋代使節當然會深入遼境，詳盡匯報契丹風俗信仰之大要，契丹君臣也有近距離觀察中原文化禮儀的機會。于是出現了這么一條記載：

“遣使左領軍衛上將軍耶律元[x]、昭德節度使耶律諧里，副使右威衛大將軍李琮、殿中少監李操，如宋賀承天節，以景德四年十一月辛卯至。遣使左威衛上將軍蕭留寧、彰武節度使耶律信寧、副使崇祿少卿邢詳、右威衛大將軍耶律遂正，如宋賀明年正旦，以景德四年十二月戊午至。”[xi]

請注意，這兩個契丹使節團進駐東京的日期，正好分別對應著“降神”和“天書”相繼出現的時機。在此期間，契丹使節甚至還為驚擾他們的“鼓聲”提出過外交交涉，而且迅速上達“天聰”。以下是《續資治通鑒》緊接趙恒與王欽若商議“天書降神”事之後的幾條記載：

“（耶律）元館于京師，嘗詢左右曰：‘館中日聞鼓聲，豈習戰陣邪？’或對以俳優戲場，閭里設宴。帝聞之，謂宰相曰：‘不若以實諭之，諸軍比無征戰，閱習武藝，亦國家常事耳，且可以示無間于彼也。’”[xii]

“以示無間于彼”是沒把他們當外人，但其真相究竟是常規性質的“閱習武藝”，還是緊鑼密鼓地排演著別事，也許永遠成為歷史之謎。總之從此以後，再大的動靜熱鬧也不必回避了。無論是“朝元殿建道場，結采壇九級，又雕木為輿，飾以金寶，恭佇神貺”大張旗鼓的準備，還是正月初三“帝即步至承天門，焚香望拜，命內侍周懷政、皇甫繼明升屋對捧以降。王旦跪奉進，帝再拜受書，置輿上，復與日等步導，卻傘蓋，撤警蹕，至道場，授知樞密院陳堯叟啟封”，索性請契丹使節現場觀禮，“設黃麾仗于殿前，陳宮懸、登歌，文武官、遼使陪列，酌獻三清天書”。至于遍告諸廟，“紫云護殿”，改元“大中祥符”等等儀式，應該也是在契丹使節團的眼皮底下進行的。請注意“大中祥符”之說，與“契丹”國號意即“大中央”形成的對應關系。且“天書”《大中祥符》的內容，也是“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凈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如謂此次君臣一體的大規模表演，就是以契丹使節為主賓進行的，并且從此成為他們每年一度的常規觀禮，想亦不為過分。很多評論忽略了這一因素，因此對“天書降神”的理解和敘述，顯然都不夠完整。

同年的第二個大舉動就是“泰山封禪”。五月“王欽若言泰山下醴泉出，錫山蒼龍見”，生怕契丹不知此事，六月又“命都官員外郎孫奭至遼境上，告以將有事于泰山。”[xiii]沿途還安排“占城、大食諸蕃國使以方物迎獻道左。大食蕃客李麻勿獻玉圭，長尺二寸，自言五代祖得自西天屈長者，云：‘謹守此，俟中國圣君行封禪禮，即馳貢之。’”也是當作外交場合安排對待的。

也許這類舉措確有效益，此後幾年真宗又接二連三地“降神”，“巡幸”，甚至大興宮觀，不能自已。無論是皇太后卟聞謝弔，還是將征高麗，契丹國也加派使節來宋告知，儼若親戚，也有機會親睹每年正月初三“天書降日為天慶節”宋廷一招一式的“演禮”。契丹使臣顯然樂此不疲，以致趙恒賓天時，竟然同時派來了三個規格非常高的使節團來行禮如儀：

“遣殿前都檢點、崇義軍節度使耶律三隱、翰林學士、工部侍郎馬貽謀，如宋充大行皇帝祭奠使、副；遣左林牙、左金吾衛上將軍蕭日新、利州觀察使馮延休，如宋充皇太后弔慰使、副；遣右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寧、引進使姚居信，如宋充皇帝弔慰使、副。”[xiv]

對于宋廷使派往契丹使節，以及流落北地漢民的的心理，錢鍾書曾在《宋詩選注》箋注曹勛（？-1134年）詩時有過透辟的分析：

“覺得自己力量小，就裝得氣量很大，從蘇洵的《送石昌言使北引》推測，奉命到遼國去的人大多暗捏著一把汗，會賠小心而說大話就算是外交能手，所謂‘“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蘇軾所記富弼對遼主打的官話跟朱弁所記富弼回國後講的私話是個鮮明的對照，也是這種外交的具體例證；他對遼主說‘中國的“精兵以百萬計”’，而心里明白本國‘將不知兵，兵不習戰’，只有‘忍恥增幣’一個辦法。歐陽修、韓琦、王安石、劉敞、蘇轍、彭汝礪等人都有出使的詩，蘇頌作得最多，都不外乎想念家鄉，描摹北地的風物，或者嗤笑遼人的起居服食不文明，詩里的政治內容比較貧薄。燕云十六州割讓給契丹已經是北宋建國以前的舊事，蘇轍在燕山的詩也許可以代表北宋人一般的感想：‘漢人何年被流徒，衣服漸變存語言……漢奚單弱契丹橫，目視漢使心凄然。石瑭竊位不傳子，遺患燕薊逾百年。仰頭呼天問何罪，自恨遠祖從祿山。’換句話說，五代的那筆陳年宿賬，北宋人當然引為缺憾，不過并未覺得恥辱。有的人記載那里的人民對兒子說：‘爾不得為漢民，命也！’或者對逃回去的宋人說：‘爾歸矣！他年南朝官家來收幽州，慎無殺吾漢兒也！’有的人想激發他們就地響應：‘念汝幽薊之奇士兮……忍途反袵偷生為？吾民就不愿左袒，汝其共取燕支歸！’假如那里的人民向使者訴說過：‘我本漢人，陷於涂炭，朝廷不加拯救，無路自歸’，這些話至少沒有反映在詩歌里。”[xv]

如此使節往來，倒也化解過危機，如前文所述富弼使遼的折沖樽俎。遼道宗清寧二年（1057年）的《報聘表》上忽然增加了這樣的內容：

“遣林牙左監門衛大將軍耶律防，樞密直學士給事中陳顗如宋，求宋帝御容，以嘉祐二年三月乙未至。”

嘉祐三年（1058年）正月“癸酉，宋遣殿中侍御史假朝散大夫守太常少卿吳中復、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假供備庫使銀青崇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宋孟孫，來賀正旦，兼致宋主繪像來。”

這種亟于認識對方面貌的“讀圖”需求，究竟是因為交往日久產生情愫，還是希望對中華風儀有更加具體的了解，抑或是研究競爭對手的面相個性？下文再論。[xvi]

即使嚴厲批評過“天書封禪”的王夫之，在《宋論》中也承認說：

“欽若曰：‘惟封禪可以鎮服四海，夸示外國。’言誠誕矣。然而契丹愚昧，惑于禨祥，以戢其戎心者抑數十年。”[xvii]

其實“天書降神”的文化影響還不止于此，從《遼史》等史籍看來，實則為其走向漢化的重要誘因。試為論證：

第一， 是聲稱遼太祖阿保機時有天神降臨：

“君基太一神數見，詔圖其像。”“為福神名。其神所臨之國，君能建極孚于上下，則治化升平，民享多福。”[xviii]

這位契丹保護神“君基太一神”究為何神，《遼史》語焉不詳，兩《五代史》亦不載。[xix]我疑心這其實是蹈襲真宗“降神”的亦步亦趨之作。

按“太一”為中國原始之崇拜，為東方太陽神或者北方北極星，崇祀儀典中還包含著一整套復雜的推演之術。宋代特重祭典，“太一九宮神位，在國門之東郊。”“尋以封禪，別建九宮壇泰山下行宮之東”，“及祀汾陰，亦遣使祀焉。” [xx]而由宋廷保護神“黑煞神”演變而來的“真武大帝”，就是鎮守北方之神。[xxi]而且沈括《夢溪筆談》說宋朝奉祀之太一神有十個之多。“君基太一神”亦即其一：

“十神太一：一曰太一，次曰五福太一，三曰天一太一，四曰地太一，五曰君基太一，六曰臣基太一，七曰民基大一，八曰大游太一，九曰九氣太一，十曰十神太一。唯太一最尊，更無別名，止謂之太一，三年一移。後人以其別無名，遂對‘大游’而謂之‘小游太一’，此出于後人誤加之。京師東西太一宮，正殿祠五福，而太一乃在廊廡，甚為失序。熙寧中，初營中太一宮，下太史考定神位，余時領太史，預其議論。今前殿祠五福，而太一別為後殿。各全其尊，深為得禮。然君基、臣基、民基避唐明帝諱改為‘祺’，至今仍襲舊名，未曾改正。”[xxii]

據《遼宋金西夏社會生活史》概括，契丹習俗“好鬼而貴日”，崇拜太陽神，“每月朔旦，東向而拜日。其大會聚，視國事，皆宜東向為尊，四樓門屋皆東向。”大典時“祭告天地、日神，惟不拜月。”可見尊崇“太一”亦有淵源。有趣的是，宋廷托祖是由時間維度前溯，遼主托祖則由空間維度獨尊，也可謂各有千秋。

第二是仿效漢制祭山。木葉山本為契丹原始傳說之“神山”，《遼史·禮志六》記載：“設天神、地祗位于木葉山。東向，中立君樹，前植群樹，以像朝班。又偶植二樹以為神門。”其典儀制度後來趨于繁復，頗與泰山封禪類似。他們承認這些典儀變更正在宋真宗封禪以後，“興宗先有事于菩薩堂及木葉山遼河神，然後行拜山儀，冠服、節文多所變更，後以為常……興宗更制，不能正以經術，無以大過于昔，故不載。”[xxiii]又“歲十月，五京進紙造小衣甲、槍刀、器械萬副。十五日，天子與群臣望祭木葉山，用國字書狀，并焚之。國語謂之‘戴辣’。‘戴’燒也，‘辣’甲也。”“冬至日，國俗，屠白羊、白馬、白雁，各取血和酒，天子望拜黑山。黑山在境北，俗謂國人魂魄，其神司之，猶中國之岱宗云。每歲是日，五京進紙造人馬萬余事，祭山而焚之，俗甚嚴畏，非祭不敢近山。”[xxiv]既已明言“猶中國之岱宗”，余事可知。

第三是自稱黃帝之後。《遼史》卷六十三《世表》中明確記述契丹乃“軒轅後”。此為撰者據天祚帝乾統三年（1103年）奉詔纂修之《遼實錄》寫入的，自非等閑之筆。遼圣宗在《賜園空國師詔》中，亦有“上從軒皇，下逮周法，皆資師保，用福邦家”云云。[xxv]

第四是風俗禮儀的漢化。僅載于《遼史》的“歲時雜禮”中，已包括了了中原的主要節俗，如元旦、人日、中和、上祀、端午、中元、重九、冬至等。近年考察遼國古跡及出土遼墓壁畫器物中，也發現了仿效中原供奉四方神，門神用秦叔寶、尉遲敬德像，以及圍棋及棋盤的實物證據，[xxvi]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比較異同。

慶歷四年（1044年）屢次使遼的富弼上書仁宗時已說：

“自契丹侵取燕薊以北，拓跋自得靈夏以西，其間所生豪英，皆為其用。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力，稱中國位號，仿中國官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令，是二敵（指遼、西夏）所為，皆與中國等。”[xxvii]

可知制度、文化的趨同發展之快，使宋人反而產生了危機感。我曾說，自從宋真宗“天書降神”，制定“神道設教”之後，對外戰爭始終在半人半神之間進行，“天書降神”未必不是一次巫術意義上的“文化戰爭”。復念前述元儒于《宋史·真宗本紀》論贊所言：“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地，應歲祭天，不知凡幾。獵而手接飛鴈，鴇自投地，皆稱為天賜，祭告而夸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覦之志歟？”其此之謂乎？

契丹習俗屬于原始薩滿，本也崇信天神。《廿二史札記》卷二十七《遼帝皆有簡便徽號》說：

“如太祖曰‘天皇帝’，太宗曰‘嗣圣皇帝’，世宗曰‘天授皇帝’，穆宗曰‘天順皇帝’，景宗曰‘天贊皇帝’，圣宗曰‘天輔皇帝’，道宗曰‘天佑皇帝’，末帝曰‘天祚皇帝’。皆于初即位時，群臣上尊號即有此二字。甚至皇后亦另有徽稱。如太祖后曰‘地皇后’，圣宗后曰‘齊天皇后’，道宗后曰‘懿德皇后’是也。其後耶律淳僭位，亦號‘天錫皇帝’，耶律達實（舊名大石）亦號‘天佑皇帝’。達實歿，其后塔布布延（舊名塔不煙）稱制，亦號‘感天皇后’，其女布沙堪（舊名普速完）稱制，亦號‘承天太后’。此亦一代之制也。”[xxviii]

《遼史·太祖紀》屢言阿保機祭天祭山，如天贊三年（924年）八月“至烏孤山，以鵝祭天”，“次古單于國，登阿里典壓得斯山，以爊鹿祭。”耶律賢乾亨二年（980年）閏三月，“有鴇飛止御帳，獲以祭天。”[xxix]這些信仰或原出自契丹原始風俗。

宋真宗“文化競爭”的針鋒相對，無非也是降臨托祖，尤以軒轅黃帝曾經誅殺蚩尤，又是華夏的“人文初祖”，自謂能夠超勝契丹祖神。“天書封禪”不過使儀式更加典禮化精致化，以自張聲勢，壓過契丹。這種外交“秀”（show）延續多年，逐漸發生著影響。可以參看趙翼縷述“澶淵之盟”以後宋遼交際禮儀各自尊大的曲折，而宋使屢占上風之情事。既不能在沙場搏殺中有所作為，那么宋人以文化自大，傲視群雄的心態，以及由此生發出來的敏感多疑，小性兒愛惱，則確定無疑，雖名臣亦不能免。[xxx] 而契丹使節或者欽慕中華風儀，或者偷得三拳兩腳詩賦本事，就來叫板的趣聞軼事，也一直充斥宋朝詞臣的私人記述，并被揶揄盡致。事繁不絮。

其實前述道宗要求宋主的繪像時，“大契丹”早已復號“大遼”，也許正是承認中華文化正統在宋。遼道宗在位約當宋仁宗末年到宋徽宗初年，耶律洪基（1032～1101年）是崇尚中原文化最篤的遼君。據洪皓《松漠紀聞》卷上記述，他命漢臣講《論語》，至“北辰居而眾星拱”句，道宗曰：“吾聞北極之下為中國，此豈其地耶？”漢臣又讀至“夷狄之有君”句，不敢講，道宗曰：“上世獯鬻、獫狁無禮無法，故謂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何嫌之有？”他被誣而死之宣懿后蕭觀音(1040-1075)也以擅長詩文聞名于世，曾作過《君臣同志華夷同風應制》一類詩題。[xxxi]

可知在這場由“天書降神”開始的“文化競爭”中，宋朝終于弱化了契丹文化正統的心理及武力統一的意愿，達到了自己的戰略目的。而在另一方面，由于保持了中華文化對于北方地區的影響，復經遼、金、元三代經營，以北京為中心的格局終于融合南北多個民族，又在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政治文化版圖。從大歷史視野看，對于整個中華民族而言，仍然是一個雙贏的結局。

《元史·張德輝傳》言，正當元軍盡滅金土，渡過淮河，長驅宋境之際，發生過這樣一場對話：

“歲丁未（1259年），世祖（忽必烈）在潛邸，召見問曰：‘孔子歿已久，今其性安在？’對曰：‘圣人與天地終始，無往不在。殿下能行圣人之道，性即在是矣。’又問：‘或云，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睹。宰執中雖用一二儒臣，余皆武弁世爵，及論軍國大事，又不使預聞，大抵以儒進者三十之一，國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儒何咎焉！’世祖然之。”

“遼以釋廢，金以儒亡”之說，于是成為蒙元聞惕鑒往，拒絕漢化的由頭之一，後話不提。至于遼、金之亡的文化要素中，“漢化”是否為其魁首，也有見仁見智之別。“文化沖突”固然會導致武力爭勝，弱肉強食的不智，“文化臣服”也會瓦解民族自信，最終消解本民族的價值體系。這段史實作為民族國家間“沖突—融合”模式的往鑒，仍然可以予以多方面，多角度的啟迪，供今人深長而思之。

至于“神道設教”在宋以后中國政治文化設計中的意義，錢鍾書《管錐編》曾有精辟論述。限于篇幅，略去不提。

[i] 該書《導言》，14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

[ii] 參看亨廷頓（Samuel P.Huntington）《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年出版）。該書將中國、韓國、越南等一起改稱為“華夏文明”(Sinic Civilization)，東瀛日本則仍然單列為“日本文明”。一合一分，又將“儒家”改為“華夏”，有論者認為“均極有深意”。

[iii] 同上，50－51頁。司馬光又述：“景德中，朝廷始與北虜通好，詔遣使，將以‘北朝’稱之。王沂公以為太重，請止稱契丹本號可也。真宗激賞再三，朝論韙之。”（332頁）王曾景德元年十二月所奏《契丹不當稱北朝》原文載《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五八。必也正名，若宋自居“南朝”，等于承認分治，則無“恢復”之名份。這則辯證實際上為兩國正式文書定了基調，既顧全了國家體面，又滿足了真宗心底愿望，故“激賞”之。事實上所有宋人文獻記述這一時期，均稱“契丹”。

[iv] 《廿二史札記》卷二十七。587頁。

[v] 《〈遼史補注〉序例·後記》，陳述主編《遼金史論集》第五輯，文津出版社1991年11月。8頁。

[vi] 見清格爾泰等編《契丹小字研究》515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出版。又陳乃雄《云南的契丹族後裔和契丹字遺存》報告說：“這次考察的一項重大收獲，是在施甸縣城東北約６公里處蔣姓契丹遺裔聚居的大竹篷村（舊長官司）東山小田壩伯墳坡意外拓得“皇清待贈孝友和平一世祖諱阿蘇魯千秋之墓基”碑一通。碑右首行“甲山庚向”四字之下竟刻有兩個典型的契丹字。”“查諸契丹字文獻，‘【冖下八】’作為單體字，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出版清格爾泰、劉鳳翥、陳乃雄、于寶林、邢復禮著《契丹小字研究》所收資料中凡28見。并不像阿蘇魯的子孫們過去以為的那樣僅僅是‘一種說明自己族源的暗號’，而是既屬一種族源的象征，同時也是使用祖傳文字符號對先人身分的準確記錄。”（《民族語文》雜志1994年第六期）而在《契丹小字研究》515頁中，正是這個字被釋為“中央”。

[vii] 孟托古力《遼人“漢契一體”的中華觀念》曾論及此意，請尤其注意第六節《以中國正統自居》。載《遼金史論集》第五輯，145-147頁。

[viii] 參《劍橋遼西夏金元史》761頁注釋。

[ix] 趙翼《廿二史札記》曾埋怨元人修史，僅于金代保留有記錄外交往來的《交聘表》（587頁）。近人張亮采撰有《補〈遼史〉交聘表》（中華書局1958年出版），可以補此闕失。

[x] 據出土《耶律元妻晉國夫人蕭氏墓志銘并序（遼興宗重熙七年，即1038）》：耶律元及其弟忠又名耶律高八、高十。熟悉《遼史》的都知道“南院大王高八、北院大王高十”權傾一時，是否即他們兄弟，待考。按宋、遼文獻各以其文字書寫，遼人經歷了文字改革，姓名又常改動，故元時以漢字撰史，雙方姓名往往不能合榫。

[xi] 張亮采《補〈遼史〉報聘表》，43頁。

[xii] 《續資治通鑒》卷二七。

[xiii] 十一月是契丹使節來宋賀壽的常規期間。據《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四、二五，太平興國九年（984年）四月，宋太宗曾頒詔將于當年十一月行封禪，并詔詳定儀注，修自京師抵泰山的道路。五月，因宮殿火災，詔停封岱。這次宋真宗多情的使命，卻讓孫奭碰了一鼻子灰。不知出于嫉妒還是不解風情，契丹國主“詔云：‘中國自行大禮，何須告諭。’所賫禮物，以違盟約，卻不受。”也許是改成了回避，宋廷把儀典提前到十月。又真宗連續兩年派遣孫奭使遼，終于激起了他的反對。大中祥符四年將祀汾陰，亦特派開封府推官、太常丞、假衛御少卿李階賫國書告遼，這次沒有遭遇拒絕。（《補〈遼史〉報聘表》44頁，47頁）。

[xiv] 《宋史·禮志·禮二十七（兇禮三）》。

[xv] 《宋詩選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155-156頁。

[xvi] 邵伯溫《邵氏聞見後錄》卷第二言，宋仁宗駕崩時遼主曾詔“本朝奉其御容如祖宗”，原因是“虜主為太子時，雜入國使人中，雄州密以聞”，宋仁宗曾召入禁中，與皇后一起接見，撫之甚厚，且有“吾與汝一家也”的說法。（16頁）可知使節團之組成，或有異乎尋常者，惟不見諸正式文書。但后世曾批評邵氏多為耳食之言，故附注之。又日人石田肇有《御容の交換より見た宋遼関係の一齣》注意到這個歷史細節（載《東洋史論》1982年第4期）或可參看。

[xvii] 《宋論》卷三，62頁。

[xviii] 《遼史》卷一《太祖紀》，卷一一六《國語解》。

[xix] 薛史《外國列傳一》惟言“安巴堅（阿保機）凡三子，長曰人皇王托云，即東丹王也；次曰元帥太子，即德光也；幼曰阿敦少君。德光本名耀庫濟，後慕中華文字，遂改焉。”倒是捕捉到契丹漢化最初的跡象。

[xx] 類似記述亦載趙彥衛《云麓漫鈔》卷第二“九宮推移之法”條，“基”作“綦”，且據《乾坤鑿度》注云“太一，北辰之名也。居其所曰大帝，行于八卦日辰之間曰太一，或曰天一。出入所由，消息紫微宮之外，其星因以名焉。”云云。又言“今則衍而為十，雖皆出于方士之書，然屈原《離騷》已有‘東皇太一’，疑出于周末云。”《容齋三筆》卷第七《太一推算》亦言及此。按屈原《九歌》第一篇即是《東皇太一》。王逸《楚辭章句》注曰：“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曰東皇。”。但《史記·天官書》則說太一為中宮天極星中最明亮的一顆，即今之北極星。《史記》本紀言漢武帝因為生病，聽從上郡巫師之言，與神對話而病愈，約在公元前112年于甘泉宮修太一祠壇，以正月十五祭之。“君基”云云，或即托此。

[xxi] 參拙著《“關帝斬蚩尤”考――道教與宋代關羽崇拜》第四節《道教復興與關羽降神》。香港《嶺南學報》2001年新三期。

[xxii] 《夢溪筆談》卷三《辯證一》。

[xxiii] 《遼史》志二十二。

[xxiv]《遼史》卷五十三《禮志六》。此承張舜民《使遼錄》“虜中黑山，如中國之岱宗。”及葉隆禮《契丹國志·歲時雜記》而來。據內蒙古考古所蓋之庸《叩開遼墓地宮之門》介紹，木葉山在今赤峰市巴林左旗哈達英格鄉境內，黑山即巴林右旗的塞罕汗烏拉（蒙語：美麗富饒的可汗山）。（山東畫報出版社1997年，20頁）但書中介紹遼陳國公主墓志銘時，說撰志者馬貽謀“《遼史》未見記載”，卻有失察之嫌。前述馬貽謀曾作為副使參加祭奠宋真宗的使節團。筆者曾考察過赤峰市及克什克騰旗博物館，可以看到早期貴族耶律羽之家族墓葬與陳國公主之差別，就凸現著契丹漢化的進程。

[xxv] 《全遼文》卷一。

[xxvi] 佟柱臣《遼墓壁畫反應的契丹人生活》，《遼金史論集》第五輯，26-27頁。陳國公主墓發現圍棋事載《叩開遼墓地宮之門》47-48頁。

[xxvii]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五○。

[xxviii] 有宋年號含“祐”獨多，如仁宗景祐、皇祐、嘉祐，神宗元祐，理宗淳祐、寶祐，恭帝德祐等，與契丹諸帝別稱均有“天”字可堪比照。說明當時都以“天命所歸”自任。故所爭者“我天”也。

[xxix] 《遼史·地理志一》。

[xxx] 《廿二史札記》卷二十五“宋遼金夏交際儀”。又可參錢鍾書引《四庫總目》卷四六《欽定遼、金、元三史國語解》提要關于“宋人武備不修，鄰敵交侮，力不能報，乃區區修隙于文字之間，又不通譯語，竟以中國之言，求外邦之義。如趙元昊自稱‘兀卒’，轉為‘吾祖’，遂謂‘吾祖’為‘我翁’”的一節議論。（《管錐編》1461頁）

[xxxi] 其詞為：“虞廷開盛軌，王會合其琛。到處承天意，皆捧同日心。文章通蠡谷，聲教薄雞林。大寓看交泰，應知無古今。”純用漢典，作于清寧三年（1057年），可以見出契丹宮廷貴族掌握漢文典雅詞章的程度。蕭氏詩詞曲存于王鼎《焚椒錄》中。又金庸小說《天龍八部》以耶律洪基為蕭峰結義兄弟，亦取其意欲和平交好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