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以闡釋政權合法性為目的的五德終始說建立在對宇宙系統的信仰之上，經過宋代儒學復興的沖擊，被宋儒以道德批評為準則的正統論取而代之。但五運說的殘余仍長期存在，直到明代，朝野間仍在繼續講求德運。五運說在宋代所面臨的危機并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而是傳統文化的一種共同境遇。宋代知識精英對五運說、讖緯、封禪、傳國璽等傳統政治文化進行了全面的清算，從學理上消解它們的價值，從思想上清除它們的影響。宋儒的政治倫理觀念在當時是高調的、前衛的，但到元明清就變成了普世的價值觀。傳統政治文化的這一變遷軌跡，向我們指引了宋元明清時代思想史的基本走向。

關鍵詞：宋代 五德終始說 正統觀 政治文化 讖緯 封禪 傳國璽

自秦漢直至宋遼金時代，五德終始說一直是歷代王朝闡釋其政權合法性的基本框架?！肮首郧赝莆鍎伲运伦悦?，由漢以來，有國者未始不由于此說”。[1]但宋金以后，沿襲千余年的五運說最終被逐出儒家政治文化的主流而趨于消亡。這一變化究竟是如何發生的？劉復生教授已為此提供了一個初步答案。[2]其實，五運說的終結并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若將它置于宋代以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所發生的一系列雖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卻發人深省的重要變革的背景之下去審視，或許對這個看似費解的會有一種更加圓通的解釋，同時也可藉此把握宋元明清時代思想史的大體走向。

一、宋儒對五運說的消解

當五德終始說風靡于世的先宋時代，幾乎看不到有人對它提出過什么質疑。[3]宋儒對五運說的反動始于歐陽修。在北宋中期儒學復興的時代思潮影響下，由歐陽修發起的正統之辨使五德轉移政治學說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歐公早年所作《原正統論》，稱五運說為“不經之說”、“昧者之論”，而在其晚年改訂的《正統論》中則對它展開了正面的批判：“自古王者之興，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其功澤被于生民，或累世積漸而成王業，豈偏名于一德哉？……曰五行之運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勝，此歷官、術家之事。而謂帝王之興必乘五運者，繆妄之說也?！?[4]劉復生教授指出，“歐陽修的《正統論》在理論上宣告了五德轉移政治學說的終結”。[5]那么我們要追問的是，歐陽修究竟是如何從學理上消解五德終始說的？ 《正統論》被饒宗頤先生稱為“古今一大文字”，[6]它在正統理論上的一大創造就是“絕統”說?！墩y論》下篇曰：“凡為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屬，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統矣?！比舨环线@一正統標準，則被排斥于正統王朝之外，是謂“正統有時而絕”。但對于絕統的認定，歐公前后的說法有所不同。早年所作《正統論》七篇僅將西晉亡國之后至隋朝統一之前列為絕統，至其晚年重訂《正統論》時，又將三國、五代也納入絕統之列。 絕統說從根本上動搖了五德轉移政治學說賴以成立的基礎。鄒衍之五運說建立在對宇宙系統的信仰之上，其基本理念是五行代替，相承不絕。后來劉歆創立的閏位之說，也無非是為了彌合德運的斷層而想出來的補救辦法。宋太宗太平興國九年（984年），布衣趙垂慶建言當徑承唐統為金德，朝廷百官提出的反對理由就是：“五運代遷，皆親承受，質文相次，間不容發。豈可越數姓之上，繼百年之運？”[7]明人指摘五運說的漏洞，謂“世不常治而運無停機，……五行之運，一息若不繼，則天道壞矣”。[8]故主五運之說者，即便在天下大亂的分裂時期也非要尋出一個正統來傳承德運。歐陽修的絕統說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徹底否定了五德終始說的理論體系。 關于宋代正統之辨在史學史上的意義，前人已做過不少。[9]在我看來，這場討論的最大收獲就在于，它第一次將王朝的更迭由“奉天承運”的政治神話變成了“居天下之正”的政治倫理問題，這是宋代史學觀念的一個重大進步。傳統的五運說以數術的方式來推定人間政權的正當與否，“依天道以斷人事之不可斷者”。[10]為顧全德運的連續性，很少從道德層面去考慮“統”之正與不正的問題。而宋儒的正統之辨與前代相比有一個很大的不同之處，那就是除了大一統的政治前提之外，特別強調道德認同。與歐陽修同時代的名僧契嵩，曾經這樣表述他的天命觀：“《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所以明天命也。異乎后世則推圖讖符瑞，謂得其命也；謂五行相勝，謂得其德也。五勝則幾乎厭勝也，符瑞則幾乎神奇也……”[11]契嵩的天命正統觀凸顯出強烈的道德訴求，并且將其批判矛頭直接指向五德終始說。 可以肯定，這種價值取向所帶來的巨大沖擊是五運說最終走向消亡的一個重要因素。不過，宋儒推崇道德旨趣的正統觀念對于世道人心的潛移默化，要到明清時代才看得比較清楚。在五運說的全盛時期，政治家強調得天下以正（這個“正”不是指手段的正當，而是指來路的正統），即看重政權的合法性來源，故“或以前代之血胤為正，或以前代之舊都所在為正，或以后代之所承者、所自出者為正”。[12]歷代德運之爭，大抵都在政權的承繼關系上做文章，正統主要取決于政權的來歷。經過宋代正統之辨的道德洗禮之后，明清時代的政治家強調的是得天下以道，即看重獲取政權的手段是否正當，而不太在乎這個政權是否直接來自某一個正統的王朝。朱元璋稱帝建國后，總是強調他的天下不是取自元朝手中，而是得自群雄之手，他曾對朝廷臣僚說過這樣一番話：“（元末）盜賊蜂起，群雄角逐，竊據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圖自全，及兵力日盛，乃東征西討，削除渠魁，開拓疆域。當是時，天下已非元氏有矣。……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盵13]清朝統治者也從不承認他們的天下取自明朝，清高宗聲稱：“我朝為明復仇討賊，定鼎中原，合一海宇，為自古得天下最正?！盵14]顯而易見，這樣的正統觀與“五運代遷，皆親承受，質文相次，間不容發”的說法是格格不入的，這就是宋代以后道德教化的結果。 自歐陽修之后，對五運說的質疑越來越多地見諸宋儒的文字。他們的主要理據是，五運之說不見于六經，乃陰陽家不經之談，就其本質而言，可以說是與讖緯一路的東西，所以根本就不值得信奉。[15]這種論調同歐陽修的說法是基本吻合的。 宋儒的正統之辨，由歐公發其端，而由朱子集其成。比起歐陽修來，朱熹的正統觀念對后世的影響尤為深遠。朱子論正統有所謂“無統”之說，據《資治通鑒綱目凡例》：“凡正統，謂周、秦、漢、晉、隋、唐?！瓱o統，謂周秦之間、秦漢之間、漢晉之間、晉隋之間、隋唐之間、五代?！盵16]一般認為，《通鑒綱目》成書于朱子門人趙師淵，而《凡例》則出自朱子之手，故正統、無統之分完全可以代表朱熹本人的意見。不消說，朱子的無統說與歐陽修的絕統說是一脈相承的，清人何焯云：“正統有時而絕，歐公千古特出之見。而朱子所謂三國、南北、五代皆無統之時，實因之也，……而較之歐公所論則尤密矣?！盵17]朱熹的正統論充滿了道德批判，我們只要看看以《春秋》筆法著稱的《通鑒綱目》就知道了。[18]此書被后人尊奉為“《春秋》后第一書”，明代翰林院編修謝鐸曰：“是書師法《春秋》，實經世之大典，帝王之龜鑒?！盵19]可見它不僅僅是一部史學著作，更是一部政治倫理教科書。可以說，朱子《通鑒綱目》所張揚的正統觀念基本上主導了元明清三代正統之辨的話語權，[20]故清儒謂“朱子之《綱目》出，而后古今之議正統者定”。[21] 無論是歐陽修的絕統說還是朱熹的無統說，都是與五德終始的基本理念相沖突的。但非常耐人尋味的是，朱熹本人其實并不反對五運說。他的學生沈僴曾向他請教過這樣一個問題：“五行相生相勝之說，歷代建國皆不之廢，有此理否？”他的回答是：“須也有此理，只是他前代推得都沒理會?！盵22]當他的另一位弟子金去偽問到他對于五運說的看法時，朱子回答說：“萬物離不得五行，五運之說亦有理。于三代已前事，經書所不載者甚多?！苯鹗嫌謫枺骸拔暹\之說，不知取相生、相克？”朱子答曰：“取相生?！盵23]值得注意的是，這不僅僅是朱熹個人的傾向，事實上，宋代家普遍對五運說持贊同和理解的態度。請看程頤的說法：

五德之運，卻有這道理。凡事皆有此五般，自小至大，不可勝數。一日言之，便自有一日陰陽；一時言之，便自有一時陰陽；一歲言之，便自有一歲陰陽；一紀言之，便自有一紀陰陽；氣運不息，如王者一代，又是一個大陰陽也。唐是土德，便少河患；本朝火德，便多水災。蓋亦有此理，只是須于這上有道理。[24]

南宋的另一位理學大儒真德秀也說：“五德之論有理，天地間無一物無此五者?！盵25] 以上種種說法，不免令人為之困惑，——尤其是考慮到朱熹《通鑒綱目》所主張的無統說，以及他一貫高調的道德批判立場。我覺得，這個疑問應該從宋代理學家的宇宙系統去求得解釋。周敦頤《太極圖說》云：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26]

周敦頤的宇宙生成論，是由太極而陰陽，由陰陽而五行，由五行而萬物的模式。宋代理學家常說“二五之精”、“二五之氣”，二五即陰陽五行，乃是宇宙的本原。故云“二氣五行，化生萬物”。[27]朱熹對《太極圖說》的宇宙系統是這樣解釋的：“天地生物，五行獨先?！斓刂g，何事而非五行？五行陰陽，七者滾合，便是生物底材料?！盵28]周敦頤所說的太極，被二程、朱子稱為理或天理，但“二氣五行，化生萬物”的宇宙生成模式并沒有什么不同。我們如果從宇宙論而非正統觀的角度去理解宋代理學家對五運說的肯定，上面提到的疑問便可渙然冰釋。實際上，朱熹等人只是在思辨的層面上承認五運說的合理性，而在進行價值判斷時，他自有他的道德準則和權衡法度。由此我們又可以解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