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張子清

【作者簡介】作者單位：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江蘇南京210093）

【內容提要】從多元文化視角看，美國主流文化對美國各少數民族詩歌的態度經歷了一個排斥、歧視、忽視、容納、重視和支持的漫長歷史過程，這充分體現在各個歷史時期的美國主流文學史上。美國是世界上民族最多的國家，有多種多樣的少數民族詩歌。20世紀60年代以來，尤其在當今多元文化的氛圍里，各少數民族的詩歌得到了空前的發展，盡管它們各自在歷史上遭到過白人種族主義的歧視和排斥。它們各有自己的民族特點和藝術形式，各以自己的方式，在各自的歷史條件下發展。各少數民族的詩人有一個共同點：他們能流利地講英語，純熟地用英文創作詩歌。他們也同樣遇到了英語是否能充分表達自己，如果不用英語而用各個民族自己的語言是否可能的問題，因此他們都處于悖論的兩難境地。

【關 鍵 詞】多元文化視野/美國黑人詩歌/美國印第安詩歌/西班牙裔/墨西哥裔/拉美裔美國詩歌/華裔美國詩歌

【正 文】

一、多元文化視野下的美國少數民族詩歌研究

社會多元化的重要性如今已不言而喻，正如杜維明先生在論述多樣性與社會的關系時所說：“我們深切地意識到多樣性對人類的繁榮很有必要。如同生物多樣性對我們的地球的存在必不可少，文化和語言的多樣性是我們所認識的人類社會的確定性特點。”（注：Tu Weiming， " The Context of Dialogue: Globalization and Diversity， " in Crossing the Divide: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by A. Kamal Aboulmagd， et al. ( South Orange， New Jersey: the School of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ton Hall University， 2001) ， p. 66. ） 自從美國提倡多元文化以來，包括詩歌在內的美國文學的繁榮證實杜維明先生論斷的正確性。眾所周知，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黑人詩歌隨著黑人運動的高漲脫穎而出，啟動了70年代少數民族研究項目，催生了80年代許多學術和文學雜志、學術組織對少數民族及其文學的關注和評介，促進了90年代的課程和文選納入包括少數民族詩人在內的少數民族作家。美國黑人詩歌(或非裔美國詩歌)、包括墨西哥在內的拉美裔美國詩歌、包括華裔在內的亞裔美國詩歌、美國印第安詩歌(或美國土著詩歌)等少數民族詩歌蓬勃發展起來，使當代美國詩歌呈多元化的繁榮局面。

這個繁榮局面來之不易，是美國少數民族尤其是美國黑人經過長期艱苦卓絕的奮斗得來的。50年代，在馬丁·路德·金的帶領下，抗議斗爭變成聲勢浩大的抗暴斗爭，導致1963年8月為抗議種族歧視向華盛頓大進軍，使反種族歧視斗爭達到最高潮。結果使美國國會在1964年通過民權法案，禁止公共設施和公共場所出現種族歧視現象，規定凡堅持設立種族隔離的學校的社區將得不到國家發放的教育經費。盡管后來馬丁·路德·金遭到白人種族主義分子槍殺，使民權運動一度遭受挫折，但種族歧視違法已成定局。在如火如荼的反越戰的氛圍里，黑人民權運動和與之伴生的女權主義運動（注：一般地說，女權主義分3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世紀初，以爭取男女選舉平等為目標。第二階段是60年代晚期，左派和學生圍繞反越戰和黑人權利的問題提出婦女解放，以反對充當中產階級家庭主婦角色、爭取男女在政治和經濟上平等為目標。第三階段是80年代晚期，提出從女同性戀權利到反對對女子職業限制等為目標的多樣性目標。） 的進展使各少數民族都有了空前的爭取自由和平等的機會。應當說，確保民族平等的民權法案為多元文化提供了基本保證。對此，威斯康星大學米爾沃基分校英文系教授格雷戈里·杰伊(Gregory Jay)在他的《什么是多元文化主義？》(" What is Multiculturalism? " ， 2002)一文中指出：

對創立更加多的文化多樣性課程的關注根植于20世紀60年代與民權運動相聯系的知識和社會的運動，包括黑人權利、美國印第安人運動、婦女解放運動，每個運動都是對教育政策的規范和后果的挑戰。多元文化主義在后殖民主義時代，與全球性權力、人口和文化轉移也有直接關系，世界上的許多民族隨著西半球帝國(無論是歐洲、前蘇聯還是美國)的衰落而獨立。也許更重要的是，1954年最高法院宣布學校種族隔離為非法……在過去的20年中，60年代中期放寬移民的法律加速了從非西歐國家，特別是從墨西哥、拉丁美洲、亞洲等地的后殖民時期移民。

70年代早期多元文化運動起始于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然后才在美國、英國、德國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發展開來。80年代初期，美國公立學校在歷史、文學、社會學和其他領域等方面的課程改革中，開始引進多元文化的概念，這是針對歐洲白人中心論而提出的。多元文化理論勢必對美國社會大熔鍋論提出質疑。因為按照這個大熔鍋論，美國各少數民族文化應當以講英語的白人文化標準被同化為一個整體，一個共同的文化，一個白人優越的文化，一個種族偏見和歧視的文化。可是多元文化主義者認為，美國的社會從來不是白人的社會，事實上是多民族的多樣化社會，因此要保留明顯不同的民族的、種族的或文化的社區，而不要把它們融化為一個共同的文化。白人有識之士對白人至上論也不以為然。愛爾蘭和意大利裔美國詩人杰·弗利(Jack Foley， 1940—)在談到多元文化主義時抨擊某些白人的優越感，說“當白人就意味著有占優勢的行為舉止。如果沒有占優勢的行為舉止就不是白人”。（注：Jack Foley， "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Media: a Speech Delivered in the Commonwealth Club， San Francisco， 6/28/90， " in O Powerful Western Star: Poetry & Art( Oakland， CA: Pantograph Press， 2000) ， p. 35. ） 著名英國學者比庫·帕雷克(Bhikhu Parekh)（注：比庫·帕雷克曾任英國赫爾大學政治理論教授、英聯邦種族平等委員會副主席、印度巴羅達大學副校長、包括哈佛在內的幾所美國大學的訪問教授。現任倫敦經濟學院世紀教授、英國上議院工黨議員、社會科學院主席。他出版了包括《甘地》(Gandhi， 1997)和《重新思考多元文化主義》(Rethinking Multiculturalism， 1998)幾部著名的政治哲學著作。） 則在他的《信奉文化多元論》(A Commitment to Cultural Pluralism， 1998)中正面地闡述了白人主流文化應采取的態度：

在一個主流文化占優勢的社會，僅僅容忍，不足以保持多樣性。多元文化的社會不一定贊同所有的價值觀和實踐，但應當找到歡迎和愛護其少數民族文化，體現少數民族文化的自我界定，根據多元文化的路線，重組公共領域。多元文化所建立的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便相互支持，允許文化多元的精神輕易地推進到生活的不同方面，培養整個社會多元文化的精神特質。當統一與多樣性這樣地結合在一起時，統一便不是抽象的，消極的，多樣性便不會導致分裂和孤立。

根據格雷戈里·杰伊的考察，與文化多元論組成部分相連的一個問題是他們依賴于“身份策略”(identity politics)。“身份策略”是指完全從種族、種族特點、階級、性別、民族性、宗教等范疇去界定一個人的政治、社會身份和利益。身份策略在60年代以后變得越來越流行，其許多理由和文化多元論的許多理由相同。對美國“共同文化”的批判導致許多人與某個特定的團體認同，而不是與國家認同。他們認為這個國家的政策排除或壓迫他們，于是，紛紛出現帶連字符的美國人：土著美國人(Native-Americans)、非裔美國人(African-Americans)、墨西哥和拉丁美洲裔美國人(Latino-Americans)、亞裔美國人(Asian-Americans)，等等。雖然他并不認同這種簡單化的身份劃分法，但他的確指出了業已存在的美國社會現實，少數民族樂意接受的現實。更有甚者，不少華裔/亞裔美國作家創造和使用“亞裔美國”(Asian America)，以此表明他(她)們的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