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政治文明的發展是在一定的文化環境中展開的，開放的文化環境是政治文明成長、演進的重要動力。由于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缺乏政治現代化所需的歷史資源，因此，中國當代的政治文明建設需要在文化開放的條件下，破除思想理論障礙，立足于國情，大膽吸收、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優秀成果。

【關 鍵 詞】政治文明/吸收/借鑒/社會主義/現代化

文明發展是否需要吸收和借鑒域外的經驗和成果，實際上是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和對話的問題，或者說是一個社會的發展是否需要開放的問題。文明盡管以地域性為其標志，以多樣性為其存在之必要，但任何一種文明都以開放性為其進步的前提。每一種文明的成長都不能脫離對其他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借鑒，封閉只能導致落后，這是文明演進的必然規律。英國著名哲學家伯特蘭·羅素說：“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過去已經多次證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里程碑。希臘學習埃及，羅馬借鑒希臘，阿拉伯參照羅馬帝國，中世紀的歐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模仿拜占庭帝國。”[1](P8)政治文明作為文明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其發展不能脫離人類文明整體發展和演進的規律。

一、文化開放：政治文明現代化演進的動力

自阿爾蒙德提出“政治文化”問題以來，文化已成為人們思考政治問題的重要視角。阿爾蒙德不僅注意到政治的“物質”層面，即政治制度的結構及其功能，而且注意到政治的“精神”層面，即政治文化現象。阿爾蒙德提出的這種政治文化觀，打破了以往政治學理論只注重制度研究的傳統，使社會政治現象得到了更為合理的解釋。

人類文明是一個龐大的復合系統，在這個系統中，經濟、文化和政治相互滲透、相互配套、相互補充。現代化作為一個完整的概念，不只是意味著經濟的發展，而且意味著整個社會的全面協調發展，其中自然也包含著文化的現代化和政治的現代化。歷史和現實都已證明，開放是現代化的重要動力。就政治現代化與文化現代化而言，要致力于以民主化和法制化為標志的政治現代化，離不開思想文化的開放和現代化。制度歷來被視為政治文明演進的標志，但是任何制度只不過是人們思想觀念的外化。而在一個相對封閉的文化環境中，很難形成作為現代政治文明核心要素的民主和法制等理念。封閉的文化環境是社會依附型傳統政治模式得以生存的土壤，而開放的文化態勢則是現代政治文明成長演進的重要前提條件。

從發生學的角度來看，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與國門的被迫開啟是同步的。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被迫打開國門，實現包括政治現代化在內的中國社會的整體現代化成為中國人民不懈奮斗的目標。反觀中國近現代歷史，我們不難看出，文化開放已經成為政治文明現代化演進的深層動力。從洋務運動對“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鼓吹，到戊戌變法時期提出的“統籌全局而變之”的文化范式；從孫中山領導的以推翻帝制為目標的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的興起及其對“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倡導，都表明了中國社會的開放由器物層次到制度層次再到核心的觀念層次的遞進和深化。只有文化深處的開放，從文化的核心層進行一場脫胎換骨的變革，塑造新的民族之魂，才能使中華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文化運動”將斗爭的矛頭直指封建專制制度賴以生存的文化根基，反對封建專制，倡導民主精神，極大地推動了中國政治文明現代化演進的進程。

中國政治文明現代化的歷程并未始終在文化開放的環境中演進。新中國成立以后的一個時期里，由于國際環境的影響以及“左”傾思想的干擾，中國政治文明在封閉的文化環境中，曾一度偏離現代化的發展道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思想解放運動開啟了一個新的文化開放時代。隨著對中國現代化道路屢遭挫折的經驗教訓的反省，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成熟和物質層面現代化不斷取得的巨大成就，政治體制的改革和現代化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把政治建設和進一步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納入中國現代化的宏觀視野，作為中國社會整體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尤其是提出政治文明建設要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吸收和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標志著中國經濟、政治與文化現代化建設的良性互動和整體開放時期已經到來。

二、從歷史資源與現實狀況看政治文明建設中文化開放的重要性

從歷史上看，中國歷史上相對缺乏政治現代化的文化資源。民主和法制意識是現代政治文化的基本內核，而這兩者都不是中國的內生性資源。

就民主而言，中國有著兩千多年的專制集權史，缺少現代意義上的民主意識和民主實踐。中國古代思想家和帝王對民意、民心、民情也曾給予極大的關注，提出過所謂“民為邦本”、“民貴君輕”、“吏為民役”等民本主義思想，但其落腳點始終在于維護君主專制政權。“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為的是防民，而“得民、保民、通民、富民”的落腳點則是江山永固。中國古代的一些思想家和帝王推行民本主義，其目的是維護“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君主一人專制制度，與權力歸人民所屬的民主主義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概念。當然，這里不能否認中國古代尊重民心、通達民意等治國思想對當代的啟迪和借鑒意義。

就法治而言，中國自古就有“法治”一詞，但它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法治。良法至上、法的統治是現代法治的基本理念；君主是否受制于法，是古代法治和現代法治的重要分野之一。體現先秦法家法治思想的古代律法，其本質目的是鎮壓農民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維護君主專制和特權等級制，其突出特征是嚴刑峻罰。“窺宮者臏”，“丞相受金，左右伏誅”的規定，意味著君主的神圣不可侵犯和特權等級制度的森嚴。中國古代法家思想家從未言明君主與庶民皆制于法。所謂“生法者君也”，“法于法者民也”，表明法律是給老百姓制定的，君主居于法律之上。中國先秦法家所主張的法治與儒家所主張的人治皆為治國的手段，并無實質差別，其差異在于治的工具，而治者與被治者并無不同。清人王夫之早就發現，“人治、法治皆治國之道”[2](卷3)。而現代法治的主體是人民，人民依法而治。在現代社會，法治同民主一樣，不僅是人民治理國家和社會的手段，更是人們追求的理想和目的。顯然，中國古代的法治與現代意義上的“法治”是對立的。在古代的法治下，為官者享有治民的權力，為民者只有受治的義務；而現代法治的理念是，于官而言，法無規定而行即違法，于民而言，法無規定即權利。

從中國社會的現實狀況來看，市場經濟的發展極大地催生著民眾的現代政治文明意識，但由于專制集權的政治文化影響中國長達兩千余年，再加上新中國成立后一個時期的文化自我封閉，民眾的臣民文化心理不可能在短時期內完全改變。

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是一對“孿生兄弟”。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不同，其存在的前提是主體多元，各主體的利益相互獨立，個人與企業、企業與企業之間是一種平等關系，企業與國家之間也不再是一種依附和被依附的關系。而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只有一個國家主體，企業沒有自己的產權，國家可以對企業管理的物資實行統購統銷，無償調撥。企業依附于國家，職工則依附于代表國家的企業。民主政治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當家作主”本身就意味著自主人格。而依附關系是一種不平等的服從與被服從的關系，在這種關系下，企業或個人政治上的平等人格和民主精神無從養成。可以說，由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過渡，實現了梅因在《古代法》一書中所說的“從身份到契約”的轉變。“身份”意味著傳統社會人們之間的依附關系，而“契約”則代表著人們之間建立在財產自主和人格獨立基礎上的自由平等關系。民主政治正是適應市場經濟的社會主體自主自覺的政治形態。只有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當社會經濟發展和民眾文化素質達到一定水平的時候，民主精神才會內化為大多數人的態度、情感、價值取向，甚至成為民族的氣質和性格，民主政治才能獲得堅實的基礎。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都要求人作為獨立的主體，承擔相應的權利和義務，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都鼓勵積極進取的精神并要求遵守游戲規則；都提倡理性的行為方式、寬容和協作的態度。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所要求的經濟人角色的另一面，就是民主制度下的政治人，也就是公民。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自發形成的意識、情感、欲求、態度的升華，投射到政治領域就是公民意識。而沒有公民意識，市場也就難以健康地運作。目前，國民素質較低是制約我國政治文明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公民意識缺乏是其中最突出的表現，不僅政治文明的發展受到它的制約，就是經濟和科技的發展，也受到它的嚴重制約。因此，我國政治文明建設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在充分的文化開放條件下提高公民的政治文明意識，使公民實現由權威主義人格向民主人格的轉變，其中包括樹立民主理想和價值觀、養成民主的態度和行為方式、學會行使民主權利等，從而推動社會主義民主化進程的順利完成。

人類政治文明的共性是我們在建設中國特色政治文明的過程中吸收和借鑒異域政治文明成果的根據。西方政治文明之所以能夠影響非西方國家，從根本上來說，是因為人類的文化有其共性，各種異質文化都有其相融性的因素。歸根結底，文化是人的創造，是人的類活動的表現。人具有共同的本性，人類的文化也就能夠相互融通。任何一種政治文明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統一，我們在強調中國政治文明的特殊性時，不應忽視其中包含的人類政治文明的共性。法治條件下的民主、憲政、代議制、選舉制、權力制衡、良法之治、法律至上，這些都是人類在漫長的政治文明演進過程中創造的優秀成果和具有普遍意義的經驗。當然，中國建設自己的政治文明首先面對的是基于國情的特殊性。我們主張政治文明的中國特色，是為了把那些具有普遍性的制度原則和治國經驗更好地同中國的實際結合起來，走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政治文明發展之路，而不應排斥人類政治領域中具有共性的基本原理，重新把自己封閉起來。如果我們的政治文明系統抽去了上述這些原理或原則，那么，很難想像它與現代政治文明還有什么聯系。

(一)消除思想障礙，大膽吸收借鑒

人類所創造的政治文明成果不僅僅限于西方政治文明，還應包括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政治文明成果。但我們講吸收和借鑒人類政治文明成果，主要還是吸收、借鑒西方政治文明成果，因為民主和法制無論是作為思想形態還是制度形態，均濫觴于西方世界。早在古希臘羅馬時代，西方就已存在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西方近現代意義上的民主和法制以英國的“光榮革命”為標志，經過三百多年的演進，已日臻成熟。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是在歷史進程中獨立形成的，沒有或很少受西方政治文化的影響。由于其文化形態與其民族性格相契合的程度較深，傳統文化意識的積累較為厚重，所以接受西方政治文明存在較大的阻力。因此，吸收、借鑒西方政治文明，我們還必須破除某些思想觀念上的障礙。

其一，要正確認識西方政治文明與西方霸權主義的關系。我們吸收、借鑒西方政治文明，客觀上面臨著“兩難”處境：我們要向西方國家學習，但一些西方國家卻從不放棄霸權主義，企圖利用各種方式向發展中國家推銷它們的政治模式。這使我們處于進退兩難的境地：重關國門，意味著復歸封閉、落后的舊路，在全球化的今天，這既不可取，也不可能；繼續開放，又面臨著被“演變”的危險。從歷史上看，民主的確是隨著霸權來到東方的。隨著東西方航道的開通，古老的東方文明是在西方文明的殘酷挑戰中，伴隨著苦難進入的現代社會的。今天，西方一些國家更是不斷以“民主”、“人權”為借口，向社會主義中國發難。面對這樣一種尷尬的局面，主張學習西方政治文明，確實會引起一些人的疑慮和不安。

其實，從戊戌變法起，中國就曾處于這樣一種“兩難”境遇，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與當時的中國一樣，也面臨著同樣的處境。但清人尚能“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日本人也能以“和魂洋才”為口號，向西方借用他們所需要的東西，我們還有什么理由拒絕西方的優秀政治文明成果呢?再者，我們今天吸收和借鑒西方政治文明成果所處的內外環境，與19世紀末的中國和日本相比已經有著極大的不同。中國政治改革的動因主要源自國內經濟改革的內在需要和政治文明自身的發展，對域外政治文明的學習和借鑒是主動的，而不是被動的；吸收、借鑒的目的是為了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政治發展之路，而不是為了迎合某些西方國家的口味。這里關鍵是把西方的霸權政策或“演變”戰略與西方政治文明本身區別開來。實際上，西方霸權與西方政治文明并沒有必然聯系，西方政治文明的價值并不以西方國家對外關系上的霸權政策為其存在之條件。我們不能因為反對西方霸權而拒絕吸收、借鑒西方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國家的相互關系上，我們堅持反對霸權主義，因為霸權是一種實力背景下的強制。反對霸權和強制本身就意味著對權利的尊重與對民主的推崇，這與學習、借鑒西方的民主精神從而推動和發展我們的國內民主政治建設應該是并行不悖的。

其二，要區別政治現代化與西方化的概念。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以后，美國成為世界上惟一的超級大國。這是一些人認為現代化就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化的國際背景。在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國學者福山在1992年出版的《歷史的終結》一書中提出的觀點。福山認為現在有關共產主義、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等等的討論、辯難都已經結束，全球發展只有一條道路，就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化。各國都將沿著這條道路發展，沒有別的道路可供選擇。

其實，就政治現代化而言，各國都有著各自不同的發展道路。所謂政治現代化，是指傳統政治社會向現代政治社會的轉化和演變過程，是人們對政治發展模式的自覺選擇過程，政治現代化的最基本的目標是政治民主化。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歷史發展表明，政治現代化決不是只有西方化一條道路。正如亨廷頓所言：“現代化并不一定意味著西方化。非西方社會在沒有放棄它們自己的文化和全盤采用西方價值、體制和實踐的前提下，能夠實現并已經實現了現代化。西方化確實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無論非西方文化對現代化造成了什么障礙，與它們對西方化造成的障礙相比都相形見絀。”[3](P70-71)固然，從歷史上看，政治現代化過程肇始于西方，但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五十年來，日本、東亞以及南美、東歐各國都在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政治現代化發展道路，形成了不同的政治現代化模式。當今世界，政治現代化已呈現出一種多樣化和多種模式并存的格局，政治現代化已不再等同于西方化。當然，各國的政治現代化發展畢竟有著許多共性，我們沒有必要把那些具有共性的東西劃入西方化范疇而加以排斥。

(二)不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

各國政治文明在漫長的發展和演變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形成了許多具有共識性的政治文明理念，需要我們深入比較、認真學習和吸納。但學習、借鑒和吸收不等于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世界歷史的發展表明，任何一種政治模式都離不開特定國家的歷史傳統和經濟文化發展狀況。民主是一種價值，同時也是一種制度形式，價值是普遍的，而制度形式卻不能照抄照搬。墨西哥曾照搬美國的政治模式，結果并沒有獲得成功；印度和尼泊爾沿用英國人留下的民主模式，但其社會仍然是腐敗橫生。而新加坡實行的是一種有法制、有自由但缺少民主的威權政體，按西方的民主標準，它可能不夠格，但新加坡卻實現了經濟的現代化，同時保持著自由與秩序的良好平衡。普京上臺以后，收回了葉利欽下放給各州和自治共和國的權力，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按“標準”的民主觀點，這可能是民主的倒退，但俄羅斯的經濟卻比以前有了很大的發展。各國政治體制運行的實踐表明，民主不應該只有一種模式，哪一種政治模式更有效，只能從該國的歷史背景和現實經濟、政治發展狀況出發進行合理的抉擇。抽象地談論民主，“不考慮一定的時間、地點和局勢而作出的關于民主的作用的命題都是沒有意義的，因此，當然也是反民主的論點”[4](P306)。

人們往往把美國的政治制度作為西方社會政治制度的典范。但即使是極力推崇美國民主的托克維爾也“決不認為，美國人發現的統治形式是民主可能提供的惟一形式”[5](P362)。西方各國也并非只有一種政治模式，美國實行總統共和制，英國實行議會制(虛君立憲)，法國則采用半總統制，而俄羅斯的總統制又不同于美國，其總統權力要大得多。所謂西方政治模式，只是一個邏輯的概念，而非經驗概念。就單個國家的政體架構而言，每個國家都是獨特的，因此也就不能簡單地用“西方模式”硬套。總之，一個國家采取何種政治模式，取決于各自的歷史背景、政治文化傳統和政治資源等諸多因素。

中國在辛亥革命伊始，曾以美國憲法為藍本，制定了具有憲法作用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基本上采用總統制共和政體，后來在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之際，為了限制袁世凱獨裁，按“三權分立”原則又制定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改總統制為責任內閣制。當時清王朝有形的專制政權雖然覆滅了，但無形的臣民意識和皇權思想尚不能隨舊王朝一起被埋葬。因此，“移植”的西方政治制度不可能在傳統的中國社會機體上嫁接成活。20世紀中期，我們引進蘇聯的斯大林模式，形成了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到今天，我們已經樹立起一個成熟的信念，那就是中國必須走自己的政治發展道路。中國不能脫離世界民主化的大道，但中國的政治文明只能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文明，這不僅僅是出于民族自尊心所作出的選擇，而且是歷史客觀的必然。它的基本依據就是中國文化傳統和國情的特殊性。

(三)發揮現存體制的優長，走漸進改革之路

吸收、借鑒人類政治文明成果，目的是改革我國的現行政治體制，改造和培育中國現代政治文明，并使二者在更加開放的文化環境中達到高度耦合。但是，吸收、借鑒并不是另辟一條新路，改革也不能脫離現有的基礎。中國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是政治文明發展和政治改革所依據的最重要的基礎。制度的特殊性決定了中國民主政治的目標選擇，中國的政治文明的目標和方向只能是社會主義民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政治目標以及三者的有機統一，構成了當代中國特色政治文明的基本架構。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將在這一框架的基礎上進行。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6](P322)。這種民主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真正體現最廣泛勞動人民主體地位的民主，它區別于人類歷史上一切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民主。當然，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還要不斷改革和完善才能真正體現出其優越性。當前，民主政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重點首先應該是全面加強黨內民主建設，并以此推動國家民主和社會民主的發展。黨內民主建設的主要方面是按照“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以及“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的法制化目標與要求，理順黨同行政機關、司法機關以及自治組織之間的關系。

民主本身不是一場制度的驟變，而是一個包括制度演進和人們的民主心理、民主意識培養的量的積累過程。如果把民主僅僅理解為一場制度的變革，那么，即使有了這樣的制度，而在人們的文化心理層面沒有實現由臣民意識向公民意識的轉換，這種民主制度也不會持久。離開民主實踐的量的逐步積累，人們的民主意識和民主技能就永遠也不會得到提高，政治文明就難以達到質的改變。因此，當代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和政治制度改革應當著眼于民主實踐，注重量的積累，立足長遠，始于足下，從而推動政治現代化過程的質的發展。

【參考文獻】

[1]伯特蘭·羅素.中西文化之比較[A].一個自由人的崇拜[M].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88.

[2]王夫之.讀通鑒論[M].北京：中華書局，1975.

[3]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

[4]俞可平.西方政治學名著提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5]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6]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