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自20世紀40—50年代起，法蘭克福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霍克海默、阿多諾等人就站在文化精英主義立場上開始了大眾文化研究，其批判理論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他們的大眾文化批判主要集中在麻痹、瓦解大眾反抗意志的“文化工業”上。“文化工業”的含義是指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像一般商品生產那樣生產文化產品，并建立起一整套憑借現代科技手段大規模復制、傳播文化商品的娛樂工業體系。“文化工業”是他們對物化的大眾文化的定性，意在指出這種商業性的文化因其技術化而在本性上侵蝕了藝術和美，也是對人的豐富性的“去勢”而使人成為“單向度的人”。因商品生產的標準化原則成為大眾文化的原則，所以，文化不再是標志著一種富有創造性的人的生命的對象化，而成為異化勞動的另一種形式的延伸，它以同樣機械的節奏和標準化的情節操縱著大眾的口味，以一種強制性的方式窒息了個體的生命力。致使大眾對“舒適”的文化的需求與兒童對糖果或玩具的需求毫無二致，大眾文化不再提供任何內在的價值，只不過用娛樂的外衣掩飾了它的本性。 霍克海默、阿多諾之所以用“文化工業”而不是用“大眾文化”這個概念，是因為在他們看來，大眾文化有可能被誤解成從大眾生活中自發產生、并為大眾所用的文化，從而遮蔽了以大眾傳媒為載體的美國流行文化的本質。而“文化工業”則一語道破資本主義文化生產的天機——商業流行文化是由文化工業批量生產的、由大眾購買和消費的文化產品，其最終目的同樣是對商品最大利潤的訴求，而且是被商業利益集團所控制和大眾“自愿”受操縱的。其實，超越單純的文化表象就學術匠心而言，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提出大眾文化理論是關聯于他們對法西斯主義的研究，通過對社會經驗的處理，用來解釋大眾的主觀自然怎么會毫無反抗地就卷入到社會合理化的悖論中，以及物化現象在文化生產及消費領域中的種種表現。他們對大眾文化的看法是消極的、悲觀的，得出了“現代大眾文化”就是“社會水泥”的著名論斷，并以其大眾文化理論對文化剩余價值做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始于五六十年代的英國文化研究，肇端于英國左翼批評家理查德?霍加特和雷蒙德?威廉斯等為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學和文化理論。霍加特于1957年出版了《文化的用途》，威廉斯于1958年出版了《文化與社會》，1963年出版了《漫長的革命》，湯普森于1963年出版了《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這幾本書為英國文化研究作了奠基性的工作。特別是1964年“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的成立，是英國文化研究史上的一個大事件，以至“文化研究”這個概念本身也要歸功于伯明翰學派。他們不滿于法蘭克福學派那樣站在精英主義立場來研究文化的方式，特別是他們認為的本真的大眾文化，即底層的工人階級的文化，力圖從英國文學批評的利維斯主義傳統中脫離出來。他們反對利維斯那種試圖通過對經典文學作品的閱讀和批評來達到改造人性、以使人達到“高貴化”目的的精英立場，但他們繼承了利維斯從社會功利方面看待文學和其它文化現象的思路，威廉斯和伊格爾頓都嚴厲地批評了利維斯的自由人道主義，即自以為是超階級的，其實仍然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伯明翰學派認為任何文化或文化分析都是受制于特定群體的特殊利益，因而是特定群體態度和立場的表現，以此開展他們的文化研究。在早期他們以《新左派評論》為陣地，發展出一種“文化主義”理論，擴大了文化的內涵，反對高雅文化與低俗文化的劃分，取消文化產品中審美標準的首要地位。認為文化既是實踐也是經驗，文化研究的主題不只是文化產品也是實踐和生產、分配、接受塑造一個社會文化共同體的過程。可以說，伯明翰學派是以嚴肅的方式對待大眾文化，同時也堅持文化研究的社會批判維度，意圖將大眾文化放在與社會相關聯的政治框架中加以分析。他們基于本土的社會、文化經驗，對正統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提出修正，強調文化主體與文化生產在當代社會中的決定性作用，并對大眾傳媒進行了較為深入地研究，對貶損、混淆大眾文化的精英主義進行了分析，表明一切皆是大眾的（精英只是幻象），所謂文化研究只是確定什么樣的大眾而不是區分精英與大眾；并認為以傳媒為載體的低級庸俗文化形式并不只是由工人階級消費的，這些文化形式也不是由工人階級自己創造的，以此他們對傳統精英文化進行了一種持續的毫不妥協的批判。 20世紀70年代，伯明翰學派的新一代代表性學者霍爾重新整合了大眾文化批判中的文化主義和結構主義兩種研究范式，并將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和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結合起來，開辟了文化研究的新方向，并對北美及亞洲的文化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到了80年代，費斯克、默多克等人又對大眾日常生活和消費主義展開文化批判。他們通過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日常的消費文化現象進行解讀，凸顯大眾在符號消費中積極的“創造性”、“藝術性”和“審美感覺”，以期為大眾的消費行為和商品符號乃至人生和生活實際尋求意義。這種凸顯大眾積極主動性的文化研究，有意無意地以法蘭克福學派對美國商業流行文化的批判，作為張揚他們文化研究而進行批駁的靶子。費斯克關于大眾文化理論的著作《理解大眾文化》、《解讀大眾》、《電視文化》、《解讀電視》及《澳洲神話》等在英語世界乃至全球知識界產生深刻了影響。他的大眾文化理論以凸顯大眾主動性與創造性“抵抗”而著稱。他以其大眾文化的平民主義立場和對大眾文化的躬身踐行等，來反駁以霍克海默、阿多諾為代表的對“工業文化”的批判。他明確地提出：“工業社會的大眾文化，可謂矛盾透頂。一方面，它是工業化的——其商品的生產與銷售，通過受利潤驅動的產業進行，而該產業只遵從自身的經濟利益。另一方面，大眾文化又為大眾所有，而大眾的利益并不是產業的利益……” 為此他得出結論：“一種商品要成為大眾文化的一部分，就必須包括大眾的利益。”新一代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們不認為大眾僅是被動受控的客體，也不再采用意識形態的分析方法，而認為在大眾文化中隱藏著一種積極能動的自主性力量。進而提出重新理解大眾文化，重新審視大眾傳媒，認為大眾文化是大眾顛覆和反抗資本的有力武器，是文化游擊戰中戰術上的勝利者，因而對大眾文化持肯定樂觀的態度。他將大眾文化視作大眾“怎么做都行的藝術”，在他眼中大眾文化是大眾“權且利用”現有文化資源進行積極主動的創造性活動的過程。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通過“電視的兩種經濟”的區分等系列論述，推進和深化了霍爾開創的“新霸權主義”文化研究，發展出一套獨特的文化理論，從而將大眾推至前所未有的顯要地位。 如果我們把英國文化研究，特別是伯明翰學派的產生放在一個寬廣的社會思潮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就不難看出，英國文化研究起源于“后福特主義”時期。我們知道，后福特主義是以高度靈活和柔性化形式為特征的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在“后福特主義”模式中，生產過程和勞動關系都具有柔性，柔性化的生產是建立在柔性技術和柔性工作基礎上的，生產出大量多樣化的產品，以滿足各自所占份額很小的個性化需求。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英國和歐洲許多地區仍然存在著明顯的社會對峙，這一對峙也表現在傳統的工人階級文化與新興的大眾文化之間，新興的大眾文化的代表就是美國文化產業的一些主打產品。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及E?P?湯普森對文化研究的初步目的是要保存工人階級文化，來對抗文化產業對大眾文化的屠殺。 湯普森對英國工人階級組織和斗爭所進行的歷史性研究，霍加特和威廉斯對工人階級文化的保護以及他們對大眾文化的抨擊，成為社會主義和工人階級研究的一部分。這種研究認為產業工人階級是社會變化的進步力量，并被發動和組織起來去與現存的資本主義社會不平等現象作斗爭，去爭取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主義社會。威廉斯和霍加特都自覺投身于工人階級教育的事業，投身于對工人階級進行社會主義的政治教育，并把自己的文化研究看作是對社會進步力量的探索。與大多數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家不同，霍加特、威廉斯等人，大都不是純粹的書齋里的學者，他們的父輩大都是工人運動的積極參加者，他們從小耳濡目染歐洲的工人運動，他們對工人階級有積極的評價。而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家們大都是書齋里的學者，他們只看到了在納粹時期的德國和歐洲許多地區工人運動都失敗了，他們看不到工人階級會成為社會解放和變革的強大動力。

其實就研究路徑而言，伯明翰學派從創立之初就有許多與法蘭克福學派共同的觀點。如：他們提出了許多不同的批評方法，來對文化產品進行分析、闡釋和批評。通過一系列內部爭論，通過積極響應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的社會斗爭和運動，伯明翰的學者們聚焦于文化文本，包括媒介文化中的階級、性別、種族、民族、國籍及其意識形態和表現的相互作用。他們首次研究了報紙、廣播、電視、電影和其它的文化形式對大眾的影響。他們還聚焦于不同的群體，在不同的情況下，如何以不同的方式來闡釋和使用媒介文化，來分析促使大眾對媒介作出對比反映的因素。 在哲學觀和方法論上，他們站在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進行文化研究， 同時他們也受到阿爾都塞和葛蘭西的影響，如霍爾，盡管他通常從敘述的角度忽略了法蘭克福學派，但是，伯明翰學派所做的工作，包括用于文化研究的社會理論和方法論模式、政治觀點和策略，反映了法蘭克福學派的某些典型立場。像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家相似，英國文化研究者們關注工人階級的整體性、關注工人階級革命意識淡漠的原因，以及馬克思主義革命目標失敗的背景。與法蘭克福一樣，英國文化研究者們認為，大眾文化在使工人階級融合到現存的資本主義社會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種新的商品和媒介文化正在成為資本主義霸權的新模式。 兩種學派不僅聚焦于文化與意識形態的交點，而且還把意識形態標準當作文化批評研究的關鍵所在。雙方都把文化看作意識形態再生產和霸權的模式，都認為文化成為反抗資本主義社會的一種形式。英國文化研究的先驅，特別是雷蒙德?威廉斯和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家都認為高雅文化是反抗資本主義現代性的主要力量。后來，英國文化研究逐漸把視角轉向媒介文化、大眾闡釋以及媒介產品的使用方面的反抗的成分，而法蘭克福學派，除了一些例外，大多傾向于把大眾文化當作意識形態控制的統一性和強有力的形式，這一差別逐漸擴大，并最終形成兩種流派。 當然，在看到這兩個學派的相同點的同時，也應當看到他們之間存在的明顯的差異：英國文化研究從一開始就具有高度的政治性特征，他們把自己的視角聚焦于具有反抗精神的亞文化圈的潛在反抗因素研究。如對工人階級文化潛在因素的評價、對青年亞文化反抗資本主義統治的霸權形式的評價等。與經典的法蘭克福學派不同，英國文化研究開始關注青年文化，因為青年能夠提供反抗和社會變化潛在的新形式。通過對青年亞文化的研究，英國文化研究展示了文化如何構成獨特的個體和群體成員資格，并評估了在各種青年亞文化圈中潛在的反抗因素。 此外，法蘭克福學派對文化的有關高雅和粗俗的二分標準也成了英國文化研究批評的對象，他們認為這種研究路徑應該被一種更為統一的模式所取代。該模式把文化看作一種范疇，并用相同的批評方法去研究所有的文化產品，從歌劇到流行音樂，從現代派文學到肥皂劇。法蘭克福學派對大眾文化的研究尤其引起了更多英國學者的爭議，因為法蘭克福學派認為批評、顛覆和解放特征僅局限在高雅文化的“特權”產品中，而所有的大眾文化都具有高度意識形態化和同一性的特征，產生欺騙被動的大眾消費者的效果，這也同樣遭到了伯明翰學派的反對。多米尼克?斯特里納蒂（Dominic Strinati）說得更明白：“不能把通俗文化理解成一種強加于人們思想和行動的文化。無論這種強加被說成是資本主義生產和消費要求獲利與市場的結果，是資本主義或父權制實行意識形態控制的需要的結果，是資產階級利益的結果，是進行階級斗爭的結果，或者被說成是一種普遍精神結構支配的結果，都還是一種理解通俗文化的不適當的方法。根據平民主義的看法，除非把通俗文化看成是對于民眾聲音或多或少真實的表現，而不是一種強加，否則就不可能理解它。” 解通俗文化的不適當的他們認為，人們應該立足整個文化領域的批評和意識形態，而不應僅把批評局限到高雅文化或把粗俗文化看成具有意識形態性。人們也應該考慮到這種可能性，即批評和顛覆特征不僅存在于文化產業的產品，而且還存在于現代派高雅文化。人們甚至也應該區分媒介產品的編碼和解碼功能，更應該認識到大眾接受媒介文化產品所產生的獨特的意義，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他們的使用決定了這些文化產品的命運。 英國文化研究通過系統地摒棄高雅與粗俗文化之分，通過關注媒介文化產品，打破了法蘭克福學派研究中的某些局限性。同樣，也打破了法蘭克福學派的被動觀眾的內涵，設想出了具有創造意義和大眾化的主動參與者。這種設想雖然明顯帶有主觀的成分，但其本身卻是異常重要的。當然我們也應當指出，法蘭克福學派的早期代表人物本雅明已經開始了對媒介文化的研究，他也看到了媒介文化解放的潛力，并提出了主動觀眾的可能性的觀點。在他看來，體育比賽的觀眾正在輕視裁判的作用，因為他們能夠親自評論和分析某些體育比賽。所以，他認為，電影觀眾同樣也能成為評論的專家，并對電影的意義及意識形態進行剖析。但畢竟英國文化研究對整個西方知識界的影響是深刻的。當今西方文化研究學術語境下，文化研究的對象一般包括這樣三大類，即以遠離中心的“非主流”（subaltern）文化為對象的區域研究（area study）；以多元文化社會中的“移民社群”（Diaspora）為對象的種族研究（ethnic study）；和以長期處于邊緣地位、其聲音十分微弱的女性為對象的性別研究（gender study）；而無論哪一類研究都受到了英國文化研究的影響。 與法蘭克福不同，英國文化研究沒有充分地關注于現代派及先鋒審美運動的研究。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卻僅限于媒介文化產品，僅限于成為自己后來工作中心的大眾文化研究。英國文化研究從所謂的“高雅”文化轉移到大眾文化上來，似乎更希望聚焦于大眾研究的合法化和媒介文化產品。但是這樣的轉型可能會犧牲對文化所有形式的先前理解，又一次把文化領域分為“大眾”和“精英”兩派（這恰好顛倒了傳統上文化高低之分的積極和消極的評價）。更重要的是，這阻止了文化研究試圖發展與歷史“先鋒派”有聯系的某種文化的反抗形式。 20世紀60—70年代，英國文化研究已經從早期對工人階級及其亞文化的關注擴展開來，他們把研究的視角投向諸如性別、種族、階級等文化領域中日漸繁復的文化身份、文化認同，注意到大眾文化、媒體在個人和國家、民族、種族意識中的文化生產、建構作用。而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與他們接受結構主義與后結構主義的理論是分不開的。在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影響下，他們形成了與早期文化主義在方法上相對的結構主義方法。斯圖亞特?霍爾在《文化的研究：兩種范式》一文中總結了這兩種研究傾向：阿爾都塞的“主體性”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概念改變了笛卡爾、康德的主體哲學所確立的“自我”，他認為這個先在的、本質的“自我”是個神話、虛構。主體性依賴于我們生活于其中的意識形態的塑造，我們用意識形態來想像自我的形象、文化身份，來看待我們與國家、社會乃至世界的關系。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概念啟發文化研究者分析學校、教育、文化藝術機構對個人記憶、文化身份的建構作用，意識形態成為解釋、說明個體經驗的前提和支點。然而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方法將意識形態放在至高無上的決定位置，個體的人的能動選擇、反抗作用完全被抹去。此時，對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的重讀，使文化研究超越了文化主義與結構主義的局限。葛蘭西曾經在總結無產階級革命的經驗教訓時，提出“文化霸權”的概念。所謂“文化霸權”就是指文化領域的領導權。他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里，資產階級成功地利用文化領導權，而不是僅僅依賴軍隊、法庭、監獄等暴力機構來維持其統治。所謂文化霸權并非通常理解的支配階級和從屬階級壓迫反抗的單一關系，文化霸權是一個不斷變動的斗爭過程，是支配者與反支配者之間力量的較量。在這場文化能力的角斗中，既有主導階級的支配、統治和從屬階級反支配、反統治，同時還存在不同階級為了換取其他階級、階層的支持與信任而作出的妥協與讓步。阿爾都塞和葛蘭西的理論激活了七十年代以后的文化研究，而將二者綜合起來并出色地發揮運用的正是霍爾，他的成果影響了各國的文化研究者。 據邁克奎因引證，英國文化研究從一開始就與政治經濟存在著不穩定的關系。雖然斯圖亞特?霍爾和理查德?約翰遜以馬克思的資本循環模式（生產—流通—消費—生產）作為文化研究的基礎，但是，霍爾與其他的英國文化研究人員并沒有一直堅持經濟分析的觀點，而且，大多數從事于英國和北美文化研究人員從20世紀80年代到現在已經總體上脫離了政治經濟窠臼。 在《兩種范式》這篇文章中，霍爾擯棄了盛行于英國及世界各地的政治經濟文化模式，但進行文化的政治經濟研究是否可能？法蘭克福學派盡管沒有陷入還原論的泥潭，但是仍然使用同樣的文化經濟相互影響模式。法蘭克福學派尤其認為文化具有相對的獨立性，盡管受到霍爾的贊同，但并沒有使經濟還原論或決定論成為必要。 一般來說，霍爾和其他的英國文化研究人員如：費斯克和邁克?羅比等，要么把法蘭克福學派看作經濟還原論形式，要么就忽略它。對經濟還原論的總的指控一般來說是要避開政治經濟的一種方法。然而，盡管許多從事英國文化研究人員完全地避開了政治經濟，但是霍爾的確在不同的場合還是談到了文化研究與政治經濟聯合的必要性。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霍爾認為，把經濟轉型當作“第一情況”而不是“最后的情況”中的決定因素是可取的。但是，這與阿爾都塞強調經濟狀況的重要性的論點相比很少在具體的文化研究中進行探討。 霍爾認為撒切爾主義是一種“獨裁民粹主義”。該分析把霸權主義向福特主義乃至后福特主義期間的全球化資本主義轉向聯系起來。但是，在他的批評中并沒有充分地考慮到經濟和經濟因素在向撒切爾主義轉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他說過，自己從不放棄葛蘭西“經濟活動中的決定內核”。但是，霍爾本人充分地把經濟分析納入到自己的文化研究與政治批評的工作中還難以界定。例如，霍爾在分析全球化和后現代問題時，提出用于當代全球化資本主義批評以及與法蘭克福學派有關的經濟和文化之間的關系理論。他認為，全球化后現代代表著差別和邊緣的開始，使某種解西方敘述成為可能。從文化政治本質來看，它也遇到強烈的反對：積極抵制差別，試圖重建西方文明的準則；直接或間接地抨擊多元文化；回歸到歷史語言及文學的宏大敘事，維護撒切爾和里根時代的文化種族主義；仇視外國人的現象將充斥著整個西方世界。 因而，在霍爾看來，全球化后現代涉及到文化的多元、邊緣、差別及排除在西方文化敘事之外的話語的開始。但是，人們能夠借助于法蘭克福學派的實質來反對這種闡釋，即全球化、后現代只代表著全球化資本主義在新媒介及技術領域的擴張；信息和娛樂在媒介文化的大爆炸代表著資本實現和社會控制的新的強大源泉。確切地來說，技術、文化和政治在當前全球化資本主義時代的世界新秩序中具有多樣性、多元性、差別及邊緣話語的公開性，受到跨國公司的控制和限制。這些公司正在成為新型文化的強大的獨裁者，從而來威脅限制而不是擴大文化滲透的范圍。 雖然霍爾的全球化后現代理論提倡開放，但是卻受到日益嚴重的同一化的約束和消解。的確，全球化媒介文化的這種限定特征正成為對抗性的力量，表現在同一與差異、同一性與異質性、全球化與民族化。它們互相影響、沖突、和平共處或產生新的共生現象，全球化總體上意味著跨國文化產業，尤其是美國式的霸權。例如，在加拿大，電影院中大約有95%的電影屬于美國；美國電視控制著加拿大電視；美國七大公司決定著音樂唱片的發行；報攤上出售的80%的雜志不屬于加拿大……。在拉丁美洲和歐洲，該情況則極其相似于美國媒介文化、商品、快餐和購物中心，因為由此創造的一種新型的文化，正以相同的方式風靡一時。全球化后現代的分歧和差異產生原因也應包括同一化和同一性的消解趨勢——這些主題不斷地受到法蘭克福學派的強調。 在霍爾看來，有趣的問題是，隨著進步政治對全球化后現代領域的侵入，該領域對邊緣化和“其他性”也似乎的確在開放，但其結果卻難以預料。事實上，全球化領域的建構受到了大財團和國家權利的控制。所以，要聽到一種反抗的聲音仍不是件容易的事。例如，在荷蘭，普遍存在著對公眾開放的頻道或國家資助的公開頻道之類的現象。當然，人們擺脫主流媒介文化時，情況會有所不同……在邊緣地區會出現更多的多元主義、多樣性、新話語的開放性。但是，這樣可供選擇的文化幾乎不屬于霍爾提出的全球化后現代理論。因而，法蘭克福學派和早期的英國文化研究對全球化資本主義持有批判的觀點，沖淡了霍爾對全球化后現代的過分樂觀主義和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