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母親原型、蓋婭假說與生態女性主義

20世紀西方文化尋根思潮圍繞著種族與性別這兩個當代文化主題而展開。本文透視后一主題在思想和學術領域產生的最引人注目的“女神復興”現象。

給20世紀西方民間的文化尋根運動提供思想動力的最重要學者應該是容格。如果說西方現代性所代表的社會發展方向面臨難以克服的困境，需要重新確認自己的生命根脈，尋找喪失的文化靈魂，那么正是容格的學說給出了一種途徑。1997年英國出版的《神秘教辭典》指出，容格是當代思想史上對異教思想給予高度關注的大師。他在1912至1926年間悉心研究異教與早期基督教的關系，認為西方文化因為對異教思想的壓制而限制了自身的活力，他在異教思想中找到了原初的深層心理學的種子，并且希望西方知識界擺脫成見而將異教思想吸收到現代文化中來。1 象西藏佛教、禪宗、易經、道家哲學和煉金術等，都可以成為對西方思想傳統進行補充和改造的寶貴資源。2

在容格為人類集體無意識界定的主要原型中，有一個叫做母親原型。神話中的女神是其主要的形象表現。3 這個命題給當代神話學研究帶來極大的刺激，也為生態思想與女性主義的結合搭起了橋梁。由于原生態的自然被比喻為孕育了人類的母親，所以在后工業社會物質主義狂潮中疲憊不堪的現代人和反叛父權制壓迫的女性主義者，就找到了一個共同的文化歸根的目標。根據比較神話學家艾利亞德的描述，母親原型對于個體的精神分析和社會群體的文化尋根是同等重要的。這個以重返母體為旨歸的原型運動早在公元前的道家思想中已有清晰的表達。

大地母親(Earth-Mother)是一個原始意象。人類的母親模仿和重復生命在大地的子宮孕育的行為，胎兒和出生，也就是重復著宇宙創生人類的行為， 女性的生產也就是微型的宇宙生產。進入迷宮或洞穴，相當于神秘地回歸到母體。在永生神話中，“回歸母體”（regressus ad uterum）是傳播最廣的主題， 即返回創造的本源或象征生命之源的子宮。精神分析學認為在無意識的世界，時間是循環回歸的，無意識有復歸于原始的愿望。道家的復歸于嬰兒的理想和煉金術，就是設法將天地結合，并攝入身體，產生一種原始的渾沌狀態（渾敦如雞子），回復胚胎或未有世界以前的純真狀態。道家圣人認為這種個體生命的返胎式回歸是對應于“反者道之動”的宇宙韻律的。4

只有當人類中心主義的生產觀已經對人類本身的存在構成強大壓迫和威脅時，現代西方人才會在道家的歸根哲學中找到自己的文化認同。人類學家鮑維在《宗教人類學》中說，當代的異教主義是20世紀的一種創造（雖然許多團體聲稱與傳統有聯系），它提供了對占支配地位的西方思想模式的一種回應。現代的科學的宇宙觀不能提供一種包容了人類和生態的整合性的宇宙圖景，如格雷厄姆．哈維所說：

（崇奉自然的）異教的宇宙觀“復魅”于世界。異教的人們談論神與精靈，并不是因為信仰它們，而是因為他們認真看待許多文化的如下暗示：世界并非只居住著新加入進來的人類，而且也居住著動物、植物和礦物。世界是一個令人激動的、神圣的生存場所。5

世界的神圣性來源是什么？過去的猶太-基督教始終認為來源于上帝的創造。而英國科學家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的“蓋婭假說”（Gaia hypothesis）則為新時代人奠定了一種新的世界觀基礎。洛夫洛克分別在1979年和1988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推出兩部書：《蓋婭：地球生命的新觀照》與《蓋婭時代：我們地球生命的傳記》。書中提出，我們一切生物賴已出生和存活的這個地球，不僅是宇宙之間僅有的一個發生了生命的環境，而且她自身也是一個生物有機體，一個能夠自我適應和自我調節的體系，一個可以改變自身環境使之頑強存活下去的系統。這樣一種全新的自組織的地球生態觀，很容易讓人聯想古希臘神話時代的大地母神蓋婭，于是借助于洛夫洛克科學著作的廣泛影響，復活的“蓋婭”女神成為20世紀末期西方民間崇拜的一個新的核心偶像。

在英格蘭西部的新時代運動（20世紀70年代興起于歐美的取代基督教的民間思想運動）的重要朝圣地格拉斯頓伯里（Glastonbury），大小商店里都可以看到和買到這位大地母神的塑像。在各種有關神話與新宗教的出版物里，蓋婭的形象也隨處可見。女性主義神話學家更是對這個新復活的女性偶像推崇備至。據《美國傳統辭典》的解說：“蓋亞是希臘神話中的大地女神，她嫁給了天神烏拉諾斯，成為泰坦和獨眼巨人庫克羅普斯的母親。（The goddess of the earth， who bore and married Uranus and became the mother of the Titans and the Cyclopes.）”在洛夫洛克看來，蓋婭是一個生物性的地球生命體的象征。她過去對人類這樣一種年輕而狂妄的生物是容忍和寬容的，因為她自身的調節能力足以應付人類對生態的破壞。但是她的容忍卻不可能是無限度的。她不會放任人類在科學技術的慫恿下過分地犯下愚蠢的罪過。他寫道：

蓋婭不是一個溺愛子女的母親，也不是一個柔弱的孩子，她是一個強有力的圣女，她已經35億歲了，如果一個物種強大起來，她將憑借類似于一枚洲際彈道導彈中的微電腦的感覺把這個物種清除掉。6

可以想象，由于基督教信仰的衰微，西方人因為失去了上帝的眷顧而感到無助和迷茫，而科學技術的發展也日益暴露出雙刃劍的毀滅作用。在此種境況下，蓋婭女神這樣一位至高無上的生命主宰的重新降臨世界會意味著怎樣的精神拯救和未來希望呢？如果這位異教女神果真能給人類帶來出路，那么就不能再按照基督教的傳統偏見來看待異教思想了。“異教”（pagan）這個詞出自拉丁文pagus，意為鄉村。當代新異教主義者在寬廣的意義上使用這個詞，指稱“尊重自然的人”。《異教歐洲史》的兩位作者瓊斯（P.Jones）和彭尼克（N. Pennick）指出，對異教信仰的當代定義是：“一種崇敬自然的宗教，致力于使人類的生活與季節循環所體現的宇宙韻律相和諧。”7 我們在這個定義中不難看到，原來作為基督教對立面的異教思想已經在今人心目中改換了價值色彩，由負面的變成了正面的。西方發達社會的新女神追求者們希望通過他們的信仰實踐達到人與宇宙自然的交融狀態，在僵化了的基督教之外重新找會恢復人的精神靈性的方式。

新時代文學在90年代的代表《塞萊斯廷預言》所表達的新時代世界觀，明顯受到蓋婭假說的影響。作者把這一全新的生態理念假托于主人公在秘魯看到的瑪雅神秘手稿中：

“我知道，手稿闡述的那些真知已經融入我的大腦，變成了一個意識。我很清楚自己的生活進化的神秘方式。第一條真知揭示了這一點。我知道，整個文化也感受到了這種神秘的色彩。而我們正在建立一個新的世界觀。這是第二條真知所指出的。第三、第四條向我顯示，宇宙實際上是一個巨大的能量體系，人間沖突緣于能量短缺，緣于能量控制。第五條向我們揭示，只要我們從一個更高級的能源那兒接受這種能量，我們便能夠結束這種種沖突。”從容格的母親原型到洛夫洛克的“蓋婭假說”，新時代人就這樣在自然母親的懷抱中看到人類返樸歸真的可能性。

二、女性主義巫師與女神崇拜

新時代觀念的理論代言者，英國人類學家蘇珊．格林伍德（Susan Greenwood）指出：西方傳統總把巫術和巫師看作是異教信仰的一種形式。8 而在異教思想挑戰基督教的今天，女性主義巫師（feminist witchcraft）的出現則是女性主義和現代異教運動的一種結合物。其主要人物是美國的布達佩絲忒（Zsuzsanna Budapest，1940- ）和絲塔霍克（Starhawk，1951- ）。其思想宗旨是為了改變社會——結束父權制的壓迫——而進行巫術活動。其活動方式以儀式、表演行為和寫作交流為主。70年代以來的女性解放運動產生了對世界宗教的批判，由此而分化出女性主義精神探求的兩個支派：一派要改造正統的宗教，使其教義適應新的女性主義觀念變化，如“女性主義神學”的出現；另一派則像現代巫師們所要求的那樣，在正統宗教以外去探尋所謂前基督教的女神。在美國，激進的女性主義者把女巫視為反叛父權制的自由斗士。歐洲歷史上被宗教法庭燒死的900萬女巫也被重新評價為挺身反抗階級壓迫的革命戰士。自父權制確立其統治以來轉入地下的“婦女的靈性”（women’s spirituality）終于再度浮出了水面。

女神崇拜成為婦女的黃金時代。許多女性主義者對巫師的重新解釋都以美國考古學家金芭塔絲的著作為基礎。她描繪出一幅女神崇拜時代的完整圖景：從舊石器時代狩獵采集者到新石器時代農人的以女神為單一對象的宗教體系。按照金芭塔絲的觀點，這樣一個和平的女神宗教指引下的歐洲文化在公元前4300—2800年間被父權制文化的入侵者推翻和滅絕了。人類學家羅利克（Ruby Rohrlich）不同意這種外部入侵說。她認為蘇美爾、埃及、印度、中國，還有印加和阿茲忒克的古文明都是漸漸地從和平、女性中心的社會變成好戰的、男性中心的社會。她認為應該從社會自身的內部變化，而不是外部的入侵，來解說父權制對女神時代的取代過程。

1971年，在美國的馬里布（Malibu）出現了以“女人的神秘”（Women’s mysteries）為名的女性主義者組織活動。據參與者布達佩絲忒的描述：一群婦女在咖啡桌前圍坐，喝咖啡，吃雞蛋和土豆，有說有笑地發揮幻想，意識到她們在從事某種影響世界的革命活動。布達佩絲忒是馬里布女性核心團體的8人之一，自稱她們繼承的是有800年歷史的女巫傳統。這是一種只由母親傳給女兒的秘傳傳統。她們創作出所謂的“狩獵女神傳統”（Dianic tradition）的女性主義巫術儀式與寫作，她們的經驗則寫入了《女人的神秘之圣經》（The Holy Book of Women，1989），成為在女性讀者和知識分子中流行的讀物。一般而言，參與該團體的女性巫師們要么是獨身，要么是女性同性戀。

女性主義巫術的另一位代表是絲塔霍克，她在美國發明了一種叫做“螺旋之舞”（spiral dance）的集體儀式形式：舞者手拉手圍成一個圓圈，圓圈的中央是擊打著薩滿之鼓的她本人。通過這種向心式旋轉的雀躍舞蹈，所有的參與者都會體驗到精神統一的群體聯系。螺旋舞蹈儀式不同于“女人的神秘”儀式之處在于，它并不排除男性的參與，更加具有公開性和包容性。因此，這一儀式走出了美國，在其他西方國家傳播開來，特別是在英國。在著名的史前文化祭壇遺址斯通亨機（Stonehenge）等地，人們常常可以看到手拉手舉行儀式舞蹈的朝拜者，他們不分國籍、膚色、年齡和職業，按照自覺自愿的方式走到一起，加入探尋新的精神性和恢復人與自然環境和諧的群體儀式活動。

崇拜女神的新時代人為什么與環境主義相互認同？布魯斯（Steve Bruce）的《新時代與世俗化》解釋說：“因為新時代從印度教和佛教那里借來了整合的世界觀；我們自己、物質世界、和超自然世界都是一個單一的實體。這就給許多新時代人對環境主義抱有強烈興趣。我們應該保護物質世界不受無節制的開發，不僅是為了我們自己未來的利益，因為這個星球就是一個靈性的存在。正因為如此，許多新時代人是素食主義者，還有許多醉心于用整體觀方式進行身體治療和心理治療。”9 在男性上帝的價值觀統治下受到傷害的心靈，希望在新的女神信仰中得到療救。

女神復興的思想取代男性上帝的傳統宗教世界觀，其實可以理解為“一種以生態倫理為基礎的宇宙論”（an ecological ethical cosmology）10 代替過去那種人類中心主義的宇宙論。女巫和女神（wicca and goddess）的當代大聯合并不僅僅意味著異教觀念與古代迷信的重新復活，而應當理解為方興未艾的生態學意識大覺醒和婦女運動能夠相互配合的必然產物。盡管其間也自然夾雜著許多古老迷信和陋俗的成分，但是我們畢竟不能只從消極的意義上去判斷和理解這些當今的民間文化復興現象。

三、女神研究的繁榮

20世紀是神話學大發展的世紀。其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女性主義神話學的全面崛起。該學派的出版物引起整個知識界的振動和爭論。以女性主義觀點和考古學新材料為雙重契機的女神再發現運動，構成了西方文化尋根思潮的一個重要表現領域。

女性主義作為一場文化思想運動，它的重大啟蒙意義就在于揭示出一個過去被忽略的真相：世界上已知的幾乎所有文明都是父權制的。毫無例外的是，所有的父權制文明都會在某種程度上表現出對女性存在的貶低和蔑視，對女性的社會權利的壓制和遮蔽。這一方面體現為社會現實中兩性不平等現象的普遍存在，另一方面通過語言文字折射為社會意識形態中被改造被扭曲的女性形象和女性聲音。“男人造語言”這一學術發現，給予女性主義者充分自覺的“性別政治”的意識，開始從各個方面去揭露批判男性中心社會的種種語言積習和文化表達，試圖在男性化意識形態的遮蓋背后，重新尋找真實的女性形象。

女性主義運動的文化批判傾向是在壓抑了無數年之后第一次引發的“性別沖突”之戰，與歷史上常見的由階級沖突和民族沖突引發的戰爭不同，這場性別之戰雖看不見硝煙和鮮血，卻具有摧枯拉朽的性質。20世紀結束之際，它已是波及全球的“世界大戰”了。神話學是主要的戰場之一。女神的發掘與研究，在過去的一百年里所取得的成果遠遠超過了以往的所有年月。各種文明傳統的文字文本中的女神形象的研究，規模空前龐大。如1992年由英國倫敦的潘多拉出版社出版的《女性主義的神話指南》一書，由牛津大學的女教授拉靈頓（C.Larrinton）博士主編，分為6個部分，有19位學者撰文分別運用女性主義的觀點重新審視近東、歐洲、亞洲、大洋州、南北美洲的神話傳統，以及20世紀的女神崇拜與研究情況。拉靈頓在導言中指出，傳統的神話學研究充斥著男性中心的觀點和厭女癥偏見，而本書則嘗試完全讓世界各地的知名女專家來執筆，重新書寫不同時期各個文明中的神話傳說遺產，由其注意女性形象和女性的作用。“對于西方人而言，我們對我們的神話遺產的解釋決定著我們思考自己的方式。政治家、心理分析家和藝術家都利用神話來告訴我們：我們是誰，從何處來。于是，納粹的意識形態就利用了德國神話，弗洛伊德主義的心理分析則把希臘神話作為他們解釋人類行為的模型，畫家、作曲家、雕塑家和作家也都有意或無意地模仿過去的神話模式。”11 現在，女性用自覺的社會性別視角重新審視的古代神話，這種視角的變換會給女性帶來把握自己身分的全新契機。只要神話不再是由男性成見所反射的哈哈鏡，那么女性就能夠從神話中找到自己真實的過去。

類似于《女性主義的神話指南》的出版物在90年代盛極一時，這表明知識女性對神話學這門新學科的興趣與日俱增。為什么現有的西方神話文本總是把女性放在次等的位置上呢？拉瑞.荷塔多（Larry W. Hurtado）帶著這一疑問編出《宗教中的女神與現代爭論》一

書，期望通過對非西方的宗教傳統中女神地位的考察，找到解決問題的線索。該書立論的思路很象韋伯在非西方社會中尋找不能導致資本主義精神的原因。書中共研討了中國的道教和佛教傳統中的女神，古代埃及宗教中的女神伊西絲信仰，和印度教中有關女神的“撒克提”（sakti）觀念。12與此形成對照的是紐約市立大學亨特學院的女教授貝緹娜。納普（Bettina L. Knapp）獨自撰寫的大著《神話中的女性》13①。她從世界的神話文學中選出九位女性形象—古埃及的伊西絲，巴比倫的提阿瑪特，古羅馬的狄多，古希臘的伊菲革妮亞，印度的悉多和中國的女媧等，逐一加以剖析，確認她們在所屬社會中的價值、能力和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講述她們如何戰斗、領導軍隊、建立國家、治理大地，以及她們如何經歷性別的挑戰和身份的危機，并且把這些神話女性同當今社會中的女性相互對比，在歷史和現實的參照之中探尋女性命運的未來前景。

與神話文本的研究相比，更加引人注目的成就是文字記載以外的女神形象的再發掘與再闡釋。伴隨著考古學和人類學的大發展，有成千上萬沉埋在漫漫黃塵之下的古老女神偶像得以重新展現在世人面前。從幾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末期，到一萬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再到五千年前的銅器時代，考古學家在成文歷史出現之前的神壇和圣廟中，在史前人的聚落遺址中，發現大量石制的、陶制的和骨制的女性雕像。其數量之多，持續時間之久，在整個歐亞大陸上分布之廣，足以讓學者們提出一種關于“女神宗教時代”或“女神文明”的宏大假說。女神的再發現運動成為反思宗教史和思想史，乃至文化進化和文明起源等一系列重大課題的新起點。

回顧19世紀的神話學，不難看出那基本是男性獨占的研究領地。即使大膽提出“母權制”假說，為后來的女性主義者奉為精神領袖的巴霍芬本人也是一位男性。女性神話學家的全面缺席如同女性哲學家的寥若晨星，正是男性中心文化的性別角色所預先規定下來的。然而這種不平等的現象在20世紀得到根本性改觀。書店和圖書館中都在顯著位置設立了“婦女研究”的專架，關于女神研究的新書琳瑯滿目，而此類著述的作者大半皆為女性。其中的佼佼者如金芭塔絲（Marija Gimbutas）、艾絲勒（Raine Eisler）、奧弗拉赫蒂（W.D.O’Flaherty）等人，她們的著作豐富而且學術水準較高，已經取得了同男性神話學家相爭鋒的顯赫地位。她們在學界和學界以外都有廣泛的讀者群（后兩人各有一部著作已出版中文譯本：《圣杯與劍》和《印度夢幻世界》），在眾多女性讀者心目中更是享有崇高的威望。倘若要在女神研究方面舉出兩個世紀以來最有影響的學者，那么在19世紀非巴霍芬莫屬，而在20世紀要首推美籍女考古學家金芭塔絲。

巴霍芬雖然生活在19世紀，實際上卻是為20世紀的女神再發現運動揭開序幕的理論功臣。其1861年用德文發表的《母權論》，在思想史上的意義可與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相提并論。巴霍芬把人類歷史的第一階段確定為母權制階段，相當與中國古書所說的“知母不知父”狀態。巴霍芬建構其理論體系的主要材料是古典神話，他善于從性別沖突的角度給希臘神話提出新的解釋，從中歸納出從母權制到父權制的演進軌跡。當代美國神話學的泰斗人物坎貝爾在為巴霍芬的文集撰寫的引言中指出：20世紀的藝術家和心理學家重新發現巴霍芬的著作，并不是偶然的，因為他解說神話的高超技巧遠遠超出同時代的其他神話學家（如布爾芬赤）。14

然而，20世紀以來的人類學主流通過全球范圍的田野作業并不能證實母權制的普遍性，于是對巴霍芬的這個術語棄置不用。還有人宣布史前的母權社會只是一個美妙的現代神話。15英國人類學家亞當.庫伯（Adam Kuper）1988年的著作《發明原始社會》，追溯殖民主義時代的帝國霸權話語如何在人類學學科中建構出作為文化他者的“原始社會”幻象，便將巴霍芬的“母權”概念與“群婚”“圖騰”等關鍵術語一起列為誤導性的虛構概念，并詳實地分析了當代人類學研究是怎樣掙脫和廢棄這些為假想中的“原始社會”提供偽證的概念。16 很可惜，由于摩爾根《古代社會》、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早期人類學著作中大量引用了此類概念，它們至今仍在盲從前蘇聯的中國當代學術話語中廣為流行。

盡管職業的人類學者閉口不提母權論，但是這并不妨礙大批的女性主義學者和文史研究者，以及大眾傳媒繼續從巴霍芬的理論中獲取靈感。在巴霍芬那里，母權制被父權制所取代，是必然的歷史發展，正如亂婚制被母權制所取代一樣。而在女性主義者這里，母權制的存在才是真正令人向往的黃金時代，父權制的出現則代表著文化高潮的結束和社會政治的衰落。這樣的期望和信念在非西方的文化中也迅速流傳，由其是那些對母系社會（不等與“母權制”）懷有清晰歷史記憶的民族。例如日本，史書上說曾有過女王卑彌乎統治的時代。當今的日本學界便對巴霍芬崇敬有加，與女神相關的研究更是層出不窮，如左喜真興英、林道義、吉田敦彥等的著述。17

20世紀女神研究的最重要學者金芭塔絲，生前任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文化史博物館主任。她以一位考古學家的身份終生從事歐洲史前考古的發掘與研究，先后著有《古歐洲的女神和男神：6500-3500BC》18，《女神文明：古歐洲的世界》19，《女神的語言》20，《活的女神》21 等一系列圖文并茂的巨著。她以考古發現的實物資料為基礎，提出與父權制文明相區別的“古歐洲”（ Old Europe）和“女神文明”（The Civilization of the Goddesses）等概念，顯然不同于巴霍芬在書房里閉門造車提出的“母權制”概念。金芭塔絲試圖從時空分布上劃出“女神文明”存在的大致范圍和傳播情況，復原出女神崇拜及其史前藝術表現的象征系統，并嘗試破譯這種“女神的語言”所傳達的宗教信息和文化蘊涵，描述女神文明對后世歐洲主要民族神話和信仰的作用方式和遺留形態。1999年由她的助手編成的金芭塔絲遺著《活的女神》，可視為這位女學者一生研究的總結。該書嘗試將從考古文物中復原的女神信仰同其在父權社會中的殘余形態有機結合為一個生命整體，使被歷史所遮蔽、所遺忘的“女神的語言”同后起的“男人造的語言”同樣成為我們反思現代知識體系的基點。

金芭塔絲的著作目前似乎正在取代19世紀的學術明星巴霍芬，成為當代女性主義在文化歷史認同方面的又一面耀眼的旗幟。

女性主義者的女神再發現運動不只具有學術方面的意義，而且更重要的是為當代女性的自尊與現實生存提供了堅實的心理依據。誠如莉薩.圖特(Lisa Tuttle)在《女性主義百科全書》“女神”條下所寫的：“當女性主義者說道女神時，她們可以表示她們相信一種神圣的女性存在，能夠通過祈禱和儀式來體驗她的顯現；她們也可以表達一種自然力的象征（生育，生命和死亡）；或是意指某種女性力量的象征；或者同時表示上述三種意思。正如女性主義者祭司斯達霍克所言：“我感到虛弱時，她就是我的幫助者和保護者；我感到強大時，她就是我自己力量的象征；在其他的時候，我感覺到她猶如存在我體內和世界的自然的能量。”22 當代知識女性的這種特殊生命體驗激發著一批又一批覺悟者，她們象受到召喚一般加入到重新認識女神的運動中來。這就是女神研究出版物呈現與日俱增之勢的原因。

基督教作為典型的父權制人為宗教，其排斥女神的思想傾向盡人皆知。著名的“三位一體說”教義建立在人間社會的父子關系模式上，并未給女性的神圣性留下余地。而當代女性主義的圣經研究打破了這一禁忌，試圖在男性中心話語形成的背后去發現被埋沒的原始基督教的女神形象。2001年各大英文書店都在顯赫位置推出弗雷克和甘第合寫的新著《基督與女神：原始基督教的秘傳教義》23，認為羅馬教會全然掩蓋了原始基督教所信奉的女神。這部書啟發人們：現存的父權制文本中除了顯形的女神以外，還潛藏著一批有待發掘的隱形的女神。

在古典神話的女性主義解釋方面，也是碩果累累。美國的馬麗．雷佛韋茲教授《希臘神話中的女性》，探討的是古希臘主流文學中的婦女經驗的表現。她指出近來的女性主義對希臘神話的解讀已經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如亞馬遜被表現為母權時代的女勇士；克呂泰涅斯特拉（Clytemnestra），一個討厭的妻子和受挫的個人主義者；安提戈涅，一個被壓制的女革命者；丹納士姊妹（Danaids），仇視男性的女人，等等。24 她認為只有擺脫這種眾口一詞的模式化傾向，才能深入體察神話中表達的女性生存經驗。她還發現希臘的男性的確畏懼女人，不過并不是畏懼她們的性欲，而是畏懼他們的智力。

四．女神與女巫形象的再造

20世紀后期，資本主義的現代性危機在思想文化領域產生了重要的回應。后現代主義的文化尋根便是這種反叛現代性的激進表現。象《指環王》（《魔戒》）和《哈利．波特》這樣流行當今世界的通俗文學作品，便可作為再造女神和女巫形象的文學標本來看。熟悉西方文學史的人很容易發現，異教想象和女神原型在這些魔法作品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指環王》中優美而仁慈的森林女神的形象，作為男性仇殺與血腥爭斗的反襯，一定給每一位讀者留下美好的記憶。如果我們了解到，羅琳自上中學起就迷上了女性主義作家杰西卡．米特福德的自傳《榮譽與反抗》25的話，那就不難理解《哈利．波特》或隱或顯地流露出的女性主義和生態主義的思想傾向。

比如魔法學校中的格蘭芬多學院（Gryffindor），這個名稱中就隱含了神話怪獸格萊芬（Gryphon），她又被認同為報應女神的化身。26 在西方異教傳統的神話怪物譜中，格萊芬是出現頻率僅次于人面獅身女妖斯芬克斯的一個。27 羅琳讓她鐘愛的男女主人公在這樣一所學院里學習，的確是耐人尋味的。她給霍格沃茨學校的副校長取名叫麥格（McGonagall），這個名字影射著希臘的智慧女神雅典娜，其羅馬名為密涅瓦（Minerva）。28

此外，隱形女神出現的另一種方式是化身為女巫。魔法世界與麻瓜世界的對立，如果從性別尺度去劃分，那么魔法世界也就等同于女巫的世界，陰性的世界，而麻瓜們的世界則為陽性的世界。少年主人公們逃離麻瓜世界來到女巫的世界，在象征的意義上就是逃離了基督教的父權統治，重新回到女神的懷抱。霍格沃茨學校中典型的場景是學生們騎著掃帚飛行。熟悉西方巫術史的人一看就知道掃帚是古代女巫的標準坐騎。椐女性主義的解釋，掃帚與女巫的特殊關系來自現實社會中婦女打掃的職業：家庭主婦常不離掃帚，那是父權社會的性別分工的產物。我們中國人在漢字“婦女”的“婦”字中，至今還可以直觀地看到一把掃帚！昔日性別分工的標志如今變成了少年們逃離麻瓜世界獲得自由新生的象征。

小說中最突出的反面角色是伏地魔。作者把他塑造成人類欲望和貪欲的化身，其欲望的對象主要是長生不死。這從巴比倫史詩時代開始就一直是神話英雄們追求的理想。但是在今日女作家筆下，男性的追求長生已經具有了人類罪惡的性質，因為它是違反自然的。是人類狂妄自大的表現。也是最大的物欲和最瘋狂的貪婪。在托爾金和羅琳看來，希望無限延長人體自身的物質存在，當然是一切物欲的終極目標。于是，必須動員人間的一切力量去戰勝我們每一個人內心深處的心魔。就像《指環王》的主人公竭力要銷毀那只象征無邊法力和長生不老的魔戒一樣。

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人們畢竟可以指望全能的上帝和外在的魔鬼力量相抗衡，如今“上帝已死”的世界成了物欲魔鬼獨大的世界。而且今日的魔鬼已不是外在的幽靈，它變成了內在于人心中的可怕驅力。商海橫流和物欲橫流的世界充斥著推銷商聲嘶力竭的叫賣，人們良知的聲音微弱得幾乎完全被市場的喧囂嘈雜所淹沒無聞。這種物欲之魅，難道只有靠恢復巫術之魅的辦法才可以克服嗎？

當代文學為什么需要再造女神？女巫和女神宗教的復活究竟能給消費社會帶來一些什么？一位研究新時代運動的社會功能的學者說：“新時代認識論的最大功績是解決了文化的多元主義問題。如果每一個人都相信同一個事物，用同一種眼光看世界，那么一個社會就很容易信仰唯一的神；唯一的真理，世上唯一的存在方式。然而，當那個單一的文化碎裂成一系列相互矛盾的景觀，你可能就要面臨無窮無盡的爭論和沖突。一個可行的辦法是改變基本的知識觀，以便使我們成為相對主義者。我們承認不再有唯一的真理或唯一的通向神的方式，而是存在一整套的同樣有效的方式。”29 五、反駁、批評與補充

著名的羅特累齊出版公司于1998年推出的《性別考古學論集》（Reader in Gender Archaeology）， 其中帕美拉．拉塞爾的文章《舊石器時代母神：事實還是虛構》30 對女性主義的女神著作表示不滿，并且嘗試做出理性的批評。他首先反對舊石器時代大女神生殖崇拜說，認為是一種虛構。他回顧了自1864年發現舊石器時代人像以來，學界關于史前維納斯的認識和解說的歷史，繼尤克的《擬人造型》31一書之后，再度向多數人認同的主流觀點發難。尤克認為，不能輕易地判定舊石器時代的偶像都是女神，更無法確認這些人像的實際功能為何。所謂眾口一詞的母神-生殖崇拜說，其實只不過是有待于證明的理論假設。拉塞爾針對20世紀70至80年代大量非專業的女性主義寫作的關于女神的著述提出批判性質疑，對“女神宗教”和“女神文明”諸觀念的倡導人金芭塔絲也毫不客氣。他發問：個別地點發現的女性雕像能否代表整個的歐洲？女性造型之外還有一些明顯是男性造型。而實際上占多數的出土造型是不明性別的。這些人像是崇拜的對象嗎？或者只不過是男性的性用品、辟邪物，或者是女人助產用的巫術道具，或者干脆是兒童的玩偶，也許是守護家庭的偶像。生殖崇拜說的另一個疑點是：舊石器時代的人都是狩獵采集者，他們不會象農業社會的人那樣希望多生育孩子。雖然舊石器時代人或許有了對超自然的信仰，但是我們在假定他們的宗教與今日的一神教相似時，必須非常小心。冰河時代的大母神只是一種假設的存在，她也許純粹處于虛構。

拉塞爾尖銳批評的另一焦點是，當今寫作女性主義神話學著作的人中，不少就是從事女巫訓練的人。她們寫出的東西究竟有多少可信性呢？32 至于新石器時代的大女神說同樣是未經確證的假說。巴霍芬以神話為依據重寫歷史，實際上是一種烏托邦化的歷史建構。

研究早期希臘神話的學者也確認，那時女神在整個神話譜系中的地位雖然較后來優越，但絕不像女性主義學者們聲稱的那樣透露著母權社會的光芒。33 克萊德．伏特的《非洲面孔的英雄：傳統非洲的神話智慧》一書，主張從傳統非洲文化中汲取神圣智慧。他關于社會性別的觀點似乎轉到中性立場。作者把男女對立視為傳統二元論世界觀的產物。非洲一些部落人認為神不能用人的范疇去理解。女神不只是男神的女性化面孔。比如，倫達（Lunda）人認為，神是無法言說的。神不是人形的，當然也非男非女，不老不少。舒那（Shona）人描述的神則是“父親、母親、兒子”。我們這些早已陷入二元對立式思維的人無法理解非洲人的這種觀念。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都把神視為男性，這當然是錯誤的。同樣錯誤的是企圖矯正歷史上的男性上帝觀念，使之發生性別改變，稱之為女神。因為女神畢竟只是女神，無法等同于絕對的、無形的、無性別的超驗之神。34

那么，如何看待人類學家和宗教學家在非洲發現的女神信仰呢？伏特提到英國人類學家特納（Victor Turner）的觀點。特納50年代研究中非的德布人（Ndembu）的男、女成年儀式后認為，該文化建立在一種“女性或母性原則”之上。伏特以為這一解說觸及到女神的實質，也許最好理解為一個原型。用比較神話學家坎貝爾的話說：“一個女人和她的孩子即是神話的基本意象。”個人通過女神而參與到存在的偉大神秘之中：自我融合于宇宙、大地和社會。在那種狀態下，人與自然的矛盾同人類內部的性別矛盾一樣都處于蟄伏狀態。

如此看來，蓋婭母神并不僅僅是古希臘人的想象創造。非洲原住民的母性原則與中國老子的“知其雄守其雌”觀念一樣，都足以顯示出早在父權制、男性化和攻擊性的文明建立其權威之前，的確曾經長久地存在母神精神照耀下的天人合一智慧的源頭。這，對于要求擺脫現代性與大屠殺的內在關聯，為人類未來謀求理想出路的思想者來說，是富有啟示的。 1 Dictionary of the Occult， Geddes & Grosset，1997， p.106.

2 Robert A.Segal， Jung’s Psychologising of Religion ， Steven Sutcliffe and Marion Bowman ed.，Beyond New Age: Exploring Alternative Spiritualit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0， p. 65 .

3 C.G.Jung，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the Mother Archetype， The Archetypes and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Routledge，1968，p.81.

4 參看拙著《莊子的文化解析》，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一章“道之回歸”；第五章“返胎與復樸”。

5 Fiona Bowie， The Anthropology of Religion， Oxford: Blackwell， 2000，p.54 .

6 轉引自比爾．麥克基本：《自然的終結》，孫曉春等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54頁。

7 P.Jones and N. Pennick， A History of Pagan Europe， London:Routledge，1995， p. 1-2.

8 Susan Greewood ， Gender and Power in Magical Practices， Steven Sutcliffe and Marion Bowman ed.，Beyond New Age: Exploring Alternative Spiritualit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0，pp.137-154.

9 Steve Bruce ，The New Age and Secularisation，Beyond New Age: Exploring Alternative Spirituality， p.227.

10 Fiona Bowie， The Anthropology of Religion， Oxford: Blackwell， 2000， p.129.

11 C.Larrinton ed.， The Feminist Companion to Mythology， London: Pandora Press，1992， p.ix.

12 Larry W. Hurtad ed.， Goddesses in Religions and Modern Debate， University of Manitoba， 1990.

13 Bettina L.Knapp， Women in Myth，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7。

14 Joseph Campbell，Myth，Religion and Mother Righ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7，Introduction，p.XXV.

15 參看：C. Eller，The Myth of Matriarchal Prehistory，Boston：Beacon Press，2000.

16 Adam Kuper，The Invention of Primitive Societ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1988，pp.35-41.

17 參看：左喜真興英《女人政治考》，《左喜真興英全集》，東京，新泉社，1982年；林道義《尊與巫女的神話學》，東京，名著刊行會，1990年；以及吉田敦彥的《妖怪與美女的神話學》（1989）、《繩文土偶的神話學》（1986）和《日本人的女神信仰》（1995）等。

18 M.Gimbutas， The Goddesses and Gods of Old Europe:6500-3500B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

19 M.Gimbutas，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Goddesses，San Francisco: Haper & Row，1991.

20 M.Gimbutas， The Language of the Goddess， San Francisco: Haper & Row，1989.

21 M.Gimbutas， The Living Goddess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22 Lisa Tuttle， Encyclopedia of Feminism， New York: Facts On File Publications， 1986， p. 127.

23 Timothy Freke and Peter Gandy，Jesus And the Goddess，London: Thorsons，2001 .

24 Mary R.Lefkowitz， Women in Greek Myth， Bristol Classical Press，1995.

25 參看：西恩．史密斯：《〈哈利．波特〉背后的天才：J．K．羅琳傳》，宋潤鵑等譯，時代文藝出版社，2002 年，第46頁。

26 戴維．科爾伯特（David Colbert）：《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The Magical World of Harry Potter）， 麥秸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第95頁。

27 J．E．Cirlot，A Dictionary of Symbols，New York：Philosophical Library，1971，p．213．

28 戴維．科爾伯特：《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第147頁注1。

29 Steve Bruce，The New Age and Secularisation，Beyond New Age: Exploring Alternative Spirituality， p.229.

30 Pamela Russell， The Palaeolithic Mother-Goddess: Fact or Fiction? Reader in Gender Archaeology，ed. By Kelley Hays-Gilpin & David S.Whitley， Routledge， 1998，pp.261-268.

31 P.J.Ucko， The Anthropomophic Figurines， London: Andrew Szmidla，1968.

32 Pamela Russell， The Palaeolithic Mother-Goddess: Fact or Fiction? Reader in Gender Archaeology，p.265.

33 這方面的專著可參看Timothy Gantz， Early Greek Myth，vol.1，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3.

34 Clyde W. Ford， The Hero with a African Face: Mythic Wisdom of Traditional Africa， Bantam Books，1999， p.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