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清代的思想史、文學史、學術史上的大師基本上都是民間的，前期的大師往往都是明朝的遺民，不是實際上的貴族就是精神貴族，中后期的大師則多是末落貴族。這里的民間，不是社區概念，而是個文化概念，是指非官方、非主流的，從而有獨立性（創造性）的，對官方主流意識形態持批判立場的言述與創作，如婦孺皆知的《紅樓夢》、與《紅樓夢》差不多偉大但是不像《紅樓夢》那么享有盛名的《儒林外史》，后期的四大譴責小說、近代史上第一辦報的人，等等。盡管二分法有各種問題，但上述二分法是毫無問題的。因為滿族推行的文化在“民間”沒有與漢文化傳統切實地交融起來，文化是不以統治階級的意志為轉移的，文化有被權力宰制的一面，也有超越權力獨立發展的一面，可以宰制的變成了官方文化（理學、官學），超然的人文是可以而且自古以來就是在民間養育、薪盡火傳的——自古傳法，氣如懸絲：佛教的燈傳、白蓮教的點傳、儒學的真道統，都是以精神相傳，而非權勢的樹立或依附權勢的。

［關鍵詞］文化傳播；民間；民間文化

大師傳燈

首先是對后世影響深遠的明遺民的思想大師譜寫出來的批判精神，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既批判明末空談心性的學風，又抵抗滿清的文化宰制，以在野的身份痛切地大反思幾千年的弊病，黃宗羲痛斥君權（《明夷待訪錄》）、顧炎武細檢制度、王夫之反思了文史哲全部的觀念系統。由此生發出經世致用思潮，是他們的批判精神的自然果實，也是清廷最為痛心疾首志在必除的東西，也的確在康乾盛世、在乾嘉學風中湮沒，直到晚清才大放光芒——再次顯示了文化超越而終能經世致用的偉力。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王夫之的政治哲學、黃宗羲的學術思想、顏元的“實踐”哲學開創出清代許多新的學科和學派，成為清代文化的實際內容，邊疆輿地、科學技術、制度史學、辨偽學、即是乾嘉學派也使用著清初大師的范式，所以像侯外廬那樣的思想史家，徑直以“啟蒙思潮”為綱來寫清代思想史。

錢穆的《中國近一百年學術史》就是以“大師傳燈”的方式來寫的，梁啟超的《清代學術史概論》也是“按人頭”來寫，把經、史、子、集、語言、地理諸家諸派的傳承講得讓后學小子不敢贊一言，錢、梁的大著作即是學術史，也是清代文化傳播——揭示了學界薪盡火傳的鏈條、文化興衰的內在學理、學派形成發展的地緣背景。因為清代雖然高壓，所謂康乾盛世是想把全國變成高壓鍋的盛氣凌人之世，但是廣大的“民間”是他們望洋興嘆、鞭長莫及的。李二曲在關中、顏習齋受聘漳南及在河北故里辦學、張伯行在福建所至必修建書院學舍、沈國模說“陵谷變遷（改朝換代），惟學庶留人心不死”，與史孝咸主持姚江書院，以上都是堅持明代書院傳統、弘揚正學，不當科舉附庸的。

清廷先用加官進爵的辦法拉攏學官階層。清初沿用明朝舊制，除府學教授是從九品，別的教取無品，雍正十三年下令：各府學教授正七品、州學正縣教諭正八品、府州縣的訓導為從八品，以此作為改造學校的階級力量，官辦學校自然可以運用權力加以管制，官辦的書院也在雍正的指揮下，以摒去浮囂、杜絕流弊為“理由”，不再講學，而以應試為宗旨。但對民間的不來上鉤的學者、思想家的書院，清廷也沒有讓里甲或特務把他們殺了，把學校封了。

中期阮元在浙江創詁經精舍，在廣州立學海堂，黃體芳建南菁書院，俞越主講蘇州紫陽、上海求志、歸安經湖等書院，在杭州詁經精舍主講了三十多年，劉熙載主講龍門書院，朱一新任廣州廣雅書院山長，都是貫徹漢學宗旨的著名書院，不同于八股附庸的書院和講求性理的書院。王筠教蒙學有名于時，其《教童子法》頗合近代教育學。

清代對新增設的省份，如新疆、黑龍江等推廣農業和手工業成績顯著。清中期以后，組織向西北的移民，客觀上推進了邊地與內地的經濟文化的交流融合。清代在不斷增長的人口壓力的促動中，改進種植技術，添置更新、更多的農具、機械，發展排灌系統，引進優良品種，發展防治病蟲害技術，同時幾千年就有的擴大種植面積的辦法在規模上得到了登峰造極的發展，開荒造田、圍湖造田、圍海造田、劈山造田、開墾沼澤地、鹽堿地等等。但是此時西方近代科技蓬勃發展，清代則還在古代科技的范圍之內，與人家拉開了距離，而且拉開的距離以幾何級數的加速度造成越來越大的距離。各種中國特色的手工技術則進入黃金時期，如制瓷、紡織、印染等等。中國特色的醫藥學、地理學、水利學在官民之間交叉傳播，創新無多，但普及的幅面還是相當壯觀的。

民間文藝、繪畫、武術、烹調、養生等等，則是空前的繁榮，也是在官民之間的空間傳播、整合、發展。

輝煌的漢學

魯迅曾說過用幾百來的恥辱史換一點漢學成就夠可憐的。但從文化傳承角度看過去也越發不易。而且在高壓的氣氛中純學術的取向畢竟能保留下來一線純正的知識系統，血雨腥風都事過境遷之后，知識成果還巍然屹立，成為后世文化的依托，也是文化傳播可以孤立于世事風云之外的一個證據。在這個意義上，傳統具有超越現實、反抗歷史的作用。

所謂漢學是清代那批側重實證、考據的學人要刻意地超越宋明學風，回到漢代經師的治學規范上去，主張讀經須識字，先明音韻訓詁、版本、辨明真偽；讀史論史同樣先求信史，除了校勘考證史書外，還須從器物、金石刻詞上收集直接史料，由此形成了自成語境的考據學。就是為考據而考據的學者也是在恪守著一點文人的消極自由，一點擺脫意識形態化的努力。

清初漢學的創始人及其代表人物是顧炎武、閻若璩，乾嘉年間則分出地域性的學派：以戴震、江永、程瑤田為首的皖派，以惠士奇、惠棟、張惠言為代表的吳派，以焦循、王念孫、王引之為翹楚的揚州學派。他們之間的個人師承往往是交叉的，不像理學家、心學家那么講究門戶。他們注經解史的著作汗牛充棟，難以遍舉，是今人研究歷史的基礎知識。沒有漢學成就，人們還蒙在“偽史”或失之于諛的正史、失之于誣的野史中。繼承這一脈學統的是現代“古史辨派”，利用他們的研究成果的則是全人類——最讓人感動的是海外漢學家——知識是無國界的。

漢學中有小學一脈，張之洞《書目答問》立“小學”一門，列了69人，其中有與經學家相重復的，所謂小學，是文字、音韻之學，舊稱小學，本是經學的一部分。這一脈后來大昌盛，本世紀30年代北京大學開設了17門文字、音韻課程。清代的小學家，研究《說文解字》有四大家：桂馥、段玉裁、王筠、朱駿聲；研究《爾雅》的則屬郝懿行的《爾雅義疏》，研究音韻學則以《廣韻》、《集韻》等書為中心。還有在近世卓有影響的章黃學派。

由于宋元版刻的發達，傳世的圖書越來越多，明清兩代的目錄學也隨之日益發展，清代又大大勝過明代，前面介紹私人藏書時約略提及。清人黃虞稷的《千頃堂書目》成為《明史稿·藝文志》的底本。總數200卷的《四庫全書總目》則是目錄學頂峰了。阮元的《四庫未收書提要》則是考見清廷不收什么書的索引。版本學是考證版本源流、鑒定版本真偽的專門學問。依據時代有宋版、元版、明版等等，根據刊刻地域的不同，有浙本、蜀本、閩本等等，根據刻本的質量分為精刻本、寫刻本、百衲本等。據裝禎分則有經折裝本、蝴蝶裝本、包背裝本、線裝本等，根據文獻的收藏和使用價值又分為孤本、秘本、珍本、稿本、善本、批本等等。清代乾隆年間，于敏中等人奉敕編篡《天祿琳瑯書目》十卷，以經史子集為綱，按版本年代分類，分別詳記每書的刊刻年代、流傳收藏、印章題識等等。此書問世后影響甚大，成為目錄著作的范式。

今人研究漢學已成為專學，清人江藩的《漢學師承記》則是較早的漢學譜，康有為說該書故意寫不高明的漢學家以暗貶漢學。而方東樹的《漢學商兌》則勾勒了不同于《漢學師承

記》的學術線索，最簡要明暢的要數劉師培的《近儒學術系統論》，先舉清初之理學，后述雍、乾以降之經學及各地之學風，足見清代學術之大概，如勾勒漢學輸入浙江的過程，信實可觀。“民間文化”是清代成千上萬學人默默耕耘出來的，民間文化的頂峰自然還數“百科全書”的《紅樓夢》。

各民族的文化及以洋人為主角的中華文化的對外傳播

清入關之初，八旗軍旅不足十萬，他們強調“滿州根本”，又宣稱“滿漢一家”，不可阻擋的是基層的滿漢同化。八旗漢軍漸染滿俗，八旗滿州漸染漢俗，雜居共處，聯姻通婚，語言習俗漸趨一致。滿族出了一些文學家（如納蘭性德）、科學家、翻譯家等等。八旗官學是向滿人傳送漢文化的教育傳播的基礎設施。

清代的蒙古族分為八旗蒙古、內屬蒙古、外藩蒙古。其語言文字開始趨向統一。漢語小說譯成蒙文的約計100多種。在文獻古籍整理和歷史、地理學研究方面，涌現出一批有成績的學者。本族的文學也獲長足發展。著名史詩《格薩爾王傳》的木刻本于18世紀初在蒙古地區流傳。宗教文學很興盛。

過去，回族分散于全國各地，從清代開始逐漸向西北集中，云南是僅次于西北的回族聚居區，他們有長途運輸、經營商業的歷史傳統，他們卓越的才智與勤奮的干勁，使他們的聚居地大大開化進步起來。伊斯蘭教的學者注意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開辟了新篇章，“回民義學”培養了回族科舉出身的官員和文化人，回族文學也成績可觀。

藏族的宗教和史學在清代頗受重視，西藏各寺廟都發行了數量龐大的藏文《大藏經》，還有蒙文本和滿文本。《西藏歷史·春后之歌》一直為藏族史學界和國內外史學界所推崇。藏族的詩歌出現了萬紫千紅的局面，長篇小說也成熟了。

南方的彝族、白族、納西族、傣族、瑤族等民族，各自的文化均有可稱道的傳承發展，在相互交叉感染之“傳通”方面的實績更是一言難盡。

中國在商業上幾乎是不知不覺地逐漸納入了世界市場，茶和瓷器在歐洲日益受重視，中國文化也因傳教士和商人們回母國后的宣傳而擴大了影響。在思想、文化領域，法國的魁奈建議路易十五學習雍正皇帝，啟蒙思想家和重農派的經濟學家鼓吹中國的君主制，在西方掀起了一個世紀的中國文化熱，中國成了被外國人稱道的國度。但這時，中國接受西洋的新鮮玩意兒是問題的主要方面。把中國作為理想的國家型范的哲學家、思想家往往是從書本上了解中國，為“形擊”其本國的缺陷而“邏輯”地推導出來的“說法”，如世界級的大哲學家萊布尼茨（1646—1715）通過拉丁文本的《中國圖志》、《中國哲學家孔子》（《論語》《大學》《中庸》加注釋的合譯本）、以及與中國的閔明我的通信了解了中國，在1697年出版的《中國近況》中說：“中國人能夠竭盡所能的團結，以實現公共的安全和人類的秩序。”“如果理性是一付清涼的解毒劑，那么中國人就是最先獲得這付藥劑的民族。”他認為，為了對付四分五裂的德國和陷于道德淪喪的歐洲，最好的辦法是請中國人來教導自然神學的目的和實踐。——在社會、政治問題上天真的他，在哲學上溝通了中西兩大文明，主要是他的影響了后世哲學的單子論融合了老子、孔子的“道”，至于他提出的成為計算機理論基礎的二進制數學是否是從中國八卦思維中脫胎出來，尚有不同說法。 伏爾泰反駁有人對中國文化幾千年不變的指責，說“中國人勝過世界上所有民族的地方，正是它的法律、風俗、語言在四千多年中的承襲未變。中國幾乎發明了所有的技藝。”（《百科全書》“歷史”條）他把儒家學說視為高于基督教的自然神論、理性宗教，中國的君主制也比法國的君主制高明，號召歐洲人向先進的中國文化學習。

歐洲人寫的《中華帝國圖》、《中國新地圖》、《中國歷史概要》是當時歐洲流行的書籍，還有中國醫藥也為洋人重視，出現了洋人編寫的《官話簡易讀法》和字典《拉丁文中文字匯手冊》。所謂歐洲18世紀的中國風潮，從歐洲人喝中國茶開始，到追求華瓷、仿制中國款式的絲綢、庭院建筑、室內陳設，還有出門坐轎的時髦風尚，——這些后來演變成英華庭園和法式馬車。藥物、脈學、針灸也介紹到了歐洲國家。1656年傳教士編譯《本草》部分內容的《中華植物志》（拉丁文本）在維也納出版，1682年《中國醫法舉例》在德國出版，1683年《應用中國灸術治療痛風》在漢堡出版，之后，針灸術傳到了德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瑞典等，19世紀初，法國的大醫院開設針灸專科了。

馬若瑟在廣州翻譯的《趙氏孤兒》1734年初刊于《法蘭西時報》，1735年全文收錄于《中華帝國志》第三卷，1736年有了英譯本，1747年有了德譯本，感動了狂飚運動的領袖歌德，歌德對中國文化著迷，在《感傷主義的勝利》一劇中滲透了中國哲學、建筑、美學的情調，他對中國文學的評價極大地影響了歐洲人對于中國的認識。伏爾泰改編《趙氏孤兒》為成吉思汗被道義折服的五幕劇，用來宣揚孔子的學說，該劇翻譯成俄文后，開拓了俄國作家對中國文化的傾心追慕，其中著名的“故事”不可勝計矣。

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標志著兩國建立正常的外交和貿易關系，康熙允許在中國的俄羅斯人信奉其東正教，為其在東直門建“北館，俗稱“羅剎廟”，俄國向北京派駐傳道團，到1860年改成公使館，俄國駐北京的傳道團換班13次，155人。這些人將《四書》、《三字經》、《滿州八旗通志》等譯成俄文。也有為侵華而專門收集各種資料的文化特務。在俄國創建出中國學派，比英國人翟理斯更早寫出《中國文學史》的是瓦西里·瓦西里耶夫，他也是許多俄國漢學家的老師。俄國作家最早訪華的是《奧勃洛摩夫》的作者岡察洛夫，普希金想隨傳道團來未果。托爾斯泰的“不以暴力抗惡”的理論有老子的思想的因素。1845年兩國交換圖書時，普希金、果戈理的書被收藏在北京理藩院中，無人閱讀，年久散失。中國的《紅樓夢》被傳道團的學員當成珍寶帶回了俄國，即現在所說的“列寧格勒本”。

到日本的人數是空前的，明末避難、經商的人在長崎先后建了“唐三寺”，成為傳遞文化、雙方人士聯絡的場所，不僅促進了日本禪宗的振興，也對日本的知識界大有影響，尤其在建筑、美術方面的影響，既深且大。加入日本籍的中國人及其后裔對日本的醫術、書法、語言文學有持續性的貢獻。《北山醫案》、《北山醫話》成為中醫的新名著。本草學則獲得了長足發展。長崎自江戶時代就一直是學習漢語的中心，并形成了主張漢語直讀、反對和訓倒讀的長崎派。由于華人移民的各方面的影響，使得明清小說如《水滸》、《剪燈新話》、《剪燈余話》、《紅樓》、《金瓶梅》成為日本人的流行讀物，并形成了日本文學界取材于中國小說的“假名草子”派，其代表性的小說就是取材于《剪燈新話》的《御伽婢子》。

明清的通俗小說對朝鮮小說的產生有直接影響，無論是題材上還是寫法上都是在模仿中國小說，如《洪允成傳》之于《金瓶梅》、《玉樓夢》之于《紅樓夢》都是明顯的步趨仿效。朝鮮的漢城與越南的河內和順化、日本的奈良和京都一樣都是在“復制”中國的北京。

隨著馬尼拉帆船貿易的興旺，中國的瓷器、各種扇子、壁紙和硬木家具成了美洲上流社會的日用擺設，營造中國情調成為時髦。中國的轎子和馬車、紙牌、風箏、鞭炮、禮花在18世紀進入了美洲各大城市。中國“茶文化”通過美國商船直接進入了美國的上流社會，被中國人友好地稱為“花旗夷人”的美國人在鴉片戰爭之前對中華文明由衷地贊佩，他們認為：“如果我們有幸引進中國的工藝、技藝、進步的管理以及土特產，美國終會有朝一日成為中國那樣人丁興旺的國家”（《美國哲學學會會刊》第一卷，1771年）。

可惜乾隆爺在位第二十七年，實施了“閉關”政策，中國開始與世界“隔絕”，沒有了沖突，就難有新質的大文化的傳播，不但科技而且政治、經濟、軍事均以加速度開始落后于西方，清廷的本意是想用隔離來保全祖傳老例，尤其是其中的道德文化，卻偏偏再也保不住了。關起門來家天下的經驗和“智慧”，以為割斷交流傳播，就可以井水不犯河水了。他們哪知道也不想知道，傳播交流業已正在使世界一體化，洋人們文戲不靈，就來武戲了。推行奴化的清廷遂陷入皇帝權杖突然失效、在洋人面前茫然無措的境地。偉大的中華文明進入了前所未有的苦難期，到處傳播的是失敗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