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鶚與朱彝尊“清空”詞風之差異及文化探源
周瀟
論文關鍵詞:朱彝尊;厲鶚;浙派詞;清詞 論文摘要:“清空”被清代浙派詞家標為藝術至境,對“清空”藝術的追求,在不同作家手中呈現為不同的風貌。中期的宗主和巨匠厲鶚在審美趣味上偏好“孤淡”,取境蕭疏,意象冷寂,用字寒瘦,形成清幽冷峭的特色;浙派早期領袖朱彝尊則趨向“傅采”,形成深情綿緲的風格。這是由于二人在性情品操、生平經歷、愛情生活、文化底蘊等方面的差異造成的。從浙派“雅正”、“清空”的論詞標準看,樊榭詞才是其真正代表。
清代詞學復盛,可謂并峙兩宋,歷時最久、影響最大的流派當屬浙西詞派。它歷經康、雍、乾、嘉四朝,綿延一百五十余年,“二百年來,不為籠絆者,蓋亦僅矣。”[1]序從其創作實際看,大體經歷了前、中、晚三個時期,即蔣敦復《芬陀利室詞話》所謂:“竹垞(朱彝尊)開其端,樊榭(厲鶚)振其緒,頻伽(郭麟)暢其風。”[2]3636 浙西開派始自清初朱彝尊為首的浙西六家,以康熙十八年為標志,其時詞壇繁茂、百家騰踴,朱氏標舉準繩,起衰振弊,聲名赫熠,領袖風雅。至厲鶚時,詞壇已由極盛轉趨衰落,而浙派則宗風大暢,進入了全盛時期。吳錫麒《詹石琴詞序》云:“吾杭言詞者,莫不以樊榭為大宗。蓋其幽深窈渺之思,潔靜精微之旨,遠緒相引,虛籟相生,秀水(朱彝尊)以來,其風斯暢。”[3]卷8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則曰:“雍正、乾隆間,詞學奉樊榭為赤幟,家白石而戶梅溪矣。”[2]3458一個有開創之功,一個有復盛之力,二人于浙派同樣功不可沒。 在詞論上,浙派詞人一向主張以“清空”的藝術形式,寫“雅正”的內容與情趣,“清空”是浙派樹起的另一面大纛。 在詞學淵源上,“清空”之說源出南宋張炎。他在《詞源》卷下《清空》和《意趣》條目之下,對舉清空與質實的不同,推崇姜夔,褒貶分明,所樹立、推尊的風格標準極其明確,即立意清朗超妙,章法流轉疏宕,具空澹深遠之致。姜夔乃清空派之祖。后人常論詞于豪放、婉約之外,尚有清空一派,是因白石詞風高妙超逸,寄托遙深,清勁雋絕,既有豪放派之高曠,又兼婉約派之深婉,顯示出清簡、雋永、秀潔的中和之美,自有一家風味,再有張炎推波助瀾,一力標舉,遂成一派。后人如蓮僧題江賓谷《山中白云詞疏證》論曰:“晚派鄱陽策異勛,‘清空’、‘騷雅’兩平分。趙家天破無完壘,日暮傷心作殿軍。”[4]附錄的確如詩中所言,南宋清空一派自張炎便作結了。 此后,追隨張炎之說的便是清初的浙西詞派了。從朱彝尊、汪森對姜、張的推尊及他們的詞作來看,所謂“清”,是指格調純正、立意雅潔,語言秀麗、形象鮮明,即使寫兒女風情,也不流于愛欲和艷俗。與此相連的是“空”,即結構疏朗,筆法幽淡,避免繁復密麗,即《詞源》論“清空”所謂“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2]259,要留有一定的審美空間。如劉熙載《詞概》云:“空中蕩漾最是詞家妙訣。”[2]3699其實,“清空”應有兩層含義:一是指詞的藝術表現形式和技巧;一則指作品所呈現的風格、境界。即作者面對或空涵曠遠或幽秀雅潔的景象或事物,運用清新凈麗、疏淡流轉之筆所創造出來的幽遠高潔、意蘊無盡的藝術境界。 朱、汪等人雖偏嗜“清空”,卻未有明確的主張,唯從其推尊的詞人得知,至中期領袖厲鶚,則明確提出了以“清”為美的審美要求。就他而言,“清”乃是一種植根于精神追求、行為標式的審美意識,是其人格與審美的雙重追求:“未有不至于清而可以言詩者,亦未有不本乎性情而可以言清者。”(《雙清閣詩集序》)[5]卷3他認為出筆之清在于情懷之清,詞人的審美理想和趣味源于其獨特的精神個性。吳調公先生亦云:“清空的作品,其境界必有高度,……清空的思想基礎,首先應該是具有高超、灑脫的情趣。”[6]372厲鶚一生仕途蹭蹬,寄情山水,品行狷潔孤峭,襟懷淡泊超然,決定了他所追求的是一種迥出流俗、高潔幽遠的藝術境界,“清”成為他心中向之往之、求之索之的藝事標的。 厲鶚的“清空”以清、婉、淡、幽為其審美特征。這是他在評詞中屢屢道及的,或“清婉深秀”(《紅蘭閣詞序》),或“清麗閑婉”,或“深窈空涼”(《陸南香白蕉詞序》),或“婉約深秀”,或“紆徐幽邃惝恍綿麗”(《吳尺鳧玲瓏簾詞序》),或“清修嗜古,翛然塵埃之表”,以及“遠而文,淡而秀,纏綿而不失其正”(《群雅詞集序》)等等[5]卷4。 從厲鶚的詞論厲鶚無專門論詞專著,其詞學主張見于詩集卷七的十二首《論詞絕句》及文集卷四的五篇詞序中。可見,“清”主要指色彩清,趣味清。用語幽淡,色調無華,如水墨畫般,謝卻金碧,凈洗鉛黃,汰盡脂粉,前人所謂“鉛華弗御”,所謂“豪華落盡見真淳”,也即他的“凈洗花香”(《論詞絕句》之七)、“淡處翻濃”(《論詞絕句》之十一)之意。更重要的是,“清”必須植根于作者的高潔品操,在審美趣味上才能力避軟媚,雅致脫俗,情調高遠深邃。“空”則指筆法靈動,結構疏宕。疏則空,曠遠則空,幽邃則空,密則滯澀,缺乏靈動。這就應避免紆徐繁復、極盡雕鏤的寫法,不是麗景濃情,層層渲染,處處鋪墊,而是采取以實為虛、流轉自然的筆法,選擇清朗的景象事物,取其神理,寫來不著色相,官止而神行,超越有限的藝術空間,創造一種空澹深遠的藝術境界。 較之前輩,厲鶚對“清空”藝術的追求無疑更自覺和純正。然而同一種審美追求,由于作家個性氣質、精神品格、審美情趣、文化底蘊等諸多因素的差異,會表現出不同的藝術風貌。推尊姜、張為代表的“清空”詞風,乃浙派的共同宗旨,作為前期和中期的兩位領袖人物,朱彝尊和厲鶚對姜、張都“心慕”之,但“手追”卻不相同。厲鶚自稱“心折小長蘆釣師”(《論詞絕句》之十),卻又認為浙西六家中惟沈岸登獨得姜夔真傳,因此,他對朱彝尊并非完全傾心。 實際上,樊榭詞與竹垞詞雖比轡并駕但路途不一,前人對此多有述及: 大抵樊榭之詞,專學姜、張,竹垞則兼收眾體也。——郭麟《靈芬館詞話》卷一[2]1509 竹垞有名士氣,淵雅深隱,字句密致。……樊榭有幽人氣,惟冷故峭,由生得新。——吳衡照《蓮子居詞話》卷三[2]2459 樊榭詞“其往復自道,不及竹垞;清微幽渺,間或過之。——郭麟《夢綠庵詞序》[7]卷2 據此可見二家詞風之諸多不同。厲鶚曾自道:“余嘗謂漁洋(王士禛)、長水(朱彝尊)過于傅采,朝華容有時謝。”(《宛雅序》)[5]卷2“傅采”本為繪畫術語,即著色。人謂“朱貪多,王愛好”,兩家都追求詩歌語言的藻麗,厲鶚“獨矯之以孤淡”(杭世駿《詞科掌錄》)[5]附錄,另辟蹊徑。 在審美取向上,厲鶚偏好“幽冷”“孤淡”,最喜愛的情趣則是孤獨、清幽、冷僻、閑適,故其“清”近幽,其“清”主淡,其“清”尚冷,這是時賢及后學的共識: “幽雋清綺,分席姜、王。”——王煜《樊榭山房詞鈔序》[5]卷首 “淡而彌永,清而不膚。”——趙信《樊榭山房集外詞題辭》[5]卷首 “生香異色,無半點煙火氣。”——徐逢吉《樊榭山房集外詞題辭》[5]卷首 “以清和為聲響,以恬淡為神味,”——汪沆《樊榭山房文集序》[5]卷首 “窈曲幽深,自是高境。”——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四[2]3847 “幽香冷艷,如萬花谷中,雜以芳蘭,……超然獨絕。”——同上 比較一下二人的兩首情詞,就會一目了然: 日長院宇。針繡慵拈,況倚欄無緒。翡帷翠幄,看盡展,忘卻東風簾戶。芳魂搖漾,漸聽不分明鶯語。逗紅蕉葉底微涼,幾點綠天疏雨。畫屏遮遍遙山,知一縷巫云,吹墮何處。愁春未醒,定化作,鳳子尋香留住。相思人并,料此際、驚回最苦。亟丁寧池上楊花,莫便枕邊飛去。——朱彝尊《瑤花?午夢》 春淺初勻細黛,寒輕不上仙肌。玉梅花下見來遲,夜月深屏無睡。心倚紅版能說,情除青鏡難知。試香天氣惜香時,人靜街痕如水。——厲鶚《西江月》 朱詞寫得體貼入微,纏綿深情,又顏色鮮艷,細致秀媚,讀來溫情脈脈。厲詞用筆色淡味簡,且以“夜月”、“人靜”為背景,孤寂清冷之感非竹垞所有。當然,樊榭亦有纏綿之作,但通觀后便會發現,較之竹垞之熱烈深情、風情萬種,厲鶚之作顯然孤淡得多。且不論竹垞詞中詠美人腳、肩、背、腸、乳之類卑俗之作,其他詞中亦時露浮艷之語,不能“凈洗花香”,“傅采”之說不為妄語。 再如朱彝尊的《木蘭花慢?上元》:“今年風月好,正雪霽、鳳城時。把魚鑰都開,鈿車溢巷,火樹交枝。參差。鬧蛾歌后,聽笛家、齊和落梅詞。翠幌低懸(流蘇),紅樓不閉葳蕤。蛾眉。簾卷再休垂。眾里被人窺。乍含羞一響,眼波又擲,鬟影相隨。腰肢。風前轉側,卻憑肩、回睇似沉思。料是金釵溜也,不知兜上鞋兒。”這是《江湖載酒集》中的一闕,與樊榭詞之差異,判然而別。從時令看,是春光明媚的上元節,人聲鼎沸、熱鬧異常,摩肩擦踵,熙熙攘攘;從取材看,有鈿車、火樹、紅樓、金釵、歌女、翠幌,燈紅酒綠,色彩紛呈。主人公更是一妙齡女郎,含羞帶笑,妍態可人。雖寫得不太露,但背景風物較“密”,絕非厲詞之清冷幽峭。 總之,從造境取景看,竹垞喜歡寫庭院、粉墻、深閨、斗帳、小閣、軒窗,此外還多以舟中、灣頭、蘭橈、板橋、流水、春陽、微風、細草之類較密的背景作為襯托,較厲鶚之疏曠少了一點孤寂的氣息。用字亦溫芊和暖,如春日淡淡的日暉,較樊榭顯然軟玉溫香得多。曹爾堪序其《江湖載酒集》稱“芊綿溫麗,為周、柳擅場”,郭麟《靈芬館詞話》更謂其長調“中有藻華艷耀之奇”[2]1508。可見二人風格明顯不同。 但“風格并不僅僅是機械的技法,與風格藝術有關的語言形式大多必須被內容和意義所決定。”[8]13竹垞詞最具特色的是情詞,而樊榭詞最能代表其風格的則是流連湖山之作,這也決定了其寫法上的差異。情之深婉纏綿與景之疏朗開闊,各有其趣,故不應論其風格的高下優劣。竹垞寫情之作,以《靜志居琴趣》為代表,既深情真摯,哀感頑艷,又因所寫乃與其妻妹之婚外戀情,為世俗禮法不容,以“清空”筆法出之,便表現為一種“綿緲”的朦朧境界,麗而不艷,虛而不空,輕盈流轉,繾綣溫存,被陳廷焯稱為:“艷詞有此……真古今絕構也。”(《白雨齋詞話》)[2]3835以比喻論之,竹垞詞如麗人憑窗,閑院日長,婉轉自嘆,而樊榭詞則如老僧枯坐,林壑深泉,不聞人煙。之所以造成這種差異,源于二人在性情品操、生平經歷、愛情生活、文化底蘊等方面的諸多不同。 1. 從性情品操、個性氣質看。“竹垞有名士氣,淵雅深隱”;“樊榭有幽人氣,惟冷故峭”(吳衡照《蓮子居詞話》)[2]2459。 竹垞出身名門,曾祖朱國祚為明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家族仕途的榮耀及與當世名流的廣泛交往,給少年朱彝尊以深刻的影響,賦予他不甘凡俗寂寞、積極進取的精神。他要有名于世,也永遠不會忘懷時政,青年時代即懷有宏大抱負,在《漫感》詩中表達了不甘長居蓬門、碌碌無為,而希圖為人主所知、建功立業之心,并且以一介書生,勇敢地付諸行動,參加了東南沿海的抗清活動。雖然日后對此事諱莫如深,但從這一時期的作品中,還可以窺見蛛絲馬跡。就是這顆汲汲不安的心,后來終于驅使他于康熙十八年應試博學鴻辭科,以折節的不光彩代價,走上了事清的宦途,被時賢譏為“未嫁堂前已目成”(《賦寄富平李子》)[9]卷11,成了“一隊夷齊下首陽”的變節之徒了。 厲鶚則出身寒微,溫飽之外,醉心山光水色之趣、詩酒友朋之樂,又生當相對清明的太平盛世,較之竹垞的建功立業之心,他僅有一顆醉心藝術的文心。他不是積極入世,而是退避于自己的精神世界之中。他枯槁瘦弱的外在形象是缺乏生命活力與能量的,但他豐盈的精神與文心則煥發出一種更高境界的藝術生命力。縱觀其作,流蕩出宗教般的超欲望氣息。只有狷介絕俗之人,才能寫出清邃出塵之作,由此便不難理解其“孤淡”的審美風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