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清代鎮江府金壇于家，在明代后期，因復雜的政局變動和東林黨人講學運動，走入江南文化望族之列。在清代，于家族人有數十人進士及第，于振、于敏中兄弟分別是雍正、乾隆朝的狀元，科舉上的隆顯進一步奠定了家族文化繁盛的根基。清代的于家人還在編修諸書等國家文化工作上作出了巨大貢獻，尤其于敏中以狀元儒臣入相，并且兼任四庫館的總裁，在《四庫全書》的編修上用力頗深。

［關鍵詞］ 金壇；于敏中；《四庫全書》 金壇于敏中氏族在清代是有不可忽略的文化貢獻的，尤其是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而且當時于家人積極參與的工作，即使在今天仍有重要的文化意義。他們的文化貢獻，主要體現在參與編修多部欽定的文化典籍方面。為了更全面地看待這一問題，我們先要看一下有清一代，尤其清代前中期的文化政策，結合于家族人的文化活動加以概說。 清代統治者為了鞏固對全國的統治，重拾溫柔敦厚的儒文化，重視經學的導向，使漢學在有清一代達到歷史鼎盛。為了延籠漢族士人，滿清統治者入關不久就重開科舉，并且經常在進士科外另開別科以征能者，如康熙十八年（1679）開博學鴻詞科，錄取陳維崧、朱彝尊、汪琬、施閏章等名士；乾隆元年（1736）的博學鴻詞科，一等取劉綸、潘安禮、諸錦、于振、杭世駿五人，二等取十人，次年補試又續取四人。乾隆還開經學科、陽城馬周科等。當然籠絡同打擊是一體兩面的，懲于明亡的史鑒，清代統治者幾次下令禁止文人結社立盟，而且嚴格的文網，將知識分子的思想命運同統治者的文化策略緊緊拴在一起。重視教育，官修、私修書院一時數量激增，于家先人于湛所創的鄖山書院在清代成為官學。清代皇帝對漢人詩文書畫亦喜愛非常?？滴?、乾隆的書法皆有可觀之處。清代皇帝對書法的鐘愛甚至影響到狀元的定抉，如康熙三十年辛未科（1691），殿試之后，張玉書等初擬名次，戴有祺列一甲第四名，而康熙因欣賞其書法欽擢為狀元。所以清代的狀元們能書者甚多。于振、于敏中兄弟掄大魁，除了學養深厚、才氣橫溢外，書法出色也是制勝的一個原因。帝王本人的詩文也有可觀之處，乾隆更是有多部詩文集傳世。為了顯示稽古右文的文化方針，滿清幾代帝王在在位之年，不惜人力、物力、財力，編纂大部頭的叢書、類書甚至圖書集成。在康熙、乾隆兩朝，這一點尤其突出。圖書的收集、整理、編纂、禁毀，這四方面是一體的，清代統治者有“寓禁于編”的策略，編書、搜書是方式，禁毀書則是目的，每一起文字獄的發生，每一部典籍的編纂都伴隨著大量的禁毀書目的出現。于湛孫于孔兼輯錄的《萬歷疏抄》也在乾隆年間被列入軍機處奏準全毀書目［1］。雖然銷毀的書是《四庫全書》的幾倍之多，但集中央財力編纂的典籍也更好的保留了古代文化遺產，清代欽定所編纂的典籍內容涉及政治、典章、方略、儒教、歷史、文學、醫學等等各個領域，這些圖書的為后世留下珍貴的古典文化資料。 而于家在清代的文化貢獻，尤其體現在參與編修這些典籍方面。有多人直接參與編修工作，還有多人被選入相應的書館中效力。大致情況如下： 于朋舉，曾入國史館。 于樹范，號舫齋，敏中生父。與弟于枋應試六郡才俊試，被欽取一等，召入內廷供奉，充武英殿纂修，參與編修《康熙字典》、《佩文韻府》、《子史精華》等書。 于振，雍正年間參與《子史英華》的編修。 于辰，雍正朝任翰林院庶吉士，散館編修，入皇清文穎館參與纂修，參與《八旗志書》的纂修。 于鼎，校勘《永樂大典》纂修兼分校官。 于易簡，字華平，敏中弟，禮器管謄錄。 于世寧，字普望，以庠生在明史館效力。 于世第，字雋夫，四庫館。 于長庚，字郎西，敏中孫，國史館謄錄。 在參與編修典籍方面，做出最大貢獻的當數于敏中。他在乾隆一朝隆顯多年，作為以狀元身份走上首輔之位的讀書人，對當時的文化政策的風向和執行有一定影響，他兼任多個書館的正副總裁之職，如方略館、國史館、四庫館、三通館等；并直接參與編修多部典籍，如：乾隆七年（1742）《欽定臨清紀略》，乾隆十二年（1747）《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乾隆十五年（1750）《錢錄》，乾隆二十七年（1762）《欽定皇輿西域圖志》，乾隆三十四年（1769）《國朝宮史》，乾隆三十九年（1774）與許寶善等增訂康熙時朱彝尊所著《日下舊聞》為《日下舊聞考》，乾隆四十年（1775）《欽定天祿琳瑯書目》，乾隆四十一年（1776）《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乾隆四十二年（1777）《欽定滿洲淵流考》，乾隆四十三年（1778）《欽定西清硯譜》等等。當然敏中最重要的文化貢獻，是他大力促成并主持《四庫全書》的編纂。 統治者為了炫耀自己的文治武功，都傾向于編一部集大成的圖書，康熙時就有《古今圖書集成》，而乾隆務求處處超越乃祖，在“右文之治”方面自然也不想遜色，但直到其在位三十七年仍沒有進行這樣的工作。據不完全統計，在《四庫全書》開館纂修之前，乾隆敕令編纂的書有：《八旗氏族通譜》、《三禮義疏》、《御制日知薈要》、《四書文》、《歷象考成后編》、《唐宋文醇》、《明史綱目》、《醫宗金鑒》、《協計辨方書》、《大清律例》、《世宗憲皇帝圣訓》、《國朝宮史》、《授時通考》、《秘殿珠林》、《石渠實笈》、《詞林典故》、《律呂正義后編》、《皇清文穎》、《續文獻通考》、《皇朝文獻通考》、《大清會典》、《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周官義疏》、《儀禮義疏》、《禮記義疏》、《平定金川方略》、《經史講義》、《西清古鑑》、《同文韻統》、《葉韻匯輯》、《唐宋詩醇》、《錢錄》、《皇清職貢圖》、《周易述義》、《詩義折中》、《大清通禮》、《春秋直解》、《大清會典》、《大清會典則例》、《皇清禮器圖式》、《大清一統志》、《續通志》、《續通典》、增纂《續通考》、《皇朝通志》、《皇朝通典》、《清文鑒》、《平定準葛爾方略》等等，編修的范圍已廣，滿族文化典籍、歷史典要、醫學、天文、國家方略、儒家經典、詩文選集、圣訓、御制詩文集等等，唯一欠缺的是一沒有一部集大成的叢書。 如果說乾隆盛世修書的夙愿是《四庫全書》編纂的一個主觀原因，那么還有一個客觀契機，就是政府的搜集征購圖書的行為。乾隆曾多次下令全國范圍內搜集征購圖書，比較重要的兩次分別是乾隆六年（1741）和乾隆三十七年（1772）。前一次主要是為了充實皇家藏書而搜集元明清儒學著作，諭曰：“從古右文之治，務訪遺編。目今內府藏書已稱大備，但近世以來，著作日繁。如元、明諸賢以及國朝儒學研究六經闡明性理，潛心正學，醇粹無疵者，當不乏人，雖業在名山，而未登天府。著直省督撫學政留心采訪，不拘刻本抄本，隨時進貢，以廣石渠天祿之儲”［2］。后一次搜書的范圍要求更細致：“其歷代流傳舊書，內有闡明性學治法，關系世道人心者，自當首先購覓。至若發揮傳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俾實用者，亦應備為甄擇。又如歷代名人泊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詩文專集，及近時沉潛經史，原本風雅。如顧棟高、陳祖范、任啟運、沈德潛輩，亦各著成編，并非剿說卮言可比，均應概行查明”［3］。雖然如此諭示，但各省督撫并不把此事當成要務來辦理，所以成效并不大。但乾隆三十七年的搜書卻成了以后編修《四庫全書》的重要契機。在搜書令下達以后，對搜書事情很是上心的安徽學政朱筠提出四點建議：其一，“舊本抄本，尤當急搜也”；其二，“中秘書籍，當標舉現有者以補其余也”；其三，“著錄校讎，當并重也”；其四，“金石之刻、圖譜之學，在所必錄也”。后經軍機大臣的爭論，在朱筠意見的基礎上擬定了搜書的實行辦法，即照原諭旨搜尋抄本；搜集圖譜金石刻碑；整理《永樂大典》；著錄校讎，要“依經史子集四部名目，分類匯列，另編目錄一書，具載部分卷數、撰人姓名”［4］。而第四點辦法，其實行的最終成果就是后來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于是乾隆下令，將翰林院衙門內西部房屋劃為整理《永樂大典》的專用之所，責成翰林官負責纂輯，整理工作正式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