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編纂作為新世紀的一項巨大學術文化工程，在以著名清史專家戴逸先生為編委會主任的主持下，已于2003年正式啟動。這件事為海內外所矚目，筆者在清史編纂委員會中參與部分具體工作，工作中也曾常常思考編纂清史的重大意義，清史應如何編纂，以及它與中華傳統文化的關系。本文擬就這些問題，特別是《清史》纂修與中華傳統文化的關系談點淺見。

一 新修《清史》是中國歷代修史傳統的繼續

如所周知，在全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唯有中華五千年的文明史始終綿延不斷，其結晶就是人所共知的二十四史。史書作為中華文明的載體，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有數千年的修史傳統。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要構成部分的儒家文化的創始人孔子，在春秋時期一個“禮崩樂壞”的背景下，深感“世道衰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1]。由此，孔子不僅成為儒家學派的創始人，而且也開創了纂修史書的先河。

孔子之后，綿延幾千年的中國封建社會，無論是鼎盛之世，還是衰弱年代，亦或易代之際，國家（或私人）修史連綿不絕，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濃厚的歷史文化意識。

一般說來，鼎盛之世和易代之世修史主要是封建朝廷主持的，私人修史則起輔助作用；衰弱之世修史大多為私人修史。但不管以哪種形式修史，第一，都表明史籍在封建社會意識形態領域中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例如，封建史學家幾乎無一例外地強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下有序”的“順禮”等級秩序，就是在思想上為統治階級的統治制造理論根據。第二，都表明史籍所反映出來的歷史文明傳統，在任何時期（包括分裂割據時期），都是連接人們思想的紐帶。例如，“大一統”的思想，在封建統治階級和一般社會下層群眾都深深地扎了根，成為他們維護國家統一、反對分裂割據的理論基礎。

具體而言，盛世修史和易代修史，其旨大抵出于以下幾個原因：第一，通過修史來表明本朝的正統地位。西漢史學家班彪、班超父子在修史中以五德終始說為依據，反復申言“劉氏承堯之祚”、“漢紹堯運，以建帝業”[2]。元修《宋史》、明修《元史》、清修《明史》都有這種情況。第二，宣揚帝王的圣功明德。這在清朝表現得最為突出，不要說《清史稿》、歷朝實錄，就連種類繁多的方略、紀略、會典、“三通”和“續三通”，無一不是歌頌清代帝王的圣功明德。第三，總結前朝或歷代封建統治的歷史經驗，為本朝統治者鞏固封建統治而出謀劃策。這在人們所熟知的《貞觀政要》和許多史籍中表現得非常明顯。而亂世修史更多地表現為史家具有憂患意識，積極探求歷史治亂興衰之道的色彩。例如，人們所熟知的生活在天崩地裂的明清之際大史學家黃宗羲發出的“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3]就是明證。

自清朝滅亡至今，已近百年，但一直沒有一部科學的、被列為正史的《清史》（《清史稿》雖被列為“二十六史”，但一直未被列為正史），全面系統反映有清一代的歷史及其發展軌跡。為此，海峽兩岸有關方面，一直很關注新型清史的纂修。

早在20世紀40年代，有一次毛澤東給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提出一個問題：滿族是東北一個小民族，怎么就把中國都統治了，并且統治了二百多年，其中道理何在？他說他很想研究清史，可是現在沒有時間。[4]那時，相當一批政治家、思想家、學者和一些有識之士，都在思考：清朝是怎么建立的，為什么會滅亡；清朝統治中國幾百年，統治這么大面積、這么多民族，它是怎么興起的，其滅亡的經驗教訓是什么。

1949年后，董必武建議編寫《清史》。1959年，周恩來委托吳晗考慮編纂清史的規劃。從此，直至1966年，編纂清史始終是吳晗心中首要思考的問題。首先，他大力贊成和支持國家編纂清史。吳晗說：“每一個國家、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特征。我們偉大的祖國也同樣有許多自己的特征。特征之一是從有文字記載以來，私人和國家編修的國家歷史，一直沿續下來，從來沒有中斷過。”“總結前朝的經驗，以國家的名義，頒布或刊印前朝的斷代史。這個好辦法……一直被保存下來，是我們國家的好傳統，也是歷史特征之一。”吳晗對編寫清史的困難有清醒的認識，并提出了許多具體可行的解決辦法。[5]第二，吳晗還有一個較宏大的設想，擬設立清史館，先從培養清史研究人才和大規模征集整理清史史料開始。第三，他在學界積極爭取專家學者的支持。他先后與著名明清史專家鄭天挺、著名近代史專家戴逸等人多次談過設想并征求意見。鄭天挺先生就清史編纂的體裁、篇目的具體安排和編纂要求都向吳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鄭天挺提出，編纂清史要：“（1）擺事實，講道理。（2）從政治、經濟的總和，闡明當時的具體情況，指出社會的基本矛盾，進行具體的階級分析。（3）宣揚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國內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統治民族與被統治民族，一律平等待遇。尊重鄰近國家的自尊心。”[6]

1965年秋，周恩來和有關部門決定設立清史編纂委員會，作為編纂清史的領導機構，委員由七人組成：郭影秋（時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關山復（時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尹達、劉大年、劉導生、佟冬、戴逸。

郭影秋于1963年調到中國人民大學工作后，為編纂清史嘔心瀝血，付出了許多艱辛。第一，積極組建清史研究機構。1965年底，郭影秋授意戴逸草擬成立清史研究所的規劃，意將清史研究所作為編纂大型清史的執行機構。1972年，他領導成立了清史研究小組，該小組是此后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的前身。1978年，中國人民大學在該小組的基礎上，正式建立了清史研究所。郭影秋領導了所內重點科研項目《清史編年》的編寫，為編纂清史做出了重要貢獻。第二，強調纂修清史的意義，指導和確立清史研究項目。郭影秋把清史所的長遠目標定為編纂大型清史，為了摸清楚有清一代268年的歷史過程，建議先寫一個簡本，這個簡本可以看作是大型清史的研究提綱。80年代，戴逸主編的簡明清史，以及集體編寫的多卷本《清史編年》，就是按郭影秋的指示，經過深入研究后推出的研究成果。第三，關心愛護清史研究工作者，為編纂清史組織隊伍，積蓄力量。由上所述，正如戴逸所說：“郭影秋同志始終堅持搞清史，他對清史編纂功不可沒。”[7]

70年代末，編纂清史的呼聲又在學界響起。1978年11月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等單位起草了《清史編纂規劃（草案）》。《草案》的內容包括七個方面：一、清史研究的重要性和現狀；二、任務和方針；三、體例與篇幅；四、機構；五、研究人員的培養；六、預備時期規劃要點；七、編纂時期規劃設想。還有四個附件：一、關于成立清史資料編纂委員會、出版清史資料的建議；二、關于為配合清史修撰而加強清代檔案整理工作的建議；三、編輯清史圖錄的建議；四、清史（1840年以前）研究擬題。《草案》在闡述清史研究的重要意義時說：“深入研究清朝的歷史，對我們分析和批判現實生活中封建主義殘余的歷史根源以加速我國四個現代化的進程，對于了解近幾個世紀的中外關系以促進我國今后外交事務的發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草案》指出了清史編纂的重要意義：“全國史學工作者面臨的一項迫切任務，就是……編寫一部內容豐富、具有較高科學水平的清史，大力促進歷史科學的繁榮和發展，以迎接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新高潮。”《草案》還表示：“我們必須樹雄心、立壯志，在我們這一代完成清史編寫任務，不能把這個任務留給子孫后代。”[8]

《清史編纂規劃（草案）》制訂以后，引起了學界日益廣泛的重視。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和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主辦的《清史研究通訊》1982年第2期開辟了“關于清史編纂體例的討論”專欄，著名明清史家商鴻逵、王鍾翰教授對編纂清史都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建議。

80年代初，又有人寫信給鄧小平，建議國家纂修清史，鄧小平對此十分重視，立即將這封信批轉給中國社會科學院。此時，國家正在制訂社會科學的“六五”規劃，清史是歷史規劃中最重要的項目。本擬先寫一部清代人物傳和一部清代通史，作為整個大型清史的主要架構，此項工作一直延續到“七五”規劃。當初的社科規劃基金較少，資助的力度不夠以及其他原因，大型清史的編纂工程未能繼續實施下去。

2001年4月6日，著名國學大師、清史專家季羨林、任繼愈、王鍾翰、戴逸、李文海等教授再次呼吁編纂清史，得到社會科學界的積極響應。

2002年11月，在國務院辦公廳的指導下，組成了清史編纂領導小組。12月12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成立，并在京召開了第一次工作會議。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由清史學界的專家學者組成，戴逸教授出任編委會主任，全面負責清史纂修的學術組織工作。至此，久所期待的清史編纂工程正式啟動。

與此同時，臺灣省有關方面對清史編纂也予以很大關注，并付諸于行動。

1961年10月，臺灣省以清史編纂委員會名義出版了《清史》一書，共八冊。該書就《清史稿》體裁、立論、書法等均有所匡正，對清史編纂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但該書對于《清史稿》“底本及諸重要史料，則多未能悉睹，倉促成書，脫漏舛訛，在所難免”[9]。這就是說，《清史》一書的編纂者都承認，該書的編纂是不成功的。實際上該書分為兩編，正編529卷，補編21卷。其中，補編將鄭成功、洪秀全放入“載記”也是不妥的。再有，該書中也不時露出如德宗“崩”的封建字樣。

1986—1991年，臺灣又出版了十六巨冊的《清史稿校注》一書。該書以數十位臺灣學者的努力，對70多年來一直牽動海內外人心而爭議頗多的《清史稿》進行了一次全面清理，共出校四萬條注文，300余萬字，涉及方方面面的問題。該書的出版對《清史稿》的研究整理，作出了重要貢獻。但該書囿于各種條件，只能采取“不動原文，以稿校稿，以卷校卷”[10]的辦法，加新式標點，因此正如清史專家張玉興先生所說，該書存在著明顯的不足，留下了不少缺憾，諸如校訂不細，校訂標準不一，一些重要文獻遺漏或未被征引，遺漏與錯誤所在多有，甚至有些明顯的錯誤亦未出校，有些出校的又系編纂者的錯誤。[11]

二 繼承弘揚中華傳統文化，有必要科學地總結有清一代的歷史

要繼承和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就不能不對清朝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做出準確評價。

對清史的定位，不同時期的人們有不同的看法。由清朝遺老編纂的《清史稿》，為了證明清朝的統治是正確的，其定位是清朝天子是圣明的、功邁千古的，清統治的三百年間造福了蒼生百姓，因而極力歌頌它的光輝一面；辛亥革命時期的革命黨人出于推翻清朝統治的需要，把清朝統治描寫為一個血腥的、殘暴的、腐敗的、落后的皇朝，因而盡情揭露它的黑暗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由于對清史（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后）研究的角度，是從反帝反封建而言，因而對清朝的評價都是負面的；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對清史逐漸有了一個比較全面的認識，但是，仍然存在著一些值得商榷的觀點。例如，有人認為，如果沒有清朝的入關和清朝對全國統治的確立，那么中國就不會處于近代那種落后挨打的局面；另外有些人認為，清朝的閉關政策和固步自封自大的心理對中國社會發展的緩慢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顯然，對清朝定位的準確與否，是清史編纂、尤其是通紀編纂成功與否的關鍵。

對清朝的定位，戴逸先生是這樣說的：“在清朝這段歷史時期，中華民族走過了漫長曲折而又光榮艱難的路程，既有光輝的歷史事跡，也有悲慘屈辱的遭遇，既有不幸的痛楚和苦難，也有執著的追求和對未來的希望。” [12]這種評價較為公允、客觀。清朝三百年的統治，最大的功績是奠定了中國的版圖，實現了千百年來中國人夢寐以求的“大一統”局面。這份遺產對我們乃至后代來說都是非常寶貴的。再有，康雍乾時期清朝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發展和生產力的突飛猛進也是需要我們認真予以評價的。當然，清朝統治也暴露了許多致命的弱點，例如人們常說的嚴重阻礙中國社會發展的閉關政策等。不過，對此我們應有一個正確的認識。

首先，怎樣認識清朝入關和清朝對全國統治的確立。清朝入關和清朝統治對全國的確立，是當時中國社會存在著的三種政治勢力（滿族貴族、南明王朝、農民軍）角逐的必然結果，不是滿族貴族和努爾哈赤、皇太極、多爾袞、玄燁等人的意愿所能決定的。顯然，把清朝入關和清朝對全國統治的確立看作是近代中國落后挨打的源流是錯誤的，是沒有任何根據的。

其次，怎樣看待清朝的閉關政策。無可否認，清代的閉關政策確實是使中國落后了，而且是越來越落后，對中國社會發展有一定負面影響。但是，清朝的閉關政策并不是滿族貴族的獨創，而是幾千年來中國封建社會自給自足小農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顯然，把中國的落后挨打完全歸結為清朝的閉關政策也有失公允。

清朝歷史有兩點值得我們認真研究。第一，鴉片戰爭后，在歐美列強和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掠奪之下，中國逐漸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但中國人民卻逐漸覺醒，有了學習先進的意識，有了近代愛國主義的意識，并且付諸行動，演出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英雄壯舉。顯然，對拯救、復興中國的這種偉大精神和行動的研究是發展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第二，清朝從一開始，就和外國有所接觸，而且越來越多以后，這種接觸越來越多。因此，從世界一體化的角度研究清代的中西交流，也是發展中國傳統文化所必需的。

由上所述，有清一代歷史，既是中國古代社會的總結，又是近代中國社會的開端。因此它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外交流等方面都和現在有息息相關的聯系，對當代中國的發展也有重要的啟迪作用。

編纂新型《清史》一方面是總結歷史經驗的需要，同時，也是由于已有的《清史稿》存在較多問題。因此有必要再談談《清史稿》是怎樣編纂和敘述清朝歷史的。

1914年，北洋政府設立國史館，以東三省總督趙爾巽為館長，開始編纂清史。最初，編纂者大體上以清朝遺老為主。1917年張勛復辟時，編纂暫停，后靠奉系軍閥張作霖資助才得以最終完成，1927年刊印，歷時14年之久。全書共536卷，其中本紀十二，25卷；志十六，142卷；表十，53卷；列傳十五，316卷。《清史稿》是清朝滅亡以后，仿照以往封建時代“正史”的體例而編纂的一部清代通史。可以說該書是目前為止唯一一部紀傳體史書，是人們學習、研究清史的基本參考書。

趙爾巽在《清史稿》發刊時說：“竊以清史關系一代典章文獻，失今不修，后來益難著手”[13]。可見，《清史稿》在纂修者的眼里是一部有清一代典章文獻的總匯。事實的確是這樣。

《清史稿》資料來源豐富，有清代國史館的國史底本，清代歷朝實錄、起居注、圣訓、方略、會典、文獻通考、方志、文集、碑傳，同時又參閱了清代史館大庫、內閣大庫及軍機處檔案。這些資料和檔案雖然目前都很容易找到，但可以與《清史稿》相互對照、比較。《清史稿》標點本“出版說明”指出：“它把大量資料匯集起來，初步作了整理，這就使讀者能夠得到比較詳細系統的有關清代史事的素材，而且有些志和清末人物傳并非取材于常見的史料，當另有所本，因此，仍有它的參考價值。”這種評價應該說是實事求是的、中肯的。

但是《清史稿》的舛誤也是很多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第一， 過分贊揚清朝統治，對不利于清統治的史料竭力掩蓋。

《清史稿》的編纂者過分贊揚和夸美清朝統治。清朝統治時期，曾經對全國各省實行了數次蠲免措施，對促進農業生產和推動社會經濟發展起了一定的正面作用，但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有一些負面影響。但《清史稿·食貨志》卻無限夸美清朝這一措施：“凡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又普免天下錢糧，至再至三。嗚呼，古未有也。”[14]

《清史稿》的編纂者對不利于清統治的史料竭力掩蓋。清朝入關以后，清統治者竭力掩蓋滿族先民臣明的史實，《清史稿》的編纂者迎合這一意愿，對建州三衛諱莫如深。此外，《清史稿》的作者還對清統治的一些重要罪行，如清軍入關后對漢族的大肆燒殺劫掠、震動朝野的文字獄等案件也竭力抹殺或掩蓋。

第二，對反清革命和反清組織、志士誹謗謾罵。

有清一代，反清活動和反清革命此起彼伏。《清史稿》的作者對此大肆誹謗謾罵，例如，罵民族英雄鄭成功為“海寇”，農民革命領袖李自成、李文成、洪秀全、陳玉成等為“賊”、“匪”、“寇”、“逆”；對以下層貧苦群眾為核心的民間宗教謾罵為“邪教”；對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和黃興等人也竭盡謾罵侮辱誹謗之能事。這些在《清史稿》中比比皆是。

第三，詆毀辛亥革命，鼓吹復辟清廷。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統治，建立了中華民國，從而開創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然而，編纂《清史稿》的遺老們卻對此大肆仇恨，謾罵辛亥革命為“謀亂”；拒不承認中華民國，也不用民國紀年。例如，《清史稿》把民國元年寫作壬子年、民國六年為丁巳年。

清廷滅亡以后，編纂《清史稿》的清朝遺老們如喪考妣，時刻夢想復辟清廷。據說，在討論《清史稿》的纂修時，有的遺老竟提出把“宣統本紀”寫成“今上本紀”；他們為清廷殉葬者大唱贊歌，例如，在記述漢軍正白旗人李秉鈞時，《清史稿》寫道：“（辛亥）革命變起，（李）慨然曰‘國亡與亡，義也！第縣治無官，民將失所。’召紳士議保衛，法既定，仰藥死。”[15]

1912年“移宮事起，（民國政府欲）修改（清皇室）優待條件”，康有為堅決反對，上書稱此舉“實為民國羞也”。《清史稿》的作者稱贊康有為的奏疏“悲憤動人”。

1917年清朝余孽張勛演出了一場復辟鬧劇，編纂《清史稿》的遺老們對此欣喜若狂，對張勛復辟和張勛本人大加贊揚。例如，《清史稿》寫到：“（張勛）臨戰，盡納家屬妻妾子女別室，不聽避，蓋自懟負國，誓骨肉俱殉。”

《清史稿》的作者對康有為和張勛的評價是：“丁巳復辟，甲子移宮，實為（清廷）遜位后兩大案，而勛與有為又與清室相終始，亦不可遂沒其人。明末三王及諸遺臣，史皆勿諱，今仿其體，并詳著于篇，庶幾考有清一代之本末者，有所鑒焉。” [16]這就是說，《清史稿》為康有為和張勛立傳，就是贊揚他們對清廷忠貞無二的精神。

第四，對帝國列強的侵華罪行不予揭露。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歐美列強和日本帝國主義相繼侵入中國，對中國居民大肆燒殺劫掠，任意摧殘中國文化，并強迫清政府簽訂數十個不平等條約，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極大的災難。但《清史稿》的作者們抱著“為親者諱”的理念，對“天朝大國”所受恥辱百般遮掩。例如，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沙俄“借地修路”和強占旅大、八國聯軍血洗北京等為婦孺皆知、中外人士強烈譴責的罪行輕描淡寫；而對愛國的、具有正義感的君臣及地方官吏、下層群眾的憤怒譴責和英勇反抗行為卻持不聞不問，甚至敵視的態度。例如，光緒皇帝在獲得《中俄密約》中文本時怒斥說“舉祖宗發祥之地，而賣與俄人也”，而此話卻不見于《清史稿》和官方文獻，相反《清朝野史大觀》倒披露了這句話。

第五，頑固抱著“華夷之辨”的觀念，百般阻撓中西交融。

清朝從興起、發展到衰亡的整個過程中，都和世界歷史緊密相連的，而且越到后期，清廷越離不開世界一體化的大趨勢。然而纂修《清史稿》的遺老遺少們，頑固抱著傳統的“華夷之辨”的觀念，宣揚“西學中原”、“中央大國”的優越感和封閉自大的心理，以及拘囿于傳統自然經濟基礎上的貿易觀，[17]即中外貿易對清廷來說，本身無足輕重，可有可無，只是用于懷柔“遠人”的手段和賜予“外夷”的恩惠。這種宣傳無疑在清末一體化的世界形勢下，阻礙了中國人民打破樊籬，更新觀念，認識世界，以至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了發展進步、走向世界的歷史機遇。

此外，《清史稿》在其他方面也有闕失。例如，該書沒有一個主編，體例龐雜，內容重復，有一人兩傳者。

《清史稿》發刊后，84歲高齡的趙爾巽也說：“今茲史稿之刊，未臻完整，夫何待言。然此急就之章，較諸元史之成，已多時日，所有疏略紕繆處，敬乞海內諸君子切實糾正，以匡不逮，用為后來修正之根據，蓋此稿乃大輅椎輪之先導，并非視為成書也。”[18]

《清史稿》面世以后，遭到了民國人士的斥責，當時的故宮博物院和社會各方均有意重修清史。1929年12月，故宮博物院院長李石曾具呈行政院，“列舉清史稿內容反革命、反民國、不合體例等乖謬淺陋十九項”[19]，要求禁止《清史稿》發行，獲得政府批準。但實際上，此禁令并未認真執行。當時人們對《清史稿》的認識不一也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1935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先生，在其《關于清史稿意見書》中說：“重修清史，此自是國家應作之事。然此時國家力量恐不能顧及。且十年來史料之大批發現，史學之長足進步，皆使重修一事，更感困難。”[20]顯然，他的意思并不贊成禁絕《清史稿》。1934年11月行政院呈準國民政府，聘吳宗慈撰成“檢校述略”一冊、檢正表九冊、補表六冊。次年教育部、中央研究院簽注意見，主張：“在該史稿未修正以前，原稿似亦不妨仍準國內書店印行，惟須責令附印吳氏（吳宗慈）之檢校述略或檢正表，以資糾正。”[21]清史學界泰斗孟森先生也撰文不贊成禁止《清史稿》發行，他在評論該書的史料作用時說：“清一代掌故，無有搜輯宏富，綱舉目張如此書者。”[22]

總之，《清史稿》面世后人們盡管對它認識不一，評價懸殊，但重修清史的呼聲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始終不絕于耳。從這個意義上說，現在正進行中的清史編纂應該是對上世紀重修清史呼聲的一個良好的回答。

不可否認，清史編纂工程啟動前后，社會各界及學者個人也出現了一些不同的聲音，甚至提出反對意見。當然存在不同意見并不足為怪。但我們認為，國家的決定和大多數學者的呼聲是正確的，清史的確應該重新編纂。這是因為：

第一， 編纂清史有重大的學術價值。

如所周知，《清史稿》只是一部有關“清史”的初稿，“仿王鴻緒《明史稿》例，稱為《清史稿》”。因此它未被列為正史，也未經當時政府的承認。[23]正如趙爾巽在《清史稿發刊綴言》中所說：“蓋此稿并非視為成書也。”另外，《清史稿》也存在很多謬誤，已如前述。可見，要繼承和發展中國傳統文化，重新編一部清史與二十四史（或二十六史）相銜接是十分必要的，也是當代中國學者義不容辭的責任。

第二， 編纂清史有極強烈的現實意義。

今天的中國是昨天中國的歷史發展，今天的中國和昨天的中國又是明天的中國發展的歷史基礎。清朝如果從皇太極1636年建立“大清”國號起，至1911年滅亡止，共計276年。這么長的歷史，既有康乾盛世的輝煌，又有因閉關鎖國而落后挨打、任人宰割的屈辱，其成功、失誤、教訓，實足令人深思。“殷鑒不遠，在夏后氏之世”。在中國歷史上，清朝距離我們的時間最近，因而和當前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民族、文化等方方面面息息相關。所以在當前經濟全球化和世界一體化的潮流中，要深入了解中國的國情，要加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推進中國現代化進程，就必須深入研究有清一代的歷史，就很有必要編纂一部內容詳盡、資料豐富的清朝歷史。

第三， 當前修清史的條件基本具備。

首先，當前國家總體上看來，政治上穩定，經濟上繁榮發展，財政、金融上比較寬裕，這就使國家有力量把文化建設提到一個重要地位，啟動清史纂修工程。在這樣的客觀條件下，纂修《清史》，不僅必要，而且可能。

其次，清史研究機構迅速擴大，研究人員急劇增加，研究領域逐漸深入，研究成果日趨顯著。編纂一部大型清史，就必須動員全國各地（包括臺灣、香港和澳門）的學術力量協同努力。清史研究被提到了重要地位，受到政府和學界的廣泛重視，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繁榮景象。從研究機構來看，據不完全統計，現在祖國大陸即有64所院校、20多家社會科學院所、20多個文博單位，香港有3所高校，臺灣26個科研院所、高校有清史研究機構；從研究人員來看，上世紀初至70年代，只有孟森、鄧之誠、蕭一山、范文瀾、鄭天挺、莫東寅、商鴻逵、王鍾翰、莊吉發、許大齡、李洵、戴逸、陳捷先等為數不多的專家及他們的一些學生研究清史；現在祖國大陸高校、社科院所、文博單位即有千余人，香港有20余人，臺灣有400余人研究清史，他們中一半以上具有高級職稱，學術日臻成熟，研究能力頗強。從研究領域來看，無論是祖國大陸，還是臺灣、香港，清史研究領域日益深入，涉及政治史、經濟史、軍事史、宗教文化史、社會史等各個領域。從研究成果來看，祖國大陸清史研究數量急劇增多，不僅有清朝通史，而且幾乎各個領域均有數量不菲的著作出版，臺灣清史研究成果也頗為喜人。[24]

再次，學術資料積累日趨深厚。

編纂清史，必須要有充足的、可靠的學術資料；沒有充足的、可靠的學術資料，就等于巧婦為無米之炊。近些年來，有關清史的學術資料發現、出版日漸增多，特別是檔案的出版和利用形勢十分喜人。如所周知，檔案是原始資料的原始資料，其原始性、可靠性和真實性是其它史料所代替不了的。現存清代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檔案就有2000多萬件（冊），分存在北京和全國各地（包括臺灣），這些都是編纂清史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珍貴材料。令人欣喜的是，中國第一和第二歷史檔案館以及各地檔案館在改革開放后，大都對外開放，供研究者利用；同時，他們也都在認真整理、出版部分檔案，從上世紀50年代以來，特別是70年代以后，僅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就整理出版了一百多種檔案，4億多字。這種深厚的學術積累，是編纂一部高水平、高質量的清史必不可少的基本條件。

又次，學術交流日趨密切。

由于種種原因，過去海峽兩岸清史學者很少能進行學術交流；而祖國大陸的清史學者與國際的學術交流也甚少。進入新時期后，特別是啟動清史工程以后，這種情況得到了很大的改觀。兩岸清史學者之間、大陸清史學者與日本和歐美清史學者之間的交流日趨頻繁和增多。例如，清史工程啟動以后，海峽兩岸學者就多次進行學術座談與相互訪問；中日學者也在一起舉行研討會；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米亞斯尼科夫院士在2004、2005年兩次來華訪問，與清史編委會及其有關部門就利用俄文檔案的合作事宜進行商談。所有這些，對清史編纂無疑都會起促進作用。

最后，研究手段逐漸現代化。

以往學者們多用手抄卡片的形式，進行學術資料積累。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上世紀末，大多數學者開始用電腦進行學術資料積累，以及把檔案、文獻進行數字化整理，這就使研究手段逐漸現代化，研究速度大大提高，對推動清史編纂的進程大有裨益。

三 清史編纂既要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又要發展中華傳統文化

清史纂修要本著以史為鑒、古為今用的原則，既要尊重歷史事實，全面了解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和燦爛文化，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又要反映時代精神，增強民族凝聚力，推動中國社會的繼續發展；既要繼承前人研究成果，又要勇于進行學術創新。

第一， 關于清史纂修的歷史思想。

1.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以成一家之言。

二十四史蘊含著豐富的、明確的歷史思想，這就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以成一家之言。

古代的所謂“究天人之際”，一方面是強調天人相分，即認為天道與人道是不相干的；另一方面又注重人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25]清代歷朝皇帝都是非常相信天人感應的君王，詔書中每每都要寫明“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的字樣，往往把自己的統治以及社會安定與否以天人感應進行解釋，但實際上他們更注重從民本思想出發，通過民氣來感召天和。清史纂修應該對此加以重視。關于人在清史發展中的作用，將在下面細談。

所謂“通古之變”，在清史纂修中，就是要貫穿清代自發祥至滅亡的全部歷史，勾勒出清代各個歷史時代的特點。戴逸先生在談到《清史·通紀》的編纂時說，“通紀”就是要用8卷本、300萬字的規模，把清朝三百年的歷史加以扼要的、概括的敘述，做到前后貫通，充分表現有清一代歷史發展的大趨勢和我們的歷史觀，闡明清代從崛起到發展與鼎盛時期，到衰落以至于滅亡的全過程，這里面，當然要多方面反映清代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內容，包括階級斗爭，民族斗爭的各個方面，包括意識形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他把三百年的清史劃分為以下八個階段：1.滿族興起和清朝建立（1583—1643），2.清朝入關和確立全國統治（1644—1683），3.經濟的恢復、發展和康熙之治（1684—1722），4.雍正改革和乾隆統一全國（1723—1776），5.清朝中衰（1777—1839），6.外國武裝侵略和國內農民戰爭（1840—1864）7.清朝自強運動及其失敗（1865—1895）8.清末改革和清朝覆亡（1896—1912）。[26]通過這八個階段的歷史敘述，我們就將能夠看到清朝從發祥到建立、康乾盛世、嘉道中衰、帝國主義的侵略與中國變成半封建半殖民地、各族人民反對清朝統治、辛亥革命和清朝覆亡的一個完整的歷史面貌，并能反映出各個時代的不同的特點。

“通古之變”還有一個意思，就是見盛觀衰，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例如，戴逸先生在回答毛澤東關于滿族幾十萬人口怎么把漢族一億人口都征服了的問題時說：第一，滿族當時處于社會發展發生了根本變化的階段，這個民族產生出一種蓬勃的朝氣；第二，清朝開國領袖們英勇善戰和把滿族八旗人統一在自己周圍；第三，滿族內部在發展過程中較好地解決了內部矛盾，使整個民族的凝聚力加強；第四，向漢族學習，學習漢族的文化制度，重用漢人；第五，聯合蒙古及其他各民族，尤其是滿蒙聯盟，成為清朝統一全國的重要支柱。相反，明朝統治和李自成、張獻忠農民軍卻日暮途窮，無法承擔統一全國的重任。[27]這種觀點可說是對明清之際歷史經驗的正確概括，值得清史編纂專家們借鑒和參考。此外，有清一代歷史上還有許多值得研究和借鑒的問題。例如，清代盛極而衰，清代中外政治、經濟、文化比較，對外政策和民族政策，中西交流，民間宗教的盛衰，等等，都需要我們提供一個比較符合歷史實際的答案，并為當代中國社會的發展提供一個借鑒作用。

2.秉筆直書、廣征博采的信史原則。

自古以來，中國歷代史家在纂修史書時非常講求信史原則，即“《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28]。這個原則就是名垂史書的“書法不隱”，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秉筆直書。秉筆直書要求史家要有良好的史學修養，即要有才、學、識“三長”。清史在纂修中，自然也要求撰寫者有“三長”的良好的史學修養，和秉筆直書的信史原則，對歷史事實、尤其是重大歷史事實（包括有爭議的歷史事實），更要給予事實求是的直書。例如，清初的太后下嫁、順治出家、雍正繼位、乾隆身世等問題，都要求撰寫者在認真研究史料的基礎上，得出一個比較恰如其分的、比較符合歷史事實的而又比較易于為讀者所接受的結論。再如，評價歷史人物，也不應依據個人好惡為依據。前些時候，一篇文章說，李鴻章在與俄財政大臣維特簽署《中俄密約》時，只收了維特一次賄賂，而且未落入自己腰包。作者的言下之義顯然是告訴人們，李鴻章在簽訂《中俄密約》的過程中不應該受到譴責。這種觀點就違反了歷代史家講求的信史原則。因為第一，未落入自己腰包的不義之財，本身也是違法的。第二，俄國歷史學家羅曼諾夫依據俄檔案而撰寫的《帝俄侵略滿洲史》，明確無誤地指出，李鴻章先后兩次接受了維特百萬兩銀子的賄賂，另據它書記載，李鴻章將百萬兩銀子存入了英國的一家銀行。由此看來，李鴻章在《中俄密約》簽訂過程中的罪惡是不可饒恕的，更不要說《中俄密約》給清政府和近代中國所帶來的巨大的惡劣影響了。

“廣征博采”是“秉筆直書”的前提，只有先對史料進行廣征博采，再經過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才能得到可信的史料，然后才能成為撰寫史書的資料依據。國家清史編委會于2003年先后成立了文獻組、編譯組、出版組，對國內外現存的清代檔案、文獻等進行了廣泛的摸底調研，并在搜集和整理的基礎上，于2005年底前出版了圖書40余種、300余冊。這無論對清史纂修，還是對整理保存國家文獻都是一件功德無量之事，同時也為清史撰寫者們提供了大量的、可信的歷史資料，對他們“秉筆直書”大有裨益。清史撰寫者們應廣泛、細致地研究這些史料，以寫出有價值的“信史”，從而使新編“清史”成為一部傳世之作。

清史編纂還“要有世界眼光，要把清史放到世界歷史的范疇中去分析、研究和評價。既要著眼中國歷史的發展，又要聯系世界歷史發展的進程。”[29]

清史編修要有“世界眼光”的認識，要把清史放到世界歷史的范疇中去分析、研究和評價，要用世界的眼光，實事求是地認真研究，還歷史以本來面目，也就是說，我們既要著眼于中國歷史的發展，更要聯系世界發展的進程。作為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不管自覺還是不自覺、主動還是被動，清朝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第一次全方位地融入了當時世界發展進程。清王朝的興、盛、衰、亡無一不是在當時的世界格局里發生的，同時也對當時世界產生了重大的影響。[30]

以上編纂清史的指導思想，既體現了大型清史繼承中華傳統文化，又體現了發展中華傳統文化。由于大型清史尚未編成，這里只能再從清史編纂的體裁體例和內容設計上加以考察。

第二，從體裁體例上考察。

2003年，清史編委會的主要工作是，在全國范圍內開展有關大型清史體裁體例的大討論，規模較大，參加討論的人數較多。先后在北京、上海、大連、廣州以及臺灣的臺北、宜蘭等地展開了13次體裁體例的大會，700余人次與會，發出的調研大綱、調查問卷有1000份，回收率在96%以上。這期間，海峽兩岸的學者分別在北京和臺灣聚會三次，臺灣的專家、學者就體裁體例也曾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寶貴的意見。

經過充分討論和研究，清史編委會設計了清史纂修的主體部分和基礎、輔助部分的十年總規劃。主體部分是大型清史的主要內容，設置五個部分，即通紀、典志、傳記、史表、圖錄。其中，《通紀》采用章節體，其它四部分采用傳統體裁——紀傳體。這種安排既符合了中華文化有關史籍編纂的傳統，又體現了史籍編纂的歷史發展和演變。

我們知道，二十四史主要是紀傳體史書，而紀傳體的優點正如戴逸先生所說，“包含量大”，能“從各個方面反映清代歷史內容，體現歷史發展演變的豐富性和多樣性”。這樣，通過大型清史的編纂，有助于人們全面了解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和燦爛文化，為加強現代先進文化建設提供借鑒經驗。

章節體是上世紀國學大師章太炎、梁啟超開始采用的，并沿用至今。其優點是“能表現歷史發展的大趨勢，揭示歷史的規律，可以對歷史進行連續性的、立體式的、有重點的編寫”。[31]顯然，章節體在大型清史編纂中的運用，既反映時代精神，同時又有助于人們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既著眼于中國歷史的發展，又能聯系世界發展歷史的進程。這樣，大型清史的編纂不僅繼承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時也發展了中華傳統文化。

第三，從設計內容上考察。

著名歷史學家金沖及先生說：中國傳統文化“不能只是指中國的古代文化，還應該包括一百多年以來迅速發展起來的新文化”。[32]這就是說，不僅清代前期、而且清代后期（以往俗稱的一百多年來“近代”）的歷史，都應該包含在中華傳統文化內容中，也就是金先生所說的“迅速發展起來的新文化”。而要對這一“迅速發展起來的新文化”進行研究，首先應該了解清代三百年來的歷史定位問題。

新編清史除了通緝以外，還有傳記、典志、史表、圖錄。

傳記是通過歷史人物的活動及其對社會發展的作用與影響，來揭示清代歷史發展的規律和特點，并反映出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清史稿》的史觀是英雄創造歷史，所以其列傳主要是反映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活動和作用，極少反映或貶低下層群眾的作用，更不能反映廣大勞動婦女的活動。而新編清史特別注重為下層群眾和勞動者編寫傳記，例如，為歷史上起作用的民族資本家、華僑、科學家、藝術家（戴先生還想編個《諸藝傳》，為處于社會低層的老藝人立傳），在反侵略斗爭中犧牲的下級官吏，為對大一統作出重要貢獻的少數民族首領立傳。

典志主要是記述清代典章制度和社會生活。以往曾流行“讀書先讀序，讀史先讀志”，志就是典章制度。這句話充分反映了典志在史書中的作用。新編清史在典志部分糾正了《清史稿》的許多錯誤，并有很多創新。例如，《清史稿》在稱呼少數民族時，常用反犬旁（如帶反犬旁的苗字），而新編清史一律改為人字旁。[33]這對于增強民族團結和增強民族的凝聚力均大有裨益。

史表歷來為傳統史家所重視，被稱為“譜列年爵”，“以收復雜事項”，有省去繁冗記載的功用。新編清史要求史表的設置和撰寫應具有顯示清代歷史演進階段性的意義，并應有助于顯示清代歷史的特點。例如，《藩部封爵表》比較完整地反映了清代藩部封爵制度的性質、特點及其演變和發展。通過此表，人們可以進一步認識到，清代藩部封爵制度是清朝多民族統一國家形成發展過程中的產物，同時該制度在完備過程中又促進了清朝多民族統一國家的發展和鞏固。

圖錄是新編清史的一項十分重要的創新，它收錄了許多珍貴的、罕有價值的歷史地圖、清代繪畫作品、文物圖片和歷史照片等，既為清史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史料，又為該書增加了形象性和直觀性，對于人們完整地了解清代歷史及清代的歷史地位有極強的作用。

作為新世紀一項巨大學術文化工程，新型《清史》的新纂，對于發揚中國歷代修史傳統，對于繼承和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延續五千年中華文明史，均具有重大意義。我們相信，海峽兩岸的學者，一定能為編纂一部傳世的大型《清史》而積極努力。

[1] 《孟子·滕文公下》。

[2] 《漢書·敘傳》。

[3] 《明夷待訪錄·原君》。

[4] 蔡美彪在清史編纂座談會上的講話，《清史研究》2001年第3期。

[5] 吳南星：《論修清史》，《前線》1963年第2期。

[6] 鄭天挺：《關于編寫清史、民國史之設想》，《及時學人談叢》，中華書局，2002年。

[7] 參見王俊義《記明清史學家郭影秋》，《史苑》2004年第5期。注，《史苑》為國家清史編委會主辦“中華文史網”電子期刊。

[8] 清史編纂規劃起草小組：《清史編纂規劃（草案）》，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體裁體例工作小組編：《清史編纂體裁體例討論集》下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1187—1188頁。

[9] 《清史稿編印、禁售及進行校注之經過》，《清史稿校注》卷首。

[10] 《清史稿編印、禁售及進行校注之經過》，《清史稿校注》卷首。

[11] 參見張玉興《評〈清史稿校注〉》，《明清史探索》，遼海出版社，2004年。

[12] 《在清史通紀工作研討會上的講話》，《史苑》2004年第7期。

[13] 趙爾巽：《清史稿發刊綴言》。

[14] 《清史稿》卷一二0《食貨志》。

[15] 《清史稿》卷四九六《李秉鈞傳》。

[16] 以上引文俱見《清史稿》卷四七三《康有為傳》、《張勛傳》。

[17] 黃愛平：《十八世紀世界發展的趨勢與中國的世界觀念》，張豈之、方克立、王俊義主編：《經濟全球化與中華文化走向》，東方紅書社，2002年。

[18] 趙爾巽：《清史稿發刊綴言》，《清史稿校注》卷首。

[19] 朱匯森：《清史稿校注序》，《清史稿校注》卷首。

[20] 引自朱匯森《清史稿校注序》。

[21] 《清史稿編印、禁售及進行校注之經過》，《清史稿校注》卷首。

[22] 孟森：《清史稿應否禁錮之商榷》，《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3卷，第4號。

[23] 柴德賡：《史籍舉要》，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161頁。

[24] 參見王江、顏軍：《大陸清史研究隊伍現狀調研報告》，《史苑》2005年第2期；《關于臺港澳清史研究隊伍的現狀》，《史苑》2005年第3期。

[25] 本文在寫作中參考了著名史學史專家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北京出版社2005年10月第二版。

[26]參見戴逸《貫穿清史的一條主線》，《史苑》2005年第5期。

[27] 參見戴逸《貫穿清史的一條主線》，《史苑》2005年第5期。

[28] 《春秋谷梁傳》桓公五年。

[29] 參見《光明日報》2003年3月13日。

[30] 鄭明：《清史纂修紀實（一）》，《史苑》2005年第5期。以下引用此文不在加注。

[31] 戴逸：《貫穿清史的一條主線——新修〈清史·通紀〉內容要旨》，《史苑》2005年第5期。

[32] 金沖及：《經濟全球化趨勢下的中華文化走向》，《經濟全球化與中華文化走向》上卷，第19頁。

[33] 國家清史編委會典志組：《〈清史·民族志〉編纂凡例》，《史苑》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