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述清代閩人入川與川閩經濟文化交流

佚名

福建人口的遷移和流動，在不同的時期具有不同的特點。清初福建人民不畏蜀道之難，扶老攜幼，輾轉于溝壑之中，綿延數千里由閩入川。在這超人的開拓膽識與吃苦耐勞精神的后面，蘊藏有特殊的歷史原因和背景。他們的遷徙動機與目的亦各不相同。嘉道之后直至民初，通過數代乃至十幾代入川閩人的努力，對推動閩川兩省的文化，均作出突出的貢獻。本文擬就明末清初至道光之前，閩人入川的原因與背景、動機與目的，以及對兩省經濟文化的互動效應作一初步的探討，希望能對福建與四川人口的有所裨益。

一、福建人民遷徙入川的原因與歷史背景

1.長期戰亂造成川中人口劇減

明朝之前閩人入川可能是零星的，因而未見史書記載。明末，福建遭受嚴重的戰爭禍害，鄭成功抗清斗爭在閩南進行得十分激烈，順治九年（1652年）漳州城被圍五個多月“餓死男女數余萬人”，但到順治十八年（1660年）統計福建仍有丁145萬，口469萬；可見總的人口損失不是太大[1]。而四川的情況則大不相同。明末清初張獻忠起義軍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權，起義失敗后，南明政權與起義軍余部聯合抗清；之后平西王吳三桂又聯絡駐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以四川為前線與清朝分廷抗禮，川中遂成兵家必爭之地。為此清軍曾六進成都。飽受長達37年的兵燹戰亂，川中地區人口傷亡迨盡；血腥的屠戮之后又是瘟疫流行，號稱數百萬人口的“天府之國”只剩下區區五萬丁稅之口，總計不過三、五十萬人，不抵明中葉興盛時人口之10%。以致許多地方官員均無民可治，賦稅大省也無產可收。順治年間四川巡撫張德地到成都走馬上任時“行數十里絕無人煙”，只好退駐保寧（今川北閬中縣），直至康熙四年（1665年）將衙署搬入成都，康熙五十七年（1778年）才重修毀于戰火的成都城。

為解決昔日米糧之倉的川中人煙稀少問題，清初順治朝下令“湖廣（今湖南、湖北）填四川”，一些湖廣地方人士“奉旨”入川，實際上這是帶有強制性質的性移民。隨之康、雍、乾三朝均以比較優惠的移民政策鼓勵各省民眾遷徙入川，如康熙十年（1671年）下詔“定各省貧民攜帶妻、子入蜀并開墾者，準其入籍……應準其子弟一體”，康熙五十一年（1772年）“往四川墾地至滿五年起征”，每丁給農田30畝或旱田50畝，五年內免征稅糧。雍正年間下詔“凡流寓情愿墾荒居住者，將地畝永給為業”。雍正六年（1728年）三月，戶部批準入川墾戶“每戶給銀十二兩”用作安家費。[2]這樣從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川中統一開始，一直到嘉慶年間（1796—1820年）移民才停息，前后持續了一百多年，入川移民以湖廣人為主，贛、粵較多，福建較少。據統計福建入川民眾僅占移民總數的不及5%。我們從嘉慶年間的《四川通志》“戶口”統計，自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至嘉慶元年（1796年）四川人口凈增2516491人，其中約80％是外省移民，即74年中移民總數為201.3萬，每年以2.7萬人速度移民。加上康熙六年奉詔入川屯墾的12萬福建投誠官兵及其家屬（后詳），福建入川移民總數約在30萬人左右。但是，不足移民總數15%的福建入川移民對川閩文化交流卻帶來了相當深遠的。

2.地狹人稠與連年災荒迫使閩人遠徙入川

明清之際我國開始進入第四個災害宇宙期。[3]隨著人口的大幅度增加，災害的頻繁發生，人口流動的規模也不斷增大。福建自宋元以來人均耕地即十分有限，入明之后更是大幅減少。謝肇浙《五雜俎》就描述了福建人迫于耕地日減而外出謀生，在廣東、廣西一帶的遷移和開發。他說：閩人“地狹則無田以自食，而人口則射利之途愈廣；什五游食在外”。萬歷年間“江、浙、閩三處，人稠地狹，總之不足以當中原之一省，故身不有技則口不糊，足不出外則技不售”；在廣東廉州還有被俗稱為“東人”的，“雜處鄉村，解閩語，業耕種”[4]。這些操閩語、有技術而雜處之人，就是流寓粵東的閩人后裔。贛南瑞金一帶，明中后期“閩廣及各府之人視為樂土，繩繩相引，僑居此地。土著之人，為士為民；而農者、商者、市儈者、衙胥者，皆客籍也”。[5]在江西寧都的6個鄉中，“上三鄉即土著，下三鄉佃耕者悉屬閩人”[6]。即使是在清政府嚴密控制之下的滿洲腹地，也有數萬福建人在當地經營實業，甚至定居。乾隆皇帝聞報后大為驚訝卻也十分無奈，他說：“朕聞奉天一帶沿海地方，竟有閩人在彼搭寮居住，漸成村落，多至萬余房”；“此皆系地方官以閩人在彼貿易營生，藉此多征商稅，遂爾任其居住，若不亟行查禁，則呼朋引類，日聚日多”；“但閩人在彼居住，已非一日，且戶口較多，亦未便概行驅逐”；且“錦州、蓋州、牛莊等處，每年俱有福建商船到彼貿易。即有無業閩人，在該處居住”。[7]這種頗具規模的人口流動，體現了明末清初福建人民向外省遷徙的明顯趨勢。甚至早至明朝初年即有閩人不畏蜀道的艱險而進入四川謀生，主要集中在資中、新繁、健為等條件較好的地區：“資（中）無六百年以上土著，明洪武時由楚來居者十之六七，閩、贛、粵籍大都清代遷來。明初來者今謂川省人，余則各以其籍相稱”。[8]川中新繁縣人口主要由湖北、江蘇、福建、廣東和陜西移民所組成。[9]岷江之濱的《健為縣志》專門列出所有由移民按地域建立的會館。湖廣、寶慶、長沙、江西、福建等會館人數最多。由于移民數量大大超過本籍人，因而在太平天國時期各籍移民自選人員負責為官府征派特捐、收集捐款。[10]

福建地處熱帶、亞熱帶地區，氣候炎熱，時常爆發大規模的流行性疾病甚至傳染病，亦是瘟疫常發之地。順治九年（1652年）正月，由于漳州潮水突漲5尺，鄭成功軍隊得入海澄。同年漳州城被鄭軍團團包圍，糧盡彈絕，以致“人相食，斗米值五兩”。至清軍解圍之時，在城內收得顱骨73萬；于是“疫大作，死者無數”。[11]康熙五十七年（1718）五月汀州永定水災，漂圯民房無數，沖垮城內臥龍橋；秋季永定“大疫，死者千余人”。[12]乾隆十八年（1753）海澄爆發大規模瘟疫，“死者無算”。同年泉州府也有瘟疫流行，“至明年秋乃止”。[13]道光元年（1821）七月間福建全省瘟疫流行，患者均因吐瀉暴卒，“朝人夕鬼”，不可勝數。[14]其實，早在明萬歷時謝肇浙著《五雜俎》就對福建瘟疫心有余悸：“閩俗最可恨者，瘟疫之疾一起，即請邪神、香火奉事于庭，惴惴然朝夕拜禮許賽不已。一切醫藥付之罔聞。不知此病郁熱所致，投以通圣散開辟門戶，使陽氣發泄，自不傳染。而謹閉中門，香煙燈燭，煮蒿蓬勃，病者十人九死。即幸而病愈，又令巫作法事，以紙糊船，送之水際。此船每以夜出，居人皆閉戶避之。余在鄉間夜行，遇之輒徑行不顧。友人醉者至，隨而歌舞之，然亦卒無恙也”[15]。在當時條件下，對瘟疫幾乎是束手無策，只好求助于裝神弄鬼。為躲避瘟疫等重大傳染性疾病，閩人只得遠走高飛，包括遙遠的四川等地也成為遷徙的目的地。

二、清代福建移民入川的動機與移民的類型

1.為求生存而移民入川

福建移民就其入川動機論之，多屬生存型的，即由于福建人多地少，一些少地或無地佃戶，兄弟子女多，遇上水旱歉收，生活無著；為求生存而不畏蜀道之難，輾轉徒步數月，歷經艱辛而入川的閩人家族，在家譜中留下詳實的記載。如龍巖萬安鄉溪口村徐姓《族譜》記載：“啟祖原系福建省漳州府龍巖州溪口縣萬安里，地名庵子腳下老屋基居住，耕種祖父遺留之業。不意年寒欠豐，男繁女眾業乏之苦。常言四川耕種貿易之隆，是日弟兄同堂議妥：長么兩房仍就福建受業耕春；二房徐美周（入川啟祖，號永旭，時年40歲）同緣韓氏（28歲）二人，隨帶長子良彪，用籮兜挑著次子良鳳（6歲），女兒（半歲），與三房美昌（號永鎰），于乾隆十七年壬申歲（1752年）九月初四日擇取吉良黃道，起身移居四川。長么兩房二人送至三十里，弟兄分別淚如雨點，大哭而回。永旭、永鎰六人于乾隆十八年癸酉歲三月初二日來川，在大足城西門住座貿為業一載五月。因干旱，貿易不順，弟兄各尋各居。以至八月內，搬移中敖三板橋，地名劉家溝，佃田耕種三十余年。……嘉慶六年（1801年）男女五人遷移大足茅居子（山鄉）屋座幾載。承天地之德，至嘉慶十三年（1808年）落業成糧（立為糧戶），螽斯千古，永振家邦”[16]。從徐氏家譜中我們發現二個兄弟從龍巖來到川中大足并以此為中心的遷徙軌跡和發展經歷。

2.閩人為尋求新的商機入川發展

福建入川民眾中也有些原本生活就較為富裕者，其移民性質是屬于發展型的。他們隨著移民大潮，入川尋求新的商機，發展事業。如“康熙十年（1671年）福建汀州商人曾達一來到四川內江，見三月菜花開放，內江之氣候與福建相近，可種甘蔗，遂藉返鄉迎親之際，帶來蔗種和制糖工具，延聘了制糖食品的工人，在內江龍門鎮梁家壩開設了糖坊。由于種植甘蔗獲利高于種糧食，甘蔗種植由內江拓展到資中、資陽和隆昌等地，興起了種蔗熱”[17]。這類發展型的移民大多農商工并舉，對清中葉四川商品經濟的發展有相當大的促進作用。

3.先求生存而后圖發展類型

另外一種是始求生存而后圖謀發展類型，此類典型代表即如郭沫若的先祖，原籍是福建寧化。郭老在1939年寫的《德音錄·先考膏儒府君行述》中說：“吾家原籍福建，百五十八年前（1781年，即乾隆四十六年）由閩遷蜀，世居樂山縣銅河沙灣鎮，銅河者大渡河之俗名，古又稱沫水。……入蜀四代而至秀山公（郭沫若祖父），族已昌大”。據郭沫若族弟郭開宇回憶：“我的曾祖父郭賢惠講，先輩由福建來四川，開始是做苧麻生意。從福建寧化采集野生苧麻，跟著入川的馬幫，到了現在的牛華鎮，牛華是鹽井林立，盛產食鹽的地方。苧麻用于鹽業生產中纏扎鹵水筒。后來也運麻布來賣。賺了錢，自己也辦起了馬幫，沿途開設了13個驛站”[18]。入川的郭氏家族正是仰賴如此殷實的家業，至其父郭朝沛時才有經濟實力在家里辦起了家塾專館—一綏山館，而后又藉此送郭沫若與其長兄郭開源留學日本成才。

4.入川為宦與軍屯入川類型之閩籍移民

此外，還有些福建籍的官員與軍人以游宦和軍屯的身份入川的，如康熙《四川總志》卷10《貢賦》記述，早在康熙六年(1667年)康熙帝親政當年就招福建鄭成功軍事集團的投誠官兵及其家口入川，當時四川巡撫張德地曾奏請朝廷：“福建一省投誠一項，除家口外，尚有二萬三千八百余名之眾，歲支銀米除移駐外，尚有三十六萬余兩、八萬余石之多，入伍者驟難補完，墾田則無地可屯。自宜以福建投誠最多之人而墾西川荒蕪之地，兩利各便，無逾此者……。抵蜀安插之后，一年分田墾地，二年習成土者，三年起科”[19]。這個條件比其他地方招撫投誠官兵更為優惠。如《清實錄》載康熙皇帝于六年八月初七日下詔“令河南、山東、山西、江南、浙江見駐投誠官兵開墾荒地，自康熙七年始，每名給五十畝，預支本年俸餉以為牛種，次年停給；三年后照例起科。”安撫在川西屯墾的福建籍官兵，如以每戶5口計，則當年入川閩人至少有12萬之眾。僅此一項即相當可觀。再從今天成都等地的“大福建營巷”、“小福建營巷”等地名看，數年中入川屯墾的福建官兵加上眷屬的數目相當可觀。移屯入川安家立業，雖帶有一定的強制性質，但其目的主要是為安置屯戌軍人與開發川西經濟，仍屬經濟性移民。

三、清初、中葉福建人民由閩遷徙入川的歷史意義與影響

通過清初的移民入川，在較短時間內恢復了天府之國的元氣，直至嘉慶朝閩人入川仍絡繹于途，因而也促進了川閩兩地的經濟、文化的交流與發展。其影響可以歸納為以下幾方面。

第一，四川省由于人口迅速增加，勞動力資源漸為充裕，經濟得以恢復，并且迅速發展。康熙五十年（1711年）巡撫年羹堯上奏稱：“連年大有，運販米谷出川者不在少數計，是吳楚歉收資食川米。”雍正初年就有“江浙糧食歷來仰給于湖廣，湖廣又仰給于四川”之說，四川又恢復了賦貢大省的地位[20]。清代初期，就當時生產力發展水平與人口增長情況來看，福建的人口密度已趨飽和狀態，可供開發利用的自然資源包括可墾荒地已臻枯竭。乾隆十八年（1753年）全省有耕地1362萬畝，到光緒十三年（1887年）減少至1345萬畝，而人口密度卻從乾隆十八年的每平方公里40.38人，增加到咸豐元年（1851年）172．31人[21]。據葛劍雄主編《移民史》統計，四川在清初移民大潮中共接納移入623萬人，其中福建20萬人（包括這一百多年中入川定居閩人后裔，筆者以為該數目偏少，如前所述當為30萬人），所以清初移民入川從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福建本地的人口壓力。

第二，兩地農業耕作與經濟作物栽培、加工技術的交流，促使兩省經濟的共同發展。早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四川巡撫在奏折中就提倡“須廣招在川之閩、粵農民，鑿引泉源，或設堰分流，庶灌溉有資，旱澇而無患矣”[22]。說明閩、粵兩省農民積累了豐富的引渠灌溉、抗旱保苗的生產經驗，四川官員十分注意發揮這些閩粵籍移民的長處。此外，福建移民還引進可收雙季的水稻良種及紅薯、玉米、煙、甘蔗、木棉等多種經濟作物。紅薯是在萬歷年間從呂宋傳入福建，藉以抗御災荒的；經閩粵移民帶入四川后，由于紅薯十分適宜于川中丘陵和山區種植，又是一種高產耐旱作物，使得四川的農業生產面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當地丘陵山區得到開發利用，移民也可以在那里蕃衍生息。再比如煙草和甘蔗的種植，民國重修《傅氏宗譜》記述入蜀始祖、福建龍巖銅缽人傅榮沐“由瑞金遷居金堂趙家渡。初猶食力于人，繼乃自為貿易并佃田，使諸子力農，及遷易家壩，廣種煙草。時蜀中未諳種煙法，而滿、蒙八旗弁兵尤所必需，故一時傅姓煙重于錦城（成都），其價過倍他種。又熬蔗糖于趙家渡，發販四方，獲資益厚”[23]。在閩籍移民的影響下，當時沱江、涪江沿岸移民大縣遍種煙草、甘蔗。總之，花生、甘蔗、煙草、水稻、柑桔等經濟作物的栽培都與當時各地入川移民有關，這在地方志書和族譜中多有記載。從而使四川物產大為豐富，迅速成為糧食輸出的省份。明清時期福建長期缺糧，這種糧食與經濟作物栽培的交流，可以使兩省共同受益。而四川茶葉種植和加工的歷史相當悠久，茶文化比較發達，釀酒經驗豐富，還有極為豐富的水力資源和資源，閩籍移民作為多元文化交流的橋梁作用應當重新評估。

第三，促進閩川兩省文化的交流與融合。福建移民把自己的風俗、習慣、方言和民間信仰帶進了四川，促進四川形成了豐富多彩的多元一體文化。比如閩人的二次葬俗，敬祖重教的傳統在四川得到川人的認同和發揚。在俗神信仰中，福建沿海人民尤重于興建天后宮（天上宮），廣泛信仰媽祖（天后圣母）。遍布四川各地的天后宮一般是由福建籍商人捐建或同鄉集資所建，而富順縣城天后宮則是乾隆二十五年（1751年）由該縣知縣主持修建。這一方面說明官方對福建人的重視，著意團結福建人；另一方面也說明福建商人的數量已十分可觀，在當地造成了一定的影響。據四川各縣志及有關材料統計，全川建有天后宮約220座[24]。天后宮主要是入川福建人士聚會議事祭祀酬神之地，并兼有交流工商、農、學各界事務，聯絡感情，商議互濟互助的諸多功能，也祈禱天后媽祖關懷和保佑在川閩人子孫繁衍昌盛。

綜上所述，由于閩籍移民入川而建立起閩川兩省特有的密切關系。清初福建移民由于本地兵燹災荒而由閩輾轉入川，可分為生存型、發展型、先求生存而后發展型及入川為宦與軍屯型等4類。他們均為四川的經濟發展和文化繁榮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促進了兩省人民之間文化的交流和溝通。典型者如福建的媽祖天后信仰遍及四川大地，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自20世紀80年代始，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的強勁東風，廣東、福建等沿海省份率領開始經濟騰飛。四川、湖北、江西等大量民工開始輸入閩、廣等地。截至2002年底的統計，在閩務工的內地各省民工有220萬人，其中四川籍（含重慶市地區）民工至少有100萬人。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一次西南內地人口向東南沿海地區的大遷徙。龐大的民工隊伍成為福建經濟建設的生力軍，并作出了驕人的業績。四川民工入閩的同時，也帶來了濃郁的巴蜀文化，“四川麻辣燙”、“水煮活魚”、“重慶火鍋”等川中飲食文化在福、廈、漳、泉等地舉目可見。今天，福建人民也應當發揚當年先輩的奮發開拓精神，積極入川，把人才、資金、技術等帶進中國的西南腹地，為我國西部大開發作出應有的貢獻，讓兩地文化交流再創輝煌。：

[1]詳見陳壽祺《重纂福建通志》卷五“人口”。正誼書院同治二年刻本。

[2]《清圣祖實錄》康熙十年、五十一年；《清仁宗實錄》雍正六年。中華書局1986年影印本。

[3]這個時期是我國工作者已經發現的三個重大災害群發期之一。即夏禹宇宙期（約4000年前）、兩漢宇宙期（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220年）、明清宇宙期（公元1500年至1700年）和兩個較小的災害群發期，即清末宇宙期和20世紀60年代末迄今正在進行中的災害相對頻繁期。參見高建國：《災害學概論》，《農業考古》1986年第2期；徐道一：《嚴重自然災害群發期與》，載馬宗晉等編：《災害與社會》，地震出版社1990年版，第295-297頁；任振球著：《全球變化---地球四大圈異常變化及其天文成因》，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

[4]王士性：《廣志繹》卷四“江南諸省”。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80頁、103頁。

[5]同治《瑞金縣志》卷十六“兵寇”，引楊兆年“上督府四賦始末”。

[6]魏禮：《魏季子文集》卷八，“與李邑侯書”。

[7]《清高宗實錄》卷一三七六，乾隆五十六年四月庚戌，第26冊，第549頁。中華書局1986年影印本。

[8]民國《續修資中志》卷八“方言”。第68頁。

[9]光緒《新繁縣志》卷五“戶口”。第2頁下。

[10]民國《健為縣志》“種族表”，第6頁，第51頁。

[11][12][13][14]道光《福建通志》卷二七一、二七二“祥異”，同治二年正誼書院刻本。

[15]謝肇浙《五雜俎》卷五“人部”二。第259頁。國學珍本文庫第一集第三十種，中央書店1935年印本。

[16][23]崔榮昌：《四川方言與巴蜀文化》，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頁

[17][24]孫曉芬：《四川的客家人與客家文化》，四川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頁

[18]詳見四川大學《郭沫若集刊》，四川大學學報編輯部編輯出版，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