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現代傳播如何具有鮮明的傳統文化特色，是大眾傳媒面臨的最重要的基本命題。娛樂傳播作為媒介“文化建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從一開始就有自己的文化訴求和特點。娛樂傳播的“快樂原則”必須從屬于文化語境所規定的價值觀念和道德指向，符合各階層人民的真正審美與娛樂需要。

關鍵詞：現代傳播 傳統文化 娛樂節目

娛樂傳播多元化是當今傳播中的一大景觀。但我們深入探究娛樂傳播的文化傳統，會看到不管現代娛樂傳播如何“時尚”、如何“純娛樂化”、如何“大眾化、商業化”，都無法離開中國傳統文化所規定的語境，傳統的思想意識、文化取向不但不可抗拒地浸染著現代娛樂傳播的具體內容與審美欣賞，而且從官方、精英和大眾等三個方面決定著現代娛樂傳播的成敗。

價值觀念和文化訴求“傳道”與“經世”的語境

時代的不斷發展帶來了多元化的現代娛樂傳播，但不管有多少新的娛樂文化價值觀，總是有引導其現實表現和未來發展的主流價值觀念和道德指向。考察現代娛樂傳播的歷史，透過“亂花漸欲迷人眼”的傳播現狀，這一點表現得非常鮮明。約翰?費斯克曾談到電視娛樂節目具有使人“愉悅”的三個原因：社會凝聚力、民族認同感和對民眾的安慰與鼓舞作用。①世界各國的娛樂傳播媒介都不可避免地面臨著各種“規范、觸角、等級和制約”，但其“身份特征”并不相同。與西方娛樂傳播相比，在中國，傳播媒介的“身份特征”是“黨、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要求把“國家意識”、“政治意識”和“群體意識”置于首要地位，即使是娛樂傳播，也是娛樂愉悅、宣泄減壓與教化、審美并行不悖。這樣的“身份特征”，是被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雙重決定的。

從總體上來說，中國的文化傳播是以“傳道”與“經世”作為它最大文化功能和社會作用的，這其中娛樂傳播成為最重要的方面。因為娛樂的大眾化使其具有最廣大的受眾面，最能為廣大受眾所樂意接受。中國的娛樂傳播在其發展中主要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響，儒家文化要求人們的娛樂必須是“國家利益的體現”，審美之樂的境界一般是政治文化的境界，娛樂風俗和社會政治有著十分重要的內在聯系，娛樂從來都是國家利益和社會政治的形象展示。孔子強調人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樂”是人們生活中的大事，“樂”對提高人們的文化修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孔子看來，“樂”的核心在于它必須是“國家意識”、“政治意識”和“群體意識”的體現，危害國家利益之樂是不可取的，無論什么文化娛樂形式都要符合傳統文化所規定的政治規范、思想規范和道德規范。儒家對人們娛樂生活必須維護“國家意識”，強調“政治意識”，體現“群體意識”的要求綿延兩千多年，一直是中國娛樂文化的核心內容和娛樂傳播的宗旨。

雖然中國已進入現代社會，但“傳道”與“經世”已深入中國人民的心里，仍然是現代中國人自覺審視文化藝術包括娛樂傳播的價值觀念和文化訴求。因此，我們仍然強調娛樂傳播的“傳道”與“經世”功能的必要性與必然性。關鍵是“傳”什么樣的“道”，是封建主義的“道”還是社會主義的“道”，是表現封建社會的道德觀念，還是傳達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從現代文化傳播的歷史看，這一優秀的傳統文化精神同樣制約并規范著現代娛樂傳播，依然是現代娛樂傳播最主要的思想文化基礎和內容“主旋律”，是現代人們娛樂生活必須遵循的文化觀和價值觀。

在20世紀中期，毛澤東同志就強調指出：中國的文學藝術要“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斗爭”。這里的文學藝術當然包括娛樂傳播在內。毛澤東由此又提出了文學藝術的兩個標準，即“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的統一，“我們的要求則是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2010年7月23日，胡錦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指出：要引導廣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單位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堅決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風，要堅決反對傳播“三俗”的東西，文化藝術要繼承和發揚中華文化優良傳統，吸收借鑒世界有益文化成果，推出更多深受群眾喜愛、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相統一的精品力作。

一直以來，媒體的娛樂傳播必然受到這些要求的規范和制約，正是在維護“國家意識”，強調“政治意識”，體現“群體意識”這一方向上發展的，凡是偏離了這一文化傳統和輿論導向的娛樂傳播，都會受到官方的、精英的和大眾的一致批評和抵制。很顯然，媒體必須在娛樂傳播中確立自己的中國身份，重新認識和確定當下媒體的文化與社會屬性，要從和諧社會建設，核心價值建構，輿論導向確立，加強媒體素養等方面進行主動設計和重新定位，讓娛樂傳播符合中國各階層人民的真正審美與娛樂需要。

以影視娛樂傳播為例。在娛樂傳播的實踐中，自中國有了影視以來，就完全地繼承了這樣的“傳道”與“經世”的傳統，20世紀20年代的“左翼電影運動”，30年代的抗戰電影，新中國成立后的影視娛樂雖然在批判舊的傳統觀念和倫理道德，但更強調在影視中宣傳新的思想觀念和新的文化道德，依然是表現為黨和國家的主體意識和方針政策的宣傳載體和文化手段。“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占主導地位的主流文化是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和內容的先進文化。我們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培育‘四有’新人為目標，堅持‘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不斷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②觀察近二十年來的影視娛樂傳播及其代表作品，有“主旋律影視”，有結合思想政治需要、社會發展需要、國際關系需要的各種綜藝晚會、娛樂節目等，好的娛樂節目都是以中國傳統文化作為其傳播基石的，如中央電視臺的“春節聯歡晚會”、“中華情”、“中秋晚會”、“挑戰主持人”、“青年歌手大獎賽”、“星光大道”等，都具有弘揚中華文化的鮮明特點。

行為規范和道德指向“倫理”與“美德”的語境

中國娛樂文化是“倫理型”的文化，它決定了中國娛樂傳播對“規范道德”和“體現倫理”的重視，“倫理劇”、“倫理文藝節目”等倫理化的娛樂活動層出不窮。在中國大部分影視片和娛樂節目中，一方面宣傳著中國優良的倫理道德，另一方面又以劇中人物和情節規范著人們的倫理價值觀。實際上，“規范倫理”和“體現美德”并不是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對影視娛樂的強制要求，相反是中國大眾本身最大的心理與文化需求。我們同樣強調：“倫理”與“快樂”并重，“美德”與“愉悅”同行，應是現代娛樂傳播的重要藝術方法和主要傳播追求。這不僅是政府或者精英的大力提倡，也是大眾娛樂的現實需要。

由于受傳統文化的長期熏陶，中國民眾在娛樂中都有一種自覺接受倫理和道德教育的欲望，中國人從內心就認同娛樂傳播的宣教作用。中國的每一種娛樂方式都有它對中國民眾的獨特教育意義，都發揮著“寓教于樂”的功能。如春節和元宵節都以娛樂的方式教育人們要天人合一，要遵守秩序，要守孝道，要“仁者愛人”等等，在許多影視片中，不管多么地以娛樂的方式來讓觀眾得到愉悅，其目的都是要讓觀眾得到教育和修養。我們看到，受到人們普遍歡迎的娛樂傳播，正在于做到了這一點，如多年來的中央電視臺的《春節聯歡晚會》、《歡樂中國行》，上海東方衛視的《舞林大會》，江西衛視的《紅歌會》，廣西衛視的《尋找金花》等，如果沒有達到或者違反了這一點，就會引起人們的文化不適感和文化空虛感。關于湖南衛視《超級女聲》、江蘇衛視《非誠勿擾》等娛樂節目的爭論和批評，就鮮明地反映了這一點。曾經有觀眾看了2006年央視春節聯歡晚會中的喜劇小品《糧票的故事》，就說“春晚讓我們學會關愛”。“春晚，讓我們明白了許多道理，天下為人子女的人，又要到年底了，讓我們相約：放慢匆匆的腳步，常回家看看，除夕之夜陪著老父老母看看春晚，繼續聽他們講那‘糧票的故事’吧！讓我們共同記住：孝心不能等待。”③這樣的感想是很有典型意義的。

近年來，受到西方娛樂文化的負面影響，一部分娛樂傳播特別是電視娛樂節目要“反傳統”、“反文化”、“平民化”，宣稱要“站在高雅文化的對立面”，部分電視媒體在娛樂傳播中出現了非常嚴重的商業化、內容低俗化的傾向，這些節目往往不擇手段，在滿足部分觀眾的低層次需求，爭取“收視率”上比拼，而不顧節目的社會效果。特別是2010年以來，一些電視臺上星頻道開辦婚戀交友類節目，一些嘉賓身份造假、自我炒作很明顯，這樣的言論低俗、行為失檢、惡意嘲諷、主持人引導不力、放任拜金主義、虛榮、涉性等表現不健康、不正確的婚戀觀的節目，嚴重背離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從傳播角度上說，其一，這類娛樂節目以“娛樂”作為形態特點，從娛樂形態本身來說似乎不存在“社會問題”，但許多這類節目與人們的現實生活一比較，就顯出了它們與真實世界的分裂而導致的本質上的虛假性，它們本身就是利用娛樂的“幻想”在對人們“說謊”，制造著虛幻的“暈輪”現象，讓大眾信仰全無，找不到正確的前進方向，造成了虛假、浮夸、病態的風氣到處蔓延；其二，這類娛樂節目從一開始就是庸俗和不道德的，它有一個普遍的表現，就是它們表面上是“大眾娛樂”，骨子里卻充斥著“商業邏輯”，不切實際的自我包裝、自我夸耀、自我炒作和物欲拜金隨處可見，從而對人們的民族道德觀、價值觀和民族文化修養產生了很大程度上的消解作用。這些道德低下，缺乏品位，既不能“觀風俗”，更不能“正人倫”的節目，為錯誤思想和粗俗言論提供了傳播渠道，降低了傳媒的社會公信度，大大損害了社會主義媒體的形象。

從“規范倫理”和“體現美德”的要求出發，針對近年來電視綜藝娛樂節目中比較泛濫的庸俗化“審丑”和對拜金主義、利己主義的渲染，對中國傳統倫理和美德的嘲弄甚至否定及缺乏人文關懷的傾向，國家相關管理部門規范廣播電視婚戀交友情感故事類節目，制止娛樂傳播中這些嚴重的不良傾向，也是順理成章的。因為，這樣的“整頓”反映出了社會公眾對現代娛樂傳播以審美的形式、精神的熏陶來表現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強烈的訴求，不顧這樣的訴求，解構優秀傳統美德，必然導致受眾的疏離和反感，導致社會的整體排斥和強烈抵制。

雖然“快樂原則”是人類娛樂活動的主要原則，娛樂文化是享樂人生的文化，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娛樂已經不是人的“本能娛樂”，娛樂已經具有社會性和群體性，任何一種娛樂活動都會產生重要的思想、文化和社會影響。娛樂傳播作為“文化建構”和“意識形態”，從一開始就有自己的價值觀念和文化訴求，娛樂的“快樂原則”必須從屬于社會化的娛樂傳播的價值觀念和道德指向。進一步說，雖然傳統文化中的“倫理”與“道德”有落后的一面，需要我們批判和舍棄，但更多的是合理和優秀的，是需要我們繼承和發揚的。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美德”都是精華，是支撐我們這個民族精神的靈魂，是維系國家的精神紐帶，更是我們人生觀、價值觀、審美觀的根基所在。就現代娛樂傳播而言，就是要做到通俗而不庸俗，有情而不濫情，娛樂而不愚樂，平凡而不平庸，要為大眾提供既有優秀傳統文化精神，又有現代創新品質的健康有益的娛樂產品。

注釋：

①參見大衛·麥克奎恩［美］著，苗棣等譯：《理解電視》，華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67～68頁。

②周正剛：《認清文化國情 發展先進文化》，《光明日報》，2004年12月1日，第B2版。

③陳顯萍：《春晚讓我們學會關愛》，《中國電視報》，2006年12月4日，第A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