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 現代性 知識分子 傳播 政治

一、農民、市民與殖民

在缺少現代大眾傳播手段和本土職業傳播者的情況下，鴉片戰爭前后的英國殖民者為了影響廣州市民的輿論，曾通過中國地方官員的協助在城內張貼大量布告。這些布告總是堅持說英國只同中國官府作戰，而不是同中國人民作戰，它們告訴廣州人，英國人“是這個城市的真正的保護者”，并要人們“想一想那些現在他們中間的外省軍隊是不是真正的禍害”[1]。類似的布告也出現在同一時期的其他中國沿海城市，例如，耆英和伊里布在向道光帝報告上海一帶情形時說：“（英軍）張貼偽示，本國與百姓毫無戰爭，最愿彼此和睦，廣開通商之路，但大清官兵不肯議和。此等鬼域伎倆，尤令人憤滿胸懷”[2]。雖然這些布告是在一個多世紀前由殖民者寫作的，然而在當代語境下理解其政治內涵則別有一番深意：今天很多中國知識分子思想中“國家”與“市民社會”相分離和對立的觀念；背離“內陸”和“外省”來建構市民身份和現代化目標的文化意識似乎都能在這些布告中找到影子。

實際上，當時侵略者真正想要保護的正是已經非常繁榮的殖民貿易，他們的直接利益關聯者并非如布告宣傳的那樣是廣義上的市民，而主要是地方官員和中國商人。自稱是英國資本家“東方代理人”的義律（C. Elliot）在寫給英國外交大臣的信中得意地告訴他的上司，廣州的商人行會已正式稟明林則徐，請求不要開戰，以免影響本省的貿易；而廣州的地方官也請求與英軍一起安排一場遠離城市的象征性的戰斗，以應付清帝國的抗敵命令[3]。然而，中國社會的復雜性卻遠遠超越了這些布告和信件所能涵蓋的問題。當廣東三元里、福建廈門、浙江寧波、鎮海、定海、江蘇太倉、臺灣臺南、基隆等多處沿海地區農民團練組織起來大規模伏擊英軍時，我們看到了一個都市傳播網絡之外的底層鄉村世界對殖民力量的反抗和威脅。殖民時代鄉村與都市的對立在這些農民運動中得到充分展現，以1841年的廣東為例，當時的鄉下人認為廣州城里都是漢奸、商人及同商人勾結的腐敗的政府官員，“忽然間，鄉勇們象忙于殺英國人一樣，也忙于殺漢奸”[4]。19世紀后半期的華北和華南，農民排擠基督教民和西洋文化的運動此起彼伏，并最終以義和拳民打入北京追擊通洋貨、懂洋學、用洋貨的“市民”，破壞鐵路和城市通訊系統而達到頂峰。

魏斐德（F. Wakeman）曾經指出，當時的殖民者做出了“根本的錯誤估計”，“他們沒有看到分裂是在城市、鄉村之間，而不是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再三地訴諸城市居民將使農村武裝起來，因為隨著時間的流逝，農村人愈來愈懷疑城市人已同敵人串通一氣了”[5]。表面看來，這段評論抓住了農民、市民與殖民之間的微妙關系，然而殖民者“訴諸城市居民”的做法卻很難被簡單歸因于他們忽視城鄉分裂的“錯誤估計”，否則，我們無法解釋為什么他們在文化傳播上對鄉村的漠視一直延續了幾個世紀。在這幾個世紀當中，針對殖民地“市民社會”的宣傳不再像布告的內容那般簡單——對解放政治和集體文化意識的拆解、對普遍主義契約關系和法權關系的倡導、對殖民歷史和不平等交換的掩蓋——吞沒知識分子政治想象力的文化宣傳總是藏在各種極為復雜的價值觀外殼下登臺亮相。

實際上，“鄉村與都市”、“內陸與沿海”、“國家與市民社會”，這些看似中國內部的“空間政治區隔”正是“陸地與海洋”這一資本主義世界最重要的“空間政治區隔”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呈現。麥金德（H. Mackinder）在他的名著《歷史的地理樞紐》中指出，好望角航路的開辟和美洲大陸的發現最終把歐洲和亞洲的關系顛倒過來，促成了“現代世界”中海洋與陸地的對立[6]。由于歐洲現代民族國家的主權由掌握國家債權的金融家和商人群體操縱，因此投資戰爭并通過戰爭賠款控制殖民地海關，進而在沿海都市培植本土精英幫助拓展帝國的海外市場是英國殖民者真正感興趣的事情。為了達到這一目標，成本最低的方式就是“間接統治”。強世功將其概括為“統而不治”，即“殖民統治者避免采取直接的日常治理，并把這些容易引起殖民地人民反感的治理事務交給殖民地精英來做，從而避免殖民者與殖民地人民發生直接的治理沖突”，與此同時，殖民者需要“建構一套憲政體制來塑造殖民地精英與帝國精英的‘同僚’感覺……然后再建構精英養育機制來增強文化認同，強化殖民地精英對大英帝國的政治認同和政治忠誠”[7]。英帝國的理論家柏克（E. Burke）在《美洲三書》中對殖民領袖進言道：“我要讓殖民地的人民，總把他們公民權利的觀念和您的政府相聯結；——他們將纏住您，箍住您；天下沒有任何力量，能離間他們的忠誠……是英國憲法的精神，涵濡了這廣大的人群，進而滲透、喂養、統一、鼓舞了帝國的每一部分，甚至其最小的成員，并使得它們生氣勃勃”[8]。正如柏克的洞見，在這個海洋時代的“勇敢新世界”中，金融操縱和殖民貿易的順利展開不僅要求軍事力量的鳴鑼開道，還要求文化傳播和政治理念的統治力。當堅船利炮控制了航線、鐵路和通訊這些殖民經濟的生命線之后，文化與法的傳播就成了維系英帝國既有權力和殖民利益的重要保障。讓殖民地的都市精英臣服于“英國憲法的精神”，并讓他們獲得自由傳播的權力，進而掌握文化領導權，形成對廣大內陸地區的政治經濟支配力，這正是殖民者指向世界大同和歷史終結的宗教福音書。然而，正像鴉片戰爭前后在廣州周邊和運河沿岸發生的農民運動一樣，在中國這樣一個龐大而復雜的社會體系中，面向海洋、背對內陸的發展方式和文化意識難免會帶來城鄉之間的持久對立。在這種狀況下，由知識分子所掌握的現代文化傳播網絡如何塑造鄉村和農民，如何推動整個國家的發展方向就成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讓殖民者失望的是，外敵入侵和國家能力羸弱的現實帶來了眾多中國都市知識分子的思想覺醒，他們明確拒絕了通向殖民代理的“印度道路”。如果說近代早期的農民自發抵抗運動由于組織渙散、價值判斷雜亂和缺乏現代化手段等局限難逃失敗的命運，那么這種落后的狀況恰恰給城市中的新生代知識分子提供了歷史機遇，正是十九世紀末開始涌現的幾代啟蒙者和革命者憑借現代性的意識形態和現代化的傳播手段最終承擔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雙重重任，即在完成中國社會現代化建設的同時，抵御外部軍事、經濟和文化力量的侵擾。

如果我們觀察晚清以來中國社會的變化，就會發現城鄉對立實際上也是殖民時代中國被動現代化過程的組成部分。在“落后就要挨打”的資本主義世界文明中，普遍的人道主義和鄉愁畢竟無法解決第三世界國民安身立命的問題。改變“小政府、大社會”的原始國家形態，將政權力量深入基層，從鄉村抽取原始積累的資源，舉全國之力建設現代工業，這種發展路徑雖然不那么可愛，但是卻貫穿了整個中國現代化歷程。然而，需要強調的是，這只是在政治經濟意義上無奈的被動選擇，能否在保障獨立自主的前提下主動創造一種不同于“強力意志”的新文明和新政治才是殖民地知識分子替全人類承擔的責任。在現代化任務與烏托邦想象的張力之間，幾代中國知識分子探尋了各種不同的出路。在這一過程中，他們對待鄉村和內陸的文化態度，不僅影響著中國社會的命運，而且表征了不同的文化政治和不同的現代化方向。

二、“香港—上海走廊”

當代對中國文化傳播業的討論常常無意識地遺忘兩個核心要素，一是“都市”，二是“知識分子”。前者指向傳播的地理和文化環境，后者則標明傳播主體及其文化意識。這兩個核心要素之所以容易被遺忘，原因在于從事傳播實踐的都市知識分子常被視為一個有充分代表性的群體，他們的政治觀念也常被視為普遍性的價值。與此同時，由于文化知識和受眾商業價值上的區隔，當代大眾傳播主要的服務對象也基本限制在都市市民內部。在這種條件下，傳播的地理、階級和文化政治分析被無意識地懸置了，從書齋里噴涌而出的“公共領域”和“市民社會”等理念則乘機而入，被用來維系一個普遍主義的知識氛圍。然而，當我們將都市知識分子的“代表性”問題化，并具體剖析他們的傳播實踐與話語時，地理、階級和文化政治則如幽靈一般時時顯現在歷史的每一個階段。

與大多數第三世界民族國家一樣，中國現代傳播業的出現也與外來的影響息息相關。以新聞業為例，如戈公振所言，“我國現代報紙之產生，均出自外人之手”[9]。從19世紀初期開始，大量西方的商人和傳教士進入中國，開始在南洋和廣東的口岸城市出版報紙。到鴉片戰爭之后，外報的影響逐步擴大，中國人開始參加辦報工作。清末科舉落榜和躲避太平天國戰亂的“士紳及末宦一流”為現代的都市傳播業提供了最初的勞動力，以王韜為代表的一批體制外文人開始在教會和外報從事編寫譯的工作。與此同時，香港周邊和上海周邊的大量外國教會學校已經培養了中國最早接觸西學和現代觀念的新一代知識分子。在中國的沿海都市，一場千年未有的思想變局正徐徐拉開序幕。王韜、伍廷芳、唐廷樞、何啟、容閎……這些中國現代傳播業的開創者幾乎全部來自穗港澳地區和上海地區，他們在那里度過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時光。由于他們來往于這兩個地區的頻率特別高，柯文（P. A. Cohen）形象地將其稱為“香港—上海走廊”[10]。

中國的艱難時局和西洋文化展示的進步氣息使得這些最早接觸西學的知識分子確立了“現代性精神”的萌芽。這種“現代性精神”最常被提起的一面是新的世界觀念：對商業和外貿的支持，對先進科技和制度的追慕，對國族身份的認同等都是他們的前輩們從未有過的觀念。然而，人們往往會忽略“現代性精神”的另一面，即這些都市知識分子的反殖民觀念。正如柯文的概括，“從這種世界觀念在近代中國剛剛出現的時候起，它就暗含著一種強烈的（有時是無聲）向西方復仇的不滿和義憤之情”[11]。所謂“強中以攘外，諏遠以師長”[12]，即學習先進科技文化，振興中華，抵御外患正是這代知識分子傳播實踐的主要政治訴求。在報章雜志上號召建設富強國家，與外國人競爭經營近代民族企業，控訴中國苦力在海外的惡劣處境，掀起轟轟烈烈的抵制美貨運動……眾多沿海都市知識分子始終將自己的社會實踐與反抗外侮和國家富強的期許連在一起。

然而，當我們具體觀察這批沿海知識分子踐行現代化方案的過程時，會發現一個明顯特點，他們嘗試對話的對象基本限制在掌握現代科技文化的西方人和中國的“開明政治精英”這兩個群體上：接觸西人、飽覽西學、游歷歐美、開眼看世界是這批沿海知識分子的共同經歷自不待說，而他們中的大多數還曾經是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清末洋務大臣的重要參謀。在這些知識分子的文化傳播實踐中，中國龐大的內陸鄉村和底層世界始終是一個遠遠落在現代文明身后的他者。穿行在“香港—上海走廊”上的現代中國文人們實際上與他們常常掛在嘴邊的“國家”中最龐大的群體有著文化觀念上的巨大隔膜，而他們在主觀上尋求的傳播對象和想要動員的變革主體顯然也沒有納入中國內陸那些沉默的同胞們。新聞傳播界所謂的“通上下”和“博采輿評”不過是希望瀕臨沒落的政治權力精英更多地與這些沿海都市的現代知識分子對話罷了。發展近代工業、促進對外貿易、舉辦新式教育、改革政治體制等呼吁作為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必要手段”會對中國龐大的鄉土社會產生何種影響幾乎從來不曾成為討論的重點。

鄉村被遺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和發展主義等西方思想在清末的引入，使得“鄉村—都市”的空間二元結構與“落后—進步”、“傳統—現代”的時間二元結構勾連在一起。掌握了文化領導權的新式知識分子需要通過告別鄉土中國的文化傳統來推進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現代化。與此同時，原本起到溝通城鄉文化的士紳階層逐漸從鄉村中分離出來，這“意味著時間序列上的新舊之間， 以及空間上的城鄉之間的交流都成為不可能”[13]。新式的產業部門和政法文教部門在沿海都市的設立也創造了一種令鄉土社會無所適從的“現代時間”，并確立了大量陌生人社會中特有的管理方式和契約方式。所有這一切以自然的、潛移默化的方式進入知識分子的傳播實踐，從而創造了一種新的關于鄉村與都市的文化想象。

在一個劇烈變動的時代，文化傳播上的“偏向”恰好為政治經濟上的進一步“偏向”創造了條件。都市知識分子依據其“世界主義觀念”和“國富”、“國強”的期許而大力提倡的對外貿易使國內生產的主要目的漸漸從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轉為與一個以“中心—邊緣”為構造特征的世界經濟體系勾連在一起。這一過程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中國內部地理空間上的傾斜。宮崎市定在《東亞的近代化》中描述了號稱“與洋爭利”的洋務運動給中國內陸帶來的影響：“以前中國國內交通是依靠以大運河為干線的內陸水路，自從歐洲和中國的輪船開始在沿海航行后……大運河便降為地方性的交通線了。這是中國交通上的大變革，運河沿岸繁榮的古老城市衰落了，天津、上海和廣州等海港發展起來了，同時，運河沿岸的人口也開始向海岸地區遷移和集中……向來在運河航運上勞動的工人失了業，使運河沿岸地區陷于十分蕭條的境地，同時使這里產生了排外的情緒”[14]。實際上，19世紀末的義和團運動正是吸收了“全球化”過程中內陸水運地區的大量失業者才迅速發展起來的。被今天中國都市知識精英所不齒的這場前現代農民抗爭固然充滿暴力和迷信，但它實際上正是世界體系邊緣“反全球化運動”的先聲。

內陸的凋敝當然不僅局限在運河水路周邊，加入全球經濟體系的過程也帶來了鄉村自然經濟的迅速解體。1860 年代以后，廉價商品如海潮般的涌進，而廉價原料亦較之以往更易于出口。從鴉片戰爭到19世紀末，中外進出口貿易額增加了十倍以上。其中，消費資料的進口常常占到貿易額的90%以上，居于絕對優勢，而生產資料進口不到10％[15]，中國已經成為世界資本主義商品推銷地和原料供給地。殖民地經濟的門戶洞開當然不會使廣大中國社會分享“比較優勢”帶來的實惠，反而加速了中國自然經濟的凋敝和鄉村世界的動蕩。外部的商品沖擊和內部的連年戰亂使得優質文化資源和物質財富普遍向都市轉移、秘密團練和土匪則在邊遠地區大量出現，鄉村的衰落成為一個不斷惡化的循環。這一過程加劇了農民的破產，制造了大量脫離土地的低價勞動力。中國最早的“農民工”開始源源不斷地涌入沿海都市從事毫無保障的低收入體力勞動，甚至被運到太平洋的另一端修筑橫跨北美大陸的鐵軌。一個經濟上被剝奪，文化上被遺忘的中國鄉村世界赤裸裸地暴露在世人面前。幾十年中，知識分子不可謂沒有為國家傾盡心力，但他們依靠上層推行的，以沿海都市為中心的改革卻始終無法拯救這個動蕩的社會，無法“擺正”這個“傾斜的國家”。

在缺乏現代國家組織構架的前提下，洋務運動式的工業化不但沒能“強國”、“富國”，反而是武裝了軍閥，致富了官僚資本家，這一點在甲午戰爭中得到充分驗證，并由此促發新一代都市知識分子尋求政治體制上更為徹底的變革。“制度調整”是清末政治的核心，也是知識分子傳播實踐中最為熱衷的議題。從戊戌到辛亥，國家組織結構的現代化成為最重要的政治訴求，此時的大眾傳播媒介幾乎都在服務于這一明確的政治目標。正如浦嘉珉（J. R. Pusey）在描述這一時代新聞業者的職業志趣時所指出的，這些人感興趣的“并不是‘所有適合印刷的新聞’，而僅僅是那些他們最為關心的，有關中國富強的內容”[16]。齊慕實（T. Cheek）也曾指出，“一方面，梁啟超等人意在運用新聞媒介來吸引君主的注意，以求說服國家權力核心推動改良；另一方面，戰后民族國家所面臨的極端危急的狀況也使得此時中國新聞業的傳播內容相比西方更加嚴肅”[17]。從立憲的政治、議會的政治到政黨的政治、共和的政治，在現代傳播業的輿論鼓噪下，知識分子的每一輪行動都更為激進和徹底，然而這種政治現代化在緊跟西方經驗的同時仍然無法納入“社會”的視角，知識分子熱衷建構的現代“國家”成了一個與“社會”相分離的國家。在中國，這個“社會”顯然不能僅僅是現代傳播網絡覆蓋下的“市民社會”，而主要是一個龐大的內陸鄉村世界。清末新政廢除科舉、大辦新式學堂并批量生產與西洋“接軌”的“海歸”，最終帶來城鄉之間更大的文化隔膜。辛亥革命推倒了普遍皇權，帶來了傳統政治合法性的流散，卻并沒有換回一個能夠深入基層的，組織能力強大到足以抵御外侮的“共和國”，反而帶來了持久的政治動蕩。正如魯迅形容一百年前的事變，“竟沒有歷史上定例的開國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了一條辮子”[18]。

三、“覺悟到農村”

1919年2月，李大釗在北京《晨報》上發表了一篇激情洋溢的文章——《青年與農村》，他在文中這樣寫道：

我們中國是一個農國，大多數的勞工階級就是那些農民。他們若是不解放就是我們國民全體不解放，他們的痛苦就是我們國民全體的痛苦；他們的愚暗就是我們國民全體的愚暗；他們生活的利病，就是我們國民全體的利病 …… 青年呵！速向農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那些終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婦孺，都是你們的同心伴侶，那炊煙鋤影、雞犬相聞的境界，才是你們安身立命的地方呵！[19]

李大釗對鄉村的發現，當然可能是受了俄國民粹派和日本新村主義的啟發，也固然有些盧梭式的反現代化情緒，然而除了協力互助、公正平等、追求“人的生活”這些帶有烏托邦色彩的空想之外，我們分明看到了將“國民全體”的命運與農民的命運聯系在一起，倡導知識分子走入“父老婦孺”中間結成“同心伴侶”等全新的政治觀念。在這里，對“新人”和新的政治行動的呼喚，終于代替了對“新制度”的呼喚。更重要的是，“國民全體的解放”這一政治目標，暗示著“新文化”的“啟蒙”并不是與“救亡”相分離的陽春白雪，文化觀念上的轉變仍然在潛意識中為未來新型的政治運動做著思想上的準備。

當然，“新文化運動”有多個面向，產生了多種不同的觀念，也并沒有徹底消弭知識分子群體對鄉村的偏見。用“新文化”來代替“舊政治”的過程甚至更加深了一部分知識分子對鄉村文化前現代特征的本質化敘述，這既表現在魯迅的《祝福》、《故鄉》中那些落后、封閉、愚昧、麻木的農民形象中，也表現在沈從文充滿懷舊情調的，對鄉土文化美感的復原中。然而，我們十分清楚，在20世紀文化政治的走向中，這些觀念最終都沒有占據主流。更重要的是，無論持有何種觀點，在都市知識分子的視野中，中國的鄉村問題終于與全體國民的命運聯系在一起了。正如梁漱溟所說，現在“麻木的神經開始感到疼痛了”，中國的知識分子開始認識現實。“民族自覺的頭一步便是覺悟到農村；從這一步就可以覺悟到一切。覺悟到我們原來社會構造的特殊，覺悟到我們不能不自有我們的前途”[20]。

從1920年代開始，各種政治訴求完全不同的知識分子群體開始進入農村，并試圖通過改變農村和農民來改變中國。20年代末，全國各地興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鄉村建設運動。各種教育機構和學術團體開始在農村建立實驗區推行改革，陶行知、黃炎培、晏陽初、梁漱溟等人都嘗試通過興辦教育、改良農業和移風易俗的方式使農村的經濟和文化得以復興，以此達到“民族再造”的目的。這些知識分子創辦了《村治》、《鄉村建設》等頗有影響的刊物宣傳鄉建思想，《東方雜志》等重要報刊也推出了農村問題專刊。在“農村經濟破產”、“農村崩潰”的呼號中，“鄉村建設”、“農村復興”的口號彌漫于全國，成為朝野的一種新覺悟[21]。

鄉村建設運動中展現出的問題意識和思想觀念非常復雜，其中有兩種思路最有代表性：其一是認為中國農民“愚、窮、弱、私”，必須要用現代觀念和現代組織加以改造的思路，如晏陽初所組織的鄉村建設就將農村凋敝的原因歸結為科學文化的落后，農民是必須用以西方為標準的現代文明綱領加以拯救的客體；另一種觀念則剛好相反，梁漱溟認為中國鄉村凋敝的重要原因正在于傳統文化和鄉村有機體在西洋文明和清末新政的沖擊下衰落和渙散了，因而拯救鄉村要從恢復“鄉學”傳統，重建鄉村文明和鄉村組織著手。無論這些知識分子在鄉村重建中持有何種具體觀點，從鄉村內部的文化教育和組織形式上來解決問題看起來是一個比較明顯的共識，鄉村外部的結構性政治經濟問題相比之下則不那么重要。這一特點使鄉村建設運動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敘述中被定義為一場“改良主義運動”，即“都以承認現存的社會政治機構為先決條件；對于阻礙中國農村，以至阻礙整個中國社會發展的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殘余勢力之統治，是秋毫無犯的”[22]。不幸的是，實際的歷史走向確實讓鄉村文化自救的理念顯得有些書生氣。在土地不均、租稅過重、軍閥土匪肆虐的情況沒有改變的情況下，1929年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危機又使得半殖民地中國成為糧食傾銷的重災區，這些復雜的結構性問題最終導致農村進一步破產和鄉村建設運動陷入低潮。

幾乎與鄉村建設運動同時出現的是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運動。“五四”前后，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斗爭話語，列寧的革命建國方案非常迅速地改造了一部分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他們在鄉村所從事的政治實踐和傳播實踐與以往相比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一方面，出現了減租減息，甚至平分土地等經濟上的訴求，農民運動迅速激進化和暴力化。共產黨人認為一個新的鄉村文明的實現只能依靠血腥的階級斗爭這個嚴厲的助產婆[23]；另一方面，在文化傳播領域，農民開始被塑造為中國革命的主體力量和知識分子的“伙伴”，這一群體受到了近代以來前所未有的重視。在浙江蕭山、廣東海豐、湖南衡山出現了最早的農民協會和農民運動講習所，不過幾年，相似的機構散播在湖北、江西、山東、陜西等全國各地，這些直接負責組織農民運動，進行農民運動宣傳的機構主辦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農民報刊：《犁頭》、《鋤頭》、《耕牛》、《湖北農民》、《江西農民》、《山東農民》、《海豐半月刊》、《血潮畫報》……號召農民革命的墻報、傳單、標語、漫畫等宣傳品更是到處可見[24]。在這些傳播實踐中，農民成為動員的對象，而不再是改造的對象，他們的形象不再與落后、愚昧和麻木等本質化的文化敘述連在一起，而是與被欺壓、求解放的“階級地位”連在一起。改變中國的希望因此不全寄托在文化上和制度上，而是更多地寄托在這個作為“階級”而存在的人群身上。“階級意識”當然是由知識分子給予的，甚至是宣傳的和施加的，然而無法否認的是，中國農民的形象從未像大革命時期共產黨的文化敘述中那樣積極和正面，在“落后的傳統”中浸潤最深的農民們，居然被看作是現代革命的一支關鍵力量，甚至是未來烏托邦的開拓者。

經歷了大革命的失敗和長期的路線斗爭，早期農民運動的經驗和傳統被延安時期的中國共產黨進一步繼承和鞏固。在陜北這片全中國最落后、最缺乏現代氣息、與西方文化接觸最少的貧瘠土地上，“都市與鄉村”的命題被“革命知識分子與農民”的命題所替換，大量來自都市的年輕文化人如何將傳統的鄉村社會引入現代政治成為傳播實踐的核心問題。在解決這一問題的過程中，中共的政權創造出了一套獨特的政治體制和文化模式。

曾就讀于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的畫家趙泮濱曾經這樣描述延安整風運動過程中的經歷：“整風生產，三年時間過去了，畫室總是空閑著。磨起老繭的手很久不摸畫筆了。但是，延安文藝界，三年內發生了根本變化，空前活躍起來，作家藝術家紛紛打起背包，下農村，去部隊，深入生活改造思想。暫時不下去的，也活躍在街頭，辦墻報，出畫刊，尤其是鬧秧歌，更為深入人心”[25]。反對“關門提高”，強調文化傳播的政治性、階級性，組織知識分子走入鄉間，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這是整風運動前后延安文化傳播實踐的顯著特征，是一場強調知識分子與基層農民相結合的“群眾路線”的大規模嘗試。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后，如何處理來自城市的文化傳播業者與農民之間的關系更是上升到了政治原則的層面。“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這句毛澤東的名言成為當年魯迅藝術學院的學生考題[26]，能否真切地理解這個命題成為衡量知識分子政治覺悟的關鍵要素。

在新聞領域，編輯、記者們深入農村，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也是一種慣常的工作和生活模式。他們一方面強調蹲點駐村，通過調查研究呈現基層實際狀況，一方面要參加基層的生產勞動實踐，熟悉農民的生活并加強自己的“思想改造”。同時，他們也是黨和政府的政策在群眾中的宣傳員，且要用農民熟悉的語言和方式傳播現代文化和科學知識。與此同時，在各級黨報新聞消息來源中，基層通訊員的報道占據越來越大的比重，構成了一個獨特的上下溝通機制。專業記者下鄉，業余通訊員發稿，明確的意識形態指向，這樣的新聞實踐有意識地否定了現代都市大眾傳播業的職業化特征。

如果單從知識分子深入鄉村的行動來看，我們可能會將“群眾路線”的文化傳播實踐簡單等同于“民粹主義”。然而，如果仔細分析這些傳播實踐的政治訴求，我們能夠發現延安的知識分子正在以全新的方式展開傳統與現代的對話。從晚清到“五四”的文化政治中，“現代的”和“中國的”一直是一對難以破解的矛盾，它隱含的是鄉土傳統給知識分子的現代革新帶來的沉重負擔，并由此轉化為“都市”與“鄉村”之間難以破解的文化藩籬，形成了彼此隔絕的文化政治空間。在延安，雖然對待知識分子的翻云覆雨的整風運動和思想改造帶有強烈的政治整肅性質，付出了組織資源和歷史道義上的成本，然而正是這種政治整肅和教育使得大批在都市文化環境中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能夠走入鄉村，與傳統進行直接的對話。他們利用本土資源，吸引本土大眾，關鍵的目的還是傳播現代理念和現代知識。在這一過程中，沒有丟棄的是對“現代”的追求，而努力要拆解的則是“都市”與“鄉村”的隔閡，或者說現代都市中作為腦力勞動者的文化人與鄉土傳統中作為體力勞動者的農民的隔閡。

四、鄉村與國家

馬克思對都市與鄉村之間關系的看法在亞非拉殖民地的社會主義革命理論中被部分地倒置，這是一個非常有意味的現象。在馬克思的論述中，城鄉之間的對立固然造成了社會大分工、資本和勞動、地產分離等眾多異化狀況，然而這一過程也被他認為是一個無法繞開的，通向更高級社會的必然路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寫到，“城鄉之間的對立是隨著野蠻向文明的過渡、部落制度向國家的過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過渡而開始的，它貫穿著文明的全部歷史直至現在……”[27]。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也指出：“一切發達的、以商品交換為媒介的分工的基礎，都是城鄉的分離。可以說，社會的全部經濟史，都概括為這種對立的運動”[28]。然而，正如邁斯納（M. Meisner）所發現的那樣，毛澤東、卡斯特羅（F. Castro）、尼雷爾（J. Nyerere）、范農（F. Fanon）等眾多亞非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革命家們不但拒絕將城鄉分離看作是現代化的必然路徑，反而常常將回歸鄉村、建設鄉村，避免城鄉分離的出現當成一項重要的使命。在他們的著作中，常常將城市看作是“外國人創造的世界”和“革命的墓地”，將城市生活看作是腐蝕革命力量的潛在威脅，他們號召革命者“離開城市，到山上去”，與農民這個“真正的革命階級”打成一片[29]。通過這種革命與發展觀念的差異，我們能夠更加深刻地體會到殖民地現代化的特殊性。

但是，落后國家通過自我剝奪實現工業化的現實使命曾給革命家們重建鄉村的理想帶來了重要挑戰，也形成了一個兩難困境。1949年共和國成立之后，將一個落后農業國轉變為現代工業國的世紀難題轉移給了中國共產黨，這使得依靠農民力量取得政權的革命領袖們不得不將政策的中心向資源集中的城市傾斜，而鄉村則成為提取農業剩余的對象。依照這一思路制定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曾經引發了以農民代言人自居的梁漱溟與毛澤東之間的激烈爭論。從歷史發展的實際狀況來看，大批蘇聯專家的涌入、現代管理體制的確立、按照科技知識選拔和使用人才的制度、為確保工業生產而提供的福利保障和戶籍制度，所有這些政策安排確實造成了城鄉之間各方面的差距。然而，這種城鄉之間的分化明顯具有國家計劃安排下的功能性特征，它與依靠全球資本力量產生的城鄉分化有著本質的不同。如果后者的核心矛盾是“鄉村與都市”的話，那么前者的核心矛盾實際上是“鄉村與國家”，后者的矛盾既是經濟上的，也是文化上的，是殖民經濟對鄉村的支配和侵蝕；而前者則只有經濟上的矛盾，鄉村是國家整個工業化方案的組成部分，其自身也被進行現代化的改造。在建國初期的發展方案中，無論是鄉村還是城市，都是以生產性而不是消費和資本投機為核心的地域，都服務于建立現代國家這個最終的目標。城市雖然在經濟和福利方面占有優勢，但前提是幾十年來的摩登文化和消費場所被掃蕩一空。不僅如此，在社會經濟資源和文化傳播資源的分布中，防止“鄉村與國家”的矛盾滑向“鄉村與都市”的矛盾，防止都市成為特權階層的消費中心，防止鄉村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的崩潰，一直是毛澤東時代執政黨的一項重要任務，也是鄉村在經歷國家工業化剝削的過程中沒有出現混亂和反抗的重要原因。與依靠中央計劃強力推行國家工業化相類似，為了完成同步的文化宣傳使命，大眾傳播的管理也基本上是通過集中組織和控制來實現的。在這一過程中，國家實際上成為鄉村與都市之間的“中介”，它在經濟發展上依靠城市的官僚和科技人員，卻在文化傳播上與都市知識分子的另類意識形態保持著非常緊張的矛盾關系，甚至是斗爭和批判的關系；它需要農民在工業化過程中做出經濟上的犧牲，卻始終在政治和文化上給予農村和農民極高的重視。

在蘇共二十大、“波匈事件”和1957年莫斯科會議等一連串事件之后，中國共產黨在國際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空前提升。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潮的狀況下，中共的領袖迫切希望創造出新的、更進步的社會組織模式和文化樣態從而示范和主導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單純從經濟發展合理性的角度很難解釋“大躍進”的各種政策安排，激進的政治心態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1957年以后的國內政策。一方面是城市工業的“超英趕美”，另一方面是農村的“人民公社”。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農村推行的新型的龐大政治組織完全是一種前無古人的“創新”，它已經超越了經濟上的合作與生產互助，是一個“經濟、文化、政治、軍事的統一體”，是“工、農、商、學、兵互助結合”[30]。邁斯納曾經對“人民公社”帶來的城鄉關系變化做出這樣的評價：“（農村的變化）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城市及其居民在實現經濟增長和社會變革過程中所起的作用。與此相似，以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為基礎（通過“紅專大學”和許多“半工半讀”方案來實現）的新教育政策，降低了以城市為中心、面向城市的高等教育制度的價值。人們寄希望于那些新型農村學校，它們應培養出既有社會主義覺悟又有專業科學知識的‘新農民’”[31]。

高度的集體性和公共性一方面在農村基礎設施上搭建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現代化平臺，興修水利、集體生產、新技術迅速推廣、大型公共福利等項目都是中國千年農業發展中未曾有過的新事物，然而這一政策過程也同時要求新農村斬斷與傳統鄉土社會的任何文化政治聯結，飛躍式地創造農村的現代文化，這帶有比較明顯的拒絕與傳統對話的激進性，并造成了嚴重問題。

激進的政治態度需要立刻塑造出“新農民”和“新農村”的形象，這自然需要文化傳播系統的全力配合。從“大躍進”時期開始，大眾傳播對農村工作的宣傳，對農民形象的塑造呈現出極為明顯的試圖超越現實狀況的傾向，延安時代確立的現代與傳統的對話，以及借助傳統形式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風格被一種創造理想社會和社會主義新人的象征風格所取代。現實主義不但徹底破產，而且備受責難。在新聞傳播領域，對農村生產能力和進步熱情的懷疑是不被允許的，“浮夸風”在一種道德恐怖主義的氣氛下逐漸擴散和升級。在文化藝術界，出現了大批脫離傳統的農村“新人”形象，如《創業史》中的梁生寶、《艷陽天》中的蕭長春、《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等等。這些“新農民”的一致特點是與傳統鄉土文化徹底決裂，并具有“圣人”一般的道德理想。最有代表性的當屬柳青所塑造的梁生寶的形象。李楊曾指出柳青將梁三老漢設置為梁生寶的繼父這一細節“大有深意”，“它切斷了我們的英雄人物與傳統農民的血緣關系，使他們能夠徹底擺脫傳統倫理關系的纏繞”，這種手法“深刻地影響了‘文革’文學的寫作方式。充斥于‘文革’文學舞臺上的正面人物，無一不是鰥夫、寡婦這些擺脫了自然血緣纏繞的政治符碼”。與傳統的現實主義敘事不同，“梁生寶的新農民本質的獲得并不是通過‘成長’得以實現的，‘無父’的梁生寶是一個天生的圣徒，選擇社會主義只是他“學好”的結果。社會主義者通常是心地善良、思想單純、誠信自律、克己奉公、內心慈悲、外表慈祥、富有同情心的‘好人’”[32]。

希望中國農民中出現千千萬萬個“梁生寶”，這自然是建設社會主義，實現“大躍進”的美好理想。然而一旦這種充滿革命浪漫情懷的藝術態度和傳播實踐對實際政治生活產生影響，就出現了非常尷尬的局面。將“道德標桿”樹立在遠離農民實際思想素質的高度，并通過傳播與政治的配合塑造出強大的壓力，甚至形成道德恐怖主義的氣氛而影響基層的政治行動則被事實證明太過于激進。實際上，50至70年代的中國農村，不僅在農業科技上還十分落后，農民的道德水準也很難隨著公社化的進程而同步提高，千年來形成的生產方式和社會交往方式更不可能在短短幾年中被顛覆。公社化初期，農業現代化所需要的大量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項目需要抽調和組織大量勞動力，這不但對基層干部是一個挑戰，也加重了農業生產的負擔，而這些公共支出的效果則要在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漫長過程中才能顯現出來。不僅如此，共產黨推行的農村治理，主要依靠道德感召、群眾動員和基層干部的政治覺悟，而不是法權關系和現代科層管理制度，這雖然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體制僵化、不平等和腐敗問題，但是畢竟不容易在短期內成功運轉并獲得效率，這一點從當時農村基層干部的總體表現和農業生產的衰退中可以明顯感知。

總之，由于后期文化政治領域內的激進狀況和對鄉村傳統與現實一定程度上的排斥，不僅鄉村現代化方案遇到了阻礙，整個國家的現代化方向也被迫調整。鄉村現代化的支持者沒有在1962年之后找到恰當而有效的方式繼續推行他們雄心勃勃的計劃，城市中的政治運動和青年知識分子走入鄉村的計劃也沒有達到所期待的結局，這使得他們最終不得不從歷史進步引領者的位置上退下，并重新順從國際形勢的新變化。但是，50至70年代中國在農村建設中取得的成績是不容抹煞的，其最重要的目標，即從基層組織國家完成現代化轉型，取得了成功。隨著中國脫離殖民經濟體系，鄉村與都市的分離和對立不再成為文化傳播領域內的一個主要問題，鄉村和都市被成功地整合進國家的整體現代化方案。

黃仁宇曾經形容前現代的中國社會像一個龐大的“潛水艇夾心面包”。“上面一塊長面包稱為官僚階級，下面一塊長面包稱為農民”[33]。普遍的皇權高高在上，下層的小農社會則如麻袋里的馬鈴薯一般分散，一個經濟與文化的共同體缺乏起碼的組織力，這對于后發國家的現代化事業來說顯然是一個重大的缺陷。因此，在外部殖民力量的經濟和軍事壓力下改造社會結構，構建一個具有強大組織能力的國家就兼具反殖民和現代化的雙重功能。無論當代都市知識分子如何將“主權”和“民族國家”這些概念進行本質性的負面解讀，從歷史實際來看，對于所有前殖民地國家來說，獨立的現代化過程，就是一個必然無法逃脫的國家化過程。現代歷史變遷中的空間政治向我們表明，忽視從基層組織現代國家的結果是都市和鄉村的發展失衡，甚至相互對立，是知識分子與底層社會的隔閡，是文化傳播上的嚴重偏向，這種狀況將使整個社會更深地陷入殖民經濟的漩渦不能自拔。

五、十九世紀的歸來

國家在一定程度上退出地方經濟是中國1970年代末推行改革的基本邏輯，發展主義經濟學將這一“放權讓利”的過程看成是“繞過很長的彎路最終走入正軌”的過程。但是對社會組織方式和發展模式的價值判斷如果完全以眼前的經濟增長作為指標則必然會掩蓋一些重要的結構性問題。追求普遍規律的社會科學研究很容易忽視文化、政治、經濟中的權力重組，由此成就一種反歷史的傾向。在分析這場改革前因后果的過程中，我們無法忽視一些比短期經濟增長更重要的問題。

從歷史發展的過程來看，1970年代末開始的“改革”很難說是經濟政策的自我修正和完善，而主要是一個新的國際形勢下，中國調整發展方向和國際角色的結果。溫鐵軍曾經指出“中國50年來都是先開放，后改革。改革是開放派生的，其內容方面的不同一般都取決于政府向哪里開放”[34]。實際上，從1970年代初期開始，中國就已經通過“開放”方向的調整轉變了自身在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中的角色，向西方打開了國門。新的國際關系格局使得中國得以大規模引進歐、美、日的設備和技術，對“重偏斜”的工業結構進行調整，為日后順利地進入國際市場展開商品交換創造條件。這一過程帶來了經濟管理方式的變革，也同時帶來了整個社會文化政治方面的轉向。技術和資本的開放當然要以文化和商品市場的開放為條件。這種狀況不僅使中國重新回到了面向海洋的發展模式中，而且迅速改變了直接接觸西方文化的沿海都市的文化面貌。

“改革”的過程中，國家在一定程度上從社會經濟生活中“撤出”，實際上抽掉了建國后一直存在的鄉村與城市之間的強大中介，弱化了在經濟資源和文化政治方面的整體調節能力，這帶來了中國內陸鄉村和沿海城市之間關系的新一輪調整。在農村，經濟權利下放到傳統家庭的過程，也是鄉村集體政治組織開始解體的過程。“大包干”在改革初期展現的“優越性”漸漸由于農業生產缺乏規模和國際貿易的擴大而失去作用。在城市，國家的一部分政治權力和文化權力重新回歸城市知識精英的手中，最終賦予這一社會群體更大的文化感召力和輿論影響力。各種歐美新式消費品和文化產品的涌入使得都市生活充滿誘惑，也使得“鄉村—都市”與“落后—先進”這兩對概念重新耦合在一起。鄉村文化自信持續衰落，組織能力漸漸渙散，這種狀況不僅帶來基礎設施建設、糧食生產和生態環境等領域的問題，而且客觀上為大量勞工涌入城市，以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參與世界工廠的商品生產創造了條件。

新的“鄉村—都市”的空間政治立刻反映在知識分子的文化傳播實踐當中。1980年代初，中國文化傳播界的一個重要的思想基調就是以揭示和告別內陸鄉村的“落后封建文化”的方式開啟一個面向海洋和現代的新時期。鄉村、鄉土文化和農民的形象歷經半個世紀的重新塑造又回到了落后和將要被拋棄的地位上。這一點從當時眾多的文化藝術作品中可以明顯地察覺。羅中立的油畫《父親》和陳丹青的《西藏組畫》是所謂“鄉土現實主義”在美術界的代表。中國農民和農村的形象在幾十年中從沒有80年代這些美術作品所再現的那樣落后、木訥、愚昧、頹廢和了無生氣，知識分子所希冀的進步和未來絕對不會再和這些落后的鄉村文化聯系在一起。易英在評價《西藏組畫》的現實政治意義時曾經提出，“‘傷痕’美術涉及的還只是‘文化大革命’的具體事件，而《西藏組畫》則使人聯想到產生‘文化大革命’的根源，那種由歷史積淀造成的封閉、麻木與愚昧的國民性不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社會基礎之一嗎？”[35]在官方傳媒將“文革”定性為“封建”的知識背景下[36]，鄉村文化地位的衰落所具有的現實政治意義在這樣的觀念中可見一般。在這個意義上，對農村和農民的落后形象的刻畫不僅是新的空間政治結構變化的結果，也是進一步強調政治經濟轉型合理性的憑據。這一點在1980年代末的紀錄片《河殤》中得到最為顯著的表達。類似的文化意識也出現在同一時期“第五代”電影導演的作品中，陳凱歌的《黃土地》頗有代表性，在這部故事片中，一個希望逃離封建婚姻的少女只有跟著中國共產黨的干部永遠離開鄉村這個麻木和落后的土地，才能獲得人性的解放，這成為一個時代知識分子的政治隱喻。

進入九十年代，以城市為中心的“鄉村—都市”的二元對立不僅以文化方式鞏固和加強，而且經由大眾傳播業的市場化和資本化改革以政治經濟的方式固化下來。在閱聽率和受眾消費能力成為廣告經營主要指標的前提下，都市生活不僅為大眾傳播提供著“先進的”文化內容，而且成為傳媒機構和傳媒從業者服務和獲利的主要對象。在這一時期，都市知識分子已經不再需要通過對落后鄉村文化的刻畫來確認自己現代文化引領者的身份了，“面向海洋，背對內陸”的文化思維已經進入了全社會的政治潛意識當中。在直接服務鄉村的文化傳播產品慢慢絕跡的同時，農民開始以“超生游擊隊”和“二人轉”等文化作品中的丑角形象出現在市民面前，成為被消費的他者。與此同時，鄉村的農業生產和社會組織則處于一個快速衰落的過程中。向國際市場開放帶來了農產品貿易的進口逐年增多，這不僅降低了農業生產的利潤，也使得農民稅收的負擔加重，由此出現了1990年代中后期大量農地被拋荒，大量農民工涌入城市成為低收入勞工的現象。此時，“鄉村與都市”的二元對立已經不僅是一個文化問題，而成為了一個嚴重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民工潮”并不是歷史上的新事物，在20世紀20至30年代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危機的糧食傾銷地時，類似現象就曾經出現，然而正如呂新雨所言，“三十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清楚中國農業的破產與危機與世界市場的關系，是‘一戰’與‘二戰’之間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后果 …… 但是今天的中國知識界卻不愿建立和檢討全球化市場與中國農業凋敝的聯系。這個反差是耐人尋味的”[37]。這種狀況一方面反映了八十年代以來的文化意識已經將當代知識分子的視野束縛在狹隘的都市空間之中，面向海洋，背對內陸成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普世出路”，另一方面，沿海都市的大眾傳媒業和知識界經歷幾十年改革，越來越多地受到各種復雜資本力量的政治牽制，常常適應全球經濟體系不平等交換的需要，以積極姿態推進“鄉村與都市”的背離。趙月枝曾經分析了1999年中國報刊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問題的相關報道和評論，得出了令人驚訝的結果，通過將“老百姓”直接等同于富裕城市消費者，幾乎所有報刊都一致擁護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視為中國的歸宿，部分知識精英還不忘借用官方政治話語的尚方寶劍，指出反對的聲音就是要使“改革”走回頭路[38]。在積極融入“全球化”的過程中，2004年中國開始出現農產品的貿易逆差并逐年擴大，農村的群體性事件爆炸性地增加，為了挽救社會，國家開始采取免除農業稅和進行農業補貼等一系列措施，逐漸扭轉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向，然而在這一過程中，沿海都市傳媒也開始以鮮明的政治訴求對輿論施加影響， “小政府、大社會”被看做理想的國家形態，城鄉二元結構要由不合理的國家戶籍制度負責，法權和契約關系要代替現行的政策模式……國際金融危機之中，中國的經濟轉型面對著幾十年來積累的各種矛盾和都市知識精英制造的尷尬局面。

十九世紀的歸來！這是阿蘭·巴丟（A. Badiou）對今天全球狀況的精妙概括，他指出，“從許多方面來看，我們今天更接近于19世紀而不是20世紀。19世紀的諸多現象正在重新上演：大范圍貧困，不平等加劇；政治蛻變為服務于財富、青年中大部分所秉持的虛無主義，眾多知識分子的奴性屈從，探索表達共產主義構想的眾多小團體的實驗精神被群起而攻之，被圍追堵截……就是因為這樣，和19世紀一樣，今天最關鍵的不是共產主義構想的勝利，而是它的存在條件”[39]。在20世紀末以來的中國，“鄉村與都市”這一二元對立格局的重新確立正是十九世紀國際政治經濟狀況的原畫復現。從鴉片戰爭至今，中國鄉村與都市的關系走過了一個驚心動魄的歷程而又似乎回到了原點。這一過程不僅展現了知識分子文化政治心態的變遷，也說明著中國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位置變化。今天，都市中的中國知識分子們如何對待歷史和現實中的鄉村問題再次成為影響中國命運的關鍵。

[注釋] [1]【美】魏斐德著，《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間華南的社會動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48頁。 [2] 《道光夷務》第四冊，第2024頁。 [3] 同注釋1，第48頁。 [4] 同注釋1，第48-50頁。 [5] 同注釋1，第48頁。 [6] 【英】哈?麥金德著，《歷史的地理樞紐》，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64-65頁。 [7] 強世功著，《中國香港：政治與文化的視野》，北京：三聯書店，2010年版，第76頁。 [8] 【英】愛德蒙?柏克著，《美洲三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151-152頁。 [9] 戈公振著，《中國報學史》，北京：中國新聞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頁。 [10] 【美】柯文著，《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6頁。 [11] 同注釋10，第164頁。 [12] 王韜著，《上潘偉如中丞》，見《弢園尺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06頁。 [13] Tang， Xiaobing. Global Space and the Nationalist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he Historical Thinking of Liang Qichao [ M]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71. [14] 【日】宮崎市定著，《東亞的近代化》，載于《宮崎市定論文選（下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96頁。 [15] 夏東元著，《洋務運動史》，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78頁。 [16] Pusey， James R. Wu Han: Attacking the Present through the Past，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84-85. [17] Cheek， Timothy. Propaganda and culture in Mao's China: Deng Tuo and the intelligentsia.， [M]， Oxford [England]: Clarendon Press， 1997， p.17. [18] 魯迅著，《魯迅選集（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年版，第37 頁。 [19] 李大釗著，《青年與農村》，載于《晨報》，1919年第2期。 [20] 梁漱溟著，《鄉村建設理論》，鄒平出版，1937年版，第394-395頁。轉引自【美】艾愷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1頁。 [21] 孔雪雄著，《中國今日之農村運動》，上海，1934年，第1頁。轉引自【美】艾愷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4頁。 [22] 孫冶方著，《為什么要批評鄉村改良主義工作》，《中國農村》第2卷第5期。 [23] 【美】艾愷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1頁。 [24] 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2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頁。 [25] 趙泮濱著，《整風隨想》，載于《延安歲月》，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0頁。 [26] 朱鴻召著，《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1937-1947》，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29頁。 [27] 馬克思著，《德意志意識形態》，載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104頁。 [28] 馬克思著，《資本論》，載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卷，第390頁。 [29] 【美】莫里斯?邁斯納著，《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頁。 [30] 人民日報社論，《高舉人民公社的紅旗前進》，《人民日報》，1958年9月3日，第一版。 [31] 同注釋29，第58頁。 [32] 李楊著，《50—70年代文學經典再解讀》，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4、163頁。 [33] 黃仁宇著，《中國大歷史》，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版，第255頁。 [34] 溫鐵軍著，《我們到底要什么？》，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85至86頁。 [35] 易英著，《從英雄贊歌到平凡世界》，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頁。 [36] 《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封建主義遺毒應該肅清》，《人民日報》1980年7月18日。 [37] 呂新雨著，《“民工潮”的問題意識》，載于《讀書》，2003年第10期，第56頁。 [38] 趙月枝著，《“入世”：全球化、強國夢與中國報刊關于WTO的話語》，載于《傳播與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08至226頁。 [39] 【法】阿蘭?巴迪烏著，《共產主義設想》，載于《國外理論動態》， 2008年第10期，第6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