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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議城市民俗文化與農村民俗文化差異論

孫藝

論文關鍵詞: 城市民俗文化 農村民俗文化 差異 整合

論文摘要:民俗,指一個國家或民族在自己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反復出現、并代代相習的生活文化事象。而民俗以空間觀念劃分類型可分為“農村民俗”與“城市民俗”,它們作為彼此分離又相聯系的文化范疇在日常生活中無形的控制著人們行為,我們從社會民俗的主要功能出發,分析城市民俗文化與農村民俗文化的內涵,探究城市民俗文化與農村民俗文化在社會結構、文化背景以及心理特征上的差異,但是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以及更多因素的出現,城鄉民俗文化呈現出整合的趨勢。

民俗是作為主體的人所創造并享用的對象,它存在的全部價值就在于具有實在的功能,滿足著主體的需要。從鄉村到市鎮、再到都市,是人口流動、聚集和社會發展的漸進性結果,它們各自的民俗文化形態正是不同空間下主體的階段性需要的表達。“城市民俗”與“農村民俗”作為民俗空間類型中最重要的兩個領域,其研究既是人的研究,也是社會的研究。

一、城市民俗文化與農村民俗文化在社會結構上的差異

不同的社會結構是產生不同文化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城市民俗文化與農村民俗文化之所以能存在著截然不同的質的差異,即在于城市與農村的社會結構帶有截然不同的性質。

城市自興起的那個時刻起,其社會結構就與農村有著極大的不同,城市的出現被視為人類進入文明社會的標志之一,這種文明的表現首先在于地緣關系打破和替代了農村所存在的濃厚的血緣關系,從而使社會結構的變化成為促使城市民俗文化與農村民俗文化出現差異的一個主要原因。與農村人口相比,城市人口雖然也帶有一定的地域性特征,但是這種地域性特征卻因城市人口來自五湖四海而與農村帶有極大的不同,來自不同地區的城市人口在某種程度上打碎了農村頑強存在的血緣關系。

中國的農村是傳統的第一產業的主要基地,其社會生活長期為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所制約。在農村,血緣關系不僅一直是影響民俗文化發展趨向的主流,而且也作為中國文化主體的儒學文化賴以產生的基礎。農業生產的不可移動性,不僅使中國農民產生了對于土地的眷戀,而且使血緣關系長期存在,從而使這種關系成為滋生農村民俗文化的一種主要溫床。“農村民俗”作為一個籠統的、集合的概念,因勞動對象與勞動空間的不同而形態多樣,各具其趣。在以稻麥種植、蠶桑生產、豬羊養等為主的農業村落,形成了依賴血緣聯系、情牽大田作業、關注歲時節令的“農村民俗”,說到底,就是一種血緣文化,而在農村文化中最為講究的是長幼、尊卑,這種規范擴大到生活細節中去,就形成了一定的“禮”和“俗”。

城市民俗文化是一種排除了血緣關系的以行業或者社團等關系為基礎的民俗文化。城市以城池、街市為標志的人口聚集地,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政治的、或經濟的、或文化的、或軍事的中心,而現代都市又可能是貿易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教育中心、科技中心、交通樞紐和旅游中心。城市的居民來自五湖四海,主要靠三百六十行謀生,并因此形成城市文化的多樣紛呈的特征。它們同具有非農業的共性,但彼此民俗卻不盡相同,其類型構成與鄉村民俗相比,可謂大相徑庭,因此,城市民俗文化更多的體現為行業民俗文化和市民生活文化。在行業民俗文化中能夠集中地反映和體現城市民俗文化的是商業民俗文化,城市就是以商業為主要產業而進行發展起來的,行業民俗文化在城市民俗文化的產生與發展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當然,對于促使不同城市形成各自較有特色的民俗文化也具有決定意義。

二、城市民俗文化與農村民俗文化在文化背景上的差異

所謂民俗文化背景,是指民俗民俗文化在其滋生與發展的過程中所處的基礎條件及文化氛圍[3]。雖然農村民俗文化也受到文化環境因素的制約與影響,但是與城市民俗文化相比,能夠對城市民俗文化起到影響和制約的因素,要比農村民俗文化的范圍廣闊的多。

(一)農村與城市的經濟方式不同

農村以農、林、牧、副、漁為業,其生產依賴土地等自然資源,具有自給自足的性質;而城市匯聚著工商百業,依靠資金、手藝、交換、時局而發展。鄉村經濟雖是舊時的經濟支柱,但易受地形、氣候、水源等因素的影響,同時鄉村遠離政治中心,因此,它在經濟與社會的發展中不可避免地處于從屬的地位;而城市的行業生產能超越地理因素的束縛,成為政治與文化中心不可或缺的基礎,并以上層社會和市民階層的需求而在經濟與社會的發展中領有主導的地位。不同的經濟條件以及基礎設施,產生的民俗文化肯定不盡相同,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二)農村與城市的人口特征不同

農村的主體是農民,他們的人口構成較為單一,大多以血緣村落相聚居,并依賴祠堂、族譜、族規、族長而凝聚成宗親群體,他們的文化程度一般較低,主要從事田間的體力勞動。城市的主體是市民,他們多為遷徙之徒,先后來自八方的鄉野,具有多族源、多姓氏的特征,并且相互雜居于空間狹窄的街巷之中,各干其業,經長期相處、磨合,逐漸褪去原先的地方色調,整合出新的城市民俗,城市的居民因生活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而廣聞博見,相對農民來說,構成了文化素質稍高的人力資源,同時也因為各個地方的不同人員整合出新的城市民俗文化,不同于其以前生活環境中的民俗,并很快適應其中。

(三)農村與城市的語言應用不同

農村的語言應用一般取方言土音,常用俚語俗稱,少見新詞新語,地方性特色突出,村民間的口頭語言彼此雷同,反映出他們生活的群體感強,而個性化弱。城市的語言應用因市民八方匯聚而五音混雜,一般為下層多地區方言的紛呈和上層官話的并用,并逐漸混成新的城市語言。相對鄉村語言,城市語言因階層、行業、教育、交際等情況的不同而表現出個性化的特征,且語詞豐富,新語迭出,包容著豐富而鮮活的社會生活信息。農村與城市的娛樂方式也不盡相同。農村中民間文學和民間藝術活動比較活躍,山歌、謠諺、傳說、故事等村民間口耳相傳。城市中的民間文學體裁以笑話、新故事和政治諷謠居多,秧歌、扇舞等民間舞蹈轉化成晨練性體育活動,歌廳、舞廳、酒吧、茶館、網吧、健身房、游泳館、棋牌室、步行街、休閑廣場等成了市民的娛樂空間,城市的娛樂圈相對開放,沒有家族、社區、行業、性別等的明顯區分,相對農村來說,城市中的社交與娛樂有著更多的選擇,不同的選擇,就產生了不同的語言民俗,而民俗的產生,主要依賴于語言以及文字,這樣就造成城市民俗與農村民俗的差異。

三、城市民俗與農村民俗在心理特征上的差異

由于歷史的時間原因和地理的空間原因,在中華民族的大文化背景下,形成了近現代以來中國特有的鄉土農業文化和都市工業文化兩種不同文化類型的異質并存,體制原因造成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4],導致了兩種不同的文化土壤,在這些文化土壤上根植出各自的社會心理特征和價值觀念體系。城鄉兩種文化心態的總體差異,比如在政治心理方面,鄉村是圣賢期待心理占優勢,而在城市則是獨立自主意識占優勢。不同代際之間的社會心理差異,如鄉村社會第一代人表現為苦難的忍耐和聽天由命,而城市社會的人則表現為解放的追求和艱苦創業;如對第二代人的比較:以食為天、故土難移與忍辱負重、游離謀生;對第三代人的比較:壓抑的變態歡愉與新生的困惑奮起;對第四代人的比較:不畏天命的發財意識與自覺平庸的享樂主義。不同階層的城鄉心理差異,比如以相敬如賓的夫妻關系為自豪的鄉村道德婦女與追求自身解放為目標的城市現代女性;滿足于一知半解的鄉村術士與追求多極真理的城市知識分子,講求實用的“下里巴人”與講求享受的“陽春白雪”等等。 多神崇拜與無神危機的宗教信仰心理差異;以禮代法與有法無“天”的倫理法制心理差異,都是農村民俗心理與城市民俗心理典型的差異[5]。鄉村農民基本上仍以體力勞動為主,而城市市民則處于體力勞動向腦力勞動轉換時期,農民與市民在需要和情感方面的巨大差別與生產方式變革密切相關。外來文化的沖擊也是成因之一,文化只有在溝通和交流之中才能相互融合和發展。由于地理技術因素,農村往往在接受外來文化方面與城市有一個時間差,或者說農村受外來文化的沖擊必須以城市為媒介,因此城市必然優先得到與外來文化融合的機會[6]。再加上鄉土文化又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系統,缺乏都市文化的開放性,從而導致離城市越遠的山區,其與城市的社會心理差距越大。

四、農村民俗與城市民俗的整合

農村民俗與城市民俗在存在明顯差異的同時,還呈現出不斷整合的趨勢。

(一)城鎮化的發展決定農村民俗文化與城市民俗文化整合的趨勢

近年來,由于高速公路的連通、行政區劃的調整、衛星城鎮的建設、經濟開發區和保稅區的建立、郊外大學城的發展、一小時都市圈的規劃等,加快了都市化的進程,確立了大都市作為中心城市的地位,帶動了周邊中小城市和鄉鎮的發展[7]。同時,相鄰的都市圈之間也成為城市文化的輻射帶和連接帶,縮小了鄉野的空間,促進了城鄉民俗的接觸與整合。城鎮化,尤其是都市化,決定著城鄉民俗整合的趨勢。

(二)民族精神的一致性加速農村民俗文化與城市民俗文化的整合

鄉民、市民同作為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繼承著共同的民族精神。這就是:愛鄉愛國、團結統一、平和勤勞、自強不息、入世樂生、包容天地。作為民族生存與發展的精神支柱,民族精神屬于民族的整體,它超越地域、城鄉、階層、職業的限制,促進了內部的文化認同與民俗傳習。此外,相同的民族精神還通過共同的語言、共有的制度、相類的器物、相仿的行為等而得到穩固和加強[8]。在同一的民族精神的支撐下,鄉村民俗與都市民俗既有分離,又相聯系,可以說,相互整合伴隨著相互離異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在當代整合是其中的主導趨向。

(三)“移風易俗”的倡導與推進將最終推動農村民俗文化與城市民俗文化的整合

孔子早在春秋時期就提出了“移風易俗”的概念,并把“移風易俗”看作道德建設的重要方面。司馬遷則主張“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注意到時空變化對風俗的必然要求,體現出銳意進取的務實精神[9]。“移風易俗”既有倫理道德的要求,又有時空變化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驅動。當今社會與經濟的發展已打破城鄉的分野,“移風易俗”適應著時空的變化已深入城鄉的各個角落[10]。在這一過程中,民俗既有傳承,又有變異,在某些方面縮小了城鄉的區別,并融合著城鄉的文化因素,形成了新的共有的習俗。

在城鎮化、市場化、知識化、現代化的驅動下,城鄉的差距正在縮小。這不僅體現在物質生活的層面,更反映在精神觀念的層面。城鄉之間確實存在著觀念的互感,并從深層推動著城鄉民俗的整合,隨著時代的發展,城鄉之間的差距逐漸縮小,當城鄉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處于同一水平之時,城市民俗與農村民俗這兩條軌跡便會融為一體,變成一條軌跡,從而構成華夏民俗板塊,這是時代使然,也是歷史使然,但也許會需要相當長的歷史階段才能完成。

參考文獻:

[1]包永輝.金陵“首富村”探秘[N].揚子晚報,2002-12-23A1版.

[2]陳建憲.試論民俗的功能.民俗研究[J].1993年第2期.

[3]方川.中國城市民俗研究述論[J].民俗研究.

[4]劉純彬等.論中國的二元社會結構.社會,1989.4.

[5]沙蓮香.社會心理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

[6]李文杰.城市文化旅游資源開發[D].華中師范大學,2006.

[7]華龍.民俗研究[J].上海文藝出版社形成民俗文化出版中心,1994,(04).

[8]王仲明.關于民俗文化研究中的幾個問題[J].新疆社科論壇,1998,(03).

[9]陶思炎.應用民俗學[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

[10]蕭放.中國民俗文化特征論[J].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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