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鴉片戰爭后，具有先進性和野蠻性雙重性格的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中國，同中國傳統文化發生激烈沖突。面對中西文化激烈沖突和民族危機不斷加深，中國傳統文化已經無力應對來自西方文化的挑戰，回答不了救亡圖存、富國強兵、振興中華的時代課題。進行文化選擇，創造中華民族新文化，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要求。中國各派政治力量先后進行了三次文化選擇，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引領中國新文化的前進方向，從而指明了振興中華的必由之路。

[關鍵詞]近代；文化沖突；文化選擇

鴉片戰爭后，隨著西方的武力入侵，西方文化涌入中國，同中國文化發生激烈沖突。在具有先進性和野蠻性雙重性格的西方文化面前，中國傳統文化凸顯出落后性和軟弱性，無力迎接西方文化的挑戰，爆發了空前的文化危機。文化危機是最深層次的民族危機。在中西文化沖突中進行文化選擇，是救亡圖存、富國強兵、振興中華的迫切需要。文化選擇就是根據時代發展需要，選擇出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指明時代發展方向的某一種文化精神作為指導思想，發展新文化。中國各派政治力量先后進行了三次文化選擇，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引領中國新文化的前進方向，從而指明了振興中華之路。

一、地主階級改革派的文化選擇

近代中西沖突具有全面性，首先是表現在物質層面上。鴉片戰爭后中國市場對外開放，外國商品潮水般涌入，沖擊著中國傳統小農經濟，動搖了中國封建專制主義的經濟基礎。近代中西沖突也表現在制度層面上。先進的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嚴重沖擊了中國落后陳腐的封建專制主義制度，帶來空前的政治危機。近代中西沖突最根本的是表現在文化層面上。西方文化全面沖擊中國傳統文化，造成嚴重的文化危機。面對封建主義的全面危機，地主階級改革派首先是從文化上尋找出路，開始了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文化選擇。

先進的中國人對西方世界的認識和了解是從“開眼看世界”開始的。林則徐在廣州查禁鴉片時，組織編譯了《四洲志》，打開了國人了解世界的窗口。鴉片戰爭之后，一些介紹西方地理、歷史、政情、風俗的文獻相繼問世。有魏源的《海國圖志》、姚瑩的《康鞲紀行》、徐繼畬的《瀛寰志略》、何秋濤的《朔方備乘》等。在中國人開眼看世界的同時，一個問題也隨之產生了，那就是以何種態度去面對看到的新世界?對此魏源在《海國圖志》中作出了明確回答：“以夷制夷，以夷款夷，師夷長技以制夷。”他認為“夷之長技有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師夷長技”思想的提出，使國人認識到西方不僅在物質上有先進之處，甚至是“養兵練兵之法”的制度方面也是有其優勢的。中國人開始放棄夜郎自大、自我封閉的陳腐觀念，轉而放眼世界，向西方尋求強國之術。而“長技”的學習必然引發更深層次的探尋。

19世紀50年代，順應維護自身統治和挽救民族危亡的需要，洋務運動興起，“中體西用”模式也隨之提出。“中體西用”思想源于“師夷長技以制夷”，1861年馮桂芬在《校鄶廬抗議》中對此作了初步闡釋：“如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豈不更善之善哉。”第一次完整明確提出這一概念的是1895年沈壽康在《救時策》中的論述：“夫中西學問，本身互有得失，為華人計，宜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體西用”是洋務派和早期維新派共同認可的模式，只在“用”的范疇上稍有所不同，早期維新派認為除了學習西方的軍事、工業、科技，還應學習西方的政治制度，但兩者對中國傳統文化卻都是不忍割舍的，“道為本，器為末，器可變，道不可變；庶知可變者，富強之術，而非孔孟之經常也”。“體”是指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道統，“用”是西方的“富強之術”，是為“體”服務的。“中體西用”思想是近代中西文化沖突和融合的產物，本身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它承認中國在經濟、軍事等方面確實是落后的，需要向西方學習；另一方面，它對阻礙中國近代化的封建道統又是極力維護的。

洋務運動可以說是“中體西用”模式的實踐，洋務派創辦軍事、民用工業，引進西方的科技文化知識，培養了一大批近代知識分子，這些努力改變了中國的文化結構，為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在中國傳播奠定了基礎，并且進一步解放了中國人的思想，沖破了原先正統意識形態的束縛。同文館和海防等問題的論爭使“西學”在中國為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甚至得到一部分頑固派的認可。郭嵩燾“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的論述，甚至已經初步涉及制度變革的層面，只是由于其本身的局限性，“中體西用”不可能沖破封建主義的藩籬，也不可能成為重振中華雄風的正確文化選擇，中法戰爭和甲午中日戰爭中中國的失敗，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中體西用”也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先進的中國人又開始了新的文化選擇。

二、中國資產階級的文化選擇

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開始出現近代資本主義經濟因素，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改變了中國的階級結構，中國最早的資產階級在由外國資本家投資開設的近代企業里誕生了。中國資產階級的形成，改變了中國的階級結構，也改變了中國的文化結構，為中國資本主義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物質載體。隨著近代資本主義企業的發展，中國資產階級不斷壯大，資產階級上層開始謀取政治權力，試圖承擔救亡圖存、富國強兵、振興中華的歷史重任，于是一場新的文化選擇在中國拉開了序幕。 1895年4月，《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傳到北京，舉國悲憤，康有為聯合在京應試舉子1300多人“公車上書”，吹響了資產階級改良的號角。維新派猛烈抨擊封建專制主義，嚴復的《辟韓》《天演論》、譚嗣同的《仁學》等發表出版，他們從社會進化論的角度深刻批判了封建專制主義，宣傳民權、平等思想。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七上皇帝書》等極力宣揚制度變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維新派把洋務派對“西技”的學習發展為對“西政”的學習，主張在中國實行君主立憲，學習和仿效西方的議會制度，提出開議院、興民權的主張。他們創學會、辦報紙、建京師大學堂等，進行廣泛宣傳。在此影響下，“史界革命”、“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戲劇界革命”相繼而起，資本主義文化在中國初步形成。戊戌維新是中國傳統文化在面對外來文化沖擊時，第一次試圖主動改變自身來適應時代需求。相比洋務派的“中體西用”，維新派認為中國的“體”是需要變革的，邁出了具有重大意義的一步，面向西方的深層文化學習成為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

20世紀初，民族矛盾和社會危機進一步激化，資產階級革命思想興起，接受新式教育的留學生和新式學堂學生積極組織革命團體，創辦報刊、翻譯出版書籍，廣泛宣傳革命思想，鄒容的《革命軍》、陳天華的《猛回頭》《警世鐘》，譯著《美國獨立史》《法國革命史》等，推動了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思想的宣傳。1905年同盟會成立，孫中山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綱領，他還撰文大力宣傳“三民主義”和資產階級革命思想。辛亥革命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實現了制度上的變革。資產階級文化首次完全脫離了封建主義的束縛，成為獨立的社會文化，并逐步成為中國主流意識形態。但辛亥革命并沒有改變中國舊有的經濟基礎，加之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傳統，人們在精神文化上還是很難一下子適用的，這種“畢其功于一役”的變革方式是難以完成中國新文化建設的重任的。

面對袁世凱上臺之后，復辟帝制和尊孔復古的逆流，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掀起了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和科學兩大旗幟，科學指西方的自然科學和科學態度；民主除了政體意義更多的是指民主精神。民主和科學的宣揚旨在從國民性上改造中國文化，實現精神文化層面的變革。新文化運動還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極力批孔批儒，對傳統文化作了徹底清算。五四運動前的新文化運動，實質上仍是資產階級新文化同封建文化的斗爭，依然屬于舊民主主義革命范疇，對此毛澤東認為：“在中國文化戰線上或思想戰線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構成了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在‘五四’以前，中國文化戰線上的斗爭，是資產階級的新文化和封建階級的舊文化的斗爭。”五四前的新文化運動使資本主義文化在中國被廣泛接受，也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奠定了基礎。然而，由于中國封建勢力異常強大，加之西方列強的阻礙，中國資產階級的努力沒有成功，面向西方的文化選擇也隨之夭折。

三、中國無產階級的文化選擇

中國的無產階級誕生于鴉片戰爭后各通商口岸外國資本家開設的近代工廠企業里，一戰期間中國民族資本主義迅速發展，中國無產階級的隊伍也不斷壯大。無產階級代表著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在資產階級反對封建主義舊文化的過程中，無產階級是他們的同盟軍，五四運動標志著中國無產階級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開始了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三次文化選擇。

近代以來中國一直是向西方學習，一戰的爆發使中國人對西方文明失去了信心，新文化運動又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徹底的批判。中國文化究竟該何去何從?正當中國人迷茫彷徨之際，“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走俄國人的路一這就是結論”。中國人在十月革命的隆隆炮聲中看到了曙光，中國先進知識分子迅速把目光從西方轉到俄國。李大釗撰寫了《法餓革命觀比較》《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章，介紹俄國十月革命，宣傳馬克思主義。陳獨秀、李達、李漢俊等先進知識分子也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積極努力。1919年五四運動的爆發，極大地推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史的一個轉折，中國從此進入到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中國文化也開始向著新民主主義文化轉變。思想界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面。不僅新舊文化之間有斗爭，新文化內部也出現了不同理論的論爭。馬克思主義和實用主義、“關于社會主義問題”、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論爭，是中國文化該向何處去、該走什么路的論爭。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無產階級有了自己的政黨，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領導中國革命，中國的新民主主義文化也逐步建立起來。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新民主主義文化作了系統闡釋，他首先提出“所謂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進而闡釋“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概括出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基本特征“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所謂“民族的”，包括了反帝性質和文化的民族性；所謂“科學的”，是對中國國情的符合，是對傳統文化正確的態度；所謂“大眾的”，是文化要為工農大眾服務，中國以前的文化很大程度上都忽視了民眾的存在，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明確提出文化要為人民大眾服務，這一點對文化本身發展也具有重大意義。新中國成立之后，馬克思主義成為我們的指導思想和主流意識形態，新民主主義文化也得到了空前發展，中國人終于找到了適合中國的新文化。

回顧近代中西文化沖突中的中國文化選擇，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第一，文化選擇是對民族發展道路的選擇，中國地主階級改革派、中國資產階級、中國無產階級的文化努力，都是為了救亡圖存、富國強兵、振興中華，表現出中華民族求生存、求發展的強大生命力。第二，面對外來文化沖擊，要增強民族自信心，同時也要防止狹隘的民族主義。文化交流不總是雙向和和平的，近代中西文化沖突中，中國文化是落后的，處于劣勢，我們在進行文化選擇時，一味的西化或固守本民族文化都是行不通的。馬克思主義文化在中國的發展也充分證明了只有將本民族文化結合時代特色，融入到世界文化體系中，才是文化發展的唯一出路。第三，文化選擇要與國情相結合，馬克思主義的成功，是因為共產黨人認清了中國的國情，結合文化狀況作出了正確選擇，一味照搬模仿是沒有出路的。第四，文化選擇要關注人民群眾，中國傳統文化中雖有“民本”思想，但都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為人民服務，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必須是人民群眾利益的反映，是人民的文化，這樣文化發展也才能有更強大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