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身份是一個建構和圖繪過程。中國也經歷了當代語境下的文化身份危機歷程，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中國大陸對現代性的反詰和“文化保守主義”。這些反應是借用西方現代性的解放性話語所作的本土反思，存在著許多的弊端和缺陷。在全球化時代，中國文化身份的出路在于傳承和弘揚中華民族的文化核心價值，即“和”文化。“和”文化可以更好地發展和更新中國文化。選擇“和”文化，也是選擇和繼承中國傳統的、古老的思維和本土話語，它有助于完成中國文化在全球化語境中的定位，從而實現共建和諧文化、和諧社會的宏大目的。

關鍵詞：文化和文化 中國 文化身份全球化語境 當今的中國處于一種復雜的綜合語境中，全球化的經濟、文化、政治因素糾結在一起，對中國形成了巨大的沖擊；而各種思潮也紛至沓來，后現代理論、后殖民理論、女權主義對中國的知識話語形成了無形的壓力。邁進全球化新世紀的門檻，文化身份問題更加地彰顯其重要性。文化身份的失語，文化身份的焦慮和錯位，再一次擺在人們面前。是否接受西方的現代性話語，還是轉向中國本土的古老話語?本文試圖探討在全球化語境中，實現中國文化身份的重新認知和構建。 一、文化身份定義考辨 關于文化身份的定義，目前有兩種定義。其中一種認為，文化身份是某種文化或某個民族所特有的、與生俱來的一系列特征總和。而第二種觀點認為，文化本身是一些相關特征的構造物，其生成也可能獨立于造就該文化的民族。正如瑞恩·塞格斯指出，“某一特定的族群的民族的文化身份只是部分地由哪個民族的身份決定的，因為文化身份是一個較民族身份更為寬泛的概念。”因此，文化身份外延要比民族身份廣，也具備建構的可能性。相比之下，第一種觀點把文化身份看作靜態的；第二種觀點則認為文化身份是動態變化的。 文化身份是一種歷史記憶，它作用于當下，反觀于歷史。文化身份有自己的一些特性，如文化身份有地緣屬性，某個地區總會在歷史長河中沉積自己獨特的文化，因而也造就了其獨特的文化身份。文化身份也具有民族屬性，在這層意義上，文化身份可以被認為是民族身份。文化身份還有歷史屬性，文化身份的形成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所以文化身份也具有歷史屬性。文化身份具有集體性，它藉以某一群體得以實現，群體是它的承載。文化身份還具有動態屬性，文化身份可能出現斷裂，它也可以被重新建構和描繪，因此文化身份具備動態屬性，它并非一成不變。塞格斯指出，在我們這個具有全球化特征的時代，對某一特定民族的文化身份給予適當的和客觀的關注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鑒于以上特征，在新的歷史環境下考查文化身份就顯得尤其重要。 二、全球化再認知 全球化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492年哥倫布的環球航行，它宣告人類社會相互隔絕的狀態從此結束，揭開了人類社會相互交往的序幕。而隨著經濟、文化、政治、科技、交通的發展和相互作用，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才到來。全球化可以做兩種劃分，即經濟學意義上的全球化，以及社會、人類學、文化意義上的全球化。前者著重考查全球各國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和相互作用，并逐漸走向一體化。后者的著重點則是社會人文的人世關懷。隨著世界各國在經濟文化方面的日益交往，具有共性的文化樣式逐漸普及，并推廣成為全球通行標準的狀態或趨勢。本文所賴以闡述的理論基礎也是文化意義上的全球化。 本文所指的全球化，是以中國當代語境為參照系的全球化，所以本文中所指的全球化時間是20世紀的90年代。這種界定有全球背景因素和國內背景因素。發生在90年代的幾件大事預示了全球化的力量已經超乎了所有國家的想象。1989年柏林墻的倒塌，1991年蘇聯的解體，1993年歐洲統一市場形成，同時期的跨國公司的迅猛發展以及信息高速公路的搭建，幾乎所有國家都被卷入了這場聲勢浩大的全球化浪潮。中國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飛速發展，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中國自此越加地與世界接軌。而以這個時間來界定全球化的國內背景因素的另一原因是，當時國內掀起了一股人文思潮，人們開始反思中國文化的何去何從，本文將在第三部分討論這一點。 全球化、現代性與文化身份之間存在密切的關系。學者湯姆林森曾指出，“全球化本質上就是現代性的全球化，而現代性則是身份認同的孕育者。”吉登斯曾指出，全球化是“現代性的全球化”，“現代性正內在地經歷著全球化的進程”。可以說，全球化是現代性的發展的頂峰。因此，正是因為全球化的到來，才有了文化身份問題。全球化宣揚現代性，在世界范圍推行一種通行標準文明，試圖實現文化趨同，所以全球化被指責為在全球推行“文化霸權”。全球化推行這種文化，主要是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文化。這種看法往往把全球化當作是“西方化”/“美國化”或“現代化”的化身，而全球化也就成了推行麥當勞、可口可樂、好萊塢電影的新文化帝國主義。面臨強大的文化沖擊，眾多國家紛紛起來捍衛本土文化，因而產生了文化身份問題。但也有學者指出，全球化實質上是各國跨越疆界，走向相互依賴相互合作的過程，而這個過程中，雖然會導致強勢文化和弱勢文化的摩擦和沖撞，但并不會出現某種單一文化一統天下的局面；相反，各種文化共存的局面并非沒有可能。因為雖然某一民族的文化的價值觀念歷來是有變化的，但其最核心、最基本的要素總是普遍而永恒的。 全球化和現代性的相互作用使得文化身份問題凸現。亨廷頓在他的《文明的沖突》中總結道，隨著經濟和文化的日益全球化，人類將形成以下八種文明：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亨廷頓的獨到之處在于他敏銳地觀察到，人類社會并不會最終出現單一的文化。而與之意見相左的日裔美籍學者福山指出，20世紀的最后20年，從拉丁美洲到東歐，從蘇聯到中東，強權政府相繼告終，對立的意識形態已經被瓦解，對抗的歷史已經終結，而常留人世間的惟有一個人們不懈追求的終極政治理想一普世的自由民主。福山還指出，所有人類，不管其歷史淵源，文化傳承，終將走上一條不可逆轉的同質化道路。根據福山的理論，文化身份終將難逃厄運，它將隨著歷史和意識形態的終結而徹底瓦解。可是環顧全球，目前全球局部的戰事、沖突此起彼伏，各種民族文化的聲音也一浪高過一浪。正如亨廷頓所指出的那樣，文化身份是由共同的宗教信仰、歷史經驗、語言、民族血統、地理、經濟環境等因素共同形成，其特性比起政治、經濟結構更不容易改變。 全球化所帶來的文化涵義，并非如一些人所憂慮的那樣：全球化只是強行向世界各國傳播西方的生活方式，如自由主義、世俗主義、個人主義以及資本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全球化也向各國撒播了文化現代的一些制度特征。全球化是文化身份構建的一次機遇，而不是敲響了文化身份終結的鐘聲。 三、中國文化身份危機的心路歷程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文化就經歷著西方文化的洗禮和沖突。“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文化知識界掀起了一場關于科學、民主的啟蒙運動，現代性的理性工具正慢慢地改變了中國古老的文化傳統和文化模式。“五四”新文化運動高舉現代性的旗幟，宣告了文化現代化的開始。但是反觀這場轟轟烈烈的文化運動，后來學者開始對其激進性進行抨擊；同時也對這場運動極端割裂文化傳統的做法產生了質疑。高舉新文化旗幟的擎旗人大凡是受過西方現代教育，對西方現代性知識話語頂禮膜拜，對自己的古老文化傳統則是無比的自卑。新文化運動者欲從外部來對中國文化剖析，全盤接受現代性。而這場文化運動的激進性，則無情地割斷了延綿數千年的文化傳統，過度的激進自然成了新文化運動臉上一塊丑陋的傷疤。 新文化運動是一場由外至里的運動，它高度弘揚啟蒙和理性，使中國文化從此踏上現代化征途。而這場運動的激進性，又殘酷地割裂了中國文化發展的延續性。在當時中國經濟尚未走上現代化的時候，中國文化已經開始拋開了自己的歷史，義無反顧地走上了一條不歸路。以現代性為主導的西方文明堂而皇之地進入了中國的國門，中國文化在與異質文化的沖突中第一次顯得如此不堪一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