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文化自覺之路可謂曲折而漫長。近代以來，一代又一代先進知識分子為文化自覺苦苦探求。然而，我們不無遺憾地看到，時至今日，文化不自覺的現象在現實中仍大量存在，并成為嚴重我國化順利進行的重要因素，學界也不時傳來對文化不自覺的批評之聲和要求國人提高文化自覺意識的呼聲。同時，我們也欣喜地看到，中華民族整體的文化自覺意識在不斷提高，這首先體現在作為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文化自覺已達到了應有的高度，她有能力領導全國人民建設有中國特色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的偉大復興。

一、中國文化道路的理性選擇

中國的和文化源遠流長，具有悠久的傳統。中國傳統文化曾有過自己的輝煌，它對人類歷史的發展作出過巨大貢獻。但是，1840年，在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面前，古老中國終于未能守住緊閉的大門。對絕大多數國民和統治者來說，"中央大國"的文化優越感在堅船利炮的轟擊下，被扭曲成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對西方文化義和團式的全面拒斥的文化心態。而對少數先進知識分子來說，他們思考更多的是貫穿在整個中國近現代的中心，即毛澤東曾精辟地提出的"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關于"中國向何處去"問題的爭論，表現在思想和文化領域里，就是"古今中西"的爭論。"五四"以前，西方，效法西方的文化發展道路模式是中國思想界對文化發展道路選擇的主流。"五四"時期，特別是十月革命以后，這種西方道路模式"一統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古今中西"爭論的，增加了是堅持中國封建傳統，或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還是接受馬克思主義，走十月革命道路？是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和優秀傳統相結合，還是脫離中國國情，照抄照搬，生吞活剝馬克思主義等重大問題的爭論。在爭論中，不同的思想派別對中國文化發展道路提出了不同的設計和方案。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文化自覺的里程碑。"五四"時期，以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為首的知識分子，高舉""與"民主"兩面大旗，對中國傳統的封建文化進行了徹底的批判。當時，西方先進文化是他們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武器和價值尺度，"向西方學習"仍然是他們對中國文化發展道路的選擇。應該說，新文化運動對東西差異之剖析、對傳統之批判是切中要害的。但是，新文化運動表現出的反傳統傾向，當時和后來一直受到一些傳統文化中心論和文化保守主義者的責難，說新文化運動是數典忘祖，割斷歷史。這種責難如果不是對新文化運動的失之偏頗的評價就是故意歪曲和中傷。毫無疑問，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一些人絕非沒有一點偏激思想和偏激情緒。他們有時為了達到振聾發聵引人注意的目的，不免說話有些夸張；一些人在思想上也難免有矯枉過正的傾向。這在當時，從主客觀兩方面看都是不難理解的。即使如此，我們也應看到，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也并非完全沒有力，即以"打倒孔家店" 來說，當時人們主要是反對以"孔孟之道"為代表的封建禮教特別是反對軍閥袁世凱為了復辟帝制而提倡尊孔復古的逆流，以及當時社會上大量存在的愚昧迷信觀念。他們并沒有全盤否定傳統文化。

隨著新文化運動的不斷發展和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不同思想派別的人們都在對中國文化發展道路模式進行新的反思，并作出新的選擇。孫中山等革命派主張在堅持學習西方文明的前提下，尋找克服其弊病的方法。康有為、嚴復等人意識到中國文化發展應回到自身的特殊道路上來。但是他們認為恢復和維持封建國粹是未來中國文化發展的道路和方向。這樣他們就從改良派和積極傳播西學的先驅轉變為復古主義者。胡適等人仍然堅守"西化"主張，并在同其他派別的互相論爭詰難中，最終走向"全盤西化"的極端。以梁啟超、梁漱溟等為代表的東方文化派同樣強調中國文化發展道路選擇的特殊性，他們出于對西方文化的反思和民族文化虛無主義的憂慮，竭力維護中國文化的民族性，反對把文化的民族差異完全歸結為差異，反對"全盤西化"，主張"對于西方文化是全盤承受，而根本改過"，要"批評地把中國原來的態度重新拿出來"，用"西洋的法子"整理、綜合中國文化，以求"創造性轉換"，使中國文化世界化。他們的"中國民族自救運動"，實際上是一條"東方精神文明＋西方物質文明"的特殊發展道路。而陳獨秀和李大釗等人則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由激進的自由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他們認為俄羅斯文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方向，主張中國應該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經過"五四"時期各種文化思潮激烈交鋒的洗禮，中國思想史上自由主義西化派、新儒家的文化保守派以及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派三派之間相互爭鋒的格局基本形成。他們之間的論爭共同構成這一時期波瀾壯闊的文化景觀。這期間所進行的"東西文化論戰"、"科玄論戰"以及此后的"中國社會史論戰"、"中國本位文化論戰"等基本上都在這三大陣營之間展開。但是，應當看到，在20世紀上半葉的三大思潮中，馬克思主義思潮無疑處于主潮的地位，對中國文化發展產生的影響也是其他思潮無法比擬的。尤其是三十年代以后，馬克思主義思潮，主要是它的辨證唯物論實際上已經主導了中國思想界，"學者都公認這是一切任何學問的基礎，不論社會學、學、考古學，或從事文藝理論者，都在這基礎中看見了新的曙光。" 馬克思主義在史學領域的廣泛，中國社會史、社會性質問題的科學解決，以及由此帶來的馬克思主義史學隊伍的成長壯大，不僅為馬克思主義者開進傳統文化論爭領域準備了充足的學術研究力量，而且也提供了必要的理論前提。馬克思主義者以中國思想文化優秀遺產真正繼承者的姿態，以千秋功罪由我評說的宏偉氣勢，運用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對傳統思想文化展開了全面的、實事求是的清理、研究和批判，從而使關于傳統文化的論爭進入到一個獲得初步解決的新時期。抗戰時期，圍繞傳統文化如何評價的爭論達到白熱化的程度。現代新儒家用西學對傳統意識所做的"創造性轉換"，國民黨集團對傳統思想文化沉渣的高揚利用，都從不同角度，把傳統文化的評價問題推到學術論爭和理論研究的前沿，使馬克思主義者不能不考慮與之有關的一些理論問題，不能不表明自己對傳統文化的立場和態度。因此，這一時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把傳統思想文化的批判繼承，作為其理論活動的重要內容之一，出版了一批有重要影響的學術著作。他們通過對新儒家思想的批判反駁，闡明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待傳統文化的基本原則和立場。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者還致力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緊迫任務，即如何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思想文化中的優秀遺產相結合，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在這方面，毛澤東作出了巨大貢獻。他1940年發表的著名的《新民主主義論》及其他一些重要著作，在如何認識與對待民族思想文化遺產，如何認識中西思想文化關系，如何進行新的民族思想文化建設等問題上，系統地表達了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態度和主張，反映了馬克思主義者在文化的"古今中西"問題上，已經達到了其時所能達到的理性自覺的程度。

至于曾喧囂一時的"全盤西化派"的文化選擇，本質上是與"五四"時期文化反省的基調及其所揭示的中國文化發展的必然性相違背的。他們感觸到了辛亥革命后中國政治和文化的危機，卻忽視了由第一次世界大戰而暴露出來的西方文明的弊端，對社會主義新文化先是視而不見，繼而堅決反對，繼續堅持走西方現代化的道路。這種盲目效法西方文化發展道路的做法，反映出他們在文化問題上的不自覺。東方文化派的文化選擇，已經突破近代以來中國人爭相效法西方文化發展道路的模式，實現了文化選擇立足點的根本轉移，意識到中國文化發展應該回到自己的特殊道路上來，這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中國文化發展的客觀。可惜的是，他們所選擇的發展方向是"向后轉"，也是不符合中國國情的。歷史實踐已經證明，在近代以來中國社會風行的種種思潮當中，馬克思主義無疑最富有系統、科學、革命及可操作等特性。而蘇聯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的成功則進一步證明了這一思想體系"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實踐性。馬克思主義者對中國文化發展道路的選擇，代表了先進文化前進的方向，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困擾中國人民一個世紀的"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獲得了政治解決，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她所奉行的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這就宣告了"五四"之后中國思想界三流并發的狀況成為歷史，思想文化領域的"古今中西"之爭也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