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啟蒙運動伴隨著化進程而發端。由民粹主義與威權體制導致啟蒙走向反啟蒙。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啟蒙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中得以復興。它和二十世紀初的啟蒙相比，一個最顯著的特征，就是和中國、、文化及改革緊密結合在一起，彼此積極互動。所謂理性專擅，實際上抹煞了目的理性，將整個理性等同于工具理性，以工具理性壓倒目的理性。但真正的是理性缺位而不是理性專擅，是在挑戰中提升啟蒙而不是否定啟蒙。

[關鍵詞]啟蒙與反啟蒙；啟蒙的復興；人的尊嚴

世界經濟一體化與現代化背景下中國文化的變遷，是一個非常宏大的題目，在這個題目下，可以寫成一部甚至多部專門著作。本文將從啟蒙的核心觀念在當代中國的重新定位這一視角切入，考察中國文化當代變遷的主要脈絡和基本特征。

一、啟蒙如何走向反啟蒙

拉梅特利(La Mettrie)1748年寫了一本書，書名叫作《人是機器》。康德1784年所寫的《答復這個問題：“什么是啟蒙運動?》中就此針鋒相對地指出:“人并不僅僅是機器而已”。康德要求：“按照人的尊嚴去看待人，[1-p31]。康德在解釋什么是啟蒙時指出，啟蒙就是“要敢于認識”，人們應當有勇氣運用自己的理智，而不是用別人的思想來代替自己思想。為此，他說：“必須永遠有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帶來人類的啟蒙”[ 1 -p24 ]。可是，在20世紀中葉中國那個“史無前例”的“文革”，最高的信條卻是對最高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幾億顆腦袋無條件地聽命于一顆腦袋，服從一顆腦袋。

人們不能不注意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從康有為將“人有自主之權”及“天地生人，本來平等”宣布為人類“公法”起，歐洲啟蒙運動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理性等等核心觀念，在戊戌維新運動、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曾經成為時代的一面旗幟和許多人不畏犧牲為之奮斗的共同目標。看一看陳獨秀1915年9月為《青年雜志》創刊所寫的《敬告青年》第一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便可感受到那時先進的中國人對歐洲啟蒙運動的核心觀念是多么熱烈地自覺認同：

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權，絕無奴隸他人之權利，亦絕無以奴自處之義務。奴隸云者，古之昏弱對于強暴之橫奪，而失其自由權利者之稱也。自人權平等之說興，奴隸之名，非血氣所忍受。世稱近世歐洲為“解放歷史”：破壞君權，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認教權，求宗教之解放也；均產說興，求經濟之解放也；女子參政運動，求男權之解放也。

解放云者，脫離夫奴隸之羈絆，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謂也。我有手足，自謀溫飽；我有口舌，自陳好惡；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絕不認他人之越俎。亦不應主我而奴他人。益自認為獨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權利，一切信任，唯有聽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斷無盲從隸屬他人之理。[2-p74]

這一段話，對康德所說的人的尊嚴、要敢于認識敢于公開運用自己的理性作了非常準確的詮釋；也正是這一段話，成了“五四”廣大青年知識分子的共同信條。然而，中國為什么在短短幾十年時間中，竟從這樣激進的啟蒙轉變為與啟蒙反其道行之呢?

近代中國啟蒙運動，是在西方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全面沖擊下開始的。但是，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家在接受了從霍布斯、洛克、盧梭、孟德斯雞、伏爾泰直到康德等人將一切訴諸理性的啟蒙核心觀念的同時，目睹資本主義在歐洲本土和廣大殖民地半殖民地殘酷肆虐的無情現實，對歐洲出現的而且越來越強勁的各類社會主義思潮，以及猛烈抨擊資本主義制度的非理性主義、悲觀主義思潮，也產生了強烈的共鳴。因此，在中國思想文化啟蒙運動中，一部分人從一開始就將歐洲啟蒙觀念和后來的社會主義思潮結合在一起，另一部分人則從一開始就將啟蒙觀念與截然否定資本主義的非理性主義、悲觀主義結合在一起。而世界格局的重大變化和國內社會大變動的新形勢，又進一步強化了中國啟蒙運動的這一根本特征。

2002年9月，馬丁·沃爾夫在英國《時報》上發表的《自由的世界》一文中提出：“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世界經濟實現了高度一體化。然而，這種一體化進程在1914年和1945年之間發生了逆轉。那次一體化進程的中斷是觀念、利益集團、經濟動蕩和災難性的國際關系共同作用的結果。”在觀念方面，最突出的傾向就是“反自由主義觀念的崛起，人們滿懷熱情地接受了軍國主義、帝國主義、民族主義、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3]1914年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列強分裂為兩大集團，使高度一體化的世界經濟陷于破裂。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外建立了一種與之相對立的社會制度。在俄國革命帶動下，許多受列強奴役的國家民族解放運動的勃興，使一體化格局在更大范圍內被破壞。啟蒙所追求的理想被現實擊得粉碎。利益集團之間的敵對關系，階級之間的敵對關系，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之間的敵對關系，侵略國與被侵略國之間的敵對關系，使得哈貝馬斯所說的工具理性占據了支配地位，人的尊嚴、人的權利與人的價值常常被擱置一邊，啟蒙思想家所追求的境界常常被視為空談甚至是騙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兩個陣營的對壘，冷戰的持續緊張狀態，使這一傾向愈演愈烈。這是啟蒙走向反啟蒙的外部環境。

就中國自身而言，啟蒙運動，應當說，是伴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開始而發端的。現代化進程，代表了中國歷史一個新的方向，標志著中國文明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但是，與這一進程幾乎同時，根源于中國傳統小農個體經濟周期性危機爆發，農民運動與現代化運動，相連帶地，與思想文化啟蒙運動所追求的目標并不一致。農民們要求的是平分土地，保障傳統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受干擾，不被破壞。和啟蒙觀念相對立的民粹主義及威權體制乘勢急速膨脹。而啟蒙的核心觀念則被當作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被棄之如敝履。“史無前例”的“文革”時代，否定商品經濟、否定價值、否定等價交換和按勞分配的民粹主義彌漫于整個社會，個人的威權登峰造極，啟蒙很地走向了完完全全的反啟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