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國城鎮化飛速發展，由此產生大量因拆遷征地而失去土地的農民，也隨之產生了大量社會矛盾，給農村思想政治教育和社會穩定帶來了新問題，新挑戰。以往的農村思想政治教育由于缺乏針對性，不能很好地適應城鎮化新形勢下農村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使其失去應有的效力。本文旨在通過對失地農民這一群體在拆遷前后的思想態勢的階段性分析，探尋一條加強失地農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路徑。 關鍵詞：城鎮化；失地農民；思想政治教育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目前我國農村城鎮化已進入了加速發展時期。前不久，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確定，2010年“三農”工作將把統籌城鄉發展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根本要求，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和推進城鎮化作為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持久動力[1]。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上通過的“十二五”規劃建議稿也明確提出，在工業化、城鎮化深入發展中同步推進農業現代化，是“十二五”時期的一項重大任務，必須堅持把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統籌城鄉發展[2]。農村城鎮化在國家戰略的指導下大力推進，因此我國廣大農村社會在今后相當長時期內將必然處于一個轉型時期，也隨之產生大量因拆遷征地而失去土地的農民。面對失地農民這一群體，以往傳統的農村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由于缺乏針對性，不能很好地適應城鎮化新形勢下農村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使得農村思想政治教育失去其應有的效力。很多農民由于思想認識不夠，對拆遷與征地這一政府行為理解不夠，從心理上和行動上抗拒政府拆遷征地相關政策。面對這種情況，我們思想政治教育理論工作者必須與時俱進、積極探索，進一步改進農村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使其變得更具針對性和更好地適應當前城鎮化新形勢下失地農民這一特殊群體的思想政治教育。 一、加強失地農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分析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線，在城鎮化飛速發展的新形式下只能加強不能削弱。因此我們必須從講政治、顧大局的高度深刻認識思想政治工作在拆遷與征地工作中的重要地位。特別是在當前，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深層推進，廣大失地農民的維權意識逐漸增強，以往的強硬式拆遷逐漸陷入困境，也同時給基層政治生活帶來許多不穩定因素[3]。因此，如何從維護基層政治穩定的高度，探討一條拆遷與征地工作向“柔情拆遷”、“和諧拆遷”轉變的新路徑顯得尤為重要，而“柔情拆遷”、“和諧拆遷”的實現，加強失地農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保障。一直以來，拆遷與征地問題都是農村城鎮化建設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拆遷與征地工作涉及群眾的切身與根本利益，是關系到農村能否長治久安的“民心工程”，也是新一輪農村城鎮化建設能否取得突破的關鍵所在。而無數拆遷案例表明，思想工作是拆遷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對于拆遷戶在拆遷前后的思想干預與教育是整個拆遷工作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對于失地農民這一群體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就成為當前形勢下農村思想政治教育的重點所在。 社會轉型時期必然也是一個社會利益群體多元化，社會矛盾凸顯時期[4]，而失地農民與政府、開發商之間的矛盾可以說是這些矛盾中的主要矛盾。隨著失地農民這一隊伍的日益龐大以及政府“硬式拆遷”步伐的加快，這一矛盾由雙方共存逐漸向激烈對抗狀態發展，并由此衍生了大量社會問題。暴力與自焚抗拆、群訪與群體事件以及對政府的不信任與不合作，這些問題加重了政府行政成本，影響農村社會的穩定，滯緩了農村城鎮化的腳步，甚至會阻礙和諧社會的構建。這些問題的解決光靠提高物質補償也是行不通的，因此亟待找到一條把加強失地農民的思想工作與制訂合理的補償政策相結合的路徑，才能使城鎮化走出當前困境。 二、對當前問題以及背后所暗含的思想根源的階段性分析 （一）在拆遷與征地之前，一部分農民守舊思想嚴重，對自家房子和土地有著強烈的依賴心理，“故土難離”和“金窩窩，銀窩窩比不上自家的土窩窩”的思想就是其具體體現。同時，由于長期受農本位的封建思想影響，他們認為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務農是農民的本分，所以很大部分年紀稍長的農民不愿意離開也舍不得轉讓生他養他的那片土地，也不愿意搬到別的地方居住和嘗試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于是乎，這部分農民打心底里很排斥“拆遷干部”的思想工作，對地方政府的種種拆遷政策更是嗤之以鼻。如果政府思想工作不到位，他們很容易轉變成拆遷與征地中最頑固的一派，不管政府補償多么豐厚，拆遷動機多么合理，死活守著那五畝田和三間房不放，甚至拿性命相威脅。還有一部分農戶封建迷信思想嚴重，認為自家的宅基地是一塊“風水寶地”，隨意拆遷會給子孫后代帶來厄運。在這種思想支配下，有的甚至還要求政府安置房的建設位置符合某種“風水標準”，當要求達不到時，就千方百計阻撓拆遷。另外，少部分農民由于其小農思想的立場不堅定性，受到西方資本主義“拜金思潮”的影響，以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為最高追求，缺乏大局意識，投機倒把，把拆遷與征地看成是千載難逢的發財機會，在與基層政府談補償問題時漫天要價，當其過分要求被政府拒絕時，就散播謠言，中傷政府的拆遷征地政策，甚至花錢雇用閑雜人員上街游行示威，借此給政府施加壓力。這些行為損害了政府形象，增加了政府行政成本，在群眾中造成惡劣影響，阻礙了拆遷與征地工作和城鎮化的進程。 （二）在拆遷與征地之后，相當一部分農民在得到補償款后安于現狀，不思進取。當地耕地和宅基地被政府征用后，許多農戶獲得幾十萬至幾百萬元的補償金。而他們缺乏商業頭腦和市場經濟理念，不懂得如何去利用這筆資金。因此，不少農民因征地“暴富”后，開始互相攀比購買家用汽車、高級服裝和金銀首飾等，其中有些人還參與賭博、地下六合彩和放高利貸等違法犯罪活動。這種炫富心理與炫耀性消費想象，實則暗藏著返貧隱患。當這筆補償金被揮霍一空時，又沒找到一條合適的致富門路，他們便徹底失去了住所與收入來源而成為社會閑雜人員，也同時成為威脅農村治安與穩定的“不和諧音符”。此外，還有一些農戶在拆遷與失地后，由于土地價值差異和地方財政拮據等各方面的原因，導致其所得補償款偏少。于是這部分農戶不知所措，開始變得過分悲觀起來，對前途感到迷茫，對“城鎮化”信心不足。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在土地上辛辛苦苦地勞作了半輩子，除了種田再無其他一技之長，當賴以生存的土地被征收時，會本能地產生一種對未來生活的擔憂。如果政府不從思想和就業上加以引導，他們很容易將自身境遇的不利，歸咎于社會的“不公”和政府的“不力”，進而走上一條長期和政府“對抗”、“專業上訪”的道路。而且他們這種悲觀的情緒，會降低整個失地農戶群體對政府的信任度和對城鎮化事業的信心，對整個農村的精神風貌也會產生消極的影響。

三、針對當前問題，加強拆遷與失地農民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些可行措施 （一）在拆遷與征地之前，思想政治工作要有效地針對當前農村廣泛存在的以小農思想為代表的各種不良思潮。1）對于傳統守舊思想嚴重的拆遷戶，這一類拆遷戶雖然頑固但本性善良，所以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曉之以情、動之以理和以說服教育為主，要以那些在城鎮化當中思想覺悟比較高的先進農戶為典型進行模范教育，要讓他們認識到社區生活與工廠集體勞動相對于單家獨戶與家庭式耕作的優越性。另外，基層干部可以邀請那些拆遷農戶當中的黨員積極分子一同上門開展思想工作，要讓他們認識到跟著黨的政策走是沒錯的，要讓他們放棄過時守舊的思想，要讓他們意識到城鎮化這一“新事物”蘊涵著強大的生命力是大勢所趨，是先進生產力的進化方向。2）對于那些迷信思想嚴重的拆遷戶，我們在尊重其某些合理的宗教信仰的同時，要大力反對封建迷信，可以聯合其家族中一些受過高等教育的、思想開明的年輕人對其進行思想工作。3）對于那些拜金主義思想嚴重、漫天要價的拆遷戶，我們的思想政治教育要與道德法制教育相結合，要讓他們懂得利用虛假宣傳，弄虛作假，騙取國家補償金的行為是違法的，也是要受到國家法律制裁的。對于個別極端分子，我們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學會運用法律的威懾力量，要讓他們清楚自己的行為可能造成的后果。此外，我們可以運用道德輿論的監督力量對其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當他們因漫天要價、騙取政府補償等行為受到父老鄉親和主流民意的譴責與質問時，自然就會主動放棄那些非分之想，也就會明白城鎮化這個“大局”的重要性，對待政府拆遷與征地的工作態度也就會由消極轉為積極了。 （二）在拆遷與征地之后，我們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停滯不前，要進一步圍繞培養進取精神，塑造“城市人格”而展開。一種思想體系的接納，一種價值觀的改造必定是一個長期且曲折的過程。因此對整個拆遷與征地農戶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個連續的過程，但具體到某一時期、某一特定背景下的某一項具體思想政治工作又有其獨特的階段性。所以我們在利用其階段性對拆遷前后不同思想狀態的失地農民開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時，更要重視思想政治教育的連續性，加強拆遷與征地之后的后續思想政治工作。一方面，進行理想信念教育，培養進取精神。針對拆遷農戶用政府補償金進行炫耀性消費的現象，我們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向其宣傳科技致富的思想，大力宣揚國家的“三農”政策和“節約型社會”理念，鼓勵他們合理投資，盡量選擇風險性較小的實體經濟領域，而不是炒股、炒房等泡沫經濟行業，更不要涉足賭博、“六合彩”和放高利貸等一些違法亂紀的“地下行業”；要讓他們對城鎮化有信心，有一種敢闖敢創新的精神，一種在城市開辟一片新天地的決心[5]。另一方面，進行人格教育，塑造“城市人格“，重視“精神上的城鎮化”。有的拆遷農戶雖然住進了小區，進了工廠，但是他們的心還是留在農村，沒有社區理念，缺乏城市人格。所以，我們農村思想政治工作者，也要跟著轉變角色，可以試著把大城市的先進社區文化引進來，使拆遷農戶摒棄原來在農村那套“家庭與宗族至上的封建觀念”，并主動融入到社區大家庭當中去，積極參與社區文化活動，在創建和諧社區的過程中，逐漸完成由拆遷農戶到城市新居民的轉變。 （三）基層政府黨政干部作為推進農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群體，更要重視自身的思想政治教育，打造一支針對失地農民的高素質的思想政治工作隊伍。一方面，培養服務意識，尊重失地農民的城鎮化主體地位[6]。拆遷與征地工作中政府與拆遷農戶的種種矛盾都是干群關系疏遠的直接反映。所以基層干部在開展拆遷戶的思想工作時，要時刻謹記自己是人民公仆的一員，要把拆遷與征地工作看成是為人民群眾服務的大好機會。比如有的地方鄉政府定期舉辦“拆遷小組專訓班”，著重培養拆遷人員與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服務意識。只要服務意識加強了，干群關系理順了，拆遷戶把黨和政府當成了自己的“親朋好友”，就會更加積極地配合工作，甚至不需要干部做他們的思想工作，也會自己主動拆遷。另一方面，強化廉政意識，杜絕拆遷與征地中的腐敗行為。拆遷與征地往往涉及政府公共權力與民間資本的密切交流，因此一直是腐敗問題的“高發之地”。拆遷與失地農戶為了公共利益和顧全城鎮化的大局，本來就對自身利益做出了一些暫時性的犧牲。基層干部在拆遷與征地中的腐敗行為，將直接導致干群關系高度緊張以及農戶對政府拆遷與征地工作的強烈對抗。針對這一情況，基層政府可以對拆遷與征地相關干部和工作人員開展“拆遷征地廉政集訓班”，利用拆遷與征地工作中出現的各種反面教材開展警示教育，對他們工作中可能滋生腐敗的環節“打預防針”。